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1163—1189)以后的南宋，禅宗相对稳定，两宋之际形成的禅宗分派格局和地域分布没有发生大的变动，队伍依然十分庞大。但禅思想却处于停滞状态，而它的对外传播则走入黄金时代。

    一、王朝的宗教政策与禅宗概貌

    在这个历史阶段，佛教没有再经受严重的政治打击，但也不是可以任情地膨胀。孝宗以后诸帝，对佛教基本上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政策，特别重视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北宋以来实行的鬻牒、出售紫衣师号、征收寺院田产税等措施，仍在执行，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孝宗为了避免僧尼人数激增，采纳了“试经以行古道，贵牒以限常人”的建议，把本来已经上涨的度牒价格再次提高。淳熙十四年(1187)，每道度牒增加到七百贯。与此同时，“州县人吏卖亡僧度牒，与僧行洗改重行”①。度牒也在民间买卖，并成为调剂官价的重要渠道。尔后，国家鬻牒成了弥补国库亏损、增加财政来源的手段，而民间交易也多以谋利为目的。这样，本来用作确定僧尼身份的证件变成了商品，给整个佛教以重大的冲击。

    影响佛教特别严重的，是朝廷出卖紫衣、师号。赐紫、封号，本是帝王对于高僧大德的褒奖，一般来说，只有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国家大寺院的住持堪受。入宋以来，紫衣、师号也成了买卖品，至南宋愈烈。理宗时，岳珂建议，凡无紫衣、师号者不能任住持，就像没有官位不能任职一样。这样，紫衣、师号不只是一种荣誉，而且成了有利可图的东西，所以引起许多僧人的反对。嘉熙年间(1237—1240)双杉元禅师上书说：“近世货赂公行，求为住持者，吾教之罪人。”“嚣顽无赖之徒皆以贿进，何以整齐风俗?况僧道非能自出己财求住持，必将取之寺观，师徒相残，常住心坏。”长此以往，不仅会败坏僧纪，也会影响佛教对社会的教化功能。如果住持者是个无赖，不能为人师表，那么，“师废则正法微，正法微则邪法炽，以清净之门而为利欲交征之地，非国家之福地也。”②其实，宋代佛教在很多情况下是“利欲交征之地”，官场上盛行的贪赃行贿也渗透到了佛教净土。

    早在高宗时，鉴于鬻牒太滥，曾一度下令停止。绍兴十五年(1145)，又下诏向寺院征收“清闲钱”：“令纳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及残疾者听免纳。”但在执行中似不甚得力。志磐说：“今州家征免丁，则必举常年多额以责之，而不顾僧之存亡去住。又欲以亏额均赋诸寺者，其为患皆此类。尝考郡县志云：僧道免丁钱无定额，官吏曾不省。”③志磐是站在僧侣立场上说话的，所以只记官府多征的事例。说“免丁钱无定额”，粗糙马虎，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南宋朝廷的上述政策促使丛林寺院普遍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以致在禅僧中形成“以清贫为耻，以厚蓄为荣”的风气。需要专靠国家供养的义学，在南宋境内进一步衰落。

    佛教在元代表现出的南禅北教的形势，在宋金对峙时代已经酝酿成熟了。

    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江南地区的禅宗也逐步形成了一些稳定的聚集地。国家为了加强对禅众的管理，采纳了史弥远的建议，确定了“五山十刹”禅寺区划分布制，“五山”在杭州的有径山兴圣万寿寺、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在宁波的有太白山天童景德寺、育王山雪峰广利寺。“十刹”是杭州的中天竺天宁万寿永祚寺、湖州的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温州的江心龙翔寺、金华的云黄山双林寺、宁波的雪窦山资圣寺、台州的天台山国清教忠寺、福州的雪峰山崇圣寺、建康的蒋山兴国寺、苏州的万寿山报恩光孝寺和虎丘山云岩寺。这些禅寺实际上是传禅中心，也是国家藉以控制整个丛林的枢纽，亦为以后元、明等朝所沿袭。南宋时期，禅宗的对外传播主要以这些寺院为基地。

    二、禅宗派系结构及其外传

    南方禅宗是临济宗的天下，有影响的禅师大多出自克勤弟子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两支。特别是宗杲一系，始终与南宋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影响最大，这就推动宗杲的禅思想变成了禅学的主流；被宗杲批判的两大禅支——评唱公案和默照禅，没有继续盛行。

    宗杲的嗣法弟子八十四人，大都在江浙、福建一带住持寺院。其中感山晓莹例外，他以撰写《云卧纪谭》和《罗湖野录》而著名。它们记录了他生平的见闻，有当代禅师的言行、禅僧与士大夫的往来、禅宗界的趣闻逸事等，是研究宋代禅宗历史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罗湖野录》，“其所载者皆命世宗匠、贤士大夫言行之精粹，机锋之劲捷，酬酢之雄伟，气格之弘旷，可以辅宗乘、训后学、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阅者不忍释手”④。

