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北方律学，是苻、姚两秦时佛教律学的延续，更是佛教南北交流的结果。经过对《僧祇律》的弘传，北方律学很快便过渡到了以《四分律》为中心的理论阶段。虽然《十诵律》由罗什最早译于长安，但此地仅有很少的律师研习该律。从普及的意义上说，北朝先流行的是《僧祇律》，其后才转为《四分律》。魏齐周隋时代，弘传《僧祇律》的僧人有很多，如：
释灵裕，诵《四分律》、《僧祇律》，自写其文，八日之中书诵俱了，后南游漳滏，于隐公处遍学《四分律》，随闻寻记五卷行之。(《续高僧传》卷九《灵裕传》)
绵州释僧晃，升坛之后，遍攻《十诵律》，数年劬劳，朗鉴精熟，研微造尽。周保定(561—565)后，更业长安，进学《僧祇律》，讨其幽旨，有难必究，是滞能道。(《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僧晃传》)
蒲州释慧胄(唐贞观初年卒)，受具以后从师学《僧祇律》。(《续高僧传》卷二十九《慧胄传》)
隋唐之际释慧净，《十诵律》、《僧祇律》，皆剖判胸怀，激扬清浊。(《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
隋大兴善寺释灵藏，善达持犯，《僧祇律》一部，世称冠冕。(《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
周隋时释昙崇(515—594)，学《僧祇律》十有余遍，依而讲解，听徒三百，京辅律要，此而为宗。(《续高僧传》卷十七《昙崇传》)
隋唐释道岳(568—636)，善大论及《僧祇律》，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议非。(《续高僧传》卷十三《道岳传》)
当然，这种转变过程并不是绝对的，而基本上，他们大都是几种广律同时持弘，只是后来《四分律》才脱颖而出。
由于政治的变革，北朝时的一些律师历跨几个朝代或国家，所以有的律师被道宣列为隋代僧人。如果以之为标准，整体上说，较南方而言，北地的律师则不是很多，律学著述也没有南朝丰富。但是，有几位律师在《四分律》的普及和“四分律学”的发展史上都居于重要地位。
一、慧光：搜扬新异
北地研弘《四分律》最早者当为法聪律师，时为北魏孝文帝时代(471—499)。法聪律师在平城专弘《四分律》，但其律学活动现已不可确知。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法聪传》中，没有提到他的任何弘律之举，仅在其《论律》篇中说：“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扬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赞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此处“北台”，即指五台山。
在《四分律》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即是北魏的慧光。事实上，《四分律》之兴盛全仰慧光的提倡和弘传，故而僧传言其“搜扬新异，缁素革风”。
释慧光，或为惠光，生平不详(一说为468—537)，俗姓杨，定州卢人，北魏末，曾于洛阳任国僧都，北齐时又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任国统，所以史传中多称其为“光统”。慧光十三岁时曾随父入洛，从佛陀扇多禅师处受三归戒，“初禀定宗，后师法律”，从佛陀扇多学习《僧祇律》。(《续高僧传》卷二九《论律》)慧光执卷览经，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变动物情，时谈逸口，出家后即能将所习经论为人讲说。由于其辞清理华，时人号之为“圣沙弥”。出家之时其师即告诉他，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而且邪见灭法，乃为障道之元，若初为道众即依经论，必轻戒网。于是慧光乃遵师说，因循多授律检，首先听律。因为道覆作的《四分律疏》本为科文(即目录或大纲)，所以慧光学律仅依其口传。
受具后，慧光博听律部，四年后即登讲《僧祇律》。僧传言其讲律之初，唱高和寡，词理精玄而未遂听徒，慧光乃广参诸郡讲席，入洛京搜扬新异，南北音字通贯幽微，悉为心计之劳。事须文记，方事纸笔，缀述所闻，兼以意量，参互销释，因此其说后受到欢迎。其实，这种现象，已经从本质上说明了当时北方的律学已经处于一个转换的前夜，而慧光的“搜扬新异”正好顺应了这种转变，从《僧祇律》过渡到了《四分律》。“四分律学”成为一宗也正是草创于此。道宣称赞他道：“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革风，广位声教，则慧光抑其次矣。”
