曲女城大会闭幕，玄奘已四十二岁了。他虽身在国外浪迹十五载，但内心一直萦怀着遥远的祖国，而今求“法”的目的既达到，就急于要返回唐朝。他向戒日王表达了这一心愿，戒日王请他参加了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①后再动身。玄奘情不可却，也就同意了。

    无遮大会完毕，玄奘向戒日王等辞行，戒日王和鸠摩罗王以及那烂陀寺僧众等心中不舍，一再劝阻。鸠摩罗王甚至说如果玄奘肯留在印度，愿为他造一百所寺院。但都动摇不了他坚决的归志，大家也只好让他回国。

    玄奘动身之日，万人空巷，大家都来送行，依依惜别。玄奘用大象、马匹运载他历年来所收集访求到的经论、佛像和中、南亚特产的奇花异果种子，载满了荣誉和中印人民友谊回来。他在归国途中，行走了两年多，又经历了种种艰险，幸而带回来的物件损失不多，只有在渡印度河时，风浪骤起，失落了五十夹经本和名花珍木的种子。

    十五年前，玄奘出发西行途经高昌国，麹文泰给予他很大帮助，才得顺利地到达印度。临别时，他们有约在先，玄奘回国时要在高昌留住三年，深厚真挚的友情，他一直惦记。然而这时候形势有了变化，由于高昌伙同西突厥，阻截“丝绸之路”，一年前(640年，唐贞观十四年)唐朝遣兵灭高昌，麹文泰在国破前忧惧而卒，玄奘惋惜之余，又归心如箭，无需再绕道高昌，就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返回祖国。

    玄奘来到于阗，由于他当初是违犯禁令冒险出国的，而今虽已功成名就，作出了贡献，但怎样取得朝廷的谅解?他踌躇再三，写了一道委婉的表文，说明自己为了要深入研究佛学，寻求佛经，才不避艰险远至印度，现在回国在于阗待命，听候处理。他写好后拜托于阗前往长安的商队，到了长安递交中书省上呈唐太宗。唐太宗看到了玄奘的表文，高兴地亲自写了敕文，“速来与朕相见”“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玄奘)，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燉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到达都城长安西郊，受到朝野僧俗热烈欢迎，偌大城门拥挤得水泄不通。第二天，在长安壮丽宏阔的朱雀街南端，陈列了玄奘从中、南亚带来的经典、佛像等物件，公开展览，据说观众排成好几十里的队伍。这时唐太宗正在洛阳，就召玄奘去洛阳会见。会见中，唐太宗详细询问周游各国的见闻，玄奘一一说明，唐太宗就劝他还俗做官，他严词拒绝，表示决心献身于佛经翻译事业。唐太宗无奈，叫玄奘写一部《大唐西域记》，允许从事翻译他所带回来的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佛经。

    同年的三月一日，玄奘回到长安弘福寺，开始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中旬开始着笔翻译。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才停止，勤奋不懈地努力了十九年。在他的主持下一共译出佛教的经、论七十四部(一作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就是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中国翻译史上翻译最多的一个了。

    玄奘还由他口述，门徒辩机记录而成的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一书。这部书共十二卷，在646年(贞观二十年)写完，翔实地记载了玄奘离开高昌后的行迹，以及他在十七年旅行中所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和所传闻的二十八个国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物产等等。这许多中、南亚的情况，多为新、旧《唐书》所未载，是研究中亚和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古代历史地理以及从事考古工作的重要资料。其文字的生动流畅，使人看了好象身临其境一样。它向来为国际上学者所重视，十九世纪后期先后出版了法文和英文的译本，二十世纪初期又出版了英文重译本和日文的译注本，六十年代日本学者还组织《大唐西域记》研究会。从语言、民族、历史、地理、宗教等各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近现代的考古学者，依据《大唐西域记》进行对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例如根据这部书的记载，考古学者把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的古寺、阿*(左方右上右下冉)陀的石窟、那烂陀寺的遗迹都一一发掘出来，就是最好的说明。对于这一部中国历史上的巨著，我国历史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整理和校释工作。

