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上看，南朝律学也是以弘传研习《十诵律》为中心，甚至是“坚执《十诵》”，因此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南朝“十诵律学”。

    虽然梁《高僧传》中也说到偶有律师——如宋京师闲心寺释道营“偏善《僧祇》”，但是南朝律学的最大特点可能就是律师们大都着力于《十诵律》，南朝的律学也就是对《十诵律》的研弘传持。在梁唐二僧传的“明律篇”中，生于此时的律师就有十二个是钻研《十诵律》的。像宋江陵释僧隐游心律苑，妙通《十诵律》，深解律要。齐蜀灵建寺释法琳“专好戒品，研心《十诵》”。因此，梁慧皎曾总结《十诵律》在中国的流传状况说，虽然诸部的律文都已传译，而《十诵律》一本当时在东国(今中国东部江淮一带)最为盛行。

    有理由相信，尽管该律于姚秦弘始年中最先译于关中，但在此时此地并没有受到广泛和深入的研习，“十诵律学”是在南方得以繁荣的。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最早的翻译不完备，影响了研习。因为《十诵律》刚译得大半，其余未及竟之时，诵胡本者罽宾沙门弗若多罗即亡。直到昙摩流支到长安，鸠摩罗什才与昙摩流支于姚秦弘始七年(405)译于长安，时为五十八卷。后在罽宾律师卑摩罗叉来游长安后，本律才得以续译其余。同时，由于罗什的入灭，更影响了此时北地律学的研习。

    第二，北地僧人的南迁，把对《十诵律》的研习传统带到江左一带。在《十诵律》译成后的一段时间，随着关内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变迁，以及对夷夏、正朔的心理认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有一些文化人士和义学僧人南渡。加之关中战乱，大批僧人也随之避难于南方，这些僧人中一定有一些研习《十诵律》的，《十诵律》也就随之流行于江南。如被称为“后世之优波离”的释僧业，也因关中多难而避地东晋京师。如此众多僧人南迁，遂使三吴学士辐辏肩联。(梁《高僧传》卷十一《僧业传》)

    第三，和青眼律师卑摩罗叉律师的弘传有关。卑摩罗叉于姚秦弘始八年(406)抵达关中长安后，全力促成翻泽《十诵律》，并积极弘传此律。罗什入灭后，卑摩罗叉即从北方姚秦来到南方晋地，迁住寿春石涧寺。在此他一边重校《十诵律》本，使本律名品遂正，一边又宣讲戒律，即“律众云聚、盛阐毗尼”。(梁《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在此时，他开《十诵律》五十八卷为六十一卷而成今本。不过，《开元释教录》卷三说是其另作《十诵律毗尼序》三卷置之于其后而成六十一卷的。罗叉后又往荆陕、赴江陵，在辛寺开讲《十诵律》，该寺有慧猷随之为学。由于罗叉精通汉语，故而学徒如林，乃使《十诵律》学大兴江南。同样，听众对《十诵律》也应当是有热情的，慧观把向罗叉所请教之律要记成《杂问律事》二卷，后传至京师，僧尼竞相传写，因而时有“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之谚流传。再者，罗叉对于弘讲《十诵律》是有方法的。他在来华前就曾经于龟兹弘阐律藏，包括罗什在内的四方学者竞往师之。加之由于罗叉精通汉语，其讲律应当是受欢迎的。僧传中说，他“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因此在江陵之地也是备受欢迎，于是有昙、猷亲承音旨，僧业继踵，弘化其间，璩俨隐荣等，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慧皎因此说“律藏大弘，叉之力也”。(梁《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

    卑摩罗叉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后示寂，所以《十诵律》在南方流行应当大致于东晋末年开始。可以说，虽然《十诵律》译就于长安，但其是在南朝得到弘传推广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慧远临终前，有人请“以蜜和水为浆”时，慧远“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看看“得饮与不”?慧远灭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是《十诵律》译就后的第十六个年头。显然此时慧远本人对《十诵律》也没有较深的了解，仅知不能饮豉酒之类。(梁《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其实，在《十诵律》中即言有五种人可食石蜜：远行人、病人、食少不足人、不得食人等。而较先译出的《僧祇律》对有病僧人之持律也是“开”出了许多的，如在《僧祇律》卷四十中即有相关论述。

    慧远卒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尽管《十诵律》译就于此前十几年，显然，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慧远可能根本就没见到，《十诵律》之江南流行也至少应当在慧远之后。同样可知，慧远的“远规”应当仅仅是一个最基本的规范而已，因为它不是由真正的律中钞出，而是由戒律的精神而撰成的。至少在南方，慧远入灭时，《十诵律》学还没有引起南方的重视，不然的话，以慧远的义学地位与佛教热情，不可能对其还困惑到要“披卷寻文”的地步。

    对于《十诵律》的传布，道宣曾说：

    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寔由青目律师敷扬晋世，庐山慧远赞击成宗，尔后璩、颖分镳而命路，祐、瑗、波腾于释门，澄一江淮无二奉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论律》)

    《十诵律》在南方流行了很长时间，比其晚译几年的《四分律》在江南则流传得很晚。甚至到隋时还有释智锴讲《法华经》、《涅槃经》和《十诵律》。(《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释智锴传》)隋末，也有惠旻律师从竹园寺的志律师“秉承《十诵》，文理精通，傍讯诸部”，后又入会稽、至天台，“结徒厉业一十七年，不出寺门，无窥别请”。(《续高僧传》卷二十二《释惠旻传》)隋唐时，相州法砺也曾到过江南游学《十诵律》。

    即使在《四分律》一统后的唐代，南方仍有学者在研习《十诵律》。如在唐中宗时，江南仍然流行《十诵律》。“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帝(指唐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南，岸之力也”。(《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岸传》)道岸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卒于开元五年(717)，这说明在道宣(596—667)死后半个多世纪，江南仍然是《十诵律》盛行不衰。

    当然，这并不是说南朝的律师不弘《僧祇律》。事实上，南朝时最重要的寺院之一的祇洹寺即是“受持《僧祇律》，为日已久”。(《弘明集》卷十二《释慧义答范伯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