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安即今西安(以下简称长安)，是我国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建都之地，素有“秦中自古帝王都”之称，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经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佛经的翻译，又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和向世界传播佛教文化的中心。

    长安佛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显密兼弘，各宗并隆，塔寺林立，高僧辈出，四大译师，五大译场，大小乘典，远播重洋。不论从翻译方面、文化方面以及宗派源流、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有着伟大的贡献。长安佛教在我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佛教传入汉地的年代，历来史书记载，公认为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由西域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安住于皇帝命在洛阳建造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翻译佛经，这是印度佛教正式传入汉地的开端。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佛教传到长安。先于汉长安城南郊建立福应寺，即今卧龙寺之前身，这是佛教传入长安的开始。从晋武帝泰始二年至晋惠帝永康二年(266—301)期间，有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长安，护系敦煌人，因有“敦煌菩萨”之称，遂于长安城青门(东一门)之外建立敦煌寺，令其于内主持译经，译出正法华经、涅槃、宝积等经74部，177卷。从学僧俗达千余人，“寺庙图像，崇于京邑”。至此，长安佛教已开始大为弘传。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龟兹高僧佛图澄来到洛阳，他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学识渊博，知见超群。道安大师(今河北冀县人)于后赵石勒的邺都(河南临漳)遇佛图澄，从之受学，十余年间，颇受教益，到处弘扬法化。襄阳名流习凿齿闻其高名，致书敦请南下弘法。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苻坚发兵攻占襄阳，道安被延致来到长安，苻坚对其非常器重，遂迎请住在城内五重寺宣讲佛法。并赐安为国师，称“东方圣人”，安曰：“龟兹有鸠摩罗什，他才是圣人”。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中，他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授法之外，最主要的是极力倡导译经事业，网罗学僧，创译印度初期佛教经律，这是中国有组织译经的开始。道安为使法化迅速东传，曾一再向苻坚建议，迎请龟兹(今新疆库车境)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从事译经。坚于建元十八年(382)遣骁将吕光率兵七万伐龟兹，攻陷后挟什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光闻坚被姚苌所杀，即踞凉州，独立为王，并留什于此。18年后，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伐凉灭吕，始迎什入关，兴待以国师之礼，设立国家译场，请入逍遥园长安大寺中(即今户县草堂寺)等处，集名僧僧肇等八百余人广译经论。当时四方义学沙门次第群集长安者达三千人，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称。据《大唐内典录》载，罗什在20年中，译出经论94部，425卷，这些经论关涉到后来所形成的佛教各种宗派。至此，长安佛教逐渐兴盛，佛徒数以万计，闻名全国。还有最早西行求法的朱士行，和这一时期西行求法的法显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可见佛教初传时期，长安即处于地理的要冲地位。

    北朝时期几代皇帝更是崇佛，建寺修塔，风靡一时。长安城内主要佛寺已有13处，如陟岵、陟屺二寺建筑规模之大，装饰富丽堂皇，堪比皇宫，对佛教的发展又推进了一步。然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先后有灭佛之举，使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北魏太武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时有沙门僧周率数十人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太白山)隐避，后令弟子僧亮回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恢复佛教。周武灭法时，高僧普安栖隐于终南山楩梓谷(今天子峪)，又引*(左青右彡)渊法师同至。后来，又有京邑名僧静蔼法师等30余人逃避法难至终南山楩梓谷。之后，宣帝嗣位，诏令建寺，令沙门入寺行道。静帝继之，左丞相杨坚(即后来之隋文帝)辅政，命全国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于陟岵寺度僧二百余人。至此，佛教得以正式恢复。

