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传播、扩散中，文化中心的作用举足轻重。文化中心也叫文化重心，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点，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区域①。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中提出了确定文化中心的两条标准：
第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它应指一个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而非指某个文化教育、艺术活动的中心地点(如都市等)，尽管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该区文化代表着那一时代的主要精神与中心内容，并向着周围地区逐渐传播、产生影响。因此，同一时代中文化发达区域往往有许多块，而文化中心(重心)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②。
文化重心是特定时期一个地区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同一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重心只有一个。不同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重心所在往往不同。佛教是在西北地区传入时间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世界宗教。自从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西北地区，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同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所在也不相同。历史上，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转移，最终奠定了近现代以来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格局的基础。
(一)从西域到关中：晋唐时期西北佛教文化重心的转移
佛教主要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西北乃至内地，因此，西域是西北乃至中国最早受佛教熏染很深的地区。公元4—6世纪，西域之佛教特别兴盛，寺塔林立，佛窟成群。史载，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③。疏勒国(今新疆喀什)“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④。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⑤。焉耆国(今新疆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⑥。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⑦。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⑧。揭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亦事佛道”⑨。子合国(今新疆叶城)“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⑩。是时，前往西域各国求法的西北地区僧人，不绝如缕(11)，或搜求经典，或寻求名师，或欲睹圣迹，或作亡身之誓。与此同时，东到西北地区各地传法的西域高僧，不胜枚举(12)，或翻译佛经，或教授禅道，或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中国佛学最初并不是直接来自印度，而是通过西域传来的，有的甚至就是西域的佛学(13)。印度梵文佛经经过西域文(于阗文、龟兹文、焉耆文、窣利文)的翻译成为“胡本”，传入中国内地的佛经就是用这种胡本翻译的。因此，迨至南北朝，人们提到佛经的翻译时，还常说“译胡为秦”(“胡”指西域文，“秦”指苻秦、姚秦)。汉晋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一些地方也有流传，但远远不及西域之佛教具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西域不仅是汉晋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最为兴盛之地，而且是当时西北地区乃至中国的佛教文化源地，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久在西域。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东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和关中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度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史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村坞相属，多有塔寺”(14)。凉州是佛教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中转站，中国佛教的许多佛经译于凉州。“凉土译有《涅槃》、《婆沙》，均义学之渊府”，“而《涅槃经》阐佛性说，开中国佛理之一派，至为重要”(15)。从西晋末年到南北朝，百余年中，凉州译事未曾中断，凉州因而成为西北地区佛教文化一大重镇。及至北魏太武帝西伐姑臧(今甘肃武威)，凉土崩乱，乃使“沙门佛事皆俱东”(16)。南北朝时期，北方在魏平凉以前，佛教中心在凉州，灭凉以后佛教中心东迁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以后又南移洛阳，魏分东、西后又移往邺城(今河南安阳)和长安(17)。早在西晋初年，竺法护建寺于长安，译经讲习，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18)。不唯法护，帛远亦曾“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19)。是知西晋一代，长安佛教即已甚盛。其后，释道安被前秦苻坚迎入长安，奉为国师，甚得礼重。道安笃好经典，志在弘法，他召集中外名僧，组织译场，主持译事。是时，长安遂为西北地区佛教译经之重镇。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法弘化”(20)。道安之后，后秦姚兴迎请“道流西域，名被东川”的鸠摩罗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甚为优宠。鸠摩罗什译经，穷年忘倦，长安译事，十数年间可谓极盛。什公“学宗《般若》，特尊龙树”(21)，译经讲法最重龙树一系大乘学说，他在长安开创了关中中观学派，其传承之学说被称为关河义学(22)。