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俗姓陈，名祎，唐洛州陈留郡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城南乡)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少时家境贫寒，7岁即跟他出家的次兄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文化及佛经。11岁时已通习了《法华》、《维摩》等经，以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12岁那年，朝廷在洛阳度僧，玄奘破格入选，剃度落发为僧。隋炀帝大业末年，玄奘同次兄西入长安。因当时的高僧聚集在蜀地，旋又同往成都，住大慈寺学法，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受“具足戒”，取得正式僧籍。武德七年离成都，到江陵天皇寺开讲《摄论》等经，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多来听讲。旋北上相州(今河北临漳)、赵州参学，再南下扬州听讲。贞观元年(627)再入长安，以究尽各家学说而誉满京师。
玄奘认为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一，遂发誓要到天竺去学总括三乘(大、中、小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贯通一切法。但当时出国有禁，玄奘不能成行。直到贞观三年(629)，长安饥荒，朝廷令百姓可自行求生，四月，他混在四出乞食的灾民中才离开长安西行。一说得到朝廷准许，开始西行。
玄奘单身昼伏夜行，闯过玉门关五峰，越过戈壁、沙河，到达高昌国(在今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国王挽留久居，玄奘绝食三日坚拒。高昌国王只好厚资遣使送他西行，还写了24封信给玄奘沿途要经过的一些国家的国王。玄奘越过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见西突厥叶护可汗于素城。叶护可汗也写信给经过的各国国王，并遣使护送。
玄奘从迦毕试国东南行进入北印度，在加湿弥罗国参学两年。游中印度诸国时，中途两次遇盗，几乎丧命。巡礼华氏城及伽耶等圣地后，玄奘径直折向那烂陀寺，参谒了戒贤法师。经戒贤法师考问，被推选为“三藏十德”之一。玄奘请求戒贤法师讲授《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历时一年零五个月讲毕。后又听讲《中观论》、《百法明门论》、《六足论》等，兼学婆罗门教的《声明记论》。玄奘从贞观七年(633)到达那烂陀寺，至贞观十二年离寺，历时五载。
玄奘离那烂陀寺进入东印度，又折向西北，再入中印度，停留一月，从婆罗门学习《集量论》。又南行至南印度，学习《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和《瑜伽要文》。然后入西印度，渡印度河后逆河而北上，至北印度停留两年，学习经论。复东南行二次入那烂陀寺，再到仗林山学法。二次到那烂陀寺，应戒贤法师之请，为寺众讲《摄论》和《唯识抉择论》，从而沟通了“瑜伽”、“中论”两家的争论；又著《会宗论三千颂》，得到戒贤法师和诸大德的称赞。为折服南印度正量部《破大乘沦》的异说，还著有《制恶见论》1600颂。
玄奘在印度所学已达精通尽解，正准备东归，适逢戒日王征战凯旋。戒日王决定在曲女城为玄奘举行“标宗大会”，召集五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外道义解之徒都来参加，玄奘只好推迟行期。这次聚会以《会宗论》和《制恶见论》标宗，任人出难破驳，18天会期中，竟没有能提出改动一字者。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日回到长安。17年中，他亲履过110国，行程5万余里，取回焚文经典657部，实现了自己追求理想，渴求知识的愿望。
玄奘回到长安后，立即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让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书，留他住长安弘福寺译经，并召集各地名僧协助译著工作。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为文德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又请玄奘移居慈恩寺译经，并任上座职。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五月创译《菩萨藏》等经，第二年就完成了《大唐三藏西域记》这部名著。玄奘译经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贞观末年的五年间，译出“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一本”即《瑜伽师地论》为本，“十支”即《显扬》、《庄严》等为支。