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学的原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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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严典籍是大乘佛教经典的一个部类,由三部分组成:其一,不同时代和地区产生的众多独立流行的小经,史称“支品”;其二,在系统整理和修改众多单行小经基础上形成的汇集本,史称“本部”;其三,程度不同地受“支品”或“本部”学说影响,但主要内容又与之有别的一类经典,史称“眷属经”。

    以华严典籍为载体的华严经学说,是继早期般若学之后出现的大乘佛教思潮,约发端于公元一世纪,基本定型于公元三世纪末。它既有兼容并蓄此前一切佛教遗产的倾向,又有突出华严理论个性的特征。总体说来,华严经学说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主干,融合中国文化,并带有波斯文化的若干痕迹,是东西方文化在我国新疆地区交融的产物。

    从东汉末到东晋的二百多年间,众多华严类单行经从古印度经西域流入我国内地,主要由大月氏人或其后裔传译。早于“华严本部”出现的一些“华严支品”小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华严经学说的原初形态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

    一、《兜沙经》与华严学的发端

    现存最古的汉译华严典籍,是后汉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所译的《兜沙经》。支谶是大月氏人,汉桓帝末年到达洛阳,于灵帝光和到中平年间(178—189)从事译经。他以传译大乘般若经典为主,所译《般若道行品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比较流行。到东晋道安时代,包括《兜沙经》在内的十余部经①,已因“岁久无录”而不明译者。道安通过“精寻文体”,认定它们“似谶所出”(《高僧传》卷一)。

    《兜沙经》约2500字左右,主要内容是叙述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初成佛,十方世界菩萨聚集佛前,提出各种问题,列举菩萨修行名目。其学说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华严学承自般若学而又不同于前者的鲜明理论个性。

    直到部派佛教时期,佛教的多类经典虽然承认过去六佛及未来的弥勒佛,但释迦牟尼始终被认为是唯一现存的佛。《兜沙经》则列举“今现在”诸佛,明确宣扬多佛崇拜,拓宽众生成佛的范围。实际上,多佛同时并存是各类大乘佛典的共同主张,本经的特点是以释迦牟尼的“分身”来论证多佛存在,并以此把释迦崇拜和多佛崇拜结合起来。在这部小经的末尾,有一段对佛的世界及多佛存在状态的描述:

    释迦文佛(即释迦牟尼佛),都所典主十方国,一一方各有一亿小国土,皆有一大海,一须弥山,上至三十三天。一小国土,如是所部,凡有十亿小国土,合为一佛刹,名为蔡呵祗。佛分身,悉遍至十亿小国土。一一小国土,皆有一佛。凡有十亿佛,皆与诸菩萨共坐十亿小国土,诸天人民,皆悉见佛。

    这里描述的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整个世界,即“一佛刹”,是最早的华严世界构造,以后发展为莲华藏世界海。在“一佛刹”中,无数同时存在的佛都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对于这种“分身”,本经没有进一步明确界说,但突出强调了释迦牟尼佛身超越时空的遍在性,以此作为多佛并存的根据。这样,“分身”说成为《兜沙经》把释迦教主崇拜与多佛崇拜结合起来的理论纽带。

    在释迦牟尼之上,《兜沙经》没有再设立任何非人格化的更高崇拜对象,这是与当时般若类经典的一大区别。支谶所译的《般若道行品经》指出:

    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

    六波罗蜜者,佛不可尽经法之藏,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六波罗蜜出生。

    十方今现在不可复计佛,悉从般若波罗蜜成就得佛。(上引均见《大正藏》卷八第469页)

    把诸佛并存的原因归结为“般若”,使其具有成为诸佛之母的地位,凌驾于诸佛之上,自然贬抑了教主释迦牟尼。般若类经典所要神化和抬高的是新兴教义“般若”或“经法之藏”,而不是某位人格化的大神。因此,它具有一股强烈的批判偶像崇拜的精神。与之相对,《兜沙经》着重树立释迦的权威,神话色彩更浓重,思辨色彩较淡薄。此后的华严类经典又从不同角度创造出更丰富的神话故事,形象生动地描绘佛境界的神秘莫测、不可思议和富丽堂皇,长期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爱好。

    《兜沙经》重视“十”这个数字,并且多方面创用。本经所取经名Dasaka,据说也是源于对“十”的强调。由此开始,“十”逐渐被赋予多种超出计数范围的宗教象征意义,构成华严典籍乃至华严宗教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本经对“十”的创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严格以“十”为计量单位组织经文、论述教义和表达思想。《兜沙经》的行文多采用十句排比,论述问题多从十个方面或分十个小节。后出华严典籍由此发展,往往是每个问题包括十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各分十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各有十个段落,严格采用类似十进制的方式表达思想。“十”不仅是经文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教义内容的特色。