当此之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趋者川奔，学者市聚，“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后兴之盛也”(23)。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关中。隋唐时期的长安寺院林立，寺宇相望，光被远迩；四方学侣，向风而靡；缁门俊秀，归者如云。名僧大德，高建法幢，翻译经典，讲习经论，钻仰经宗。译经大师玄奘、义净、不空等一大批高僧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慈恩寺、兴善寺，西明寺号称三大译业中心。慧远、昙延、道洪、灵润、吉藏、智炬、昙迁、慧藏、端甫等一大批智海明珠云集长安，师匠百数，结聚法筵，击论讲习《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佛教经典，释门英达，讲导著述，名道日新，缁素钦揖；四海英髦，风趋波委，道学如林，义筵如市，义学高于风云。长安都会，朝宗所依，影响所及，终南山和关中平原的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邠州(治今陕西彬县)等地，大法广弘，璨然可观。关中不仅是隋唐西北地区翻译佛经之重镇，亦为会通佛学之要地，成为全国的佛学研究中心。隋唐佛教诸大宗派因此率多发源于关中地区，唯识宗和东塔律宗开创于长安，华严宗和南山律宗形成于终南山。关中佛教宗派纷呈，法嗣蕃昌，弘传甚盛。以关中为基点，隋唐宗派佛教在西北地区传扬开来。凡此盛况，前文已有专论，这里不再赘述。而公元7世纪中叶的西域，佛教衰微之相已经初见端倪，于阗有名的鼓池侧伽蓝“荒圯无僧”(24)，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伽蓝数十，毁坏已多”(25)。至8世纪，名将壑迁，法宇驰颓，西域之佛教已趋衰落。是时，唐人慧超到达西域时，于阗、龟兹仅仅“足寺足僧”，疏勒不过“有寺有僧”(26)。隋唐时期，西域之佛教已趋衰落，而关中不仅是隋唐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亦且为隋唐西北地区传法之中心。
(二)从关中到河湟：宋元明清时期西北佛教文化重心的转移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极度兴盛，后来引发了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会昌二年(842年)至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多次敕令天下僧尼还俗，下诏拆毁天下寺院、兰若，下令检括天下寺舍的奴婢及财物。会昌灭佛，拆除大小寺院4600余所，毁废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充两税户(27)。“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校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准敕并除罄尽”(28)，鞠为灰烬。会昌灭佛，长安首当其冲，关中佛教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此后，汉传佛教在西北地区虽然继续流传，但总体上每况愈下、日趋衰落。可是，就在这时，西藏佛教开始传入西北地区，在河湟流域异军突起。
“河湟”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处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包括现今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中心的海东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回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自佛之来西域也，河湟实为首被教化之地。”(29)早在十六国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就已十分兴盛。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唐蕃古道”的通衢。公元9世纪中叶，西藏佛教传入这里并且因之再度复兴。如前所述，河湟地区因而成为西藏佛教后弘的发祥地。公元11世纪后，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丹派、萨迦派、噶举派相继形成并陆续传入河湟地区，建寺传法。蒙元时期，当佛教在西北东部地区日益衰落的时候，河湟各地却纷纷创建寺院，广召僧徒，弘扬佛法，佛教势力迅猛发展。此地的藏族、土族等族民众对藏传佛教极为虔诚，“番人、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汉人亦有为番僧者”(30)。“凡有创建庙宇及重新彩画之事，虽费至三四千金，无不慨施乐捐，踊跃输将。”(31)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创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明末清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河湟地区广泛传播。今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中始建年代可以认定为明代的至少有60多所(32)，大都是格鲁派寺院。据清人康敷镕《青海志》，当时青海境内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多达200余所(33)，这在明清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独树一帜。明清时期，西北地区汉传佛教已经凋敝衰败，如以佛教久负盛名的关中扶风，清朝末年“而释教无闻焉”(34)，其他地区则可想而知。然而，明清西北河湟地区不仅佛寺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前文业已道及，兹不赘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即以河湟为中心向其周围传播，辐射所及，竟致周边许多汉传佛教寺院纷纷改宗藏传佛教，如凉州海藏寺、张掖大佛寺等。又如众所周知的甘肃永靖县炳灵寺，最早创设于西秦，本来是汉传佛教寺院，后来改宗藏传佛教，有甘果寺、郭嘉寺、彭家寺等支寺，附近还有拉东寺、露喜寺、协喜寺、白塔寺、罗家墩寺、孔家寺、吴家寺、黄佐寺等藏传佛教寺院(35)。由于化隆县夏琼寺是格鲁派创立人宗喀巴大师早年出家和最早学经的地方，夏琼寺因而成为格鲁派之源，蜚声藏区。由于宗喀巴大师降生在湟中县，塔尔寺成为藏传佛教徒向往和朝拜的圣地，是明清以至于今天西北地区最大的佛教活动中心。拉卜楞寺号称“卫藏第二”，是清代以至于今天西北地区第二大佛教活动中心。总而言之，河湟地区不仅是明清西北地区佛教最兴盛、最发达的区域，而且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河湟流域。