慧光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两个贡献，一是他通过将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分别译出的《十地经论》，通过与梵本比较对勘，悟其精神，合为一本，地论宗遂因之而起。二是他通过弘研《四分律》，并撰《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或说四卷)而揭橥《四分律》的兴起，其疏则是“后代引之，以为义节”。(《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释慧光传》)
在慧光之前的羯磨法，有一种是支法领口诵出的《戒本》一卷和《羯磨本》一卷，被称为“旧羯磨”，另有魏皇初三年昙柯迦罗译出的《昙无德羯磨》。在此基础上，慧光律师考验旧羯磨及其戒本，因其文有加减，多少不足，随依大律本次第删集而成羯磨本，被称为“新羯磨”。它一直流行到唐代，道宣时仍为法侣习诵。
除此之外，慧光还撰有《十地经论疏》、《仁王七诫》、《玄宗论》、《大乘律义章》等，并注解《华严》、《涅槃》等经。但是其著述现在仅存有《华严经义记》卷一的断片，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中，其余都散佚了。其余关于判教、圆教等思想只可在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等人著作的引述中略见一斑，而其律学思想则不见其中。
二、慧光后学：高扬《四分律》
慧光门下翘颖如林，有“十大弟子”之说。(《续高僧传》卷八《慧远传》)其主要弘律者有昙隐、洪理、道云、道晖等，其他还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等。此后，史传里中国“四分律宗”一系的众律师，也大都出于慧光之门。
释昙隐，生卒不详，姓史，河内人，为慧光的大弟子之一，少厌尘俗，早游佛寺，崇奉戒约，诵习群经，凡三十万言。受具后先从道覆听律，后又从慧光更采精要，其名超步京邺、北悟燕赵。他弘播戒宗，五众师仰，随问判决，文义雅正，与同时另一持律沙门道乐被人赞为“律宗明略，唯有隐、乐”。昙隐著《四分律钞》四卷，门人成器者十余，皆宗其轨辙。(《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昙隐传》)
洪理律师，生卒不详，著有《四分律钞》两卷，后为沙门智首开散词义，成为四卷。道云律师，早年依奉慧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道晖将道云之疏，加以新意，改为七卷。时有谚云：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著。(《续高僧传》卷二十八《释智首传》)在慧光的十大弟子中还有一儒生，名凭衮，别人记其言而成《捧心论》。(《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传》)
道云有弟子释法楷也弘律不辍。释法楷，青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贤统为弟子，师习涅槃，通解文义，受具戒后专攻《四分律》。时道云和道晖两律匠振纽齐都，法楷则备经寒暑，伏面咨禀，学其深奥。齐亡后，南避淮表寿山之阳，随开律教。隋开皇初，大辟法门，还返曹州，入京都，住扬化寺复扬戒律。(《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法楷传》)“四分律宗”的重要奠基者洪遵律师即是道云和道晖的门人。
释灵裕(518—605)，魏隋时律师，俗姓赵，定州巨鹿曲阳人，早年曾投慧光而不遇。二十二岁进具戒，大戒后即专攻《四分》、《僧祇》二律，自写其文。灵裕曾于昙隐处偏学《四分律》，随闻寻记五卷行之，后又从学于慧光的亲承弟子道凭。灵裕又得名僧法上的信任，自此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皆博寻旧解，穿凿新异。灵裕在邺京创讲名节，言令若新，所以其讲律时听众常溢千人，时号为“裕菩萨”。灵裕自三十岁著述，律学著作有《四分律疏》五卷、《受菩萨戒法并戒本》、《孝经义记》，其他还有《十德记》一卷、《十地疏》四卷、《华严疏及旨归》九卷、《涅槃疏》六卷、《大乘义章》四卷、《齐世三宝记》、《灭法记》、《光师弟子十德记》、《僧制寺诰十怨十志颂》、《毗尼母疏》及杂集等五十余卷，久行于世，但今不存。其文言无华侈，微涉古制。(《续高僧传》卷九《灵裕传》)