    其二,严格以“十”为计量单位列举菩萨修行名目,使菩萨行有了新的框架。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菩萨的地位空前提高,有关菩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大乘经典论述的中心内容。《兜沙经》没有对菩萨行内容详细说明,而是用提纲形式列举名目,共有十项,即十法住、十法所行、十法悔过经、十道地、十镇、十居处所愿、十黠、十三昧、十飞法、十印。与后出华严典籍的相关内容比较,这里的译名不规范,排列次序稍有差异,但它毕竟勾勒出菩萨行的大体框架,直接影响着后出的多种华严经典。

    《兜沙经》列举的十位大菩萨以文殊为首。文殊“持佛威神”,提出问题,讲述教义,使华严菩萨具有了代佛宣言的身份。以后所出现的各种华严类单行经,绝大多数都有一位作为“主角”的菩萨。习以菩萨名称其经,《兜沙经》即属华严典籍中的文殊类经典。此经概说菩萨行,在文殊类典籍中具有序说概论性质。

    二、《本业经》与早期菩萨行

    现存三国时代的唯一华严译籍是吴支谦的《佛说菩萨本业经》(简称《本业经》)。据《祐录·支谦传》,支谦一名越,字恭明,大月氏后裔,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时率数百名国人归附东汉。支谦自幼既习汉文,又“学胡书,备通六国言”,后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学佛教。汉献帝末年,支谦同乡人数十名避乱吴地,黄武元年到建兴年间(222—254)从事译经。所译经卷,《祐录》卷二记为36部48卷,同书《支谦传》作27部,《高僧传·康僧会》作49部。

    《本业经》分为相互独立的三部分,第一部分即与《兜沙经》的内容一致,相当于“序品”。其后依次是《愿行品第二》,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净行品》的部分内容;《十地品第三》,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十住品》的部分内容。这种编排形式,不仅表明《本业经》承自《兜沙经》,而且确定了《兜沙经》在华严类经典中具有序说概论的地位,透露出华严经典形成过程的一点信息。

    与《兜沙经》相比较,《本业经》的第一部分在翻译风格上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文字简练通畅,整篇行文上下贯通,浑然一体,不似《兜沙经》有些句子含义不清,有些行文上下不衔接。这部分的字数虽只占《兜沙经》的五分之二左右,但内容并没有减少,这也与中间一大段用偈颂体替代原来的散文体有关。其二,将大量音译词改为意译,且多采用汉文习用的名词术语,宜于汉地人士接受。例如,把“蔡诃祗”改译为“忍世界”,把佛的十个名号全改为意译。晋代道安贬其译文不忠实于原著,南朝梁代慧皎则赞其译文“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高僧传·康僧会》)。仅从《本业经》来看,支谦所用的译语更多地为后代译者所沿用,且译文也无节译摘编的迹象。

    从内容上看,《本业经》第一部分列举的菩萨修行名目也与《兜沙经》不完全相同,而与后出经典的相关内容更接近,叙述更清晰,含义更明确。“佛之本业:十地、十智、十行、十投、十藏、十愿、十明、十定、十现、十印,断我瑕疵,及诸疑妄。”上述十种名目不仅绝大多数为后出华严类经典所沿用,有些还成为经文的品名。可见,菩萨修行的内容大多是依据这个提纲扩充形成的,华严菩萨行内容铺展开来的线索由此更清楚了。

    《愿行品第二》以回答菩萨在家或出家“本何修行,成佛圣道”的问题展开,答案是“奉戒行愿,以立德本”。经文的主体部分是偈颂形式,分135节,详细叙述从在家到出家修行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要求把自我约束的“奉戒”和施惠他人的“行愿”贯彻到一言一行、一事一法中去。本经文容纳了许多儒家伦理规范,特别引起僧俗人士的重视。

    《十地品第三》讲从“发意”(树立佛教信仰)到“补处”(获得诸佛功德)的十个修行阶段,称“十住”或“十地住”。这十个阶段的名称是“第一发意,第二治地,第三应行,第四生贵,第五修成,第六行登,第七不退,第八童贞,第九了生,第十补处”。这是继《愿行品》之后对菩萨修行的第二种展开形式,有两个特点:第一,十个阶位并不是平行排列的十个方面,而是由低到高,自浅入深,直至获得佛功德次第阶位。第二,前五个阶位各包括十项内容,后五个阶位各包括二十项内容,经中称为“从十十法成”。这样,《十地品第三》就把以十数列举菩萨修行名目的旧框架,初步充实为自低到高的类似十进制的新体系。

    与《兜沙经》比较,《十地品第三》更多吸收了般若学的内容,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把佛法抬高到诸佛之上的倾向。该经在总结“十住”时指出:“一切十方去来现在佛,皆由此兴。”“十住”乃是佛的教法,说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佛由“十住”而兴,与把“般若”作为诸佛之母的思路一致,而与《兜沙经》的“分身”说背道而驰。此后在竺法护所译的普贤类经典中,开始有意识地消除这种矛盾。由此可见,华严类典籍一开始就在突出理论个性的同时,不断杂糅各种流派的思想,这种情况越到后期越严重。

