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相寺，又名国清寺，位于西安城南约30公里的终南山天子峪内，是我国佛教华严宗的发祥地之一。此处地势雄伟，形状如龟，其大顷许，缓平而下；上有百亩橡林，下有百泉汇流。寺院处于龟背之上，坐西向东，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后依突起之龙背，前对挺立之驼峰；左倚龙首，右临伏虎。负阴抱阳，瑞气葱葱。远望东方之群山，层峦叠嶂；北俯秦川之沃野，历历在目。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诣寺敬香，称此地为“三秦之府”。寺内存碑曰：“终南正脉，结在其中”。故知此寺不仅是佛教著名古刹，也是终南古迹胜境。
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国清寺在城南石砭峪之西天子峪内，唐贞元年间建修，有石幢记事”。据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续高僧传·普安传》载，周武灭法时(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京城长安名僧普安“栖隐于终南山之楩梓谷(今天子峪)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跡鱼禽”，“又引彭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法难将起时，京邑名僧静蔼曾赴京进奏，竭力抗谏终不听纳。由是“天地既闲、像教斯蒙，国令严禁，不许逃难”，静蔼知法难终不可免，遂率30难僧逃避终南“投骸未委”，于是普安引众僧至西坡，安置于“幽密处所”草露风餐。普安则自己身居显露处，不惧严诛，每日乞索，供给逃僧衣食。众僧得以修业无废，协普安并肩“更开其所住”(或说在终南山“东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兴，逃难僧复应诏出家，后多迁往京寺，唯普安与*(左青右彡)渊仍坚守山舍。不久，彭渊东出潼关，投相州灵裕法师问法。至开皇八年，普安亦奉命入京，留住京寺。其间，彭渊复“屏迹终南，整操关壤”，在普安旧址“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创立命名。因此，至相寺之创建当在隋开皇八年(588)，《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所载“国清寺，唐贞元年间建修”，应视为重建或重修。
开皇十一年(591)，年逾74岁的灵裕法师奉诏入长安，居大兴善寺，隋文帝杨坚厚礼待之，欲立裕为国师，灵裕数辞方免。此间灵裕“凡有间隙，经投渊寺，欣畅意得”，继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因初创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谷川，无发展余地，灵裕于是亲“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建议*(左青右彡)渊将寺移建于此，渊即听从迁往，故昔日之至相寺终于高踞于楩梓谷西南高阜上，长养在“终南正脉”的“福地”中，近1500余载。
至相寺在隋唐时极盛，高僧辈出，后渐凌夷。宋、元、明三代兴衰无考。清代称国清禅寺，成为曹洞宗的道场。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光绪二十年，西安卧龙寺方丈东霞禅师兼理寺事，竭力营构，一时托钵者极众。又据方丈室脊檩注明，同治五年二月，方丈海乾和尚重修；韦驮殿脊檀注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白道峪法亮大和尚、裴公洞监院恒康大师重修。
1950年前后，有常住僧众30余人，土地数百亩，殿宇房舍40余间，寺周围古树名木数十棵，寺内碑塔林立：寺院远近闻名。土改时还有13名僧人，分得土地共50余亩，山林百余亩。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寺遭到严重破坏，古树名木大都被伐，殿舍、经像被毁，碑志被砸，塔、龛、墓全部平毁。碧峰塔内藏的七枚波斯(伊朗)萨珊朝银币、鎏金莲花等珍贵文物现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地下许多珍贵文物被盗，山上的十余户村民相继迁往寺区安家耕种。
