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9年，隋灭南陈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政治分裂。隋朝的统一，使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基本消除，割据战争所激化的阶级矛盾获得缓解，政治分裂造成的各地相互封闭局面被打破。隋初十余年间，社会相对稳定。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登基之后，国家平稳发展的势头受到遏止。隋炀帝显示个人淫威的常年巡游极尽奢侈，多次远征屡战屡败，修运河造宫殿的徭役几无虚日，不仅竭尽国财，而且使成百万壮年客死异乡。自大业七年(611)山东爆发农民起义始，国家又陷入动荡和战乱之中。
618年，李渊建唐。经过武德年间的东征西伐，到贞观二年(628)，唐王朝基本完成了国家再度统一的大业。贞观年间唐帝王励精图治的各种措施，使封建秩序获得调整，统治政策比较完善，国家安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之后，唐王朝稳步昌盛起来，且历时长久。
自隋建立至唐初，天朝两度更迭，社会经历了从安定到动荡，再从动荡到安定的过程。这对佛教内部的派系分合、学说交流、弘教基地变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自北周末年到唐初，修习《十地》和《华严》的僧众或为避难隐修，或为传教便利，或因应诏入京，或因寻访名师，把南北各地的华严学说带到长安一带。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成为华严学的发展中心。华严宗的创教者在吸收融合以地论师为主的各派华严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学说体系。
第一节 《十地》的流传与终结
《十地经》集中论述菩萨行，并且具有概括全部佛教修行实践的性质，使它成为最受关注的华严类经典。《地论》的译出，进一步促动了《十地经》的流行。对《十地》经论的研究和弘扬，长期成为华严学发展的先导。这种情况到隋初之后才有所变化。
隋初，《十地》不仅在广大僧众中普遍流行，也受到隋王朝的高度重视。开皇年间，先后设立讲解佛教典籍的“五众主”和“二十五众主”，《十地》均名列其中。继洛阳、邺都之后，长安成为《十地》传播的第三个大本营。《十地》流行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唐贞观年间，其后才浸没在研究整部《华严经》的主流之中。
一、僧猛与大兴善寺系
北周建德年间(572—578)，镇压佛道两教的运动稍稍停息，《十地》即在长安流行。弘扬《十地》的僧人得到当时位高权重且以崇佛著称的杨坚的直接支持，以官僧的身份出现，在对待各类佛教典籍方面，采取了弃《般若》而重《十地》的态度。僧猛是当时在长安弘传《十地》的第一位有影响的僧人。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本传，僧猛(507—588)是京兆泾阳(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俗姓段，曾在本乡“数十年间，躬事讲说，凡有解悟，靡不通陈”。在所弘扬的佛教典籍方面，僧猛是先重《般若》，后重《十地》。西魏文帝西征时，曾敕僧猛在右寝殿“阐扬《般若》，贵宰咸仰味其道训”。从北周开始，僧猛即以弘扬《十地》为主，再未改变。北周初年，他曾受诏“永弘《十地》”，特别受到北周明帝的重视。大象二年(580)，北周复兴佛教，杨坚命僧猛住大兴善寺(即以前的陟岵寺)，“讲扬《十地》”。从此之后，僧猛“声望尤著，殊悦天心。寻振为隋国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僧猛在隋初的情况，颇类南北朝慧光系的某些代表人物，都是以身居高位的官僧身份弘扬《十地》。所不同的是，僧猛所弘扬的佛教典籍单一而不博杂。