    第二,定中见佛的描述。《十地品第三》有言:“莲华上法意菩萨,即如其像,正坐定意,入于无量会见三昧,悉见十方无数诸佛。”这是与般若类经典共有的学说,此后各经不断充实,构成华严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史传和经录的记载,汉末三国时代还有两部属于华严类的经典,早佚。据《高僧传》卷一《竺法兰》,汉明帝永平年间,竺法兰在洛阳译出《十地断结经》,曾被认为系华严类典籍,且是最早的汉译本。竺法兰其人及所译经典,明显是南朝刘宋之后人的假托,以附会汉明帝求法,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另外,三国吴地有失译的《普贤菩萨答难两千经》三卷,《华严经传记》卷一等谓是《华严经·离世间品》的异译。《离世间品》是文殊类经典和普贤类经典的混合形态。汉末三国只出现了文殊类经典,普贤类经典直到西晋竺法护时才出现,并且明显有衔接此前文殊类经典的说法,表明是早期的普贤类经典。《离世间品》只有在文殊和普贤两大类经典均定型后才可能出现,至多只能形成于西晋,不可能在三国时代就译出。当然,经典产生的早晚与译出的前后并不是一回事,但从汉末到西晋的华严译籍看,两者是基本一致的。三国时代译出《离世间品》的说法可以否定。因此,汉末三国译出的华严类经典只有《兜沙经》和《本业经》,它们可以反映华严经学初创时期的全貌。

    三、《渐备经》与普贤类经典

    l.竺法护的三类译籍

    西晋是华严单行经传入我国的最盛时期,可查考的译者有竺法护、聂道真、白法祖三人。其中,输入了华严经学新内容,并且保存至今的经典,唯有竺法护的译籍。

    据《华严经传记》卷一,白法祖译《如来兴显经》一卷,是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的异译,已不存。聂道真曾任竺法护译经笔受,《华严经传记》说他所译华严典籍有五种:第一,《诸菩萨求佛本业经》一卷,今存,是吴支谦《本业经·愿行品》的异译。此经内容与前者相同,只是译文风格有异,主体部分的经文不是偈颂体而是散文体。第二,《菩萨本愿行品经》一卷,不存,《华严经传记》谓“亦是《净行品》”。第三,《菩萨十道地经》一卷,不存,《华严经传记》谓“似《十住品》”。果真如此,那么该经即是吴支谦《本业经·十地品》的异译。第四,《十住经》十二卷,太康元年到永嘉元年(280—312)译出,已不存,《华严经传记》谓“是《十地品》”。第五,《菩萨初地经》一卷,不存,《华严经传记》谓“似初地”。

    以上传为白法祖、聂道真所译的或佚或存的经典,不是吴支谦《本业经》某部分的重译,便是可为竺法护译籍所包括的,因此,竺法护的华严译籍可以说是西晋华严译籍的全部②。

    竺法护,音译名为竺昙摩罗刹。据《高僧传》载,祖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从学于外国沙门竺高座,“诵经日万言”,并且“博览《六经》,游心《七籍》”。晋武(265—290)之时,鉴于佛教“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的状况,立志译经。他随师游西域诸国,学通36种语言,并广求佛典带回内地。他译经时间长,前后约47年(266—313),几乎与西晋王朝共始终。其译籍品类多、数量大③,几乎囊括当时西域地区流传的所有重要典籍。他译经活动范围广,从敦煌、酒泉经长安到洛阳,足迹踏遍当时北方佛教的兴盛地和政治文化中心。

    竺法护的华严译籍共有六部,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重译的文殊类经典两部。一是《菩萨十地经》一卷,《祐录》卷二有载,泰始元年至永嘉元年(265—308)之间译出,已不存。《内典录》卷二说此经是“华严十地品”,《华严经传记》卷一此条下注“似十地品,十住品也”。竺法护所译《渐备经》是十地品,篇幅很长,不能只是一卷,所以应依法藏的考证为准,此经属重译经。二是《菩萨十住行道品》一卷,现存,是吴支谦《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重译本,内容大致相同。

    第二类,新译的普贤类经典,共有三部,均存。其一,《佛说如来兴显经》(简称《兴显经》)四卷,元康元年(291)译出,又名《兴显如幻经》。其前半部分相当于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篇幅约占五分之四;后半部分相当于《十忍品》,篇幅约占五分之一④。此经主要叙述菩萨如何通过修行进入佛境界。其二,《度世品经》六卷,也是元康元年(291)译出,相当于晋译《华严经·离世间品》,采取普贤菩萨解答普慧菩萨二百问的形式,主要讲菩萨如何修行,以便用“神通方便”度化众生。其三,《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三卷,又名《普贤菩萨定意》,相当于唐译《华严经·十定品》,晋译《华严经》中缺。主要讲述普贤的“诸定正受卓变之行”(《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即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以上三部经典的共同特点,是抬高普贤菩萨的地位,把他视为菩萨修行的榜样。普贤行、普贤境界以及法身理论,是这些经典的共有内容。

