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造像、单体造像中都留下了很多弥勒的图像，或着佛装，或着菩萨装，有的交叉双脚，有的端严倚坐，姿态各异。魏晋南北朝最为流行，唐代以后渐少，取而代之以大肚弥勒的形象流传至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弥勒净土信仰最为流行的时期，这个时期制作了大量的石窟造像和单尊造像，制作造像的目的从造像上的铭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都是为了祈福平安，不仅为逝去的人也为在世的人。在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中这类造像最为丰富，这时候普遍雕造的是交脚弥勒像，还凿有专门供奉弥勒佛的弥勒像龛。许多单尊弥勒造像，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如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菀申造铜弥勒立像[1]、北魏延兴五年(475)阳晏及妻造铜弥勒立像[2]。而在南方，传世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造弥勒铜像，是南方现存最早的弥勒造像，该像现存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剡溪石城山遗址，即今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龛内雕有大型佛像一躯，经后世重做，现为禅定结跏趺坐式，通高15.63米。据宿白先生考证，此像原形应为倚坐的弥勒像，年代约在梁天监十二年至十五年间(513-516)[3]。梁宝唱《名僧传》第二十七载：宋龙华寺道矫在元嘉十六年(439)“造夹苎弥勒佛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神仪端严，开发信悟”。而且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宋明皇帝初造龙华誓愿文》、《京师诸邑造弥勒像三会记》、《齐竟陵文宣王龙华会记》等，可见南朝宋齐间(420-502)弥勒下生成佛信仰的流行，以及人们对此信仰的重视。

    长安地区是净土宗的正式创建之地，此时的弥勒造像也非常兴盛，而且造像非常精美。在今咸阳市兴平出土的北魏皇兴五年(471)石交脚弥勒像，是中国北方佛装弥勒像的代表作品，而且其交脚的形象，是此类弥勒造像中较早的实例。

    长安地区流行弥勒信仰的原因之一应该有道安的影响。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317-420)著名的高僧，般若学六家七宗“本无宗”的创始人，也是最早提出弥勒净土信仰的人，在他所著的《净土论》六卷中，倡导往生兜率天的弥勒净土。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饱学中国诗书。12岁出家，师事著名高僧佛图澄(232-348)十余年，常代师讲经。佛图澄死后，因胡汉交战，迁徙流离于华北各地，建立寺塔，弘传佛法，跟随他的僧众有数百人，声名远播。后来应江南名士习凿齿之邀南下，率弟子慧远等人到东晋辖地襄阳，讲授《放光般若经》，并从事对般若学的比较研究，考校译本，制定寺规。

    357年，前秦苻坚(357-385年在位)登上王位，统一华北后，率十万大军讨伐东晋。于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攻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312-385)和名士习凿齿，遂将二人接至都城长安。史籍记载说苻坚此次攻打襄阳的原因就是为了迎得高僧道安。道安到达长安后，受到苻坚的隆重迎接，苻坚非常高兴地说自己得到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指道安，半个人则指习凿齿。道安被安置在长安的五重寺中，组织翻译和亲译佛经，弘传佛法，培养弟子。当时五重寺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寺院，僧人多达千人。

    道安在长安的境地非常好，不仅是苻坚的政治顾问，而且成为前秦佛教的领袖。在道安之前，佛经的翻译都必须由外国的僧人来进行，道安改变了这一做法，使中国的僧人从此开始拥有了翻译佛经的资格，而且在以后佛教的发展中充分证明道安的这一改革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另外，他还制定了僧团清规和释姓制，规定凡佛门弟子均以“释”为姓，后世一直遵循着这些规制。他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世称《道安录》，今已不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总目，对自东汉孝灵帝至东晋两百年内汉译佛典的译者、译时、译地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现存梁代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便是以《道安录》为蓝本的。

  　至今在西安附近还可以见到与道安有关的寺院遗址，如位于长安区和户县的道安寺，而且户县还有以习凿齿的名字命名的村子，称为凿齿村或凿日村，用以纪念他和道安的友谊。

    《高僧传·道安传》中记载，道安常常与弟子法遇等人于弥勒像前立誓：愿往生兜率天宫，而且苻坚还曾经遣使给道安赠送了弥勒像。自道安到达长安后，直到去世，共在这里居住了六年，而且在僧俗两界都占据着高层的重要地位，所以他的信仰直接影响到僧俗两界的人士，为弥勒信仰在这里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没有间断，直到北周时代还可以见到弥勒造像的供奉。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城东的药王山因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此隐居而得名，在南北朝时期这里就依山建造有宝云寺，北周时期在寺内雕凿了一尊高达3.3米的摩崖造像，这尊造像就是倚坐的弥勒佛像。最引人瞩目的是弥勒佛的菩萨装装扮，非常繁复，但却显得雍容而华丽，微笑的面庞丰满而端庄。头戴宝珠花蔓冠，宝缯下垂于两肩。胸前宽大的缨络上雕凿着宝镜、宝珠、莲花纹饰，重重地垂下至双腿间。双脚跣足踏于莲座上。左手中握有摩尼宝珠，右手残断。头光中有七佛跏跌坐像。

    隋唐时期弥勒信仰总的来说不很兴盛，但还是流行不绝。唐代初年，德高望重的玄奘大师(602-664)与其弟子窥基(632-682)都曾奉行弥勒净土；而且武则天也一度自称是弥勒下凡，全国掀起了大造弥勒巨像热潮，出现了大量的弥勒倚坐佛像，用以表现弥勒下生成佛的情景。如在今陕西麟游县慈善寺石窟中所开凿的摩崖造像，就有这个时期的作品。彬县千佛洞中的弥勒佛造像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而且造像者多是当地的官吏，以及宗室成员[4]。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到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的90年的时间里还由海通和剑南节度使韦皋完成了四川乐山弥勒大佛的开凿。但是这些行动终究不能抵挡弥勒信仰的衰落进程。直到五代(907-960)以后，弥勒信仰改变了形象再次出现，最流行的就是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有幅对联形容弥勒佛：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到了近代，大肚子弥勒的周围又被五六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包围着；民间有了五子戏弥勒和送子弥勒的传说，深受大众的喜爱。这也不失为弥勒信仰持续存在的一条纽带。

    [1][2]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

    [3]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4]李松：《陕西古代佛教美术》第8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