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叛乱以及会昌法难等的影响，香积寺的香火逐渐暗淡下来。
香积寺从建造到完工的整个过程，伴随着唐代社会的国力逐渐从薄弱到强盛的过程，也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发展过程。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是谨慎的，并不以信佛见称，佛道之争不时地出现。而由于唐代的皇帝自称为老子之后，所以道士的气势非常强盛。贞观十三年(640)，道士秦士英指斥释法琳所作的《辨正论》实际是在毁谤皇室。太宗下诏汰沙门，并将法琳下入监狱。太宗降敕予法琳说：既然你的著述中说念诵观音的名字，就能临刃不伤，那么我就给你七天的时间去念诵吧。七天之后，便来受死。七天过后，太宗又来讯问法琳念诵观音的效果，法琳却回答说：七日以来，未念观音，唯念陛下。太宗遂免其死，将他放逐蜀地。途中法琳卒，年九十六[1]。
高宗、中宗、睿宗、武后均信佛法。
高宗为太子时，即对玄奘非常尊重，并为其所翻译的佛经写序，留下了《述圣记》一文流传于世。
唐中宗常幸佛寺及设斋，景龙中盛兴佛寺，令诸州各立寺观一所，以龙兴为名。
唐睿宗曾下诏说，“僧道嗣后每缘法集，齐行进集。”将佛道同等对待。
武后时，朝廷更是重佛法，诏令僧尼仍居道士女冠前；将僧人的钱聚集起来铸造佛像；而且在八年之中天下之人不能进行屠宰和垂钓。当时长安和洛阳两京中译经者甚多，尤其是有著名的译经家实叉难陀与菩提流志。而且义净留学天竺25年后，也于此时归来，受到天后的亲自迎接，并将其安顿在洛阳著名的佛授记寺翻译佛经。禅宗的神秀大师也被武后迎入京师，致使禅宗的影响遍及全国[2]。
可见，从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即公元741年的初唐时期，唐代的国势总体来说属于上升趋势，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也达到了一个辉煌阶段，香积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建造和蓬勃地发展着。但是，唐代到了中晚期，即从天宝元年(742)到唐最终灭亡的天祐四年(907)，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战事的打击，唐王朝的统治从巅峰跌下，衰败之势无可挽回。香积寺也在这样的社会战争中飘摇着，而且这样两次大规模的战事都在香积寺所在的范围内进行，金戈铁马取代了晨钟暮鼓，从此寺院由盛转衰。在这种致命打击之后，又遇会昌法难的重创，香积寺从此失去了辉煌。香积寺这样的悲怆命运，让人难以接受，它昔日的繁荣，依然让人缅怀，诗人郎士元“借问从来香积寺，何时携手更同登”[3]的祈问，不知道代表了多少人的心声呢!
一、安史之乱中潦倒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香积寺惨遭破坏的起点。
天宝十四年(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由契丹、突厥等多个民族的士兵共15万，号称20万，在范阳起兵，浩浩荡荡杀向洛阳和长安。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霓裳羽衣曲从此不再。叛军只用了短短的34天，就打到东都洛阳。第二年即公元756年，叛军攻陷都城长安。玄宗仓皇西逃前往四川，达官贵人们也相随出逃。杜甫在《哀王孙》一诗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场景，说：“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块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唐玄宗在逃亡途中更被身边的将士们逼迫无奈，不得不在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境内)将杨贵妃缢死。这样悲惨的结局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留下了永远的记载。
公元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南)即帝位，这就是唐肃宗，改元至德。八月，肃宗派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兵马到达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对安史叛军开展大规模的反攻。
至德二年(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和回纥骑兵收复长安，接着，又收复了东都洛阳。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
乾元元年(758)九月，唐肃宗调遣朔方郭子仪等九路节度使率兵60万，讨伐安庆绪，并于十月围困了安庆绪的都城邺城，安庆绪向留守范阳的叛将史思明求救。
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13万赴援，与官军展开激战。不久，史思明率部来到邺城南，安庆绪出城慰劳，被史思明所杀，叛军返回范阳，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但是却在上元二年(761)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在官军的围攻之下，史朝义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也投降唐军，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才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对唐代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浩劫是无可挽回的，“宫室焚烧，十不存一”[4]，人民流离失所，国破家散，满目凄凉。长安城虽然存在，但是已经破败不堪。面对这样的浩劫，诗人杜甫道出了心底的悲酸，诗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5]香积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寺院的衰败也是必然的现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何况，香积寺还在战争中处于战事的中心地区。
首先，香积寺是一个屯兵之处，一所大军营。郭子仪率领的官军，就“屯于香积寺。”[6]
其次，香积寺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战场。郭子仪当时所率唐军为15万，而叛军则是10万人。双方大战于香积寺西北，“西拒沣水，东临大川，十里间军容不断。”[7]唐军的军阵长达30里，而叛军的全部人马都陈列在香积寺的北部，“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贼众十万陈于北。”[8]叛军一方的李归仁先开战，郭子仪手下大将李嗣业“以长刀突出，斩贼数十骑，乃定。回纥以奇兵缭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生禽(擒)二万，贼帅张通儒夜亡陕郡。”[9]最终唐军获胜，京城长安被唐军收复。肃宗回到长安，隆重迎接郭子仪。
