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被定名为“捧真身菩萨”的鎏金银造像，不仅是造型传神的宗教宝物，也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件文物是佛教宗教仪式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作，甚至被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设计为封面。近年来，对其艺术形象的认识和原型研究虽有涉及，但大多只说鎏金银捧真身菩萨专为供奉佛指舍利而制，简单描述“菩萨”高髻，涂深蓝色，头戴花蔓冠，上身袒露，斜披帛巾，臂装饰钏，下身着羊肠裙，双手捧发愿文金匾荷形盘，双腿左屈右跪于莲花台上①。(见图1)
然而，对“捧真身菩萨”艺术形象的原型却很难进一步分析，现已有观点主要有几种：
一是认为捧真身菩萨为吉祥天女类的造型②，依吉祥天经轨法义而造像。吉祥天音译作室利摩诃提毗，亦名摩诃室利，又称吉祥天女、吉祥功德天、宝藏天女等，本为古印度神话中之神，系那罗延天之妃、爱欲神之母。
二是认为是唐懿宗自身的象征，为唐朝皇帝本人供奉的原型。捧真身菩萨面向后室胡跪，是在朝拜曼荼罗。象征唐皇永远朝拜供奉佛曼荼罗的表示，朝中的唐皇正是地宫捧真身朝拜之菩萨③。
三是认为捧真身菩萨满身镶嵌着珍珠和璎珞，这是密宗大供养的形式，它的正名应该是“大供养天女”。此像制作基本上是按密宗经典规定，用“种种璎珞钏耳当天衣宝冠，天女左手持如意珠，右手施咒无畏。宣台上座”④。
四是认为“捧真身菩萨”这样胡跪捧物状，实属罕见，从宗教仪轨内部寻求根源似乎很不容易。地宫出土捧真身菩萨的造型及其名称的直接来源是后唐人瞻礼佛舍利这样的社会生活⑤。
这些对“捧真身菩萨”原型的推测阐发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经过长期观察，我认为上述观点与说法仍有讨论的空间，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件“菩萨”原型的认识。
众所周知，考古工作者依据地宫出土石刻《衣物账碑》记录：“诸头施到银器衣物共9件，银金花菩萨一躯并真珠装共重50两并银稜函盛，银锁子二具共重一两，僧澄依施。”说明“银金花菩萨一躯”就是指现在发现的“捧真身菩萨”，按照唐代晚期每两折合约40克左右计算，共重五十两应是2000克，现在实测1926.7克，即每两折合38.52克，基本相符，可谓定论。但因为地宫物账与实物相勘对中，误差不符的较多，我曾怀疑僧人澄依布施奉献的“银金花菩萨一躯并真珠装”是否这件“捧真身菩萨”文物。费解的疑点是：既然是唐懿宗为自己生日(诞庆日)供奉真身特意订制的，怎么物主又是僧澄依呢?或又说是“内侍诸头于咸通十二年懿宗诞辰延庆节时更造捧真身菩萨一躯”⑥，即由宦官头子制造的?如是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用于祈愿的，理应由文思院或者金银作坊院专门制造的，怎么没有制作部门的錾刻铭文呢?或许能解释的就是僧澄依雇请民间高手工匠制作了这件“捧真身菩萨”金银器，最后作为长安寺院手中布施物品奉献入藏给法门寺地宫。
我认为只有通过佛教典籍深刻地了解唐代佛教道场忏法仪式，才能更准确地认识“捧真身菩萨”的原型。
首先，这个“菩萨”手捧卷边荷叶(不是所谓的莲花)，折成方形，内有发愿文(采用了所谓的金匾形式)：
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节记。
如果按照现在一些研究者解释为“菩萨”下跪为皇帝祈愿长寿，实际上这在当时是不能的，仪礼上也说不通的。皇帝也求菩萨保佑，而不是菩萨为皇帝祈愿。我认为只能是皇帝拜托菩萨向佛祈求。一般来说，佛像肉髻高耸，菩萨则披挂璎珞。但这个披挂全身璎珞的“菩萨”双手托着方形卷边荷叶，一幅听命而动、俯首帖耳的乖顺模样，既不像盛唐风格女相菩萨那样丰腴敦厚、娴静秀美，显出矜持平和气质；又不像男相菩萨那样面容清雅、流转自如，显现冷静镇定神态。
重要的是，发愿文只是说明奉命为皇帝制造真身菩萨，而不是说手捧发愿文荷叶盘的人就是菩萨。如果我们从发愿文来研究，就更可发现佛教发愿文有个人修行时念诵短文、群体共修时所用范本、高僧撰述的礼忏文等三类⑦，简短文式的忏悔发愿文多为已故父母夫妻等亲属祈求冥福。而在皇家举行忏仪必设道场，必请名僧主持。所谓忏仪，又称忏法，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广为流行忏悔罪过之仪则，据《广弘明集》卷28梁武帝、陈宣帝、陈文帝等多位皇帝均做过忏文，隋唐的帝王延续了这种遵照佛教教派经典忏悔仪法，特别是唐懿宗依据密教经典《方等陀罗尼经》曾敕令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37日⑧。另宣僧尼大德20人进入宫中咸泰殿置坛度尼、雕造真檀佛像1000躯，表示自己的忏意。
