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辽阔的中国大西北不仅是华夏诸族文明的发祥地，而且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就主要是由印度辗转中亚先传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而再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取道西北地区，对西北历史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研究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旨在彰显历史时期佛教文化要素在西北地区的空间组合和地域分异，揭示西北佛教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前文分别从寺院、石窟、学术、流派四个主要方面论述了历史时期佛教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分布状况和地域特征，我们从中看到，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的差异，佛教在西北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佛教文化区。在前文分论的基础上，这里对西北地区佛教文化区域再作全面划分，探析西北佛教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阐述当代西北地区佛教文化区域的历史成因。
一、西北佛教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
佛教传入西北地区，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同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传播和分布的范围并不相同，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近现代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基本格局。
(一)汉魏—隋唐时期西北佛教文化区域的基本格局
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高僧毗卢折那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弘法，于阗王建赞摩大寺①。即是说，早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就已传入了今新疆地区。自公元前1世纪以后，佛教沿着中西陆路交通干线“丝绸之路”，在西北地区广为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十分兴盛。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的差异，汉魏至隋唐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各地的传播、演进亦有差异，西北地区各地的佛教文化面貌、佛教文化水平不尽一致。大体说来，汉魏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六大佛教文化区(地图Ⅷ)。
(1)西域佛教文化区。这里所说的西域是指狭义上的西域，即今新疆地区。佛教在西域的传播，自来有南、北两路。南路自迦湿弥罗传至于阗，再传疏勒(今喀什)、莎车、且末、鄯善(今若羌)等地；北路自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传至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龟兹(今库车)、焉耆、高昌(今吐鲁番)、北庭(今吉木萨尔)、伊吾(今哈密)等地。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在公元4—6世纪特别兴盛。西域之佛教，向以于阗、龟兹、疏勒，高昌为中心。佛教在西域的长期传播和发展，形成了富于区域特色的“西域佛教”，也形成了西域佛教文化区。西域佛教文化区的区域特征，不仅表现在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上，更突出地反映在代表佛教文化艺术的石窟上。西域的佛经翻译是译“梵”为“胡”，印度梵文佛经通过西域文的翻译而成“胡”本，成为中国早期佛经翻译依据的原本。数量众多的西域石窟虽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但更是西域本土民族的独特创造，所以被称为“西域式”②。
(2)河西佛教文化区。这里的河西指黄河以西包括甘肃西北部地区及青海。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咽喉。佛教经西域向内地传播，河西走廊首当其冲。历史上，东来西往的高僧大德停留驻足河西，形成了以沙州(敦煌)和凉州(武威)为中心的河西佛教文化区。河西是氐、羌、月氏、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回鹘等杂胡聚居之地，先后有前凉、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政权在这里建立，诸胡均崇奉佛教。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佛教十分兴隆，直到隋唐盛行不衰。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主要表现在经籍传译和开窟造像两方面。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佛经传译称盛一时，凉州译业尤为突出。带状绵延的河西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它与西域石窟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又不同于“西域式”，兼具印度、西域和中原文化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凉州模式”③。
(3)陇右佛教文化区。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为当今甘肃省黄河以东、陇山及其支脉六盘山以西之地，还包括宁夏北部。“丝绸之路”陇西段北、中、南三路途经这里，陇右控扼河西与关中的交通往来，是佛教东渐的必经之地。西晋惠帝(290—304年在位)年间，高僧帛远(字法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将欲迎(法)祖西归，中路闻其遇害(遭秦州刺史张辅鞭笞而死)，悲恨不及，众成愤激，欲复祖之仇，(张)辅遣军上陇，羌胡率轻骑逆战，时天水故帐下督富整遂因忿斩辅。群胡既雪怨耻，称善而还，共分祖尸，各起塔庙”④。由此可见，陇右地区受佛教熏染之深。佛教很早就传入陇右地区，在西秦乞伏炽磐(412—428年在位)时达到了兴盛⑤。陇右地区现存的两大著名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永靖炳灵寺石窟，均与西秦有关。天水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成为陇右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天水麦积山石窟是陇右石窟的代表，具有巨大的楷模作用，有学者称之为“秦州模式”，炳灵寺石窟即是“秦州模式”的发展和继续⑥。