    第三类,新译的《渐备一切智德经》(简称《渐备经》)五卷,元康七年(297)于长安译出,又名《善备经》、《十住经》、《大慧光三昧经》等,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十地品》。本经主要论述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是整个华严类经典中关于菩萨修行的核心内容,历来受到特殊重视。其间也对十度的修行体系以及三界唯心、修本净心等理论问题有所说明。

    2.终极崇拜对象——法身

    与此前的文殊类经典相比,竺法护的普贤类译籍以法身为终极崇拜对象,贬抑了释迦牟尼的地位。为消除前后经典中的矛盾说法,释迦牟尼的“分身”为法身所统摄,如《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称:“法身无量,而皆具足,名流显称,普至十方……皆能分身,十方现化。”

    在《兜沙经》中,同时并存的无数佛毫无例外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在这里,“十方现化”的诸佛统统是“法身”的“分身”。这种着意改造,表明后出普贤类经典努力与前出文殊类经典的学说保持一致的意图,从而给我们透露出华严类经典形成过程的信息。同时,继承和改造文殊类经典中的学说,也与进一步扩大吸收般若类经典的内容有关。

    所谓“法身”概念,最初来自对佛所说教法的人格化抽象,普遍被运用于各类大乘佛教经典。就般若类经典而言,对“法身”的界定、说明和发挥,与其倡导的“性空假有”基本理论相适应。竺法护所译《修行道地经》卷七《菩萨品》有言:

    法身无有形,用吾我人而现此身……法身无处,何缘得见?适思此己,便逮无所从生阿维颜。

    法身体现性空,本质上虚幻不实在,只因为人们怀有“吾我”的错误观念,才出现误认为是实有的幻身。如果抛弃以自我为实有的错误认识,明了其本质的虚幻,取得正确认识,即可获得后补佛(阿维颜)的资格。因此,强调法身本质上的虚幻,强调取得般若智慧,是般若类经典论述法身的两个侧重点。竺法护华严译籍对法身的论述与此不同,大体从四个方面说明法身及其功能,既有与般若类经典的雷同说法,更有独特之处。

    第一,法身是诸佛的本源,永恒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兴显经》卷一谓:“去来今佛,一切悉等,为一法身。”《度世品经》卷六谓:“色身如是无常,法身常存。”把法身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去来今)一切佛的本源,作为诸佛之母,认定其永恒“常存”,是多种大乘经典的共有说法,《华严经》的学说也正是由此起步的。

    第二,法身没有能为人的感官所能把握的特定形体,但并非虚假存在,而是佛智慧的体现。《兴显经》卷一谓:“法身慧体,究竟无相。”《度世品经》卷四谓:“菩萨解了佛慧,为一法身,故曰开士。”肯定法身以佛的智慧为体,强调它的客观实在性,是与般若类经典的思路不尽相同的。

    第三,强调法身的遍在性。《兴显经》卷二谓:“见如来者,则为一法身。以一法身,若一慈心向于一人,则普及一切群萌,多所供养,如虚空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入……佛身如是,普入一切群萌之类,悉入诸法。”这里的“佛身”与“法身”含义完全相同。这段论述首先明确了法身在佛教解脱论中的地位。法身可以“普入一切群萌之类”,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诸佛的本源,这是人人皆有佛性,皆有成佛内在根据的理论前提。把法身遍在延伸到人的心性方面,自然得出人心本净的结论。这也是华严类经典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渐备经》中有明文提及⑤。另外,法身可以“悉入诸法”,表明精神实体可以赋予无情之物,从而为泛神论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第四,法身的神通显示功能,即法身的“善权方便”。《度世品经》卷四说:“一切诸佛,合同体故,以得成就,弃一切诸凶危法,是谓善权方便。一切现门,神足变化,皆能显示。”又说:“如来至真,其慧无限,随时说现,见诸自大,以权方便而发起之。法身无漏,悉无所有,普现诸身。”所谓“善权方便”,在这里指法身为了拯救众生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法身转变为色身的过程。法身本来没有特定的可视形象,但它具有“普现诸身”、示现一切身的功能。在般若类经典中,法身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原因被归结为人们的错误认识,《华严经》与此相反,把这种转变归结为佛为拯救众生的能动作用,并不以被拯救者的意志为转移。