发愿一般是誓愿求得菩提心，救拔众生脱离苦厄，而法门寺这件“捧真身菩萨”发愿文则是替皇帝求愿，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僧大德主持着忏法道场，所以这个胡跪的人物原型可能就是高僧大德的缩影或化身，脱离了传统菩萨的本色形象，而不是一般所谓菩萨的天女原形。只有首座、大德或高级僧侣才有资格在盛大顶礼供养场面中捧奉皇帝发愿文，他们在“皇家寺院”的各项宗教活动中都扮演着主导角色，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内容。
其次，《法苑珠林》卷86仪式部第五曰：“此之一门行者欲忏，要对三宝胜缘境前，偏袒露膊，脱去巾履；女人不劳袒膊，具服威仪，合掌恭敬，请一大德耆年宿迈自心敬者，先当奉请十方三宝以为良缘。故人述偈云：归命十方一切佛，顶礼无边净觉海。亦礼妙法不思议，真如自性清净藏。住于极爱一字地，得道得果诸圣人。我以身口清净意，咸各归命稽首礼。然后请忏悔主云。”⑨。
由这段礼忏仪式记载来看，忏法之行必设道场，请名僧高僧主持。议程是要请一个年迈修行极深的大德高僧，他出于发自内心敬仰佛祖，在佛教徒举行法事活动时，必须进行作为忏悔皈依的仪式，忏悔时面对三宝胜缘境前，袒露上身与胳膊，并脱去巾帛鞋履。这个人就是“忏主”。忏主不仅要在礼忏时首先“讲经”引导众人请佛仪，还要率领众人齐声课诵偈颂，尽管仪式繁简不同，但这是礼忏时共同遵守的程序。因此，根据佛教经典记载，我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捧真身菩萨”原型很可能是一个举行忏悔仪式时率众礼忏的大德高僧——忏主。
《法华经》云：“后五百岁，四众弟子，五浊恶世，烦恼增多，身心间杂，信心薄少，三灾似劫，渐渐增盛。如来告语阿难，未得圣果，比丘实难教化。末法众生，世尊因中愿力劝请十方诸佛，敕普贤菩萨为忏悔主……”这就是说，菩萨也可以成为“忏悔主”。而笃信佛教的人也可被称为“菩萨”，例如密宗高僧不空在遗书中称赞他的宦官弟子李宪诚“不但辅佐国家，亦为护法菩萨”⑩。
传统的佛教誓愿、本愿通常是修行者为了不忍见圣教衰，不忍见众生苦，而发菩提大愿，以利益众生为终极关怀。《敦煌愿文集》就收录了271个卷号的愿文(11)，反映了当时敦煌百姓的忧虑感。唐懿宗时期正面临着晚唐的风雨飘摇、社会动荡，险恶的社会环境，生命的无常飘忽，加深了统治集团强烈的危机感。法门寺这篇愿文第一祈求的对象是真身菩萨，保佑皇帝本人“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充满功利性、世俗性。第二祈求的内容是国泰民安，四海清平，政治的考量颇为浓厚。第三祈求的时间是唐懿宗诞生日，充满祈求现世福报、消灾免难的意味。值得思考的是，发愿人委托高僧大德作为忏主向诸佛菩萨许下愿言，礼请的对象是菩萨，不会是菩萨本人下跪(胡跪)反过来礼请皇帝，而这个忏主艺术造型恰恰是发愿与忏悔关系的充分体现，是忏法仪轨化的表现。其原型可能是一位高僧大德替皇帝祈愿求福的礼佛形象。
唐懿宗组织一个庞大的长安佛教护法教团举行盛大迎佛骨仪式，正是他念兹在兹的忧虑。参与的除了有皇宫内殿首座、内讲等最高等级僧侣，还有重真寺、兴善寺等名刹大院一流的领衔人物，基本都是高僧大德，镌刻在《衣物账碑》上的有长安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清简、云颢、惠晖、可孚、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师益、令真、志柔及监寺高品张敬全，当寺三纲义方、敬能、从諲，主持真身院及隧道宗奭、清本、敬舒等，以及中天竺沙门僧伽提和。特别是《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是由“内殿首座左右街净光大师赐紫沙门臣僧澈撰，内讲赐紫沙门臣令真书”，记载了他们“自京都护送真身来本寺”的过程(12)。唐苏鹗《杜阳杂编》记载“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当时“宣讲持戒、忏悔功德”的高僧大德甚至密教“国师”都肯定不少。
法门寺素面壶门座盝顶银宝函錾文曰：
