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代英禅师举行水陆法会的记载数见。并且是与梁武帝创制水陆仪一同出现。如宋僧志磐《佛祖统纪》卷33“水陆斋”条说：
梁武帝梦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以问诸沙门，无知之者。唯志公劝帝广寻经论，必有因缘。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三年而后成，乃建道场，于夜分时亲捧仪文，悉停灯烛，而白佛曰：若此仪文理协圣凡，愿拜起，灯烛自明；或体式未详，烛暗如故。言讫一礼，灯烛皆明；再礼，宫殿震动；三礼，天上雨华。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仪修设，帝亲临地席，诏祐律师宣文，当时灵响，不能备录。
周隋之际，此仪不行。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梦泰山府君召往说法。后独坐方丈，见一异人前告之曰：向于泰山府君处窃睹尊容，闻世有水陆大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觉寺吴僧义济得之，愿师往求，如法修设。师寻诣大觉，果得其文，遂于月望修斋。已毕，复见向异人与徒属十数前至谢曰：弟子即秦庄襄王也。【庄襄是秦始皇父。至唐咸亨九百四十年。】又指其徒曰：此范睢、穰侯、白起、王翦、张仪、陈轸，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阴府。昔梁武金山设会，前代纣王之臣皆得脱免。弟子是时亦暂息苦，但以狱情未决，故未获脱。今蒙斋忏，弟子与此辈并列国君臣，皆承法力，得生人间。言讫而隐。 自是英公常设此斋，流行天下”。【东川杨谔《水陆仪》。蜀中有扬推官仪文，盛行于世。】①
杨谔又作杨锷。文末“东川杨谔《水陆仪》”的双行小字，表明这一说法并非始自志磐，而是出自东川杨锷《水陆仪》。在宋僧宗晓编《施食通览》中收录的杨锷《水陆大斋灵迹记》，也有相近内容。其文称：
大梁武帝治化，清时道利，寰中兵戈永息，唯崇佛理。寝处优闲，草履葛巾，布被莞席，精持斋戒，济恤含生，悲念四恩，心缘三有，昼夜焚诵，靡暂停时，遂感圣贤，同扶邦国。
忽于中夜，梦一高僧，神清貌古，雪顶厖眉，前白帝言：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世有水陆广大冥斋，普济含生，利乐幽显，诸功德中，最为殊胜，宜以羞设。帝既觉悟，诘旦升朝，躳临宝殿，即以梦水陆之事，首问大臣及诸沙门，悉无知者。唯志公奏曰：但乞陛下广寻经教，必有因缘。帝依奏，即遣迎大藏经论，置于法云殿。积日披览，颇究端由。及详阿难遇焦面鬼王，因地建立平等斛食，乃创制仪文，三年乃就。其间所得事类，具出一十一本经论。其文既备，心犹有疑。一虑圣意罔周，二恐凡情未惬，遂乃再严广内，特建道场，俯及夜分，亲临法席，跪膝致敬，手捧仪文，顾谓侍臣息除灯烛，悉令暗冥。帝乃虔诚焚香，发愿叙其感梦，撰此斋文。傥若理契圣凡，利兼幽显，愿礼拜起处，道场灯烛，不热(爇)自明。或体式未周，利益无状，所止灯烛，悉暗不明。言讫，投地作礼。礼已，灯烛尽明帝，睹之神情大悦。于是欲营此斋，乃召志公以问：当就何处?志公曰：宜以深山幽谷中羞设最奇。贫道窃睹润州泽心寺【即金山寺旧名也】。江上一峰，水面千里，潭月双照，云天四垂，堪会神灵，境通幽显。时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夜帝召僧祐律师宣文，凤舸亲临法会，兴于水陆大斋，饶益幽冥，普资群汇。
自后陈隋两朝，其文堙坠。至大唐咸亨中，有僧可宗为阴府所摄，至泰山府君所，将加楚毒，遂亟告曰：某是西京法海寺英禅师之弟子也。府君闻已，乃不加罪，即遣捷疾往取英公。英公忽如梦寐，至府君所。府君问曰：可宗是师弟子否?英公曰：然。时可宗遂得免罪以归。府君乃命英公演法事已，复遣送还。后过旬日，英公独坐方丈，见一异人巍然冠冕，足不履地，前来告曰：弟子向于府君所，偶见禅师。知师拯救之慈，故来奉谒。有少悰悃，愿听所言。世有水陆大斋，可以利沾幽品。若非吾师，无能兴设。英曰：当何营辨?异人曰：其法式斋文，是梁武帝所集。今大觉寺有吴僧义济得之，久寘巾箱，殆欲隳蠹。愿师往取，为作津梁。苟释狴牢，敢不知报?英公许之，寻诣大觉寺访其义济，果得其文。遂剋日于山北寺依法崇奉。修设既毕，复见异人与徒属十数辈咸来谢曰：弟子即秦庄襄王也。又指其属曰：此范睢、穰侯、白起、王翦、张仪、陈轸等，皆其臣也。咸坐本罪，久处阴司，大夜冥冥，无所依告。今蒙吾师设斋，并为忏罪，弟子甚众，皆承善力，将生人间。恐世异国殊，不得再见，故来相谢。今有少物在弟子墓下，愿以为赠。弟子之墓，在通化门外者是也。英公曰：我闻西汉赤眉作乱，冢墓悉已开发。此物岂可存耶?襄王曰：弟子葬时，深藏其物，人所不见矣。英公曰：但贫道贵于知足，虽有珍宝，亦何用也?愿王等从此已往，各悟夙因，永离业界，清升善道。此贫道之所祝也。言讫而隐。英公既因其事，弥加精固，遂与吴僧常设此斋，其灵感异应，殆不可胜纪。自尔流传于天下，凡植福种德之徒，莫不遵行之。