河湟地区作为明清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不仅影响到明清西北地区佛教文化区域发展的态势，而且造就了当今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基本格局。文化区域的形成，就是从核心区开始向外逐步扩散，最终占据了比原来大得多的地区(36)。但是，这种扩散并不是均匀的，也不是无限度的。文化在其扩散的过程中，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延长而衰减。一般说来，离文化中心越近，这种文化现象越强烈，越远则越弱，这种现象在文化地理学上被称作距离衰减现象或时间—距离衰减现象(37)。河湟地区是明清西北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也即是当时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核心区。由于文化在扩散过程中存在时间—距离衰减的现象，所以，距离河湟地区较远的陇东南、宁南、宁北、关中、陕南、陕北地区的佛教自明清以降愈来愈弱，而河湟地区及其附近的河西、甘南等地之佛教自明清以后仍较兴盛。河西走廊今甘肃肃北蒙古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以及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仍然盛行藏传佛教，佛教在今甘肃是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甘南地区在历史上共有藏传佛教寺院197座，据1998年调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寺院仍多达121座，其中夏河县、舟曲县和迭部县都在20座以上；全自治州共有活佛135位，仅夏河县就有驻寺活佛27位(38)。1958年，青海省共有藏传佛教寺院756座，各派僧侣72145人，其中活佛1635人；1996年，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仍多达660座，住寺僧侣24125人，信教群众100多万人(39)。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觉囊派、萨迦派、格鲁派五大教派在今青海省率皆流行，其中格鲁派寺院居多，各地均有分布；噶举派寺院除兴海县温泉乡的多合旦寺和班玛县班前乡的吉德寺，其余均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三县和西部的杂多县；萨迦派寺院均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玉树、称多等东三县；宁玛派寺院多在果洛、玉树、海南三州各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尖扎、同仁、泽库三县，在海东的循化、化隆、互助三县和海北的刚察县也有少量分布；觉囊派寺院分布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县、久治县和甘德县(40)。今甘肃局部地区仍然盛行佛教，佛教在今青海省仍然十分兴盛，这种状况正是明清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河湟地区以后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
历史上，佛教最早传入西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久在西域。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东部有了较大发展。隋唐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关中。宋代以后，汉传佛教渐趋衰微，而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河湟流域异军突起，蒙元时期日趋兴盛。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河湟流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的形成和演变，是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环境影响佛教的传播途径和分布特征。西域地处亚欧腹地，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天山共同拱卫着的塔里木盆地是世界古代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有学者指出，塔里木盆地的特征是C字形的地理结构和V字形的民族文化特征，“这个横放的V字形，有如雅利安民族及其文化从西方打入亚洲民族及其文化圈的一个楔子”(41)。西域正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通衢。佛教在西域之所以能滋生、发展，并长期十分兴盛，则又与西域严酷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古代西域片片绿洲被广阔无垠的荒漠紧紧包围，绿洲与荒漠之间的对立犹如生死之对立。面临喧嚣的沙漠带来的种种灾难，佛教给予了人们如何超然于灾难之外的答案，佛教因而在西域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地盘。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是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沟通的桥头堡。有学者指出，我国从东北地区到西南地区存在一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转折正在河湟一带(42)。河湟地区正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藏传佛教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前沿，最终之所以发展成为明清西北地区佛教文化中心则又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有绝大关系。严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异己力量产生了恐惧和敬畏，从而向佛教寻求精神慰藉，掀起了崇佛的热潮。