(4)关中佛教文化区。关中是连接中原与河陇以至于西域的桥头堡，向为中西交通之要冲，又以四塞之固而久为京师王畿之地，佛法之阐化在晋—唐时期尤为兴隆。两晋时期，长安已是中国佛教三大传播中心之一。是时，四方义学沙门云集关中地区，“自像运东迁，在兹为盛”⑦。如前所述，隋唐时期的长安寺院林立，名僧云集，群星灿烂，翻译经典，讲习经论，义学发达，宗派纷呈，建树多多，厥功甚伟。中国佛教之宗派，率多肇源关中地区。长安是关中佛教文化之中心。早在北周武帝时，释静蔼即携其门人三十有余入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⑧。唐人释光仪“性好终南山，因居法兴寺，于诸谷口造庵寮兰若凡数十处，率由道声驰远，谈说动人。或山行十里间，缁素侍者常数千百人，迎侯瞻待甚于权要卿相焉”⑨。终南山“带秦川之眇眇，接陇岫之苍苍，东观浴日之波，西临悬月之浦”，“实为四皓养德之场”⑩，成为僧人聚集之所，亦为关中地区佛教重镇。
(5)陕北佛教文化区。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先后建都长安，苻坚、姚兴等帝崇奉佛教。史称姚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11)。陕北为后秦所辖，后秦“事佛者十室而九”，陕北亦当有佛法流布。佛教在陕北虽早有流布，“而陕右俗习骑射，人性沈鸷，乐于格斗，蔑闻三宝之名”(12)，因之佛法长期不振。佛教在陕北的发展和兴盛晚于关中地区。关中地区佛教以隋唐时期最为兴盛，佛教在陕北的盛行大约是在宋代。宋代陕北几乎有寨就有窟，宋、辽、金三朝在陕北开窟造像，有100多年的历史，营造了百余处大小石窟，主要分布在延安及其周围各县。
(6)陕南佛教文化区。陕南地处汉水上游的秦巴山地，文化上与巴蜀地区和荆襄地区接近。东汉末年以后，陕南长期成为五斗米道的重要据点，直到南北朝时期，“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13)。佛教在陕南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西晋末年，“深洞佛理，关陇知名”的高僧法祚在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弘法传教，却受梁州刺史张光逼迫而还俗(14)。南北朝时期，驻锡陕南的高僧，史籍可考者有竺慧开、法瑗、法献3人(15)，声势不大。隋末唐初，高僧道基“鼓锡南郑”(16)。继之，唐代高僧慧序建寺于梁州百牢关口，“用接远宾，故行侣赖之，咏歌盈耳”(17)。又有释亡名驻锡褒城(位于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西数十里的中梁山，纲任众事，号为上座，“远近归信”(18)。陕南佛教在隋唐时期有所发展，但义理不彰，仍然比较落后。
综上所述，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叶，出于各少数民族的崇奉，特别是统治者的扶持，佛教在西北地区沿着“丝绸之路”广为传播，对西北各地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汉魏到隋唐1000余年间，佛教文化逐渐渗透于西北地域文化之中，最后成为西北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西北地域文化无不带有佛教文化的色彩。
(二)宋元明清时期西北佛教文化格局的演变
公元10世纪中叶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兴起，宋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同佛教在中国最早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新疆也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新疆?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10世纪中叶。史载，公元840年，位于蒙古漠北的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部众纷纷南下、东去或西迁。其中，西迁同鹘的一支迁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一带。公元9世纪中叶，这支西迁回鹘部众联合中亚的葛逻禄、样磨、处月等部落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9世纪的中亚各族已经伊斯兰化，受其影响，10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布格拉汗(约公元942—956年在位)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其境内大力推行，从此揭开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大规模传播的序幕。萨图克·布格拉汗死后，其长子穆萨·阿尔斯兰汗继位，将伊斯兰教定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更是用武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还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以征服佛教大国于阗为目的的“圣战”。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占领了于阗，佛教在于阗1000余年的主导地位遂被伊斯兰教取而代之。此后，伊斯兰教在古代新疆以喀什噶尔和于阗为中心进一步向东传播。12世纪中叶以后，喀喇汗王朝被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征服。西辽时期，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继续发展，南疆的莎车、叶城、和田、且末一带基本上已经被伊斯兰化。13世纪，蒙古族崛起。14—16世纪，蒙古贵族在今新疆地区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统治者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致使新疆的库车、高昌、哈密等地也先后被伊斯兰化。至此，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天山南北占主导地位的宗教(19)。