时皇宋熙宁四年二月一日东川杨锷字正臣谨记
平江府灵岩山秀峰寺住持传法赐紫觉海大师法宗，睹此灵迹异事碑碣，旧在镇江府金山龙游寺，因改宫祠，又复遭爇，故无所存。恐世不传，遂依古本，命工刊石当山，以示万世灵感云尔。时皇宋宣和七年六月望日谨题。②
由文末题记，可知此文收录自碑碣。但其最早的出处，当如志磐所说，是杨锷《水陆仪》。关于这一点可以找到新的证据。
宗晓编《施食通览》卷上收有《水陆缘起》一文，署“长芦沙门宗赜(撰)”，所以过去一直以为，《水陆缘起》一文的作者就是宗赜。这个看法与事实不符。为说明这一点，兹不避文烦，略加标点和分段，录其全文如下：
水陆缘起 长芦沙门宗赜
详夫水陆会者，上则供养法界诸佛、诸位菩萨、缘觉、声闻、明王、八部、婆罗门仙，次则供养梵王、帝释二十八天，尽空宿曜一切尊神，下则供养五岳、河海、大地、龙神、往古人伦、阿修罗众、冥官眷属、地狱众生、幽魂滞魄、无主无依诸鬼神众、法界旁生六道、中有四圣六凡、普通供养。俱承如来秘密神呪功德法食故，外则资身，增长色力，内则资神，增长福慧。由是未发菩提心者，因此水陆胜会发菩提心；未脱苦轮者，因此得不退转；未成佛道者，因此水陆胜会得成佛道。今之供一佛，斋一僧，施一贫，劝一善，尚有无限功德，何况普通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独超三界，亦乃恩沾九族，福被幽明，等济群生，同成佛道，可谓无央、无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大海矣。所以江、淮、两浙、川、广、福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力营辨，贫者共财修设。感应事迹，不可具述。恐此方之人，或未知本末，今具水陆缘起于后：
昔者阿难独居静处，于中夜时，见一饿鬼，名曰面然，白阿难曰：汝后三日，生我趣中。能于百千那由他恒河沙饿鬼并百千婆罗门仙各施一斗饮食，并为我供养三宝，汝得增寿，我得生天。阿难白佛，求免斯苦。世尊为说一切德光无量威德力大陀罗尼。【出《救面然饿鬼经》】。此是水陆因缘最初根本，然未有水陆之名也。
梁天监初二月十五日夜，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恼。何不为作水陆大斋而救拔之?帝问沙门，咸无知者。唯志公劝帝广寻经典，必有因缘。乃取藏经，置法云殿，躬自披览，创造仪文，三年乃成。【杨锷云：梁武斋仪相应者，则有《华严经》《宝积经》《涅槃经》《大明神咒经》《大圆觉经》《十轮经》《佛顶经》《面然经》《施甘露水经》《苏悉地经》。】帝建道场，于夜分时，执捧仪文，悉停灯烛，而白佛曰：若此仪文理协圣凡，利兼水陆，愿礼拜起处，所止灯烛，不爇自明。或体式未详，利益无状，所止灯烛，悉暗如初。言讫投地，一礼初起，灯烛尽明，再礼宫殿震动，三礼诸天雨华。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于金山寺依仪文修设。帝亲临地席，诏佑律师宣文。可谓利洽幽明，泽及飞走矣。
周隋两代，此文不传。至唐咸亨③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一日方丈独坐，有异人衣冠甚伟，足不履地，来谒英公曰：弟子知有六道水陆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殁后，因循不行。今大觉寺有吴僧义济得此仪文，久在箧笥，殆欲蠹损。愿吾师往求，以来月十五日于山北寺，如法修设。苟释狴牢，敢不知报?英公许之，异人乃去。英公寻诣大觉寺，果有吴僧义济，得仪文以归，即以所期日，于山北寺亲临道场。修设既毕，其日曛暮，向者异人与十数辈来谢英公曰：弟子即秦庄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睢、穰侯、白起、王翦、张仪、陈轸，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阴府。大夜冥冥，无能救护。昔梁武帝于金山寺设此斋时，前代纣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尔时亦暂息苦，然以狱情未决，不得出离。今蒙吾师设斋，弟子与此辈并列国诸侯众等，皆乘善力，将生人间。虑世异国殊，故此来谢。言讫遂灭。自是仪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此是东川杨锷《水陆仪》所载。】