20世纪80年代落实宗教政策之后，至相寺逐步走向恢复。1985年，僧人本智住持该寺，对大殿全面翻修，新塑佛像，并于1986年古历正月十五举行佛像开光纪念仪式。1995年，经县民政局宗教处批准，将国清寺重新更名为至相寺，办理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划定寺院占地面积29.16亩。1999年，经王庄乡政府与长安县政府邀请，西安卧龙寺方丈如诚法师继承老方丈东霞禅师衣钵，兼理至相寺寺事，竭力营构，走西北、下香港、飞韩国，日理万机，时酬八方。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8月挺熬五载，耗资800余万，将至相寺修葺一新。至此，这座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华严宗祖庭之一至相寺，终于开始了空前未有全面恢复的新纪元。
至相寺，历代以来，多有圣僧名流隐居于此。周武灭法时，长安高僧普安法师便栖隐于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继又引*(左青右彡)渊法师“同止林野”。后来，又有京邑名僧3余人逃避法难到该峪隐居。不仅如此，据《续高僧传·智正传》载，智正原居京城仁觉寺，“承终南至相有*(左青右彡)渊法师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从焉，因留同住28年”。在*(左青右彡)渊、智正努力发扬华严学传统的时候，杜顺和尚及其弟子智俨也来到至相寺，并加入了研习、弘扬华严学的行列。唐显庆四年(659)后不久，贤首法藏投智俨为师，听讲《华严》教义；龙朔二年(662)新罗义湘亦从新罗国渡海入唐至至相寺礼智俨为师，学习《华严》教义，历时十年。义湘后来成为海东华严宗初祖。
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至相)寺后有石洞，极宽敞，相传唐同平章事裴休尝与静海禅师谈玄于此，故又谓之裴翁洞”。唐初裴休为相时，经常到至相寺谈经说法，并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该寺出家，这就是有名的镇江金山寺法海和尚。裴休在石洞居住期间，法海曾专程到此看过他的父亲。据传说，唐初毕峰和尚曾住此寺，对寺有扩建。毕峰为国师，圆寂后在寺内起塔，名曰“毕峰塔”。
宋时，藏传佛教僧人智能留住寺习教，圆寂后骨骸葬于寺之北岩，立有碑志。到了清代，居于石砭峪灵源寺的紫谷法师，精通经典，德高望众，康熙皇帝曾拜为国师。晚年辞朝，隐居至相寺中，改寺名为国清寺。据说，帝赐有玉石雕刻观音圣像(见方尺许，重约15公斤)一尊，精致美观，呈现深红色，精细玲珑，堪称珍物。
至相寺不仅寺内盛弘《华严经》，而且连它周围山川都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都归葬在这里，仅据《续高僧传》记载，计有清禅寺昙崇建塔于至相寺之右；延兴寺通幽，葬于至相寺前峰；大禅定寺慧欢，起塔于终南山楩梓谷；大禅寺灵干，火葬于终南山阳；空观寺慧藏，树塔于至相寺前峰；延兴寺吉藏，于至相寺北岩凿窟而葬；胜光寺道宗，葬于至相寺南岩；大庄严寺慧因，建支提塔于至相寺旁；弘法寺静琳，建五丈木塔于至相寺旁；静法寺慧海，建塔于终南山至相寺前岭。另外，还有德美、智该，三阶教初祖信行等，以及隋唐诸多在家居士、社会名流卒后均于至相寺附近凿龛、立塔或墓葬。
至相寺自创建之日起便以弘扬《华严经》为要务，并逐渐形成传统。普安出家后，曾拜静蔼为师，“通明三藏，常业华严”，把一生的功德都归结为得益于“华严力”。*(左青右彡)渊本人亦是“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普安引*(左青右彡)渊同住，“披释幽奥，资承玄理”，他们所“披释”、“资承”的，无疑也是华严学的内容。*(左青右彡)渊的师傅灵裕也以“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而闻名，而且曾撰《华严指归》及《疏》合九卷。至隋大业中(605—617)，*(左青右彡)渊法师已经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智正法师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同住达28年之久。智正所研习、讲说的也是《华严经》，撰有《华严疏》十卷。
至此，至相寺即成为*(左青右彡)渊、普安、智正，以及后来者杜顺、智俨、法藏、新罗国的义湘等习传《华严经》之所。智俨就曾在至相寺内听过智正讲解《华严经》，而且得益非浅。杜顺、智俨师徒总结学习心得，著书立说，把华严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因此被后人推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
智俨(602—668)俗姓赵，甘肃天水人，12岁时随杜顺到终南山至相寺出家。他曾于《大藏经》前祈求得一专修法门，因抽得《华严经》首卷，从此专学《华严》。他初受教于杜顺，又跟智正学《华严》，后又探讨北魏慧光所撰《华严经疏》，对其中的“别教一乘无尽缘起”以及“十地中六相义”之旨融会贯通之后，开始著书立说，使华严一宗创具规模，宗风渐振，时人称他为“至相尊者”。智俨在至相寺有两大高足弟子，一为中国华严宗三祖法藏，一为海东华严宗初祖义湘。
