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律师研律十分重视对律本的注疏，对律学偏重义理化的理解和建设。而北方律师则往往与国家的取向一致。南方律师有着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在行为上也有着多种选择方式，可以接受国主的褒奖资助、接受有司给衣，也可以拒绝丰华的国供。如陈宣帝时，曾下敕荣慰昙瑗并封其为僧正，昙瑗苦辞、栖托不竞，得许后闭门自检，流连忘返于山泉林竹。(《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昙瑗传》)正因为如此，南朝的律学才能远离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
南朝的律学是相当繁荣的，其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律师众多。除去如翻译《五分律》的佛陀什、翻译《摩得勒伽》的僧伽跋摩、翻译《善见律毗婆沙》的僧伽跋陀罗、博涉律部的疆良耶舍等翻译经律论的一些西域或天竺三藏法师或律师外，梁慧皎的《高僧传》中记有的南朝律师即有十一人，他们是慧猷、僧业、慧询、僧璩、僧隐、道房、道营、志道、法颖、法琳、智称和僧祐，另有附传八人。在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正传中属于南朝的律师有四人，即法超、道禅、昙瑗和智文。同时，那些协助翻译律学著作的中国僧人如于阗沙门智胜、龙光道生、东安慧严也应当都是对律学有着相当的造诣。另外，此时还有一些律师散见于梁、唐两僧传的行文之中，没有单独为传，如《续高僧传》卷一提到陈文帝时有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续高僧传》卷三十《释真观传》中提到的“大德贞律师”，其他还有慧曜、昙斌、僧隐、成具、僧辩等，但其事迹与著述往往都不可详知。另有一些僧人虽非列入“明律篇”，但对律学也是十分精通的。如宋京师道场寺慧观，“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高僧传》卷七《慧观传》)宋南林寺沙门慧静于宋代为僧望之首，为律行总持；(《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释真观“研思《十诵》，一遍能述”：(《续高僧传》卷三十《真观传》)曾在西域咨受戒业的释慧览不仅在于阗传授戒业，后应宋孝武帝之请住京师中兴寺后，“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高僧传》卷十一《慧览传》)陈隋年间的释慧旷“律行严精，义门综博，道俗具瞻，纲维是奇”。(《续高僧传》卷十《慧旷传》)
同时，南朝的律学也重视对佛教戒律作出中国化的、实用化的理解和创制。如梁武帝十四年，敕庄严寺沙门宝唱撰集《经律仪制》。随后，又以国土安全因承三宝恩德、天龙默佑之功，武帝敕僧宝唱撰集《建福禳灾》和《礼忏祈愿》等仪制，采集经律，帝亲览授，以备行持。
在对佛教戒律中国化的研习中，南朝出现了许多著名律师，因而律学繁荣、律疏较多。此时，南朝僧人虽然有如释慧义主持下的祇洹寺受持《摩诃僧祇律》，但此时的大部分律师都是祖述《十诵律》，其知名者有慧猷、僧业、智称、法颖、法琳等，均为当时僧众所宗仰。
一、宋时的律师
梁《高僧传》中列入宋时的律师有释慧猷、释僧业、释僧璩、释道俨、释法颖等。
宋江陵辛寺释慧猷，生平不详，具戒后专精律禁。《十诵律》译出后，卑摩罗叉曾携至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弘扬，慧猷即从罗叉受业，僧传言其沉思积时，大明《十诵律》，对其内容有着透彻的理解。他讲说相续，著有《十诵义疏》八卷，致使陕西律师莫不宗之。(梁《高僧传》卷十一《慧猷传》)依梁启超的说法，释慧猷的《十诵义疏》八卷成为中国律学第一部著作，因此也标志着中国律学的诞生。①
宋释僧业(367—441)曾于关中求学于罗什，《十诵律》一出，即专攻之，时常讲习，假其才俊而洞其深奥，被罗什赞为“后世之优波离”。同时，对于昔时罗什在关中未译《十诵律》前而先出的《十诵戒本》，僧业乃依据大本对其与大本《十诵律》相异之处，一一改正，以使二本并行。
僧业的弟子、宋京师庄严寺释僧璩也是学兼内外、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律》。僧璩生平不详，宋大明末年卒，僧传中称其律行无疵，道俗皈依者车轨相接，被宋孝武帝请为僧正。僧璩著有《僧尼要事》两卷。(《开元释教录》卷五云其撰《十诵羯磨》一部、《十诵比丘尼戒本》一卷)
另有宋彭城郡释道俨，善于毗尼、精研四部，融会众家，高屋建瓴，以至能够领会经律旨归而作《决正四部毗尼论》。
