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派佛教”方兴未艾之际，“大乘佛教”就已经萌芽了。

    当时的印度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一方面，奴隶主残酷无情地驱使、打骂奴隶，甚至任意杀死奴隶——按照当时的法律，杀死别人的一个奴隶，与杀死别人的一只猫或一只狗，所受的处罚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奴隶们反抗非人待遇的斗争十分激烈，起义、暴动时有发生。奴隶们的反抗斗争，给奴隶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对付奴隶们的反抗，奴隶主在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的同时，还特别需要利用宗教手段来影响人们的思想。

    公元前后，古印度的封建因素已经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商品经济也迅猛地发展起来。在商业和高利贷的影响下，农村公社的成员加速了分化，公社的自由成员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祖传份地，有的沦为地主的依附农民或佃农，有的进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有的到宫殿、寺院、公路或灌溉工程工地去出卖劳动力，有的卖身糊口，做了家奴……新旧社会的更替，使得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空前激烈。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祭司贵族“婆罗门”与军事贵族“刹帝利”开始联合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代表“刹帝利”利益的佛教，接受代表“婆罗门”利益的婆罗门教的影响日益增多，出现了“大乘”思潮。

    “乘”，指“乘载”(车、船等运载工具)或“道路”。

    “大乘”思潮最初是由一些以佛塔崇拜为中心而团结起来的在家信徒和一部分要求改革的出家僧人掀起来的。他们用“根器”(植物的根和容器)比喻人悟道的能力，把人分为“小根器人”、“中根器人”和“大根器人”等3类，创立了“三乘”说——以三种舟车表示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所修行的不同教法，分别叫做“声闻乘”、“独觉乘”和“菩萨乘”。

    “声闻”的意思是“闻听佛的声教而得道成果”，被认为是“小根器人”所修行的教法。他们遵照佛陀的教导，按照“四谛”道理修行，最高果位是“阿罗汉”。

    “独觉”是“无师独悟”的意思，指自己凭借“十二因缘”的道理而得到觉悟。

    “菩萨乘”被认为是“大根器人”所修行的教法。他们上求“菩提”(觉悟)，下救众生，修行的最高果位是成佛。

    大乘佛教的出现，是继部派佛教之后佛教内部的又一次大分化。从整个印度佛教历史来看，这是一次最大的分裂。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无论在教义理论方面，还是在修持实践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小乘佛教拘泥于佛说，认为只有释迦牟尼所说的才是实在的，主张“我空法有”——没有内在的、永恒不变的主体，但客观世界却是存在的。大乘佛教却不拘泥于佛说，带有自由解释、自由发挥的倾向，主张“我法两空”——既没有实在的主体，也没有实在的客体。可见，小乘佛教的教义理论中具有唯心主义“二元论”的色彩；而大乘佛教的教义理论则完全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因此，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对佛教原有的经典态度不同，小乘佛教墨守佛说，大乘佛教虽然承认这些经典，但又以此为基础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产生了《般若经》、《维摩经》、《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大集经》、《无量寿经》等一大批大乘经典，使大乘佛教的教义理论逐渐体系化。

    不可限量

    掀起“大乘”思潮的佛塔崇拜者和要求改革的僧人们，自认为是“大根器人”，能够“普度众生”，就如同大车、大船一样，可以乘载很多人。所以，他们把自己这一派美称为“大乘”，也叫做“上乘”、“妙乘”、“胜乘”或“无上乘”、“无上上乘”等。

    这些佛塔崇拜者和要求改革的僧人，认为部派佛教是“小根器人”，顶多是“中根器人”，只能超度自己，就好像小车、小船一样乘载不了几个人。所以，他们把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也叫做“下乘”。不过，部派佛教却自称为“上座部佛教”，认为“大乘非佛说”，自己不是什么“小乘”，而是佛教的正统。

    后来，佛教学者们沿用了“大乘”与“小乘”这两个佛教名词，但是并没有褒贬色彩。

    佛教初入汉土的时候，既有“大乘”，又有“小乘”。但是向东晋、十六国时代的鸠摩罗什系统介绍“大乘”理论以后，大乘佛教逐渐成为汉地佛教的主流。

    《法华经》，是汉地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这部佛经里面说：“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为大乘。”据此，唐代僧人道世在他的《法苑珠林》第22卷《入道篇·引证部》中提出：“广度天人，不可限量。”意思是：“大乘”广泛地超度“六道”里面的“天”和“人”，数量多得没有限制。

    成语“不可限量”就是由此产生的，用来形容：极有前途，上进与发展的希望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