从僧猛开始，大兴善寺成为弘扬《十地》的重要寺院，逐渐聚集了一批修习此经的僧众，其中最著名的是僧粲。
据《续高僧传》卷九本传，僧粲俗姓孙，汴州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幼年尚道，游学为务，曾奔走于河北、江南和东西关陇，学习各种大小乘经论。由于他游历过北齐、北周和南陈，所以自号“三国论师”。开皇十年(590)，奉敕住大兴善寺，“频经寺任，缉谐法众，治绩著声”，可见他具有管理僧众的能力。开皇十七年(597)，僧粲补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位列众讲主之首。
当时，南北各地的僧人出于不同原因流入京城，长安成了不同学派、不同学风的交融地。作为当时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僧粲的学术研究及其所宣讲的理论，完全是为了适应化解僧众内部的矛盾冲突，消除各种异见，统一佛教学术思想和整顿僧纪的需要。他“故著《十种大乘论》：一通，二平，三逆，四顺，五接，六挫，七迷，八梦，九相即，十中道。并据量经论，大开轨辙，亦初学之巧便也。仍于总化寺敷通此论，以摄学众”。
从这十种论的名目来看，不是照搬某一部经典的内容，的确是“据量经论”，即整理各类经典学说加以创新的结果。以“十”为数，大约受了华严类典籍讲解教理方式的影响，其中的逆顺、相即等概念也是华严学僧常用的。这十种论既然作为各派僧人应遵循的“轨辙”，统一学术思想的目的很明确。然而，《十种大乘论》仅为初学者所设，是统一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僧粲最终把《十地》作为解决学说分歧、判定是非的准则，所以他“又著《十地论》两卷，穷讨幽致，散决积疑”。这样，《十地》实际上被奉为众经之主。
僧粲对内维护本派学说，曾是与三论宗吉藏论辩的主将。对外则积极与道教人士抗争。江南道士褚揉在陈灭后到长安，“拟阐三玄”，得到朝廷支持，每讲“庄老”，“公卿毕至”，形成一定影响。僧粲后率门徒十余人入其讲会，“抗言激刺，词若俳谑，义实张诠”，使褚揉的讲席散场。
仁寿年间(601—604)，隋文帝下令诸州建舍利塔，命京城名僧分别送舍利到各州。僧粲不仅把这种佛事视为“开阐佛种”，而且与“广布皇风”结合起来考虑，积极参与，先后到过汴州福广寺和滑州修德寺。在他的带动下，受朝廷重视的一批名僧大多在仁寿年间一度离京，奔走于各地送舍利。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大兴善寺有明劳，相州人，北齐三藏佛陀耶舍的弟子，“通解方俗，妙识梵言”。开皇初年，曾应诏与梵僧“对传法本”。他“味咏《十地》，言辄引据，问论清巧，通滞罕匹”。可见，这位梵汉兼通的僧人不仅重视研究《十地》，而且也和僧粲一样，依此经所说的教义决疑通滞。
在大兴善寺之外，也有不少修习《十地》的学僧。胜光寺的明诞，活动于隋文帝时，精通《十地》、《地持》，并曾讲说，但弘演最多的是《摄大乘论》(《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道宗(563—623)兼习《十地》、《智论》、《地持》、《成实》、《毗昙》(《续高僧传》卷十一本传)。仁寿寺的宝岩“标意《十地》，次综《毗昙》，末究《成实》”，但他“不乐讲说”(《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另有圆超，研究《十地》和《涅槃》(《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禅定寺的智梵(539—613)“曾游邺都，师承《大论》、《十地》”(《续高僧传》卷十一本传)。普光寺的昙藏(567—635)曾游学山东，“《地持》、《十地》，名称普闻”，以后于贞观年间参加译经，任“证义”(《续高僧传》卷十三本传)。大庄严寺的道哲(564—635)曾投颖川明及法师习《十地》和《地持》。慈恩寺道洪(574—649)随净愿“学穷《地论》，傍通经教”，并且“偏以《涅槃》为业”，至唐初，曾讲《涅槃》八十七遍，后参加弘福寺玄奘译场(《续高僧传》卷十五)。以上僧人多属知识僧侣，或以修习《十地》为主，或兼学多种经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十地》师承不明，主要是受当时长安地论师系僧众弘扬《十地》的影响。他们散布于京城各大寺院，反映了隋至唐初弘扬《十地》非主流派的一般情况。在这一阶段，推动《十地》流行的主力是净影慧远系僧众。