法颖(416—482)，宋齐时僧人，敦煌人，俗姓索，十三岁出家，住于凉州公府寺，博涉经论，精研律部。宋元嘉末年至建康新亭寺，曾被宋孝武帝命为“都邑僧正”。后辞任，归多宝寺。齐高帝又敕以“僧主”之任。僧祐称赞他“幼选名师，历事名胜，校理精密，无幽不贯”，“积道河西，振德江东……行以尸罗为基，学以《十诵》为本”。“常以此律广二部，教流于京寓之中，声高于宋齐之世，可谓七众之宗师，两代之元匠”。“讲律之座，环春接冬，禀业之徒，云聚波沓”。(《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十诵律义记目录序》)法颖撰集有《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十诵律羯磨杂事》。(梁《高僧传》卷十一《法颖传》)又据《广弘明集》卷二十七《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之说，法颖律师曾命净秀比丘尼“语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无不祇承，律藏之兴自兹更始”。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另有宋京师长乐寺释慧询，姓赵，赵郡人，曾经游长安从学于罗什，精研经论，尤善《十诵律》、《僧祇律》，并更制条章，义贯终古。宋永初(420—422)中，他曾于广陵大开律席。(《高僧传》卷十一《慧询传》)
二、齐时的律师
齐时，著名律师有钟山灵曜寺释志道(412—484)，又称为道律师，其“学通三藏，尤长律品”。(《高僧传》卷十一《志道传》)他曾于北魏法难之后，携十余同道，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至虎牢(今河南荥阳县)，会于关中引水寺，“主持”引水寺大会，“讲律明戒，更申受法”。北土僧禁戒法重振，志道起了重要作用。
宋齐时另一著名律师为京师安乐寺的释智称。智称(430—501)，俗姓裴，《广弘明集》卷二十三中收有失撰者的《南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行状》。智称祖上本闻熹(山西)人，出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十七岁随军出征，但痛恶杀生，后读《瑞应经》而感悟，便从南涧禅房宗公受五戒，三十六岁时出家。后至江陵，从隐法师、具法师、兴皇寺颖法师等受律学，并应法献之邀，与其共住于定林寺，后受余杭宝安寺僧志之请，开讲《十诵律》，住于云栖寺。《行状》说他于刘宋泰始六年(470)初讲《十诵律》，后返京师历任安乐寺、法轮寺。智称曾应齐文宣王之请讲律，数百听众皆执卷承旨。智称研构毗尼、弘宣《十诵律》，举其纲目，示其宪章。智称一生中讲《十诵律》三十余遍，并著有《十诵义记》八卷。其弟子有僧辩、法超等。慧皎对智称有着高度的评价。(梁《高僧传》卷十一《智称传》)
释道禅(458—527)，交趾人，早年出家、修身守戒。因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而千里奔赴京师。齐永明之初，游历京师，住钟山云居下寺。道宣赞其为“学统九流，义包十谛”。(《广弘明集》卷一)其虽律学众部，但专以《十诵律》知名于世。道宣的《续高僧传》说都邑受其戒范者数越千人，常听之徒众甚多。
齐时京师瓦官寺释超度也善《十诵律》和《四分律》，并著有《律例》七卷。(梁《高僧传》卷十一《志道传》)
对于宋齐时律师的研究，慧皎曾这样评价：僧璩、道俨、僧隐、僧荣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钻研，只是智称才是“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门户，更立科目”。(梁《高僧传》卷十一《论律》)
三、梁时的律师
(一)齐梁时律师的杰出代表释僧祐
释僧祐(445—518)，俗姓俞，先祖为彭城下邳人，生于建康。十四岁时，投钟山定林上寺法达门下。法达乃昙摩蜜多的弟子，“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后僧祐又从学于“律行精纯，德为物范”的定林寺法献。受具以后，僧祐随一代律学名家释法颖研习萨婆多部律，“承业《十诵》”达二十余年，并得以大精律部。在中国佛教史上，僧祐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律学上，二是表现在佛教史传著作的撰述上。
1.僧祐的律学贡献。
僧祐的律学贡献有三个主要内容：一者戒律讲习，一者律学撰述，一者为对戒律历史的考察。僧祐自称：“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第三)僧祐禁戒光洁，学高德劭，深受齐王礼遇，一切僧事硕疑，皆敕僧祐解决，故得到僧俗两众的尊重，也被准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齐永明十年(492)，僧祐应竟陵王之请在三吴(湖州、苏州、绍兴一带)讲《十诵律》，听众常七八百人。其著名后学有释明彻(?—522)，明彻随从僧祐受学《十诵律》，又随其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当时律辩莫有能折。(《续高僧传》卷六《明彻传》)在后半生数十年中，僧祐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席，慧皎言其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就在于传弘律学、编纂史籍。释僧祐的撰述有十四部，合六十三卷，其中与律相涉者有《律分五部记》一卷、《经来汉地四部记》一卷、《律分十八部记》一卷、《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一卷、《善见律毗婆沙记》一卷等。