    法身的善权方便,集中体现在“神足变化”上。所谓“神足变化”即指神通,其本质特征是:通过对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如身眼耳心等)能力无限夸大的想象,以达到不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制约的随心所欲(“如意”)和绝对自由(“自在”)。神通的获得,被归结为修习禅定。《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言:“一切变化境界,是皆定意。”因此,法身的显示功能,来自对神通变化境界的构想。充斥于华严经典中的诸种神通构想与神话交织,在组织华严经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既然法身显示出于拯救众生的需要,那么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即是掌握这种功能,这既表明菩萨具备了诸佛的功德,也表明他具有拯救世人的无限能力。《度世品经》卷六有言:菩萨“察其世俗,缚在贪欲而自缠绵,无能拔者……便以法身显示大要,遍于三世,令各生意”。这样,普贤类经典为展示神异灵迹提供了最权威、最崇高的系统论辞。

    总之,普贤类经典中的“法身”,是以佛的智慧为体,具有客观实在性、超越时空的遍在性和大慈大悲的显示功能,为菩萨修行树立了终极目标和归宿。三部经典对菩萨修行样板的塑造,对菩萨修行具体过程的描述,都与法身的诸多规定紧密相连。

    3.普贤行与普贤境界

    普贤类经典着力塑造的修行达到最高阶段的菩萨——普贤,比有资格“宣如来旨”的文殊似乎地位更高。因为在整个华严类经典中,有资格宣讲佛法的菩萨很多,但被奉为菩萨修行样板的,唯有普贤。

    《度世品经》卷一提出“立普贤行,入诸佛慧”,明确把普贤的实践与成佛联系起来,并且相互等同。对普贤行及普贤境界的描述,集中在《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中。

    普贤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就是可与法身相契合,《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一开始就突出予以强调。当众菩萨集会佛前,有人问,为什么普贤菩萨就在聚会之中,但“吾等不睹普贤菩萨及其坐处”,佛告众菩萨:普贤“于三世等诸佛法身”,“等吾神足境界”。这样,普贤就是永恒的绝对精神存在,所谓普贤境界、佛的神通(神足)境界和法身,三者完全等同,没有区别。

    普贤之所以能与法身契合,在于他经历了与诸佛相同的修行过程。“彼菩萨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而行一德本,彼菩萨合为一身,以法界无逾者……彼菩萨为无限行,与法身等故。”(《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要达到与“法身等”的境界,必须修菩萨的“无限行”。所谓“无限行”,是强调修行具体内容的多种多样、包罗万象、无穷无尽。这种无限行概括起来无外乎两个方面,即积累个人的无量功德和拯救无量众生。《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借佛之口概括了普贤行:

    普贤菩萨以净无数众生,无极清净,无量功德,兴无数福,修无数相,德备无限,行无等伦,名流无外,无得之行,普益三世。有佛名誉,普而流著。普贤菩萨,行绩若斯。

    在积累个人功德方面,普贤“兴无数福,修无数相”,经历了无数的修行实践,从而达到“有佛名誉”,实现了个人解脱成佛,这属于自度。在拯救众生方面,普贤“净无数众生”,这属于度他。自度和度他是同一修行过程的两个方面。

    尽管普贤行具有无限性,但普贤能与法身契合的关键是神通行。于是,号召学习普贤,更主要的是鼓励修习禅定以获神通,此即为修普贤行,所谓“菩萨以几无思议之定,得应普贤之行”。在此类经典看来,没有修习禅定所获得的神通变化,与法身契合就是一句空话。

    普贤能够与法身契合,也就是具有了法身的显示功能。为了让聚会的菩萨见到他,他又从不可见转变为可见。“普贤菩萨,兴为感动,使其大众,咸见普贤,于世尊足左右,坐大莲华上。”(《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这种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从法身到色身的转变。能够具有这种转变能力,也就与佛没有差别了,所以“普贤能化为佛,能住如佛,能化法轮,建立应化,普现如来之光明”(《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这样,作为菩萨修行样板的普贤,并不是以学问精湛、能言善辩、智慧超群见长,而是以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具有法身的善权方便著称。这类经典中描述神通变化构想的内容非常多,仅举一例:

    菩萨神足变化有十事,何谓为十?无数世界入于一尘是神足变;复以一尘,遍诸法界,现一佛土;使诸海水入一毛孔,旷诸法界,入众佛土,令诸众生,无所娆害。无量世界,入于己身。以神通慧,普现所为。(《度世品经》卷三)

    能把极大的“无数世界”纳入极小的“一尘”中,又能以极小的“一尘”普现极大的“一佛土”,等等,均是神足变化的构想。此类经典不同于一般禅经讲述修习禅定引发神通的具体操作,而是前进了一步,吸收神话,驰骋想象,描绘出一幅幅神通境界的画面。这里面有思辨,但不是抽象哲理的思辨。

    4.十度与十住

    《渐备经》具有衔接文殊类经典和普贤类经典的性质。该经严格以十数组织经文,承袭了《兜沙经》以来的传统。它所述菩萨修行从低到高的十个阶位,是在继承、改造和充实吴支谦所译《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基础上形成的,内容更丰满,论述更详尽⑥。它对最高阶位第十位的描述,大同于普贤类经典,自然与其相衔接。