《瑜伽师地论》100卷，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译成，送呈太宗阅览，太宗特为玄奘法师新译诸经撰写了一篇总序，题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第二阶段，高宗永徽、显庆间的10年中，译出《俱舍》、《婆沙》以及《发智论》为身，以《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和《界身足论》为足的“一身六足”论典，还译成了《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经典。第三阶段的4年间，玄奘因冷疹复发颇剧，遵高宗命于显庆三年移居新建的西明寺。当时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继来华，参论诸经，遂难专译事，请求停译未准，继而两序大众又请他详译《大般若经》，因京城纷扰，就表请移住玉华寺翻译。显庆四年(659)冬，迁往玉华寺(在今铜川市西北金锁关之西北)。从次年初开始翻译《大般若经》，至龙朔三年(663)冬，全经十六会、六百卷全部译成。此后自觉体力衰竭，不再事翻译，专于精修行道。麟德元年(664)初有病，病中命弟子嘉尚具录所译经论及造像、写经、供养、施舍等功行。到二月四日，已不进饮食了，二月五日夜半，法师悄然辞别了人世，寿终63岁。
玄奘对印度佛学已融会贯通，所译的经论能博通所精，摄扼所要，文体严谨，义理通达，世人称之为“新译”。玄奘译经确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从《瑜伽》到《俱舍》到《般若》，从“一本十支”到“一身六足”到“十六会”，从头到尾整然自成系统。玄奘翻译传播的学说，基本上反映了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的佛学，分因明、对法、戒律、中观、瑜伽5科。在因明科译出《因明正理门论》、《因明人正理论》，传播了印度的逻辑学理论，并为佛学研究开创了逻辑方法和逻辑轨范；在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论》为中心，以“一身六足”为根本，发展到《顺正理论》和《显宗论》，大乘对法译出《集论》及他所注的《杂集论》，标明了对法经不同瑜伽论的特点，揭示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经；对戒律科，译传了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辑定了《受戒羯摩》，作了实行的规范；对中观科，译出护法的《百广论释》，以标志出瑜伽系学说贯通中观的成就；对瑜伽科，从“一本十支”到《成唯识论》，悉尽其奥蕴。玄奘将那烂陀寺全盛时期的高水平佛学传到了中国，为大乘学说在汉地流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对我国1000多年来的哲学思想发展影响也很大，甚至清末民初仍未减弱。
玄奘一生共翻译经论74部，总1335卷，质量和数量都是无前人所比的。玄奘梵文和佛学造诣都十分精深，对经论中各种名相的安立又经过再三推敲，从而能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他所译经论不仅文义兼到，贯练通达，精确尽意，并且对前人旧译中的讹谬之处也都一一作了纠正，达到归真还本的水平。
玄奘用梵文著有《会宗论》3000颂，《制恶见论》1600颂。回国后又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用梵文写了《三身论》，用梵文翻译了《老子》一书，一并寄往印度。他还应印度僧众之求，把马鸣的《起信论》译成梵文，弥补了印度的失缺。如果考虑到今天回传印度不久的印度佛教，有许多佛典需要靠汉藏地区佛典补缺的话，玄奘赴印取经在中印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意义真可谓是历久弥深了。
玄奘忙于翻译，无暇著述。只在译经初期应太宗的要求写成《大唐西域记》1部12卷，记述了他西行期间亲履和耳闻的110个城邦的历史、地理、文化和风土民俗。它是今天研究古代西域、印度的重要文献和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可靠指南。印度学生要靠这部书学习他们祖国那一时期的历史；考古工作者依靠这部书从泥土中发掘出了久已湮没无闻的那烂陀古寺的遗址，确认出湮废了数百年的阿旃陀石窟；历史学者则靠这部书了解了江布尔这座小城的过去。
玄奘在回国后的19年中，在弘扬大乘佛教，奠定法相宗理论基础，传法授徒方面，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在玄奘门下，有称为“玄奘四神足”的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四大弟子，都有著作、疏、论问世；外国弟子中以新罗国人圆测、法宝，日本人道昭、智 通、智达等最为著名。玄奘亲授中外弟子共有千余人，授业规模之巨，堪称初唐之冠。
玄奘圆寂后，初葬于浐河东的白鹿塬畔，在大明宫即可望见，高宗李治在大明宫含元殿前遥望，因感每易触目，时动悲思，便在总章二年令迁葬于今址(即兴教寺内)，建五层砖塔藏之，并随即建寺，以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