僧祐十分重视戒律的作用，认为“法僧不坠，其唯律乎”!从其所著的《十诵义记》十卷目录“初事第二事两戒、第三事讫二不定法、三十尼耆事、九十事初尽第二诵、三诵、七法、八法、杂诵尼事、增一诵、优婆离善诵”中即可看出。僧祐的律学研习，所着力不在于说理而在于议事、不在于论争而在于研史。
从律学的角度观之，僧祐对律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讲律上，更在于其对律学历史沿革的考察上。自佛灭后初集律藏，从一轨共学到中代的五部相分，再至萨婆多部《十诵律》传入中国“偏行齐土”，律学的历史复杂，故僧祐作《萨婆多部师资记》(或作《萨婆多师资传》)五卷，给予条理说明。本书记载了从摩诃迦叶开始的萨婆多部《十诵律》师资相承的脉络。第一、二卷为印度律师的师传，共一百人，第三卷为入中国弘传持守《十诵律》的卑摩罗叉、鸠摩罗什、弗若多罗、昙摩流支、求那跋摩、佛陀跋陀罗等六位西域律师，第四卷记载的为二十位中国弘传《十诵律》的律师，他们是：僧业律师、慧询律师、道俨律师、法香律师、法力律师、耀律师、僧璩律师、慧猷律师、惠光律师、远律师、成具律师、法颖律师、志道律师、道嵩律师、熙律师、超度律师、晖律师、畅律师、法献律师、智称律师。此中不仅有南方的律师，也有北方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僧祐的取舍是准确的，上述律师大部分都是中国律学史上的中坚者。第五卷为中国关于戒坛、受戒和重受戒的记载。本书显然是一本有关萨婆多部律学发展沿革的、内容丰富的珍贵史传，惜早已佚失。其意义虽然有所降低，但我们从今天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保有的该书目录与序文，也可见该书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律学史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第六》)
2.僧祐的佛教史传著作。
僧祐为南朝梁时著名的律师，可他主要是以佛教史传作者的身份扬名于中国思想史和佛教史的。僧祐一生著作众多，其所撰所集，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正如他曾自言：“诫言法宝，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辩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篇；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第三)僧祐的主要著作有《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法苑记》、《世界记》和《释迦谱》等书。尤其是前二者，记载保存了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重要活动和史料，有着重要的价值，其撰述体例也直接影响到唐代的道宣。僧祐另有史传著作《萨婆多部记》五卷，今已佚。
(1)《出三藏记集》
《出三藏记集》，又作《出三藏记集录》、《梁出三藏集记》、《出三藏记》，史家又简称为《祐录》，共十五卷。《祐录》是现存最古的三藏目录、译经文献史料和译者姓名的高僧传记合集。《祐录》除清藏外，宋、元、明三代各种大藏经刻本中均有收入。
基本与佛典翻译同步，中国佛典目录整理即得到了发展。最初完备的经录为弥天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后又被称为《道安录》)，同时还有《支敏度录》，稍后有《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宋齐录》等，但遗憾的是这些经录都早已遗佚。僧祐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是现存佛教历代经录中最古的一种，从中我们还可看到他所转载道安等经录的重要材料，而对《道安录》有着一些认识。
本书对佛教三藏翻译的历史和过程按一定内容进行了排列和分类。全书共分为四种：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述列传。僧祐在序中说自己翘仰玄风，誓弘大化，每至昏晓讽持，秋夏讲说，未尝不心驰庵园，影跃灵鹫。于是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名曰《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序》，《大正藏》第五五册)显然，僧祐的经录并不是目录的罗列，而是把经论的翻译过程与译者的生平结合起来，并以译者的序、跋为证，有史有物有人，有评有记有考。因此，从本书可对经典的翻译有着较为完整的把握。