本朝东川杨锷，祖述旧规，制仪文三卷，行于蜀中，最为近古。然江、淮所用，并京洛所行，皆后人踵事增华，以崇其法。至于津济，一也。宗赜向于绍圣三年夏，因摭诸家所集，删补详定，勒为四卷，粗为完文，普劝四众，依法崇修，利益有情，咸登觉岸。④
五段文字，第四段最末双行小字“此是东川杨锷《水陆仪》所载”，说明前面四段文字，都出自杨锷《水陆仪》。第三段中双行小字“杨锷云：梁武斋仪相应者，则有《华严经》《宝积经》《涅槃经》《大明神咒经》《大圆觉经》《十轮经》《佛顶经》《面然经》《施甘露水经》《苏悉地经》”其中“杨锷云”当为杨锷自况，所列经共十种，与杨锷《水陆大斋灵迹记》“其间所得事类，具出一十一本经论”可互相印证或互补，而第三、第四段所记梁武帝创仪与英禅师故事，同样可以与杨锷《水陆大斋灵迹记》相互印证，说明二者同源，有关梁武帝创制水陆仪、唐代英禅师举行水陆法会的记载，确实出自杨锷《水陆仪》，其目的在于强调水陆仪的灵应。⑤五段文字中，真正出自宗赜的文字，仅仅只有第五段。在提到杨锷水陆仪和江淮京洛流行水陆仪的同时，宗赜说明自己曾于绍圣三年(1096)编定有四卷水陆仪。过去由于未注意杨锷《水陆仪》，所以将他撰写而又为宗赜所采摭的《水陆缘起》，说成是宗赜所撰。现在看来，当是误读了。实际上，上面五段文字中，前四段当出自杨锷之手，可称为“杨锷《水陆缘起》”。
不过，周叔迦先生对出自杨锷之手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他指出：
水陆法会的创始，相传是梁武帝因梦中得到神僧的启示，醒后受宝志禅师的指教，亲自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方撰成此仪文。于天监四年(505)在金山寺依仪修设。但后经周隋变乱，此仪不行。到了唐高宗咸亨中(670—673)西京法海寺神英禅师梦中得异人指点，醒后从大觉寺吴僧义济处得到梁武帝所撰水陆仪文，因常设此斋，遂流行天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但是据《广弘明集》所载，梁武帝于天监三年(504)才舍道事佛，不可能在天监四年以前已经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水陆仪轨中的文辞完全依据天台的理论撰述的。其中所有密咒出于神龙三年(707)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这不仅是梁武帝所不能见，也是咸亨中神英所不能知的。现在通行的水陆法会分内坛、外坛。内坛依照仪文行事，外坛修《梁皇忏》及诵诸经。所谓梁皇帝撰仪文及神英常设此斋，可能只是指《慈悲道场忏法》而言，至于水陆仪文则是后人所增附的。⑥
水陆仪文是宋人创撰的。宋遵式《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陆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是水陆与冥道是同一仪式的名称，日本最澄、圆仁先后入唐求法，所携回的密部经典中有《冥道无遮斋法》一卷(最澄)、《冥道无遮斋文》一卷(圆仁)。现在《阿婆传抄》中有《冥道供》，其规模与水陆仪轨大致相仿。可见水陆法会是唐时密教的冥道无遮大斋与梁武帝的六道慈忏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宋代杨锷又采取了密教仪轨而编写成《水陆仪》。明莲池(祩宏)大师既嫌金山寺本头绪杂乱，可见原初创始未必是出于通家之手。现在金山寺本既不传，无从考知其内容。总之，水陆法会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种佛教仪式，是可以断言的。⑦
强调水陆法会是宋代才发展盛兴起来的。所谓梁武帝撰仪文及神英常设此斋都是后人的附会。
日本学者牧田谛亮先生亦提出了怀疑。他说：
据传水陆法会是梁武帝时，由于宝志的劝勉，开始启建，陈隋时隐没不传，后由唐代长安法海寺道英复兴。端拱元年(988)所撰的《宋高僧传》卷十八中有道英传。传中道英生卒年不详，谓其以戒德而知名长安。传中有这样的内容：
1. 咸亨中他在所住寺庙见鬼物。寺主慧简询问，回答说该鬼物是秦庄襄王的使者，因饥虚甚久，而来乞食。
2. 以多杀知名的白起、王剪，以虚诈知名的陈轸都受他供养。
尽管后代谈到水陆法会起源时，必定提到秦庄襄王、白起、王剪、陈轸，但在《宋高僧传》本文中，只看到普济的形态，丝毫没有涉及水陆法会本身。因此，可以说当我们考察水陆法会起源的各种说法时，这个故事应该看作是其年代的上限。……根据《灵迹记》，梁武帝与宝志谈话的中心是阿难遇焦面鬼王，并建立平等斛食。《灵迹记》把这个故事作为水陆法会的起源。但讲述焰口恶鬼故事的经典——《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不空译)、《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实叉难陀译)的翻译都远晚于梁代，因此，水陆法会起源于梁武帝说自然是后代的附会。⑧