    同时，玄奘还进行了中文译为梵文的工作。印度的《大乘起信论》失传已久，印度佛教学者很想研究这部论著，他根据中文回译成梵文，使它再流传于本土；他应印度鸠摩罗王的请求和唐太宗的命令把中国古代卓越的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布于印度，并且还传入了印度“察故辩理”的形式逻辑——因明学，推进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所有这些，他努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功绩，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玄奘主持的翻译场所，同时也是讲学的场所。他在印度十多年主要的是师承了大乘佛教“有宗”从无著、世亲到戒贤的学说，回国后把这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客观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搬到中国来宣扬。玄奘的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他在翻译时为弟子讲述印度佛教有宗的学说，培养出一批卓越的青年学者。他的弟子窥基著作等身，号称“百本疏主”(指他给经论作了百部注疏，其实窥基著作约五十种，今存二十七种)，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法相宗(亦称慈恩宗、唯识宗)，曾喧赫了半世纪。玄奘的日本弟子道昭，返国后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流传至今；朝鲜弟子圆测、顺璟，传播了朝鲜的法相宗，对于日本和朝鲜的佛教哲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提起中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据说从东汉初期就开始了翻译佛典的工作。其中有梵文的，有巴利文的，也有中亚吐火罗等文字的，它的规模之大，卷帙之多，历时之久，人数之众，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无与伦比的。在中国翻译史上，玄奘和东晋的鸠摩罗什、唐朝中期的不空，号称三大翻译家②，但玄奘的翻译，不同于过去的翻译，历史上称为“新译”，他是新译的创始者，不但由此造成唐代在翻译史上极盛的时期，并且在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

    本来，翻译是很难代替原作的。中国语文和外国语文的语法构造非常不同，翻译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恰到好处，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翻译佛典，必须通晓梵、汉语文，并深究佛教典籍，精通佛教教义，才能得心应手，而玄奘就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原来，从东汉到西晋所翻译的大都只限于零星的小品，而且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用中亚语文写的“胡本”，梵文本不多见，译者大多为中亚、印度的僧人或侨民。他们大多不熟娴汉文，依赖“传言”人的转译，随意增减，很难把原作的意义和风格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说是翻译史上的草创时代。从东晋到隋末，这时有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译场，开始大量翻译佛典，以后也产生不少翻译家，但大都还是不能精通双方语文，通过助手才以畅达的文字，传达了原作的精神，是翻译史上的发展时期。但有的过于意译，以致失去原意，有的过于直译，为中国人所不能接受，这还只是翻译史上的“旧译”时代。

    玄奘在旧译的基础上，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求真”，即忠实于原文；“喻俗”，即通俗易懂。因此，他的翻译以直译为主而配合意译，既不损原意，又便于读者了解。翻译时，他为了适应中国语文的习惯，先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中文清楚地表达出来，并且往往在一节末了加上一个结语，使译文含有注释性的说明，有时用另一种译名来代替某些专门术语，使一般读者容易理解。同时，玄奘的翻译态度谨严，着笔也审慎，在翻译某一部作品之前，搜集各种不同的本子，进行校勘，对不同的字句，斟酌选择，然后才写。对于前人译过的著作，如果译得不全或不理想，就需重译，这是翻译上常见的事。玄奘的重译本，一在求其完备，二则参考旧译，允当的保留，错误的订正，慎重地加以取舍、扬弃，目的是为了译本的完美尽善。当代不少学者对玄奘所翻译的书作了梵汉经典的对勘工作，就不能不认为“玄奘的翻译对原文忠实，读起来又不别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③

    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玄奘移住新落成的慈恩寺，已是即将五十岁的人了。他惟恐自己的生命有限，完成不了所带回佛典的艰巨的翻译事业，就日以继夜的工作。他每天都订有工作计划，不肯虚耗半点光阴，到深夜三更才就寝，而五更时分即起身，把所要翻译的经典，诵读一遍，并用朱笔加以圈点句读，准备在白天翻译。每天饭后和黄昏时候，都要讲解新的经论，应付从各地方来向他请教的僧众和学者，晚上还要为寺内的门徒讲学。