从内容上看，全书共分为五部分：(一)缘起一卷，收录有关三藏成立缘由的文章五篇。(二)名录四卷(卷二至卷五)，内容以新集撰出经律论录为中心，并合其他十七篇目录而成。在本书中的“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疑经录”等篇章中，保存了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许多内容。(三)经序共六卷(卷六至卷十一)，共有一百一十种经论的序或后记，是研究有关佛教经典的传来、翻译、研究、流布等的重要史料。(四)卷十二为杂录，内容有《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撰法论目录序》等十一篇。为南北朝初期佛教学重要论题之集录，故颇受学者重视。(五)列传三卷(卷十三至卷十五)，共有三十二位译经家之传记，被其后的梁宝唱写作《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所吸收。
僧祐具有严谨的史学精神，不仅对经论所出进行考证辨析，对于不能确定者，则编有《失译杂经录》、《疑经伪撰杂录》，以为历史存真。此法也被其后历代的经录编纂者所继承沿用。
本书的编纂风格和体例对后世的同类佛教撰述体例有着重要影响，僧祐对佛教经典进行的“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和“伪妄”等六类的分类方法，直接影响到其后《众经目录》。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把其细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和“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使之更为成熟。
《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方法本身即是在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和体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又对中国目录学也有着重要影响，受到其后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三藏记集》上承《汉书·艺文志》，下启《隋书·经籍志》。在编纂体例上，其与《艺文志》和《经籍志》有所不同。陈垣先生指出，在汉、隋两志中，志前有总序，中间分类排列书名、卷数、撰人，每一类毕，总其家数，条其派别。而《出三藏记集》与之不同之处在于，不仅其前有总序，而且在其中间则分为四方式。陈垣先生还说，本书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
在其史料意义上，陈垣先生说，在其经序及列传中，有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者，均可为治史之参考，以弥补正史资料之不足。如吴主孙权之于支谦，宋文帝之于求那跋陀罗，以及宋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齐竟陵文宣王子良等，皆与诸僧应接。此书撰自裴注《三国志》后，为裴松之未曾见到，因此，对于魏国、吴国有关佛教与世俗之事，于《三国志注》有补者甚多。②
(2)《弘明集》
《弘明集》共十四卷。《弘明集》虽然不是严格的史学著作，但中国佛教发展的众多史料赖此而存于世。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中，僧祐自称其《弘明集》目录为十卷，三十三篇，而现行本包括书末附僧祐后序共十四卷五十八篇，新旧两唐书均言《弘明集》十四卷，现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本书收文范围历史前后达三百年，大都为东汉末迄梁时，作者百人左右，其中僧侣有十九人。在《弘明集目录序》中，僧祐说明了撰写本书的宗旨即是排斥异说、捍卫佛法。他认为，自佛教传入中国五百年来，“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谜，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因此，“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弘明集目录序第八》)显而易见，《弘明集》的基本宗旨并不是攻击异者，而是从弘教的立场，指出各方的不足，以为前车之鉴。