在他看来，不仅水陆法会起源于梁武帝说是后代的附会，英禅师(神英、道英)复兴水陆法会也由于该说最早见于宋端拱元年赞宁撰《高僧传》而不可信。
受两位著名学者的影响，不少学者亦对梁武帝创仪和英禅师复兴水陆法会之说持否定态度。如李小荣称：
咸亨中英禅师复得其科仪，亦为假托之词。咸亨，唐高宗年号，共五年，即公元670—674年。究竟是哪一年，并未明确，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能让人满意。志磐所引秦襄王之事，荒诞不经，更不是信史。倒是他所说的英公常设此斋，却给我们某种启示。英公，即唐代开国元勋李世勋(徐勋)。据《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可知，他与鄂国公尉迟德等十二人以及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于永徽年间(650—655)助成阿地瞿多之普及陀罗尼坛会。可以说，徐勋是唐初弘传密法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志磐把水陆斋的盛行归功于他，是为了维护其水陆斋形成于梁的观点。但事实上英公所学的密法是无极高的坛法，而不是武周时期实叉难陀的焰口施食仪。正谓是弄巧成拙，反而证明了水陆斋不形成于梁。……事实上，水陆仪文是综合《梁皇忏》和唐代的冥道无遮大会而成的。⑨
水陆法会的早期称谓为无遮大会。梁武帝多次举行无遮大会，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东都发愿文》，就是梁武帝举行无遮大会的斋意文。故称水陆法会创始于梁武帝，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文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中“法师自作普集会坛，大乘琮等一十六人，爰及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助成坛供，同愿皇基永固，常临万国，庶类同沾，皆成大益”⑩及《宋高僧传》卷2“唐西京慧日寺无极高传”中“永徽三年壬子岁正月，自西印度赍梵夹来届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迟德等十二人，同请高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所须供办。法成之日，屡现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沙门玄楷等固请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而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十二卷，玄楷笔受”(11)，说明李世勣确实在佛典中被称为英公，但他并非禅师，而且未见他在长安法海寺举行法会荐亡的记载，故李小荣称“英公，即唐代开国元勋李世勋(徐勋)”，以之为西京法海寺英禅师，实际上找不到任何证据。
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牧田谛亮先生认为道英故事的年代上限是端拱元年(988)的看法，并不确当。因为早在唐代韦述(?—757)撰《两京新记》卷3记“西门之南，法海寺”时，已经出现了这个故事。(12)为便于理解，兹不避文烦，将《两京新记》与《宋高僧传》相关文字列表比较如下：
《长安志》卷10唐京城四“南布政坊”条称：“西门之南法海寺，本隋江陵总管清海公贺拔业宅。开皇九年为沙门法海舍宅立寺，因以法海为名。”(13)说明《长安志》与《两京新记》记贺拔华舍宅的时间不同。不过，法海寺属南布政坊，与《宋高僧传》记英禅师“住寺在布政坊”可互相印证，说明《两京新记》与《宋高僧传》二书所记英禅师均指法海寺释道英。他又被称为英公或神英。
《两京新记》中出现的英禅师与秦庄襄王的故事，尽管内容与宋代的记述略有出入，但有三点可以肯定：
一是水陆法会故事中有关英禅师的记述，在唐代中期已经出现，故其时间上限不是北宋。一般认为，《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722)(14)。比《宋高僧传》至少早260余年。从文字内容来看，《宋高僧传》由于取用的材料已经是后代传抄本或作过节略，故部分文句意思已经不如《两京新记》明晰。如《两京新记》的“日晚”，《宋高僧传》作“曰晓”或“日晓”，显然已非唐代旧貌。