    把菩萨行称为“无限行”,是般若类和华严类经典的共同说法。同时,两类经典也依据各自的基本理论,对菩萨行作出概括,形成各具特色的修行体系。般若经典对菩萨修行的最著名概括是“六度”,也译“六度波罗蜜”、“六度无极”等,指众生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六个方面的修行,可以实现从生死此岸到达解脱彼岸的转变。《渐备经》在吸收六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度。

    《渐备经》个别地方也直接采纳六度说,提出“六度无极,以自庄严”(《渐备经》卷一)。但它论述的侧重点不是六度,而是其独创的十度。十度指施度、戒度、忍度、进度、禅度、智度、权方便度、誓愿度、势力度、慧度。其中,前五度与般若经所述名目相同,第六度是将“般若度”改为“智度”,后四项是新添名目。将六度扩展为十度,明显出自俯就以十数概括教义的形式需要,也反映了华严学力图发展般若学的倾向。但十度并不是《渐备经》所论述的重要内容,在整个华严类典籍中也没有重要影响。《渐备经》主要论述的是“十住”,这是整个华严经典的一个核心内容。该经提出:“十方诸佛,皆由中兴,因其得成。”⑦并认为“行此十住”,可以达到“自致成佛,度脱十方”⑧的目的。这些都是承自《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说法,表明了两经的关系。而《渐备经》对前者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给每一阶位充实了冗长的内容⑨。

    《渐备经》关于“十住”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住叫“悦豫住”。据说进入这一阶位的修行者不仅自己悦豫欢喜,别人看见也“莫不欢然”,故名。由此开始,修行者从“凡夫”进入了菩萨阶段的修行,要树立对佛教的“笃信”,对众生的“愍哀”。由于此阶段强调树立坚定的佛教信仰,所以也叫“入于信解脱”。

    第二住名“离垢住”。重点要求修行者离于“十恶”,奉行“十善”,并以此教化众生。“诸佛子住此,应时转法轮,开化立众生,使行十善业。”奉行十善,也是对小乘基本戒律的接受。

    第三住名“兴光住”。修行者要思考“一切万物”皆“无常、苦、空、不净”的本质,从而“益加愍哀”苦难的众生。修行者还要通过修习四禅、八定、十二门等禅法,获得种种神通变化,以便“救护十方众生”和供养佛。在这一阶位,不仅思考的佛理更抽象了,而且注重了神通的运用,纳入了小乘佛教的基本禅法——四禅、八定和十二门。所以,这里的神通还属于小乘范围,是初步的神通。

    第四住名“晖曜住”。修习“三十七道品”,以便“成就如来种姓”。三十七道品是小乘佛教对达到涅槃所必须修行的内容的总结。纳入三十七道品,等于把小乘佛教的具体修行方法全盘接受。

    第五住名“难胜住”。修行者要真正领会“苦集灭道”四谛,并以此教化众生。“四谛”是小乘佛教把生死轮回此岸与解脱彼岸结合起来的学说,纳入“四谛”,等于吸收了小乘佛教的全部学说。

    第六住名“目前住”。修行者通过分析十二因缘为众苦之本,理解众生在“三界”或“诸所趣”(五道或六道)中生死轮回,皆是“心之所为”。而拔济众生的首要任务是化导众生心:“所行德本,布施爱敬,利益等利,化众生心,不舍佛道。”在这一阶位的叙述中,提出了“其三界者,心之所为”的命题。

    第七住名“玄妙住”。即“入第七地,行善权智”。所谓善权智即指“神通慧”。这一阶位是菩萨行中带有突变性质的阶段,主要表现在菩萨可以凭借神通自由来往于两界。“有二世界,一者瑕疵,二者清净,本际平坦,一等清净,所度一等。其两界间,不可越度,以大神通、至力、愿力,乃可越矣。”“瑕疵”世界即指众生流转的三界诸趣;“清净”世界即指佛的解脱境界,凭借神通变化的灵活手段(善权方便),就可以自由来往于两界之间。对这一阶位菩萨修行的描述,已经与普贤境界的描述大体相当。因为,来往于两界之间,实际上就是实现从法身到色身、从色身到法身的转变过程。“瑕疵”世界是可见世界,“清净”世界是不可见世界,来往于两界之间,即是实现从可见到不可见,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

    第八住名“不动住”。菩萨“住此道地,其心普游诸所习行。虽在是行,不以是行有所染污。彼意晓了,所在作行,菩萨之行。在泥洹行,不以为行,何况俗行”。无论处在世间还是出世间,无论处在生死轮回境地还是解脱境地,其心都不为所处境界所左右。菩萨所达到的这种境界,也是对前一住能自由来往于两界的进一步发展。

