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是以研究和传持佛教戒律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佛教宗派。

    佛教历来都非常重视戒律的作用。从典籍方面说，它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方面说，它居戒、定、慧“三学”之首。因此，佛教一经传入汉土，戒律也就随之传入了。三国时期，中印度来华僧人昙摩迦罗在洛阳译出的《僧祇戒心》(大众部戒律节要)，是戒律传入汉地之始。东晋时代，僧人道安为自己僧团制定的《僧尼规范三则》、僧人慧远在庐山制订的《法社节度》，是汉地佛教早期的戒律规制。不过，唐代以前，汉地只有“律学”而没有“律宗”。

    “律宗”的创始人是唐代僧人道宣。他受玄奘影响，曾用大乘教义讲解小乘律典《四分律》；晚年进入终南山(又叫“南山”，秦岭主峰之一)，潜心述作，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注》等3大部阐述佛教戒律的书，并创设戒坛，制定受戒仪式。道宣有弟子1000余人，叫做“南山宗”，是汉地传承独盛、流传最广的“律宗”派别。

    与道宣同时，还有两个小有流传的“律宗”派别：一个是僧人法砺创立的“相部宗”，因法砺住持相州(在今河北临漳境内)日光寺而得名。法砺著有《四分律疏》，世称《旧疏》。另一个是僧人怀素创立的“东塔宗”，因怀素住持长安西太原寺东塔而得名。怀素著有《四分律开宗记》，旨在弹纠《旧疏》的“十六失”，世称《新疏》。

    佛教所说的“戒律”，是“戒”与“律”的合称。“戒”的意思是“惯行”。从广义说，善恶习惯都可以称之为“戒”，善习叫做善戒，恶习叫做恶戒；从狭义说，特指佛教为出家信徒和在家信徒规定的名种禁制，目的是防非止恶，诸如“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等。“律”的意思“调伏”、“善治”等，指佛教为比丘、比丘尼规定的禁戒，目的在于制伏诸恶。

    《四分律》把佛教的各种戒律分为两类四科。两类是“止持类”和“作持类”。“止持”的意思是：内心有所执持，因而产生了防非止恶的功能；“作持”的意思是：内心的执持不仅消极地防非止恶，而且策励人积极修学，日趋于善。四科是“戒法科”、“戒体科”、“戒行科”、“戒相科”。“戒法”，指佛陀释迦牟尼所制定的一切戒律；“戒体”，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并领受于自心的守戒动力；“戒行”，指发于“戒体”而且随顺“戒体”的守戒行为；“戒相”，指心领受“戒体”后而在言行举止方面显现出来的仪相。

    佛教戒律的条文是十分复杂的。在家信徒不仅要终身遵守“五戒”，而且在每月六天的“斋日”中还要奉行“八戒”；出家修行的沙弥、沙弥尼要奉行“十戒”，成年僧、尼要奉行“具足戒”(又作“大戒”)。《四分律》中规定：“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有348条。佛教甚至有“八万细行”的说法——“行、住、坐、卧之四威仪，各有二百五十戒，共为一千戒；对于摄、律、仪戒等之三聚，为三千戒；又对于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而为二万一千戒；又配于贪、嗔、痴之三毒及等分之四烦恼，则为八万四千戒。”戒律条文如此烦琐，倘若真的全部照办，必将寸步难行。所以，尽管汉地各佛教宗派都讲戒律，历代也都有重振“律宗”的人，但是“律宗”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只在宋代一度兴盛，明、清时有过短暂的复兴。

    另外，“律宗”是以纯粹的注疏方式承传的，过分学术化，脱离汉地佛教文化的实际，对于汉地佛教的戒律规范基本没有新的创造。例如：“相部宗”的《旧疏》与“东塔宗”的《新疏》，都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讼。这种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争讼进行了将近100年，最后争到唐代宗李豫面前，李豫也无法裁决是非正误，只好不了了之。

    “清规”，也是一个佛教名词，本是对“禅宗”寺院组织章程和僧人生活规则的通称，因它能对佛门起到清净作用，所以叫做“清规”。后来，汉地其他佛教宗派也接受了这些章程和规则。

    作为一条成语，“清规戒律”泛指成规惯例，多用来形容束缚人的死板的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