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特指香积寺中出土的文物而言。寺院遗址范围内曾出土有铜灯、石棺、宝瓶等文物达百件以上[1]，现部分珍藏于长安博物馆，部分仍在香积寺中。

　  长安博物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宽阔的子午大道东，距离香积寺仅有十分钟的车程，因香积寺隶属于长安区管辖，因而早年在香积寺出土的唐代珍贵文物都被保存在这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这座白石覆钵塔，从造像的风格看，是汉地密宗造像。塔为实心，顶部的塔刹已毁，仅剩下一个残缺的圆形刹座，从残缺处忐忑不平的状况看，塔刹就在上面。现通高40厘米。覆钵的中部雕造了四龛全跏趺坐于莲台上的佛像，佛像头戴高宝冠，项饰珠串，右臂上戴臂钏，宝缯从两肩直飘垂于莲座两侧，背光之中又雕刻出身光与头光，与莲瓣镶嵌的龛楣相映成趣。在四尊龛像之间以全跏跌坐的四尊菩萨造像分隔，菩萨坐于莲台上，承托莲台的则是四个动物，分别是马、孔雀、大象和金翅鸟。据台湾学者的研究，马座的菩萨为宝波罗蜜菩萨、孔雀坐的菩萨为法波罗蜜菩萨、大象坐的菩萨为金刚波罗蜜菩萨、金翅鸟坐的菩萨为业波罗蜜菩萨[2]。龛像的上部以浅浮雕的方式雕造出两重宽大的莲瓣，莲瓣下以珠串和花蕾编结成下垂的网幔。石塔的底座呈八角形，整座石塔呈现出丰富而华丽的视觉效果。

    这座白石覆钵塔的造型代表着唐代的皇家风尚，与咸通十五年(874)唐僖宗供奉法门寺佛舍利时所使用的壸门高圈足银熏炉的造型非常相似。    

    白石密宗造像在唐代长安造像的遗存中多有发现，如安国寺遗址就是最丰富的出土地，学术界多将此类白石造像的时期定在8世纪下半叶，即780年前后[3]。这比法门寺熏炉的供奉时间早了将近一百年，由此可以说明在百年的时间里，佛塔的造型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日常生活用品的造型，熏炉不仅是佛事活动中的必备品，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物。从白石塔精致的制作手法来看，供奉者的社会地位也应该是非常高的。这点与法门寺熏炉的供奉者亦是一样的。

    唐代香积寺中出现这种覆钵状的塔，可以看做是当时供养者对于佛塔的一种复古情节。因为佛塔最初在印度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覆钵的样式，好像中国的坟墓，上面并没有高耸的塔刹。但至少在2-3世纪印度的佛塔造型中，塔刹已经出现在覆钵的顶部，只是粗犷的相轮并没有给整座塔带来秀美的感觉，而是使塔的顶端显得异常地突兀。这样没有美感的造型注定不能被人接受，所以秀丽的佛塔形象始终都是人们进行美丽追求的产物。此后印度的覆钵塔的形象就有了优美的感觉，塔刹不仅清瘦下来，还在覆钵上雕造了装饰图案和佛像。如果仅从在覆钵上面雕造佛像的这一表达方式来看，香积寺的覆钵塔与印度的覆钵塔是一致的，因而说其复古是有依据的，甚或可以推断香积寺塔的八面塔座下应有一个类似的高台座。 

    长安博物馆中珍藏的另一件香积寺出土的珍品是石质天王龛像，两天王身穿铠甲，手执法器，前蹲两狮子。从法器来看，双手拄宝剑者为南方增长天王，而其右侧的天王右手持伞，应为北方毗沙门天王。这样的推断是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上所雕刻的四大天王的图像特征来判定的。

    在法门寺的这重银宝函上共雕造了四个天王造像，每个造像上都有题记，明确注名了四大天王的名称，所以成为判定四大天王身份的确切依据。四天王依照顺时针方向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排列。从手中持物看，东方和南方天王的手中都持有宝剑，但是持剑的方式不同，东方天王双手将宝剑斜握在胸前，南方天王则左手将宝剑拄在地上，西方天王持弓箭，北方天王持伞，所以采取直立紧握的姿态。    

    在香积寺的天王图像中，两天王的特征一是双手拄剑，一为一手握伞，所以前者应为南方天王，后者为北方天王，只是此时北方天王手中还没有托塔。    

    香积寺的这尊天王龛像同样是一个标志性的造像龛，从此来断定唐代此时天王的排列顺序已经成为南北、东西对应的两组排列，也就是南方天王和北方天王为一组、东方天王和西方天王为一组。

    在香积寺的庭院中，还可以看到被僧人们保护起来的一些散件石质文物，这些文物多是塔檐、塔座、莲花座、柱础等，从其风格推测以唐代文物居多。僧人们根据推测来将这些物件组成了小塔的样式，重新安放在寺院的庭院中，虽然文物受到了保护，但从科学的考古意义上来说难免有不妥之处，各件文物之间在历史上虽有关联(如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个寺院)，但是不一定就是同一件东西。因而我们在恢复其本来面貌的时候一定要有依据，否则会造成误解，传达错误的历史信息，以为某个时代的塔就是这样的。

    堆放在寺院中的一个碑额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文物，上面雕刻的文字似是“大周故梁府君之碣文”，因唯有“梁”字太过模糊，不敢遽断，也似“黎”字。因为碑身已经不知去向，而且碑额的来历也不清楚，所以对于此碑额的研究尚待深入。宋代陈思《宝刻丛编》卷七记有武周证圣二年刻立的薛曜撰文、畅整书丹的《梁师敬墓碣》，原在长安县，时代差不多相合，不知与此碑额是否有关系?由于资料有限，这个问题同样值得留意[4]。碑额上“大周”这一确切纪年，说明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珍贵文物。碑额左侧底部有一个龙头，从右侧残迹来看也应有同样的龙头与之对应，说明碑额上部所雕造的纹饰为祥云纹饰。云龙相交，成为武周时代一个标准的断代标志，因而这个碑额十分珍贵。

    与碑额堆放在一起的还有宽大的长方形莲花座，从厚重而曲线优美的莲瓣雕刻手法来看，依然是唐代的佳作。这样的莲花座有可能是当时一个高大佛像的台座的一部分。

    香积寺的遗存已经非常少了，对于这些文物的保护是今天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寺院悠久的历史靠什么来证明呢?依靠这些实实在在的实物资料是最可靠的，实物把所有的真话都写在脸上，从不隐瞒，带我们返回唐朝，遥见香积寺与那个时代的辉煌，又把我们带回现代，装满厚重的文化胶囊，滋润我们。唯有以感恩的心接受，才能让它们的生命因我们的努力而延续……

　  [1]陈景富：《香积寺》，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2]赖依缦：“香积寺唐代奉献小塔——中国出土的金刚界‘五部心观’系图像”，《故宫文物月刊》第314期，2009年5月。

    [3]赖依缦：“香积寺唐代奉献小塔——中国出土的金刚界‘五部心观’系图像”，《故宫文物月刊》第314期，2009年5月。

    [4]感谢碑林博物馆王其祎先生和陈根远先生的意见，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