    第九住名“善哉意住”。在这一阶位,菩萨应具有善于宣讲佛法,并且使众生信服的能力。“安住唯说法,化凡夫众生,闻之寻受持,犹下种于地。”具体表现为菩萨具有“四分别辨”:“一曰分别法”,指“明宣诸法,自然了相”,能把佛法讲解清楚透彻。“二曰晓了义”,指“能解畅法之所归趣”,能把佛法的道理、宗旨解释清楚。“三曰顺次第”,指“说无所坏,剖判诸法深远之慧”,宣讲佛法没有任何过失,把佛法的微言深旨讲清楚。“四曰解辨才”,指“无所结缚,知法无断”,乐于为众生宣讲佛法且毫无滞碍。具有善于宣讲佛法的能力包括具有神通力,如谓:“处于法座,须臾之间,适发意顷,则以一音,演若干响,普告众会,一时之间,光从口出,其诸毛孔,宣一切音,演布道化,无所不解。”所以,菩萨宣讲佛法实际上是以神通变化宣讲,与凡夫的宣讲教法不同。

    第十住名“法雨住”。达到最高修行阶位的菩萨,必须具备大小乘菩萨的一切修行以及佛的一切功德。特别重要的是,要具有佛的法身和色身转化功能。“发意之顷,示诸众生,如其所愿,建化色身,庄严志性。能以己身现如来身,以如来身现为己身,以如来身,建立己身。在佛土中,以己身土,建化佛身。”这里的“佛身”,是作为“法身”概念使用的,与“色身”相对。这里的描述已与对普贤的塑造完全相同,把色身和法身打成一片,正是普贤的境界。

    《渐备经》说明菩萨修行的具体过程和规定,普贤类经典则是塑造一个修行达到最高阶位的菩萨样板。这种内容上的联系和经文编排上的次序,在晋译《华严经》中没有改变⑩。

    四、节译经与眷属经

    东晋华严单本译籍以十住或十地的重译经为主,新译经典只有一部。所有被认为是华严系统的单本译经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祗多密、鸠摩罗什和佛陀跋陀罗的重译经。

    祗多密事迹不详,《祐录》载其译经一部,不是华严类经典。《大唐内典录》卷三介绍:“西域沙门祗多密,晋言诃友。……晋世出译,名多同计,不应虚名,若非泾洛,应是江南,未详何帝。”他“译经二十五部,合四十六卷”。其中属于华严类的经典有《菩萨十住经》和《十地经》。《华严经传记》卷一谓,祗多密译《菩萨十住经》一卷,“是十住品”。此经今存,与晋译《华严经·十住品》内容相同。《十地经》一卷已不存,《华严经传记》卷一注:“似十地,十住品。”所以,祗多密的译籍应是吴支谦《本业经·十地品第三》、西晋竺法护《菩萨十住行道品》的重译。

    鸠摩罗什(344—413)是中国佛教译经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以传译般若类经典为主,所译华严典籍是《十住经》四卷。此经是竺法护《渐备经》的重译,篇幅不相上下,但风格与《华严经·十地品》更接近。另据唐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罗什“在凉州译出《大华严经》”,难以置信。

    译出晋译华严的佛陀跋陀罗也有两部单行经。据《祐录》卷二《异出经录》,有《菩萨十住经》一卷,《本业经》一卷,均不存。这两本单行经不为后世经录所重,已难定是属于十地品还是十住品。东晋十住或十地类重译本数量较多,中国学僧研究华严单行经也是从此类经典开始。

    第二类,圣坚的《罗摩伽经》。

    《大唐内典录》卷三谓圣坚是西秦时期僧人,或云法坚,于乞伏乾归(388—412在位)时译出经典15部24卷,其中《罗摩伽经》三卷,为晋译《华严·入法界品》的同本节译。亦有谓圣坚为西晋时人,恐有误。

    《罗摩伽经》今存,与《入法界品》相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相当于序言,主角善财童子没有出场,只列举众多菩萨集会,以普贤和文殊为上首,讲说菩萨行。这部分大约2500字左右,与《入法界品》的开头部分内容一致。第二部分讲述善财童子依次寻访十二位善知识,求菩萨行,始自善胜长者(无上胜长者),终至普覆众生威德夜天(普救众生妙德夜天),与《入法界品》第七至第九的主要内容一致,十二位善知识的次序也没有颠倒错乱。由此分析,《罗摩伽经》是节选于一个完整的本子。

    第三类,华严眷属经,即受华严学说影响形成的一类经典。

    东晋时期还译出两部单行经,在晋译和唐译《华严经》中没有相应经文,但在形式和某些内容上与华严典籍有相似处,曾被某些经录列入“华严部”,被称为“华严眷属经”。

    第一部是鸠摩罗什的《庄严菩提心经》一卷,译于后秦弘始年间(399—415)。隋法经《众经目录·众经异译二》认为,此经与竺法护所译《菩萨十地经》为“同本异译”,即肯定它为《华严经·十住品》异译。《华严经传记》未将此经列入《支流》,即否定它是华严类经典。《开元释教录》卷十一将此经列入“华严部”,并说明:此经“并与华严分有相似,是眷属摄,而非正部,以其三种世间严事劣故”。从现存《庄严菩提心经》看,它讲十地,也讲十法成就,经文严格以十数组织,有些用语也与华严类经典相似。本经主要以般若教义讲“菩提心”,其形成无疑受到华严典籍影响。