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佛祖大教灌顶阿阇梨三藏比丘智慧轮，敬造银函一，重五十两献上，盛佛真身舍利，永为供奉。殊胜功德福资，皇帝千秋万岁。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五日造。勾当僧教原，匠刘再荣、邓行集。
另有金函錾文：
敬造金函，盛佛真身，上资皇帝圣祚无疆，国安人泰，雨顺风调，法界有情，同沾利乐，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日传大教三藏僧智慧轮记。
这些题记都说明长安佛教寺院高僧大德积极为皇帝祈福祝愿，愿意充当“法界有情、同沾利乐”的忏主，配合高品宦官担任的两街功德使，替皇帝分忧解愁。长安僧团领袖人物中三教首座、赐紫大德、内讲大德、内供奉大德、临坛讲论大德等高级僧侣非常活跃，不管是密宗还是其他教派，大多数参与了咸通十四年迎送法门寺佛骨真身活动。
再次，从艺术造型上观察，原说捧奉的“菩萨”头戴宝冠，实际上应是高职僧人使用的发冠，《妙法莲华经》卷2云：“若以顶戴，两肩荷负。”(13)高冠后有两根飘带，大概寓意着顶带两肩荷负佛像戒愿功德，因而这种高冠上有坐姿佛像图形，如果说菩萨戴宝冠上又有佛像，那么原型应是来自高僧大德头上镌刻有菩萨图像的高冠，不会是皇帝的皇冠。尽管《涅槃经》云：“三教之中，天子如同菩萨，行化有仁义礼智信。”似乎只有天子才能头戴如此高耸的皇冠，实际上不可能是皇帝本人形象。
有学者提出敦煌莫高窟也有胡跪菩萨，可与法门寺捧真身菩萨相比。我们仔细观察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捧花菩萨，第220窟初唐捧莲菩萨，第334窟初唐供养菩萨，第25、27窟盛唐供养菩萨(悬塑)，第159窟中唐供养菩萨等(14)，这些胡跪姿态的菩萨头戴花冠，面貌端庄，均为女性脸庞和女性披帛妆扮，一望便知是传统的菩萨形象，与法门寺所谓“捧真身菩萨”并不一样。从各地石窟考察，佛菩萨像绝大多数为立像、坐莲、骑象、骑狮等造型，还有思维菩萨沉思像、观音垂手垂脚像，即使右腿跪下左腿弯曲“胡跪”捧物菩萨形象，也都是供奉菩萨，胡跪的供养菩萨一般都比其他菩萨身材娇小，侧跪不居正面，位于菩萨下方或侧面。但是“捧真身菩萨”人物高髻造型又头戴发冠(宝冠)，胡跪屈腿造型甚为罕见，或许是高僧大德举行仪式时专门姿势，其花蔓冠显示威严应是长安高僧大德最高等级的标志。
如果说瞻礼真身菩萨比较稀罕，那么看佛牙舍利则比较容易，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长安大庄严寺、荐福寺、兴福寺、崇圣寺等四个寺院分别举办“佛牙供养会”供人瞻礼，而从《唐摭言》卷3“宴名”条可知：长安士子中举后除要设宴邀请主司等，还要“看佛牙”，进士每人二千钱以上才能登佛牙楼、宝寿亭，定水寺、大庄严寺等皆有佛牙楼，这对新中进士来说是一种礼遇，佛牙装在水晶宝函里，“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萨多是僧录或首座方得捧之矣”。由此可见，进士观瞻时，由一名衔头较高的僧人跪捧，而有资格捧奉的高级僧侣就是长安左右街的僧录或首座等。这就再次有旁证启示我们，“捧真身菩萨”原型极有可能就是高僧大德。
需要指出的是，“捧真身菩萨”这件文物发现时位于法门寺地宫中室汉白玉双檐彩绘灵帐后，根据遗物放置位置看，其“捧真身菩萨”莲花座底下原有盝顶黑漆木箱装置，摆放在宦官杨复恭供奉的素面壶门高圈足座银香炉旁边，完全不像恭奉菩萨的重要显赫位置，倒与守护后室门前两个石雕天王像毗邻(15)，这就使人愈发怀疑这是尊奉菩萨吗?木箱内有五件丝绸蹙金绣织品铺垫，菩萨需要穿半臂、案裙、袈裟吗?需要紫红罗地蹙金绣拜垫吗?我怀疑这不是所谓的微型“佛衣”“冥衣”，很可能是高僧大德最高等级的法衣用品，在最隆重的法事仪式中披戴使用。作为缩微织品摆放在这里具有高僧大德的服饰等级和权威的象征意义。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捧真身菩萨”原型有可能是一个上座大德。
最后，法门寺定名“捧真身菩萨”的文物无疑弥足珍贵，但不是绝无仅有，我们再提交另一个参考标本(16)(见图2)，藉此可窥见佛教大型修忏均有此类仪式，不单单皇帝专为法门寺供奉真身制作。与法门寺前者“捧真身菩萨”造型相比，后者这个人物形象有些雷同，均为弯眉细目，但头戴的宝冠飘带左右向上飞起，上身袒露，臂戴花钏，也是胡跪姿势，双手捧折荷叶方盘，只是身上没有披挂珍珠璎珞，宝冠边缘上亦无珍珠串饰，后者臂饰宽钏与前者宝花细钏有别，腰带束结的飘带并不是“下着羊肠大裙”。前者高38.5厘米，后者22.8厘米，两者高低不一。通过对比，我们愈发清楚地看到菩萨形象的人物艺术造型接近高僧大德，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举行法事仪式的姿势。