    宗杲的弟子辈中，以佛照德光(1122—1203)最有代表性。他住持过多处大寺院，与朝廷关系密切。“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每宣诸山长老论道，唯佛照禅师最为知遇。”⑤他入宫谈禅论道，既有禅学，也有儒学，多表达对朝廷的忠诚。《古尊宿语录》收有《佛照禅师奏对录》一卷。德光的弟子也多，北*(左矢右見)居简和妙峰之善两支比较活跃，在元初都出现过知名禅师。

    虎丘绍隆(1078—1136)是和州(安徽和县)含山县人，九岁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二十岁以后游方参禅，曾从学于长芦崇信、湛堂文准、黄龙死心等禅师，后来慕名投到圆悟克勤门下，习禅二十年，晚年常住苏州虎丘。在南宋初年，绍隆的名望远不能和宗杲相比。《大明高僧传》卷五说两人在当时被并称为“二甘露门”，是后人对绍隆的抬高。现存《虎丘绍隆禅师语录》一卷。

    绍隆一系后来十分兴盛。他的弟子应庵昙华(1103—1163)是湖北黄梅县人，俗姓江，十七岁于东禅寺出家，曾追随圆悟克勤，后投到绍隆门下。不久，即辗转于江西、江苏、湖北、浙江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先后有“衢之明果，蕲之德章，饶之报恩、荐福，婺之宝林、报恩，江之东林，建康之蒋山，平江之万寿，两住南康归宗”⑥，最后居住浙江天童。昙华的影响开始扩大，据说大慧宗杲见到僧人们传抄他的“示众”语录，“极口称叹”。⑦

    昙华的嗣法弟子八人，密庵咸杰(?—1186)的知名度较高。他是福州人，俗姓郑。曾随昙华习禅四年，后奉诏住持杭州径山和灵隐。咸杰有弟子破庵祖先和松源崇岳，绍隆一系由此大盛起来，其影响逐步超过宗杲系。

    祖先(1136—1211)是广安(四川宁西)人，俗姓王，字破庵。出家后，“闻密庵大弘临济之宗，遂腰包参谒”⑧。咸杰住持灵隐寺时，令他“分座”训徒。祖先住持夔州(四川奉节)卧龙寺，后又至江浙一带住持多处寺院。他的著名弟子无准师范(?—1248)，四川梓潼人，俗姓雍，九岁出家，后到灵隐寺侍奉祖先。先后亦在江浙一带住持寺院，晚年奉诏住径山。师范的门徒中有断桥妙伦、雪岩祖钦、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以及日僧圆尔辩圆等。这一系在把禅宗传向日本方面起过突出作用。另外，元代南方最著名的禅师大都出自这一禅系，代表了元以后临济宗的传承。

    松源崇岳(1132—1202)是处州龙泉(浙江龙泉)人，俗姓吴，隆兴二年(1164)出家，长期游方参禅。咸杰住灵隐寺时，曾命他为“第一座”。庆元三年(1197)奉诏住持灵隐寺。他的弟子有运庵普兴、灭翁文礼等人。相对来说，这一系影响力较弱。

    南方的曹洞宗自宏智正觉之后，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禅师，数传之后法系不明。长芦清了经天童宗珏、雪窦智鉴，传至天童如净(1162—1228)，曹洞宗开始有了起色。如净是明州苇江人，出家后多年游方参学，嘉定三年(1210)住持建康清凉寺，继之住持台州瑞岩净土禅寺、杭州净慈禅寺、明州定海县瑞岩寺等。宝庆元年(1225)住天童山。他虽然有多年游方经历，却注重坐禅修行，认为参禅是身心脱落，坐禅才是明心见性的唯一途径，实质上他是正觉默照禅的延续。现存《如净和尚语录》两卷，《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一卷。日本京都人道元(1200—1253)，入宋师事如净三年，如净将芙蓉道楷的法衣和洞山良价所著《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及自赞顶相相赠。道元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

    南宋时期相当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日本佛教进一步发展，来华求法的僧人很多。其中荣西(1141—1215)于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度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等处，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圆尔辩圆，嗣法于无准师范，1241年回国，开创东福寺派。无关普门1251年入宋，嗣法于无准师范的弟子断桥妙伦，1266年回国，开创南禅寺派。另外还有无象静照于1252年入宋，1262年回国；南浦绍明于1259年入宋，1267年回国。这些人都属于临济系统。

    南宋后期，社会动荡，国之将亡，许多禅宗僧人或南走越南，或东渡日本。应请去日本弘法的禅师，有出于松源崇岳系下的兰溪道隆(1213—1278)，于淳祐六年(1246)赴日；出自破庵祖先系下的兀庵普宁，于景定元年(1260)赴日。另有无学祖元(1226—1286)、大休正念等。他们不仅把禅学，也把儒学传到了日本。

    ①《宋会要辑稿·道释一》。

    ②《枯崖漫录》卷下《双衫元禅师》。

    ③《佛祖统纪》卷四七。

    ④《大明高僧传》卷八。

    ⑤《丛林盛事》卷下。

    ⑥《佛祖历代通载》卷二○。

    ⑦见《大明高僧传》卷六。

    ⑧《大明高僧传》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