二、慧远系与《十地》绝闻关壤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诏“六大德”入关，有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徐州昙迁，其中慧远、慧藏、昙迁都是华严类典籍的弘扬者，洪遵是地论师系的僧人。他们进入长安，虽然诏许“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敕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长安由此真正成为地论师系的传教中心。就传播《十地》言，是以慧远系僧人为主。
慧远(523—592)自洛阳入长安，先住大兴善寺，后因该寺法会频繁，迁居净影寺。跟随慧远入长安的弟子们，大多具有相同的经历。他们早年在邺都师从慧远，北周武帝灭佛，慧远避祸隐遁，他们也星散各地，或隐迹于北方边野，或游学于南陈都邑。隋初，其中不少人又聚拢于住洛阳的慧远身边。自开皇七年后，更多的人从各地入长安。开皇七年之后的十余年，是此系僧众活动的黄金时代，许多人成为管理僧众事务的头面人物。仁寿年间(601—604)，他们大都赴各州送舍利，数年之后返回。随着隋王朝的覆灭，他们传播《十地》的任务也就彻底结束了。
在慧远弟子中，从南陈故地返归者有宝安、慧迁、辨相、宝儒、智嶷等人。宝安是兖州人，早年随慧远习《涅槃》，“博究宗领”。北周灭齐之时，为躲避战乱南下陈朝，隋初返归洛阳投慧远。开皇七年入长安住净影寺。在慧远传教的兴盛时期，“法转之下，听众将千，讲会制约，一付安(指宝安)掌”。宝安是慧远建立净影寺传法基地的主要助手。当时汇集长安的名僧很多，矛盾冲突不少，争辩时常发生，宝安“随机喻接，匡救有仪，虽具征治，而无衔怨，各怀敬叹”。这些评述虽有溢美之嫌，却也反映了宝安是位善于管理的僧人。宝安本人也是讲经师，“讲《十地》、《涅槃》，纯熟时匠”。他的特点是“性存摄默，不好扬演。有问酬对，辨泻泉流”。在慧远弟子中，以兼通《十地》和《涅槃》者为多，这是受了慧远治学的影响，宝安是一位代表。仁寿二年(602)，宝安奉敕送舍利去营州；“晚归京寺”，不测所终(《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
慧远系宣讲《十地》最突出的代表是慧迁。他是灜州人，早年就“爱玩《地论》，以为心赏之极”，于是到郢遍访名师。他“虽研精一部，而横洞百家，每至难理，则群师具叙”。因此，慧迁是结合多部典籍研究《地论》。北齐时，他又从慧远“重流前业”，除《地论》外，还修习《涅槃》、《地持》，“并得讲授”。北齐灭时，慧迁南奔陈朝，后北返至洛阳从慧远，“故业新闻，备填胸臆”。所谓“故业”，应指《地论》、《涅槃》；所谓“新闻”，应指陈朝盛行的《三论》、《摄论》。慧迁随师入长安后住大兴善寺，以“弘敷为任”，专门从事讲经。开皇十七年(597)，“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相续讲说，声类攸陈”。慧迁成为“十地众主”，表明慧远系的《十地》学说成为官方认可的权威理论。慧迁讲《十地》的次数很多，整个京城“无与比肩者”。慧迁卒于唐武德(618—629)末年，享年79岁。道宣评论：“自迁之殁后，《十地》一部，绝闻关壤。道由人弘，于斯验也。”(《续高僧传》卷十二本传)慧迁的逝世，被看作是《十地》流行的终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隋至唐初《十地》研究融入整部《华严经》研究之中的实况。