    第二部是凉州人竺佛念所译《十住断结经》十卷,又名《最胜问菩萨十住除垢断结经》、《十千日光三昧定》。《祐录》卷二谓《十住断结经》十一卷,是竺佛念于苻坚时在关中译出,《高僧传》本传也记有《十住断结》。到了唐代,《大唐内典录》和《华严经传记》均记,竺佛念既译《十住断结经》,又译《十地断结经》。《开元释教录》卷三则记,《十住断结经》十卷,“亦云十地断结”,确定两个经名实指同一部书。各经录及传记对此经有不同看法,《大唐内典录》卷三记此经“与汉法兰出八卷小异”,即说此经与东汉竺法兰所译的《十地断结经》相似,《开元释教录》卷一沿袭此说。《华严经传记》将其列入《支流》,但又注明:“非十住品,亦非十地品,以名同恐误附也。”等于否定它是华严典籍。

    现存《十住断结经》有十卷,分三十三品,前十品每品讲一地,共讲十地修行,与《十地品》形式相同,内容不一样。在所列“十地”名称中,第七地与《十住品》的第七住同名。从第十品以后,各品排列没有什么规律,内容上也不相互呼应。此经的形成也明显受了华严典籍的影响,但主要内容与华严典籍不同。《华严经传记》的作者法藏比任何经录的作者都更精通华严典籍,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东晋之后,经南北朝到唐代,此类华严眷属单行经有明显增多趋势,以《开元释教录·华严部》所收较完备。这表明,创造华严新经典,或受已有华严典籍促动而再续新经的浪潮一直未平息。此类经典被排斥于“华严正部”之外,名义上是因为它们所宣扬的义理与华严经有冲突,实质上是因为它们未被收入晋代和唐代译出的汇集本之中。其中有些经典被斥为“劣”,正是崇奉《华严》者看到它们与华严典籍有较多相同处,但又在集成本中找不到完全相应的经文所致。其实,晋译和唐译《华严》虽经系统化整理,但所收经之间异见迭出,相互矛盾之处仍不少,却从未受到指责,一概被承认。在中国华严经学发展转变过程中,特别在华严宗理论形成过程中,此类经典没有发挥作用,故不再论及。

    ①《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卷二共列支谶译经14部,同书卷十三亦有说明。

    ②《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卷二谓聂道真译《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一卷,是《华严经·入法界品》,不知所本。

    ③《祐录》卷二记167部366卷,《历代三宝记》卷六记451部717卷,《开元释教录》卷二记333部590卷。

    ④《华严经传记》卷一:“是从《性起品》无重颂偈仍将《十忍品》次后编之,亦不题也。”

    ⑤《渐备经》卷一:“菩萨大士,以具大哀,不抱伤害,修本净心,益加精进,合集一切众德之本。”对于“本净心”的问题,《渐备经》只是这样简单提到,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但影响很大。

    ⑥“十地”与“十住”在晋译华严出现之前有混用现象,可以理出一条线索。三国吴支谦所译《本业经》中有《十地品第三》,相当于晋译华严的《十住品》。《十地品第三》经文中也讲“十住”或“十地住”。西晋时期,竺法护译《菩萨十地经》,《华严经传记》谓:“似十地品,十住品也。”他所译的《渐备经》讲“十住”,相当于晋译华严《十地品》。东晋时期,鸠摩罗什上承竺法护,所译《十住经》即晋译华严《十地品》。晋译华严是把此前经名中标“十地”的部分作《十住》,而把标为“十住”的作为《十地》。这是把后出的经典用了古称。

    ⑦见于《渐备经》卷五。《十地品第三》末尾部分的相应经文是:“一切十方去来现在佛,皆由此兴。”

    ⑧见于《渐备经》卷五。《十地品第三》末尾部分的相应经文是:“为最正觉,度脱天下。”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晋译《华严经》的“十住品”是“十地品”的原初形态。

    ⑨充实的内容多与普贤类经典相一致,而删去的内容大多又是《兜沙经》中就有的。比如《十地品第三》讲佛“分身”,这是承自《兜沙经》的,而《渐备经》就把这部分内容删掉了。

    ⑩《渐备经》与《华严经·十地品》相比,主要内容方面没有明显出入。十住的名目有所不同,《十地品》的十地名目是:“一曰欢喜,二曰离垢,三曰明,四曰焰,五曰难胜,六曰现前,七曰远行,八曰不动,九曰善慧,十曰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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