10世纪中叶之后，伊斯兰教不仅在西北新疆地区迅速发展，而且传到了西北的甘、宁、青地区。13世纪蒙古族崛起后，元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和西亚波斯人、阿拉伯人成为战俘被迫迁徙流寓中国西北各地，使伊斯兰教在西北甘、宁、青地区也逐渐蔓延扩展开来。史称“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20)，宁夏六盘山一带、青海东部地区都有大量的西域回回。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在西北甘、宁、青地区大为发展。明末清初，西北地区“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极洮、岷，所谓甘回即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21)，伊斯兰教成为在西北地区势力很广、影响很大的宗教。
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东渐兴起的过程，也就是佛教在西北地区逐渐衰落的过程。然而，这一时期西北地区佛教虽有所败落，但并没有消亡、绝迹，世俗化了的汉传佛教在西北地区仍然继续流衍。此外，由于唐代吐蕃的北上，公元9世纪，吐蕃佛教弘传于青藏高原，到10世纪后，逐渐形成了具有藏族文化色彩的藏传佛教。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弘传，又促使新的佛教文化区在西北地区逐渐形成。
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加之藏传佛教的弘传，宋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原来的西域佛教文化区，即新疆地区，由于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伊斯兰文化的覆盖面日益扩大，致使佛教文化蹙缩于北疆地区，在此形成了天山北部藏传佛教文化区(地图Ⅹ)。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居于色楞格河以北的蒙古族“林水中百姓”之斡亦剌惕部因内部斗争，向西北方向迁徙到今叶尼塞河上源之一的锡什锡德河一带，这支蒙古族历史上称之为西蒙古。西蒙古人最早信奉萨满教，大约在13世纪40年代逐渐改信藏传佛教。后来，西蒙古的势力发展到今新疆北部，明代称作瓦剌，清代称作卫拉特，又叫厄鲁特。卫拉特蒙古人“俗最重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凡决疑定谋必咨喇嘛而后行，喇嘛坐床者为西勒图，坐床即掌教也。人生六七岁即令识喇嘛字、诵喇嘛经，病则先延喇嘛诵经，然后服药。若大台吉有事讽经，则其下争输货物于喇嘛以为礼”(22)。时至今日，藏传佛教仍是新疆地区蒙古人信仰的宗教。
其次，由于藏传佛教的弘传，元明清时期，在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了甘青藏传佛教文化区(地图Ⅹ)，主要包括今青海以及甘肃的西北部和西南部。自通天河之色吾河谷(属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北逾巴颜喀拉山，其东麓有阿庆冈嘉雪山(在今青藏公路之东、色吾谷以西)与多拉山(亦有指作祁连山主峰者，称为多拉仁摩)。据说，当时人们摘取这两座山峰之名的首字合并起来，把自此以下的区域称为“安多”(23)，又叫东藏方言区，大体包括青海以及甘肃西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在佛教徒看来，“藏区水质甘而美，气候凉又均匀，一切生物比较少，食物营养又丰富”，安多地区“从情、器世间的角度来说，修法之圣地和依止处极为优越”，佛教的传播，“犹如树木之分桠杈，就发展条件而言，藏区则颇占优势”(24)。藏传佛教是安多藏区全民信仰的宗教，西北甘青藏区是安多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形成了甘青藏传佛教文化区。早在公元7、8世纪，随着吐蕃的北上，西藏佛教就传入了青海地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一带广泛传播。由于蒙元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蓬勃发展，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和洮泯地区的藏传佛教十分兴盛，不仅藏族和蒙古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而且土族和裕固族也相继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此后，在明清统治者的继续扶植下，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甘青居住的藏族及陆续迁入青海的蒙古诸部尤为盛行。历史上，藏传佛教向北传播，首及青海，自青海再行扩展，其主要通道有五路(地图Ⅸ)：出当金口抵敦煌；沿疏勒河上游，出龚岔口至安西；经祁连，出扁都口抵张掖；经乐都，渡大通河，出河桥驿，北上永登、武威；经化隆，走临夏、永靖，东抵兰州(25)。甘青地区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规模仅次于西藏，甘青地区成为我国第二大藏传佛教文化区。今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等藏族聚居区和肃北蒙古自治县的蒙古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裕固族以及杂处各地的土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世居青海的藏族、土族、蒙古族和部分汉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几乎覆及青海全省各地。
复次，西北地区汉传佛教虽然呈现出停滞乃至衰落的局面，但是，自宋代以后佛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使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大大扩展。唐代是佛教义学最为繁荣的时代，而两宋以下则是佛教的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时代。唐末五代以降，南宗一统禅宗的天下，而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慧能以后新禅宗的崛起，是中国佛教的革命性变革。慧能以前的禅宗(包括神秀一派的北宗在内)，大抵上是属于贵族化的经院佛学。慧能开创的南宗则推重内容浅显、文句通俗的《金刚经》，使禅宗的教义更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慧能对禅宗的修行方式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造，由此形成了最富南宗特色的“顿悟”说，以至于后人称南宗为“顿教”。慧能创立的新禅宗在佛教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是使得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平民化的教义、简易便捷的顿悟法门、入世的宗教精神，这就是新禅宗(南宗禅)能够在宋代以后的平民化社会中风靡于世的原因(26)。