慧迁的弟子静凝(?—622)，先习《十地》，后学《摄论》，继承了其师融合南北学风的传统。他“常乐止观，掩关思择，缘来便讲”，是位禅讲兼重的僧人。仁寿二年(602)，他奉敕送舍利于杞州，后因隐瞒舍利“瑞相”之名而受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当时崇拜佛舍利之风盛行朝野，出现了许多有关舍利神异现象的神话，这也是迎合隋王朝为自己制造显示佛祐瑞相的需要。像这位不相信舍利瑞相的僧人，在当时并不多见。
辨相早年在洛阳一带听讲经论，曾到少林寺从慧远习《十地》等，最精通《涅槃》。北周末年，“南投徐部，更采《摄论》及《毗昙》”。开皇七年，入长安投慧远，住净影寺，专事讲经。大业(605—618)初年，曾被召入东都，“于内道场敷散如故”(《续高僧传》卷十本传)。唐贞观初年，因有疾病自缢身亡，享年70余岁。这种自杀作法，在隋初一些奉行苦修的华严僧人那里比较流行，而在地论系的官僧中并不多见。
宝儒是幽州人，曾于邺都从学于慧远，“《十地》微言，颇知纲领”。周武灭佛时，南下陈朝；隋朝建立，返归洛阳投慧远，专习《涅槃》，首尾三年。慧远对弟子讲经极严格，在宝儒学完《涅槃》后，“即蒙覆述，远自处坐，印可其言”(《续高僧传》卷十本传)。弟子们讲经，既是复述，还要进一步获得印可。这样一来，慧远弟子们此后在长安或讲《涅槃》，或讲《十地》，大多不过是重述慧远的见解，起传声筒的作用。宝儒随慧远入关后，住净影寺。仁寿年间，到邓州建舍利塔。
智嶷是康居王族后代，祖居襄阳，24岁到洛阳从学于慧远，以《十地》、《涅槃》为业，“皆可敷导”。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瓜州崇敬寺。智嶷是位重禅定轻讲说的僧人，“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所以在推动《十地》流行方面没有什么事迹。
终生在北方各地游学的慧远弟子有道颜、僧昕、灵璨等人。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道颜(?—622)俗姓李，定州(今河北定县)人，曾随慧远习《涅槃》、《十地》，“仍频讲授，门学联尘；道启东川，开悟不少”，是位有影响的讲经师。跟从慧远入长安后，住净影寺，“当远盛日，居宗绍业”。仁寿年中，应诏送佛舍利于桂州，后返长安，在隋唐之交，仍住净影寺，“崇树斋讲”。僧昕是潞州上党人，周武灭佛时，逃隐泰山。隋朝建立，返洛阳投慧远，习《十地》、《涅槃》，“咸究宗领”。入关后住大兴善寺，仁寿年中，奉诏送舍利于毛州护法寺(《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
据《续高僧传》卷十本传，灵璨是怀州(今河南泌阳)人，出家后游学于邺，习《十地》、《涅槃》。他是随慧远入长安的十大弟子之一，住大兴善寺。慧远去世后，众僧无依，开皇十七年，敕补灵璨为众主于净影寺，“传扬故业”，被官方认定为慧远的继承人。仁寿年末，送佛舍利于泽州古贤景净寺，当时传说这里是慧远的出生地。武德元年(618)，卒子长安大禅定寺。
慧远系是隋初长安传播《十地》的主要力量，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游学于南北各地，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前辈，所以能够适应政治统一的形势，在更大的范围内融合不同的学术思潮。他们的治学范围，基本没有超出慧远。就《十地》研究和弘扬而言，他们主要是向社会各阶层信徒和一般僧众宣讲《十地》义理。所宣讲的内容虽难知其详，但大略可以肯定是重述慧远的见解，在华严学的发展史上没有突出创新。他们活动的兴盛期，在开皇七年以后的十余年间。至仁寿年间，他们中的著名人物都一度离京，到各州送佛舍利。这些僧人虽然都返回长安，但已不能恢复往日讲经说法的盛况。从隋至唐初，是《十地》独立流传的最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