佛教的传播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佛教的发展又与政治、文化等人文背景息息相关。“声满葱左、誉宣河外”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弘法于西域，“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年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43)。佛教传入西域后，正是得到了西域各国统治者的推崇和扶植，才在西域广泛传播并繁盛起来。9世纪中叶，回鹘人进入西域后，建立了喀喇汗朝。喀喇汗朝推行伊斯兰教，排斥异教，佛教因此在西域渐渐衰落。可见，诸如民族的分布、人口的迁徙等人文因素对佛教的发展往往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关中成为隋唐西北地区佛教文化中心，固然与关中地处中西交通之要冲的地理位置有关，更重要的是，隋唐帝王好佛崇佛促成了对佛教的积极利用和扶植，关中又是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会昌毁佛后，关中失去了西北地区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又正是唐代统治者排斥、打击佛教的结果。对于藏传佛教，明太祖“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诏谕”，“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44)。清王朝承袭有明一代的政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45)，因此特别礼遇藏传佛教。湟中本小月氏之地，且屡没羌戎，释氏多而道士少，而番僧尤众，“明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建佛刹于碾伯南以居。其众赴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太祖从所请，赐额曰瞿昙，立西宁僧纲司，以剌为都纲司，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赐以嘉名，且敕赐护持。由是形域势区尽为番僧所据”(46)。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方面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及民族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正是得到了明清中央王朝的积极扶植，方才长期十分兴隆，从而成为明清西北地区佛教文化中心，决定了近现代以来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基本格局。
① 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②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③ 《北史》卷97《西域传》。
④ 《水经注》卷2引释道安《西域记》。
⑤ 《晋书》卷97《四夷传》。
⑥ 《魏书》卷102《西域传》。
⑦ (东晋)法显：《法显传》，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⑧ 《北史》卷97《西域传》。
⑨ 《魏书》卷102《西域传》。
⑩ (东晋)法显：《法显传》，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11) 众所周知，朱士行、法显从关中地区出发西行求法，又如敦煌人法护、宋云，酒泉人慧览，凉州人沮渠京声、道泰、智严、宝云、法献，河西沙门昙学、威德一行8人，京兆新丰人智猛一行15人等西行求法，事见《高僧传》，恕不备举。
(12) 如鸠摩罗什、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浮陀跋摩、县摩流支、昙摩难提、僧跏跋澄、帛延、无罗叉、竺定、涉公等等，事见《高僧传》，兹不赘述。
(13)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页。
(14) 《魏书》卷114《释老志》。
(1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279页。
(16) 《魏书》卷114《释老志》。
(17) 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
(18) 《高僧传》卷1《竺法护传》。
(19) 《高僧传》卷1《帛远传》。
(20) 《高僧传》卷5《道安传》。
(2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22)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页。
(23) 《出三藏记集》卷5《喻疑论》。
(24) 《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
(25) 《大唐西域记》卷12《斫句迦国》。
(26) (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张毅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159、167页。
(27) 《唐会要》卷47《议释教(上)》。
(2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会昌四年七月十五日”条。
(29) 道光《循化志》卷6《寺院》引《重建显庆寺碑记》。
(30)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5《祠祀》。
(31) 宣统《丹噶尔厅志》卷5《宗教》。
(32) 笔者据《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年治海、白更登主编，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普查结果进行的统计。
(33) 《青海志》卷3《寺院》。
(34) 光绪《扶风乡土志》卷10《宗教》。
(35)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222页。
(36)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37)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38) 唐景福、朱丽霞、牛宏：《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载《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39) 陈元福：《青海地区宗教的现状、特点和趋势》，载《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40) 蒲文成：《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41) (日)松田寿男、长泽和俊：《塔里木盆地诸国》，耿世民、孟凡人译，陈公柔校，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
(42) 我国从东北地区到西南地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参看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3页。
(43)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44) 《明史》卷331《西域传》。
(45) 魏源：《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46) 乾隆《西宁府志》卷15《祠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