法藏“既湌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智俨将法藏比之如“义龙”，“喜传灯之得人”。经过十年的就室研习，法藏终于“后发前至，高超二运”，才学出众，以“亲窥室奥”之有利条件，“独擅国工”、“善巧逞能”，在智俨《搜玄记》的基础上，撰成《探玄记》等著作，将圆教的“十玄妙旨”、“十义圆科”阐释透彻，建立起一宗的思想体系，终于宣告华严宗的创立。法藏创宗虽然是在离开至相寺后之事，但他思想之成长、发展、乃至于成熟，则是在至相寺完成的。
综上所述，证明至相寺是我国佛教华严宗的发祥地，而且应与少陵塬畔之华严寺同为华严宗祖庭。
至相寺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唐代，海东义湘法师亦从新罗国渡海入唐至至相寺从智俨习《华严》。法藏与义湘同为智俨入室弟子，同学多年。
义湘(625—702)，为新罗鸡林府人，天资英迈，弱冠出家，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诣终南山至相寺，以智俨为导师，以法藏为同学，在寺综习《华严》达十年之久。义湘在智俨门下学习也颇有成绩，“受业若翻瓴水”，“传宗如走坡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华严》妙旨，剖析入微”。回国后于新罗太白山创浮石寺，弘扬华严教义，学徒云集，被推为海东华严宗初祖。后来法藏寄义湘书中曾记：“是知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往者，其唯法师矣!”其赞誉可谓倍至。法藏与义湘的同窗友谊一直被传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至今韩国时有人来朝祖拜圣。由此可知，至相寺不仅在佛教历史上，即使在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也有着辉煌灿烂的业绩，所以它的地位至今誉满中外。
另外，从1965年，天子峪至相寺唐塔墓出土的七枚波斯萨珊朝银币(其中库思老二世6枚，布伦女王1枚)，其唐塔墓的埋葬时间为七世纪至八世纪初。推知隋唐时期我国和波斯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它无疑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是当时中、伊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好见证。
20世纪90年代，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闵永珪先生：汉阳大学博士赵兴胤先生、中央日报社记者郑淳台、权泰钧先生等，经过几年多次查访，终于1995年找到了已更名为“国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8月，台湾大学张志忠教授与怀泽法师率众20余人在寺内讲学《华严》。1996年12月20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学艺研究室室长姜友邦先生率众九人，从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里礼拜至相寺。1997年1月15日，韩国福泉寺住持日光法师来寺朝拜，同年4月12日，又有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华严学研究所所长小岛岱山先生来寺参拜，且表示愿为恢复至相寺尽力相助。以上等等，足见至相寺在海外影响之大。
至相寺的文物特别是宗教文物颇多，除流散丢失之外，寺内现存的有“大唐故二渧法师墓志”一方；清“曹洞正宗第三十世灵源紫谷大和尚涅槃塔”六棱石碑及底座与塔帽；1979年出土，唐贞观十三年《智该禅师碑》，今存西安碑林；1995年出土，唐代雕刻石函一个，今存长安文物部门。遗迹遗物有：韦驮殿前有古槐一株，大殿后有巨大白果树一株，两树胸围皆三米多；寺之北岩有人工凿成遗洞四孔，名曰：“莲花洞”；寺内有唐丞相裴休静修之石洞，极宏敞，曰“裴公洞”；方丈空前有古井一口，名曰：“法海井”；寺后有大面积橡树林环抱寺院，古木参天，风景幽雅。
该峪原名楩梓谷，相传李渊和隋炀帝杨广争战，兵败之后，曾在该谷避难，山谷中有“李渊坪”地名；李世民随父征战，亦曾驻扎在该谷之内，李世民之子、唐高宗李治诞生在该谷，“抱龙峪”、“养子沟”之名可能与此有关。该谷后来就改名为天子峪。
又说，唐太宗李世民曾到该寺避过暑。距寺约三公里之山顶有“唐王寨”，原有“八挂”全景大殿三间(“文革”中拆毁)，殿宇雄伟优美，传说是鲁班所造。现存有唐王和魏征下棋的石棋盘和棋子。