二是这个故事并非始于韦述。韦述编撰《两京新记》，参考过多部关于两京的撰述。(15)从故事内容看不出韦述曾作过改编的证据，说明它并非始于韦述。故从故事出现的时间来看，当在8世纪早期甚至是7世纪。
三是这个故事反映了英禅师举行斋供仪式或水陆法会的事实。与此事实相关的信息有三点：
其一，有专门的荐亡仪式。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受斋轨则》章表明，僧人受斋时，有行食末安食施鬼子母、食后以一盘食上先亡及其他鬼神的程序，但时间都是在午前。虽然故事没有明确说英禅师是通过举行斋供仪式超度秦庄襄王等人，但故事的主干是英禅师向秦庄襄王等施食，且称英禅师让秦庄襄王等晚食来，秦庄襄王为秦时人，唐代只能以鬼的身份出现，说明英禅师向秦庄襄王等施食，不是僧人午时受斋施亡魂及鬼神的施食，而是英禅师专门举行斋供仪式超荐亡灵。
其二，年代和主体明确。英禅师在法海寺举行斋供仪式，施秦庄襄王等鬼魂食，具体时间是咸亨元年(670)。英公是指英禅师而不是李世勣(勋)。后世提到英禅师与秦庄襄王故事时，都与水陆法会有关，意即英禅师是举行水陆法会超荐秦庄襄王等，故这个故事出现在《两京新记》中，意味着英禅师举行的荐亡仪式，就是水陆法会。
其三，时间较为具体。“日晚”与“日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上阴阳两隔，一天之中，午时为至阳，子时为至阴，鬼魂往往出现在傍晚至第二天天亮之间，“白天见鬼”“大白天见鬼”被认为是不正常或不可能的事，故僧人举行荐亡施食仪式都只是在晚间。英禅师在晚食时向秦庄襄王等施食，符合僧人晚间举行荐亡施饿鬼食的轨范。《宋高僧传》中，由于“日晚”被误写作“日晓”，故牧田先生有“在《宋高僧传》本文中，只看到普济的形态，丝毫没有涉及水陆法会本身”的结论。但这一结论的基础，一方面是未注意到《两京新记》等相关材料，另一方面是未注意到《宋高僧传》“日晓”一词难解，故他的看法并不可从。
综上所说，水陆法会包括有荐亡施食的功能，施食为水陆法会重要仪式程序，目前出现在《两京新记》中英禅师咸亨元年在法海寺晚食时施食给秦庄襄王等的故事，证明英禅师唐初确实曾举行过水陆法会，这个故事能与后世杨锷、宗鉴和志磐所述水陆历史源流相互印证，表明英禅师唐咸亨中根据梁武帝创水陆仪复兴水陆法会的说法，是可以信从的历史。
*作者简介：侯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大正藏》，第49册，第321页中下。
② 《续藏经》，第57册，第113页下—114页中。
③ “亨”，底本作“享”，据文意改。
④ 《续藏经》，第57册，第114页中—115页上。
⑤ 拙文《杨锷<水陆仪>考》(待刊)。
⑥ 周叔迦：《法苑谈丛》，《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30页。
⑦ 周叔迦：《法苑谈丛》，《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31页。
⑧ 牧田谛亮：《水陆法会小考》，载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50—351页。
⑨ 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页。
⑩ 《大正藏》，第18册，第785页上。
(11)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页。
(12) 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和洛阳(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3—184页。首尾封皮误作《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周叔迦先生有录文，但多错讹。参见《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1276页。
(13) 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和洛阳(资料)》，第116页下。
(14) 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
(15) 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