道宣对慧光的弟子在《四分律》兴起中的作用，曾评价道：
(道)云、(道)晖、(法)愿，三宗律师，蹑踵传灯，各题声教。云即命初作疏九卷，被时流演，门人备高东夏。晖次出疏，略云二轴，要约成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然云勇于义宗，谈叙诚博。晖则覆切词相，法聚推焉……汾阳法愿，眄视两家，更开甍穴。制作钞疏，不灭于前。弹乱覆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专附，颇滞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隐乐遵深诞等，或陶治郑魏，或开疆燕赵，或导达周秦，扬尘齐鲁。莫不同师云术，齐驾当时。(《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论律》)
而对于北地《四分律》的研习，道宣曾有这样的评价：
自东夏所传四部律本，并制义疏、妙会异同。当有齐之盛，律徒之举，法正一部各竟前躯。云公创叙纲模，晖上删其纤芥；法愿霜情启旦，孤映群篇。挫拉言前，流威灭后……(《续高僧传》卷二十七《释法愿传》)
在慧光一系之外，还有释灵藏等律师，对于北地《四分律》的兴起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释灵藏(519—686)，魏隋之际律师，雍州(陕西长安)人，俗姓王，少依颍律师出家。释灵藏精研律学，“《僧祇》一部，世称冠冕”。僧传赞其妙尚冲虚，兼崇纲务，识解淹明，铨品行业，若讲若诵，卷部众多，随有文义，莫不周镜，通经了意，最为第一。入隋以后，为隋文帝所重，文帝为其敕建京师大兴善寺。他与文帝不仅为布衣之交，甚至还有一种更深的情谊。隋文帝曾对他说：“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虽有异，意则不殊。”因此为其手敕：“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由是前后度人达数万之多。道宣称灵藏与隋高祖文帝间的关系是：“布衣知友，情款绸狎”，“坐必同榻，行必同舆”，“宫殿内阙，任藏往返，及处内禁，与帝等伦。”(《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
正是通过这些律师的努力，迨于北齐之时，《四分律》当盛，律徒飙举，各竞前驱。《四分律》在北方僧众中得以普及，其思想研习也相当繁荣。在南方，早就有释道俨率先以融会各家律藏为要，系统阐发思想，精心“会其旨归”，于昇明元年(477)著《决正四部毗尼论》二卷。(梁《高僧传》卷十一《释道俨传》)在北地，则有大兴国寺释法愿(524—587)对“东夏所传四部律本，并制义疏，妙会异同”。(《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释法愿传》)也正是经过众多律师对律学各典的了悟体相、洞察异同，才确立了《四分律》的地位。这样，北地僧众对《四分律》的研习，对其内容、主旨的理解和把握也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而且，此时《十诵律》在北方的弘传者可能也不多了。因为在隋唐之时，北方一些要学《十诵律》的律师如法砺等都要到往江南。这也许说明，在北地已经基本上没有《十诵律》的大家了，这些律师和义学僧人的大部分后来都转向了《四分律》。
由于地理的原因，北朝律学是中国“四分律学”的直接理论土壤，也是其主要的思想渊源。正是在慧光律师努力“搜扬新异”的提倡之下，才使众多的律师和僧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四分律》。如魏隋时代的净影寺慧远，出家后就大隐律师听《四分律》五年，判之即离，理会文合。(《续高僧传》卷八《慧远传》)
后经洪遵律师的努力，并以之为中心培养了一大批律师，《四分律》最终在北方取得了牢固的地位，“四分律宗”也就呼之即出。到了道宣写《续高僧传》的唐贞观十九年(645)时候，已经是“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了。(《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论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