《弘明集》收集的文章反映了梁代以前佛教和儒道思想斗争和理论争辩，一为夷夏之争，一为神灭与神不灭之争。本书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献或正史不载的历史，这更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同时，其体例也影响到唐代道宣撰写的《广弘明集》。
(二)梁时著名的律师法超、法琳和慧皎
释法超(456—526)，俗姓孟，晋陵无锡人，梁《高僧传》不载其生平，事迹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法超传》。法超出家后从安乐寺智称专攻《十诵律》，雅有深思。智称灭后，法超独步京邑，以其律学高深，梁武帝敕为都邑僧正。因武帝欲使僧尼于五篇七聚导意奖心，但因律部繁广，临事难究，武帝随使法超听览余隙，遍寻戒检，附世结文，撰为十四卷，名《出要律仪》。本书以少许之词，涵盖诸部毗尼精义，故被通敕于梁境，并依详用。梁普通六年(525)，武帝又遍集知事及于名解，释法超被敕于平等殿讲律，梁武帝也曾亲临律座，听受成规。法超卒后，武帝令有司葬钟山开善寺墓。
释法琳，俗姓乐，晋原临邛人，少出家止于蜀郡裴寺，专好戒品，研心《十诵律》。曾随师读律数载，诸部毗尼，洞尽心曲。后还蜀地，止于灵建寺，益部僧尼无不宗奉。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法琳也在修净土，齐建武二年寝疾不愈时，注念西方，礼忏不息。(梁《高僧传》卷十四《法琳传》)
梁代慧皎是以其创始建模的《高僧传》而扬名于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的，在其所作的《高僧传·明律篇》中，我们也可看出他的律学思想。
慧皎认为，戒律对于佛教正如礼仪之于儒学。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正是为了防非止恶，佛教方有随缘制篇。慧皎坚持慧资于定、定资于戒，以戒定慧之次第，倡入道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之原则。因此他主张戒定慧三法门以次修学，反对那种谬执之徒互生异论的现象。慧皎批评当时对戒律学的两种观点：一是有些偏于律者，则言戒律为指事数论虚诞，因此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离，止能漉水翻囊，已谓行齐罗汉，“唯我曰僧，余皆目想”。此则自赞毁他，功不赎过，我慢矜高，盖斯谓也。另一种是那些偏于数论者，③言律部为偏分，数论为通方，是扈背毗尼，专重阴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碍。言地狱不烧智人，镬汤不煮般若，皆操之失柄，还以自伤。慧皎并想通过对这种错误认识的批评，以纠正时人片面的戒律观。(梁《高僧传》卷十一《论律》)
梁时还有著名的佛教礼仪学者释宝唱。
释宝唱，生卒年不详，吴郡(江苏省吴县)人，投僧祐律师出家，住庄严寺，遍学经律，博览庄易。齐建武二年(495)曾出建康，游历讲肆五年。后为避兵乱，远逃至闽越。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入京师，奉敕住新安寺并为寺主。宝唱一生著述甚丰，参与僧旻的《众经要抄》、僧朗《注大般涅槃经》及智藏《义林》等书之述作，亦参与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等十一部经。宝唱的主要著作有：天监十五年改订僧绍的《华林佛殿众经目录》、新编经录四卷(世称《宝唱录》)、编撰有《经律异相》五十卷、《名僧传并序目》三十一卷、《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比丘尼传》四卷、《众经诸佛名》三卷、《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三卷、《法集》一百四十卷、《续法轮论》七十余卷、《出要律仪》二十卷等。现仅存《经律异相》、《比丘尼传》和《名僧传抄》三种。宝唱是我国佛教仪礼书之集大成者，其著述侧重于佛教仪礼，对中国佛教律仪建设有着重要影响。
四、陈时的律师
陈霸先立国于公元557年，陈朝为南朝最后一个朝代。直到陈后主，几代国主都是崇佛的，陈后主皇后每日即“诵佛经为事”。(《陈书》卷七)因此，有陈一代仍然延续前代扶持佛教的国策，曾对在侯景之乱中建康被焚毁的七百余寺皆备修补，在许多方面促进了此时佛教的发展。
梁陈之际，重要的律师有释智文和释昙瑗。
释智文(509—599)，俗姓陶，江苏丹阳人，生活于陈隋之际。受具后专讲玄律，以戒足分为五乘、律检开成七众，传业之盛，独步江表。《十诵律》诸部，罔弗通练。释智文驻锡于扬都奉诚寺，梁大同七年(541)被武帝敕请于光业寺首开律藏，相趋常听者二百多人。智文为人据道、风范肃人，为戒则是戒品圆净、处断明白，讲律则是剖析章句、词省义富，所以众家修撰罕有能出其右者。陈宣帝时，被敕任为大律都。智文一生讲《十诵律》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智文著有《律义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萨戒疏》两卷。智文一生中，僧尼从其受戒者三千余人。(《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文传》)