宋代佛教的平民化，昭示着中国佛教世俗化时代的到来。明清时期，佛教与思想界日渐疏离，僧团的信仰与修习仪轨高度世俗化，日趋向道教和民间宗教靠拢。如原属道教信仰体系的关帝庙搬进了佛教殿堂，“武圣”也成为佛门弟子崇拜的对象。中国化的观音信仰更是十分普及，“白衣大士”、“南海观音”、“慈航大士”的彩塑遍及大小寺宇。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的宗教观念，日趋与超度亡灵、祛疾消灾、保佑子孙、增福添寿等现世利益要求结合起来，佛教信仰被染上了浓厚的世俗迷信色彩(27)。中国佛教的高度世俗化在西北地区概莫能外，玉皇、老君、关帝、文昌、药王、圣母娘娘等神灵在明清西北地区汉传佛教寺庙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28)，佛教信仰广泛深入西北地区民间社会生活。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从繁华市镇到穷乡僻壤，西北地区各地无不有规模较小的汉传佛教寺庙。陕西和甘肃自不必说，就是盛行藏传佛教的青海也不例外，如宣统元年(1909年)西宁府仍有汉传佛教寺院23所(29)。明清时期，即使流行伊斯兰教的宁夏和新疆地区也不乏汉传佛教寺院(30)。因此，宋元明清时期，佛教信仰仍是西北地区汉族民众精神生活中较为活跃和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由此形成了十分宽广的世俗佛教信仰区域，我们通称其为汉地世俗佛教文化区。
由上可见，公元10世纪中叶以降，由于伊斯兰教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势力大为减弱，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主导地位。不过，藏传佛教在西北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十分盛行，影响很大。宋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弘传，成为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
总而言之，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要比伊斯兰教早1000多年，是在西北地区传播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教，对西北地域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西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汉魏至隋唐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广泛传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六大佛教文化区，西北地区各地文化无不浸润着佛教文化的色彩。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的流行和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在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天山北部藏传佛教文化区、甘青藏传佛教文化区以及汉地世俗佛教文化区。这种佛教文化分布格局的形成，大体发生于宋元时期，在明清时期趋于定型，从而奠定了近现代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基本格局。在此过程中，吐蕃的北上，使西藏佛教传入西北地区；蒙古的南下和西征，使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吐蕃的北上和蒙古的南下与西征对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则是促使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异的主因。
①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42页。
② 常书鸿：《新疆石窟石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③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1页。
④ 《高僧传》卷1《帛远传》。
⑤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⑥ 温玉成：《中国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⑦ 《出三藏记集》卷5《喻疑论》。
⑧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
⑨ 《宋高僧传》卷26《光仪传》。
⑩ 《辩正论》卷4《十代奉佛篇》。
(11)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12) 《佛祖历代通载》卷15。
(13) 《隋书》卷29《地理志上》。
(14) 《高僧传》卷1《帛远传附帛法祚传》。
(15) 《高僧传》卷8《法瑗传》，《高僧传》卷13《法献传》。
(16) 《续高僧传》卷14《道基传》。
(17) 《续高僧传》卷24《法琳传附慧序传》。
(18) 《宋高僧传》卷21《释亡名传》。
(19) 关于伊斯兰教在古代新疆的传播，详参《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 《明史》卷332《撒马尔罕传》。
(21) 吴景敖：《清代河湟诸役纪要》，见《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1984年印行。
(22) 《西陲要略》卷4《厄鲁特旧俗纪闻》。
(23)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4)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5)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前言》，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26)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7)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63页。
(28) 兹不赘举，参看明清西北地方志。
(29)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0《祠祀志·寺观》。
(30) 详参乾隆《宁夏府志》卷6和嘉庆《回疆通志》卷8、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