    隋唐之世，长安两朝帝都由于君主的崇奉和倡导，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长安成为全国传播佛教的枢纽。译经事业的兴起，更为突出。隋开皇初，文帝下诏设译经馆于大兴善寺，请早已来华的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舍那崛多，达摩及多，世称“开皇三大士”，先后入住译馆，译出经论59部，262卷。此时中国沙门彦琮才华学识，一时无双，且谙习梵文，文帝诏令译事，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这是中国沙门创译佛经之始。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历经艰险，终于携带梵本经论657部回到长安。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及玉华宫，对佛经进行了大量的翻译，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在19年中译出经论25部，1335卷。这些译典开扩了我国人民的眼界，丰富了我国学术文化的内容。中宗神龙二年(706)在大荐福寺设立译经院，请由印度求法回国的义净三藏在此译出经论61部，260卷，其中涉及华严、唯识、律部和密部等经论。武周长安年间(702)，曾请三藏沙门实叉难陀来华，于清禅寺设立译场译出华严部、宝积部、律部、密部19部，107卷。主要奉武后之诏译出《华严经》80卷。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复于大兴善寺设立译场，先后有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此译出大量密部要典。不空所译就有110部，143卷。中国沙门一行曾应玄宗之请，来到长安协助善无畏翻译《大日经》，并著有《大日经疏》20卷，使密宗教理的组织合理化。

    由晋武帝到唐玄宗450年间，前后有译师46人，译出的经论各有特色，可以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来华，所译经论总数597部，3052卷，占全国2／3。所著作的论、疏、录、集、传、注等居全国之首。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佛经的翻译，宗派的创立，给中国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其丰富多采，有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故一般人认为，佛教在长安，当隋唐之世“如日中天”是黄金时代。

    由晋初到唐末的六百年间，长安佛教曾出高僧56人，被敕封国师者12人。由于这些大德高僧的呕心沥血，辛苦传译，隋唐时期先后创立形成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八大宗派，除天台宗依罗什在草堂寺所译《妙法莲花经》创宗于江南，禅宗也主要形成于江南外，其余六宗如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俱发祥成长于长安，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结晶。还有隋开皇时信行创立的三阶教，在长安曾盛行一时。各宗祖庭俱在，各有承传，故一般人称，印度是佛教导源地，陕西长安是佛教第二策源地，声誉远播，影响中外。如日本、新罗等国的学问僧，不顾海涛风险，纷纷来到长安求学佛法。回国后各自立宗传教，成为他们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随着佛经的翻译，教义的弘传，宗派的创立，寺院的建设也占着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成份，隋文帝在初移大兴城时，便立寺额120方于朝堂，下诏有能修造者任便取之。至唐初长安的独立寺院已达157座。其建筑群有六处，每处面积数百亩，殿宇、廊庑数千间，建筑宏伟，规模壮观。如隋文帝所建大兴善寺，“金碧辉煌、壮甲海内”。特别是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屋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能比者。”再如唐贞观中，太子李治为其生母文德皇后祈福所建大慈恩寺，“红楼绀殿，飞阁穿廊”，凡13院，总计1389间。唐代宗为其生母章敬皇后追福建立章敬寺，“殿宇林立，穷极华丽”。计48院，4139间。“天下名僧大德丛萃其中”。在富丽堂皇的殿宇内，由名画家绘的壁画更是当时的风尚，如曹不兴、顾恺之、闫立本、吴道子、王维等皆以擅长佛画传世。据《唐两京城坊考》载，28个佛寺中，就有48位名画家的绘画，展示了他们的绘画艺术风采，给佛寺也增添了光辉灿烂的景色，在相互影响中，发挥了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作用。长安佛寺建设布局比较集中，据《唐两京城坊考》载，长安外廓城108坊，就有僧寺126处、尼寺31处。其它史书所载有名而不知其寺址所在者50处。还有长安樊川的八大寺院更为驰名。终南山一带的名刹古寺星罗棋布。佛寺总计占全国五分之二，长安佛教发展至此已达顶峰。但又遇武宗灭法之厄运，长安城内首当其冲，占产逐僧，毁寺搬像，除庄严、西明、慈恩、荐福四寺保留外，余尽拆毁，使长安佛教惨遭摧残。不久宣帝即位，再阐真宗，迅速诏令恢复，使法轮再转，佛日重辉。到了唐末又逢战乱，寺院多毁于兵火，又使长安佛教元气大伤。五代虽战争频仍，而寺院又有恢复，唯周世宗柴荣复有灭法之举，遂使长安佛教一蹶不振。