    时光年复一年的流逝，由于玄奘早年的学习用功过度，在旅途中无比的艰辛和十多年来孜孜不倦的翻译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时时心胸绞痛。然而他并不以此介怀，一面医疗，一面却加紧翻译和讲学工作。公元664年(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正月初一日，新正元旦佳节，他一手按捺着心胸的阵阵绞痛，一手提笔翻译《大宝积经》，写了几行，实在支持不下了，只好搁笔，从此卧床不起。到二月初五日的半夜，这位一生不肯向困难低头的佛教学者、翻译家、旅行家，努力于中印学术文化交流的战士就在玉华寺逝世了。

    四月十四日，在长安城东的白鹿原(即霸上)举行安葬玄奘的典礼，据说附近五百里内，前来送葬的有一百多万人，作庐宿在墓旁的有三万多人。五年后(669年，总章元年)，唐高宗把玄奘火葬后的遗骨迁葬在樊川北原(今陕西西安市南郊)，在那里造了塔和寺。收藏玄奘遗骸的塔在唐朝末年毁损。公元988年(宋太宗赵炅端拱元年)，政可和尚在终南山的紫阁寺找到玄奘的顶骨，到1027年(宋仁宗赵祯天圣五年)被送到南京长干寺东冈塔内收藏，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九年)，又被移藏于南冈三塔之上，以后就湮没无闻了。一直到1942年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一座小山里，发现了收藏玄奘顶骨的石函，内藏他的一小部分遗骨，至今保存在南京历史博物馆，留作永久的纪念。玄奘在慈恩寺译经时，为了收藏他从国外携回的经典、佛像，就在寺的西院建造了一座大雁塔。他和工人们一起挑担子，搬运砖石，亲自参加了建塔的工程。这座塔仿照印度的式样，共有七层，高一百八十尺。经过历代的修建，至今仍然耸立在西安市，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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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在古代极其困难的交通条件下，“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十七年中行走了五万里，游历了一百一十国，这是世界历史上旅行家中罕见的。他在国外受到包括自国王到僧俗的各阶层人们的热烈欢迎，最后被公认为五印度的第一流学者。玄奘回国后，他的印度友人还不辞千山万水写信问候、赠送礼物，玄奘也亲切地作了回答。这是中印两国人民历史上真挚友谊的写照。他以毕生精力译出佛典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既然丰富了中国原已十分光辉的文化宝库，也为印度保存了珍贵的文物，成为“中印两大民族的共同遗产”。《大唐西域记》对今天的史地研究者整理古代中、南亚各国模糊不清的历史地理，起了很大的作用。

    玄奘毕生致力于中印友谊和文化交流的功绩，将永远活跃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心里。直到现在印度人民还念念不忘他在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的情景。在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在博物馆里陈列了玄奘负笈求经的图像，“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他是中印文化合作的象征”④。而我们到印度去访问的人们，也必到玄奘曾经留学、讲学过的那烂陀寺遗址去巡礼。由此可见两国人民对玄奘的敬慕和怀念了。

    玄奘从印度载誉归来的事迹，曾轰动了全国。从唐朝开始，人们就以艺术手法把他神化，宋代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金人院本(剧本)《唐三藏》，元代也有《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发展成为明代杨志和的四十一回本和吴承恩的一百回本《西游记》。一千多年来，“唐僧取经”的神话，已成为鼓舞人们不怕困难，勇于进取，而家喻户晓、喜见乐闻的故事，这决不是偶然的。

    ①  无遮会，梵文般阇于瑟的意译，意谓宽容无阻的大会。指人们不分贵贱上下，也不论宗教信仰，均可参加讲法并施舍财物，在古代印度信奉佛教的国家里，一般五年举行一次。

    ②  一说加上南北朝时陈朝的真谛，合称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家。

    ③  见季羡林先生《五四谈翻译》，载《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二期。

    ④  见拉德利西南《印度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