释昙瑗，《续高僧传》中未详氏族，金陵人，以戒律处世，住持为要，名重京邑。曾历学于诸讲席，专师《十诵律》，自称“采习毗尼，累获僧曹，送事访律”。(《广弘明集》卷二十七瑗律师《与梁朝士书》)其律学功绩显著，有陈之世，无出其右者。其讲律时，常徒讲众有二百余人。以致于陈宣帝下诏国内，要求初受戒而未满五年的出家者均须参昙瑗之律习。与释法超讲律得到梁武帝的支持一样，释昙瑗也得到陈宣帝的支持。宣帝准昙瑗可于都邑大寺广置德场弘律，并敕昙瑗总知监检、明示科举。命有司为其提供衣食，以使其不会因谋生形累而致亏讲律功绩。因此，昙瑗即搜擢明解词义者二十余人，一时敷训，京邑屯闹，行诵相喧。由于国供丰华，学律者无忧，不逾数载，有陈一世，律学昌盛。对于随昙瑗学成而将还本邑者，昙瑗还聚徒对问理事，以测试徒众对律学的理解能力和水平，无疑者方允许其回。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名师讲学和严格要求，于是此时律学更新，上闻天听。昙瑗卒于宣帝太建年中，年八十二，宣帝为其立塔、建碑。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两卷、《僧家书仪》四卷、《别集》八卷，道宣言其皆行于世。虽然道宣曾有记述，但今已不传。(《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昙瑗传》)
在《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中还收有昙瑗的几封书信，从中我们可大致看出其律学思想。他说：“窃惟至人垂诲，各赴机权，故外设约事三千，内陈律仪八万。诚复楷训异门，无非惩恶。孔定刑辟，以诘奸宄；释敷羯磨，用摈违法。二圣分教，别有司存。”但是，对于僧尼有事而越讼公府如何判处，他则难以定夺，故写信于梁朝士，因为“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网更轻。……若苟欲利己，则舍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他，则弃内轻而依外重”。显然，昙瑗重视如何以世俗法律对僧众的规范，以国之宪章来“絓僧家诤执”。
另有释慧峰，不详生平，住栖霞寺，曾听僧诠讲三论，深悟其旨，最为僧诠所得意，因而名价遐布，众所推美。僧诠常称赞道：“峰之达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复相依。”慧峰游心正理，身范律仪，摄静松林，日惟一食，衣服粗素，略无寸积，顾步锵锵，雅有风采，学律偏弘《十诵律》，赞诱前修，听者如市。在释慧峰的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也许是他把戒律纳于大乘思想之中。如有人问：“今学大乘，如何讲律?”释慧峰回答说：“此致非汝所知，岂学正法而大小相乖乎!”慧峰卒于陈天嘉年中，年六十。(《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慧峰传》)
陈隋之际还有释道成，道宣在其《续高僧传》卷二十一中列道成为隋代僧人。释道成(532—599)，字明范，俗姓陶氏，丹阳人，祖上曾为永嘉太守。道成出家后住永嘉崇玄寺，师事式法师为弟子，梁大同(535—545)年初，栖游京师，受业奉诚寺大律都沙门智文。《十诵律》才听两遍，即立别肆，开筵讲律。道成一生中讲《十诵律》、《菩萨戒》、《大品》、《法华》诸经律等一百四十遍，并著有《律大本羯磨诸经疏》三十六卷。赞宁赞其“精乎十诵，著述尤多”。(《宋高僧传》卷十四)
在梁唐二僧传的行文中也时常提到陈时的诸多律师，如慧曜、昙斌、僧隐、成具、僧辩等，但其事迹与著述往往都是不可考的。
上文所述各代律家有关《十诵律》的著述，大都散佚。只有刘宋僧璩所撰的《十诵羯磨》一卷尚存，现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三册，名为《十诵羯磨比丘要用》。其中载《受三归五戒文》、《受八戒文》以及说清净文等，是从《十诵律》犍度法中的受具足戒法、布萨法、安居法以及尼律单堕法、善诵毗尼序等中抄出羯磨等文而成。
① 《佛教研究十八篇》二，第3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数论：或称“数经”，为小乘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部)论藏的别称，有时也用“数论”指称该部，对于弘扬该部经典者，往往称为数论师。在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数论师”与地论宗的“地师”、摄论宗的“摄师”等并称于佛教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