    宋代建立政权之后，以反北周禁佛的法令，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收人心。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先度童行8000人，继而派遣沙门行勤等150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宫张崇信往益州(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使佛教的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对长安佛教来说，已失去弘传地位，只是对寺有所修复而已。自禅宗盛行以来，律寺、讲寺多改为禅林，卧龙、草堂、兴善、荐福诸寺传临济宗，慈恩寺则传曹洞一宗。金代在北方建立王朝以后，佛教信仰流行，有一定的发展，长安地区也沾其余荫。元代建国之初，即对佛教极力保护，长安虽距京师较远，而草堂寺现存令旨之碑内载，皇太子阔端在大西北征战中，仍四次令旨对草堂寺大加修葺和保护，即其一例。明清时代长安佛教亦有起色，明洪武年间，秦愍王朱樉亲自督工修建终南山普光寺。赵崡《游城南》载：“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庄严，为长安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胜者，寺门内莲花池，大数亩，中作藏经阁，环以廊百楹，游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而多是重建寺院，修残补缺，未有弘传之势。民国以来，军阀割踞，战争不息，长安在天灾兵火之下，寺多被毁。所谓僧宝，寥寥无几，弘法利生，不闻于世，佛教将临绝境。民国后期稍有复苏之机，讲经、传戒相继举行。20世纪50年代，康寄遥老居士曾写道：“近代以来，陕中佛教衰败已极。宗风不振，义学久荒，戒德消沉，僧才缺乏。诸祖塔寺，虽尚保存，但只抱残守缺。所谓绍隆佛种，弘宣正法，殊觉暗淡无光，不过令人偶瞻古塔，随时凭吊而已。回忆隋唐盛世，不胜今昔之感”。虽然如此，长安佛教对中国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贡献，对发展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极大的。千百年来，这些历史事实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在当今时代，公认世界佛教的重心在中国，而中国佛教的重心仍然在陕西古长安——西安，只是有待于振兴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佛教复遭灭亡之祸。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申和贯彻。平反冤假错案，收回被占寺院。安排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开办学院培育僧才。流通经像弘法利生，举行传戒后继有人。开展国际文化友好往来，扩大我国政治影响。普遍实行以寺养寺，农禅并重，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长安(西安)佛教有了新的生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机遇，以及日本佛教三大宗派——净土宗、日莲宗、真言宗自1980年以来，多次组织大型访问团来到长安(西安)参拜祖庭，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对振兴长安(西安)佛教也起着促进作用。

    在盛世时代，佛教与佛教文化和其它事业一样，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仅就长安区来说，大多数著名古刹除天池寺、华严寺(修复二塔除外)没有大的变化外，其他如兴教寺、香积寺、净业寺、牛头寺、至相寺以及南五台紫竹林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兴教寺经过复修扩建，呈现出“三殿”即大雄宝殿、后殿、卧佛殿，“四堂”即禅堂、客堂、斋堂、大遍觉堂，“五楼”即藏经楼、方丈楼、兴慈楼、钟鼓楼，以及僧舍一百余间，其规模空前，欣欣向荣；香积寺由原来的三间旧殿增至现今的山门、天王、大雄、法堂四重大殿以及钟鼓楼、地藏殿、僧房百余间，寺前增修的青石牌楼高大雄伟，寺前广场3000多平方米，日本佛教界信徒至香积寺时以为是唐时寺院；净业寺重修扩建后《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一评价：“净业寺住持本如法师募款对寺院进行重修扩建，历时四年完成，这是净业寺千余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牛头寺从1995—1998年进行了有创意的恢复工作，四年时间建起法堂、大雄宝殿、天王殿、寮房、钟楼等，建筑总面积1040平方米，花费人民币1000多万元，仅大雄宝殿金身佛像、庄严彩绘等就用去160万元人民币，大殿内外造型庄严及摆饰在长安独一无二。至相寺、南五台紫竹林的修复扩建也都非常宏伟。多年来，在文物部门的关注主持下，由政府投资对华严寺的清凉国师塔、杜顺塔以及二龙塔进行了整修加固。从组织上看，区政府成立了民族宗教局，全区成立了终南山佛教协会，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总之，不论是佛寺的恢复和发展规模，宗教活动场所的增多，组织的加强和规范管理，僧才的培养提高以及国际佛教文化的交流，都是隋、唐以后历代以来少有的，不是像有人说现在是末法时期，真可谓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僧才济济，后继有人，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宗教工作者和各寺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