复修后的至相寺，规模庞大，气势恢弘，寺院座落在前低后高的四层平台上。建筑群体殿连楼靠，密集紧凑，格局分明。香客游人如果从寺院山门天王殿一路拜进，就踏入了下院。下院左右两厢各有五间配殿，分别供奉着观音、地藏二圣菩萨。步过四方院庭，踏着中间台阶拾级而上即是中台，庄严古朴的五间大雄宝殿就挺立在眼前。大殿前左钟右鼓二楼临台高耸，楼檐四翘八面威风。再依大殿两侧向里，从一道横卧石坎下的小巷中穿过，迂迥到大殿后门，顺着青石台阶扶栏登上，便是宽敞的上院，这也是四层平台最大的一台，五间法堂高踞其上，两厢客厅南北相对。三进院自下而上，把山门殿、大殿、法堂一线贯通，构成了寺院的主体建筑。
再从大殿的左侧向前，绕过钟楼来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祖殿坐西向东，与南北药师、伽蓝二殿成三足鼎立。虽说这里院庭不大，但被东边中台边沿的青石栅栏一围绕，便使这一处殿堂显得格外紧凑别致、清净幽雅，给人一种院内有院，寺中有寺的新奇感觉。
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着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筑——禅堂。禅堂的前三面被廓转柱的18间禅寮环围着，又构成了一处清幽的净地。
新落成的殿宇为明清风格，层檐叠脊，监瓦青砖。如遇秋季，在层林尽染、漫山红叶的环抱中，倍显古朴雄风。若远眺红山青寺，浓妆素裹，交相映衬，气势宏伟，美不胜收。
在建筑群中，最上品的当属群塑艺术，而各殿堂又以大雄宝殿为之最，虽说费金53万元，但工艺造型的品位用巧夺天工一词评价还是不够。从整体塑像的坐姿站态，飞天的悬空飘逸，情与无情的动静融合，到群雕衔错的洒脱自然，壁画的工素相辅，无不传神走韵。质感细腻，意境淋漓。譬如泥塑的肌肤，左看有血肉，右看有灵气；衣带飘逸落摆垂然，泥质皮革简直乱真，铠甲勾环无不像铁，金刚坐椅酷似红木，敢言西北大地堪称一绝。
至此，至相寺共建殿堂楼舍列下：
法堂 五间， 地藏殿 五间，
配殿 十间， 观音殿 五间
大雄宝殿 五间 禅 堂 五间
钟鼓楼 二栋 禅 寮 十八间
山门殿 五间， 大 寮 三间
斋 堂 三间 居士楼 二层十二间
文殊殿 三间 关 房 三院
伽蓝殿 三间 牌 门 一座
药师殿 三间 水 塔 两座
库 房 三间 蓄水池 三处
僧 寮 二层二十八间
最后附笔者诗一首
潺潺流水鸣深谷，郁郁丛林倚峻峰。
至相古刹重修复，华严祖庭显殊荣。
附录：隋终南山至相道场释*(左青右彡)渊传
*(左青右彡)渊，姓赵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荣茂冠盖相承，厌此浮假希闻真素。十三出家，道务宏举定慧攸远。属周武凌法，而戒足无毁，慨佛日潜沦，拟抉目馀列，乃剜眼奉养，用表慧灯之光华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愿，暨隋文重开正法即预缁衣，而慧业遐举闻持莫类，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既释众疑时皆歎伏。行必直视动静咸安，住则安禅缘诸止观，一盖之与百纳，始习至终，常坐之与山居，报倾便止。讥疑有涉敛足不行，尼寺市阙由来不往，斯诚节动后昆历清末法，兼以足非长短早附胸怀，供给僧俦身先轨物。承灵裕法师擅步东夏，乃从而问焉，居历法堂亟经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末筵，目不寻文口无谈义，门人以为蒙类也。初未齿之，裕居座数观异其器宇，而未悉其惠解，乃召入私室与论名理，而神气霆擎思绪锋游，对答如影响，身心如铁石，裕因大嗟赏，以为吾之徒也。遂不许往堂同居宴寝，论道说义终日竟夜，两情相得顿写幽深。渊谓，理出不期更流神府，搏观盛集全无可师，还返裕所具陈性欲。后整操关壤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后敕召入朝，才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倾阴屡改。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本居迮隘兼近川谷，将延法众未日经远。裕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渊即从焉，今之寺墌是也。自尔迄今五十余载，凶年或及而寺供无绝，如裕所示，斯亦预见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业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渊奉持瓦钵，一受至终行住随身未曾他洗，终前十日破为五段，因执而歎曰，钵吾命也。命缘已谢五癊散矣，因而遘疾，此则先现灭相，后遂符焉，及正舍寿之时。钟声无故嘶破，三年之后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显呈斯徵应，率如此类也。弟子法琳奉遗蹤敬崇徽绪，於散骸之地，为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灵德，立铭表志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