尊重文物的原貌，是历史考古的命根，不可掺兑任何过分虚构的想象，艺术形象也要依照一般规律来分析典型化的标本，要有合格的参照物，本文作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目的就是进一步探讨其真正的艺术原型。
*作者简介：葛承雍，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①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第四章《地宫出土遗物》，第142—14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 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第276页，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作者还曾提出“捧真身菩萨”是金胎两部大法、两部曼荼罗之合体，为中国唐密所特有的金胎合曼之造像。见《法门寺文化研究》(佛教卷)第8页《法门寺地宫唐密文化略论》。韩生继续认为“捧真身菩萨”为吉祥天女类造型，虽是模拟吉祥天女遗像，也可称为菩萨。考其形象取法于大吉祥天女的造型。见《法门寺文物图饰》第45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③ 唐普式：《唐密曼荼罗 异彩纷呈 彪炳千古——朝拜法门寺地宫出土圣物所得启示》，《法门寺文化研究》(佛教卷)第89页，又见同书氏著《认清法门寺塔地宫的唐密曼荼罗》第66—67页，法门寺博物馆编辑本，1993年。
④ 李克域：《法门寺与曼荼罗——略论地宫真身菩萨合单檐精舍》，作者还认为“真身”就是密宗的金刚像，是如来之法报二身，所以像是兰色面孔，兰色，在密宗里是恐怖色，此像是密宗护法神之一的吉祥天女，是按密宗大供养的教义铸造的。见《法门寺文化研究》(佛教卷)，第441页，法门寺博物馆编辑本，1993年。
⑤ 梁子：《捧真身菩萨三题》，《法门寺文化研究》(佛教卷)，第577页，法门寺博物馆编辑本，1993年。
⑥ 韩伟：《法门寺地官唐代随真身衣物账考》，《文物》1991年第5期。后收入《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第24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⑦ 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第2—3页，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⑧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51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⑨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917页。
⑩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120页。
(11) 依空：《敦煌佛教愿文探微》，《转型期的敦煌学》第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2)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第229—23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3)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9，第18页。
(14) 《敦煌壁画线描集》第70页、第72页、第114页、第17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
(15) 现场摆放位置图片见《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彩版二五(XXV)，文物出版社，2007年。又见《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第271页，“地宫发现原貌细部图片”。
(16) 香港《东方艺术》2008年6月号。台湾台北远辰艺术堂藏唐代鎏银菩萨造像，高22.8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