香积寺之战的胜利，决定了唐王朝的命运，唐军从此占据了战争的主导地位，安史叛军一蹶不振。所以香积寺之战被写入诸多的史书之中。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
但是，在这样凶险残酷的浩大战事中，香积寺又怎么能够保持平静、正常的寺院生活?僧人也许当了义工，或者还会被当作劳役支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或者寺院也会成为伤残军士的疗养所吧。
二、藩镇叛乱再遭重创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无论是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无法对地方的一部分军政长官实行控制和领导，他们于是各自据地称雄，对抗中央。这种情况越演越烈，最终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这些割据势力常常不向政府缴纳贡赋，而且飞扬跋扈，甚至举行反叛活动。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就是反叛者之一。他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建中四年(783)，又调泾原(今甘肃省泾川县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长安时，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皇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兴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怀光，二年(786)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在这次叛乱中，唐朝政府军平定判将朱泚(742-784)事件，同样又使香积寺惨遭破坏。这场浩劫的原因是由于官军与叛军间争夺香积堰而产生的。香积堰就在香积寺的西北部，堰中的水供长安城中饮用。战争中，官军为了将长安城中的叛乱军队困死，破坏了香积堰，断绝了城中的供水。朱泚由此役使数百人前往香积堰进行修复和挽救[10]，双方展开了激战，香积寺再次遭到毁损。
三、会昌法难筋骨烟消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始终是在不断争斗和融合中前进的，这种“夷夏之争”不仅仅涉及思想领域，而且常常影响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导致佛教受到统治者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打击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曾有四次，就是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称为“法难”，分别指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而唐武宗灭佛事件由于发生在其统治的会昌年间(841-846)，因而被称为“会昌法难”。会昌法难是四大事件中影响最大的，香积寺的重创也在这一事件中。
唐武宗本信道教，对佛教没有好感，而且为了长生不老，还服食道教的丹药。唐武宗重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排斥、毁坏佛教经籍，认为佛教不是中国人的宗教，对生灵是一种涂炭，所以应该取缔[11]。这是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还认为佛教寺院的扩大，占据了大量的田地，佛教僧侣不税不征，和国家争夺劳动力和军队来源，严重妨碍了国家的经济利益。而僧尼纪律松弛，常有犯淫、养妻等不良行为，破坏了社会风气。加之当时谣传“黑衣”即僧人要继十八子之后成为天子。十八子就是李氏。武宗深信不疑，更加痛恨佛教。所以会昌五年(845)，武宗下诏灭佛。
灭佛行动，使天下的寺院被捣毁，寺院的财产被没收，僧尼被强迫还俗。寺院中的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等铸成农具。数年间，被拆毁寺院达到4600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12]。
香积寺的毁灭性打击，从武宗的毁佛诏书中可以知道。诏书中称：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留僧10人。后来，更将保留的10座寺院锐减为2座，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除了明确说明京师长安城中的这四所寺院可以保留外，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各州仅仅可以保留一所寺院。在这样波及全国的残酷禁令之下，香积寺难逃厄运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会昌四年(844)三月所下诏书中，还禁止天下寺院供养佛牙舍利。又敕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五台、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舍利的寺院，也不许供养。如有违背者，送一钱打二十棍。如有僧尼敢接受供奉的，受一钱也脊杖二十。诸道州县有敢送供养的，捉住后脊杖同前数。因此四处绝人来往，无人送供[13]。这些著名的佛舍利供养地尚且如此，更何况香积寺。它的舍利供奉规模和历史都远远不及这些寺院，因而香积寺的香火惨淡也是可以想见的。
香积寺由盛而衰的历史至此已经无可挽回，“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14]，杜甫的这句诗用在这里倒是恰如其分。
[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3页，中华书局，1982年。
[2)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23页，中华书局，1982年。
[3]郎士元：《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八。
[4]《旧唐书·郭子仪传》。
[5]杜甫《春望》。
[6]《新唐书》卷六《本纪第六》。
[7]《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五十九《李嗣业》。
[8]《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七十。
[9]《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六十二。
[10]《新唐书·朱泚传》。
[11]《旧唐书·武宗纪》。
[12]《唐会要》卷四十七。
[13]参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略》第43页，中华书局，1982年。
[14]杜甫《征夫》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