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一个多么响亮、多么值得亿万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值得后世永远缅怀和学习。然而，玄奘并非横空出世，其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还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即他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贞观盛世对于玄奘的成功可谓意义非凡。
一、广阔的疆域、繁盛的国家、良好的周边关系为玄奘西去东归提供了便利条件
唐初，在统一了全中国以后，太宗即集中精力，动员组织人力、物力，解决西北边疆问题。先败突厥颉利可汗，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同时，跨越玉门关，西进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国，使这些地方王国归服大唐。唐朝的势力达到天山南北，疆域版图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
对这些少数民族，太宗抛弃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优待他们的上层人物，并赋予其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实行怀柔政策。这种做法不仅使西部边疆得到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与中原的关系友好和平，而且使大唐的声名西播里海、地中海，南到印度恒河流域等地，波斯、大食、天竺、尼泊尔、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纷纷遣使来唐。繁荣富强的大唐帝国，以高大的身姿傲立于世界东方。
祖国的富强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至少对玄奘意味着两点。其一，缩短了西去和东归所需的时间。尽管往返途中自然条件恶劣异常，但依托祖国的强大和声望，所到之国家和地区对玄奘大多都礼遇有加，优待非常，可以说，玄奘所面对的社会环境还是良好的。在高昌国，高昌王麹文泰对玄奘态度之好、招待之周，感情之深，绝非礼遇、优待之词可以包涵。在大师坚辞不留的情况下。他还修书给驻地碎叶城(今托克马克境)的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请其加以照顾。果然，等玄奘抵碎叶城时，统叶护可汗不仅热情地接待他，还派人护送至边界。慧立、彦悰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晤场面：“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窣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杰侏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悦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另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等。食讫，更行葡萄浆。”
643年起程东归时，由于唐王朝在太宗治下比贞观初年更加繁荣富强，再加上此时玄奘本人品格和学识所散发的无可比拟的光华，使他不用再孤身涉险，而是由各国国王一程一程依次派人护送，比西去时快得多，仅用两年就到了长安。
试想，以玄奘当时在印度的影响，当不比三百多年前的鸠摩罗什差，如果不是统一、强大的祖国做后盾，难保他不会遭遇当年发生在鸠摩罗什身上的悲剧。那么，玄奘回国后宏伟的译经事业和法相唯识宗的创建也就无从谈起，恐怕也只能像鸠摩罗什一样羁留他乡，“蕴其深解，无所宣化”。
其二，人格上受到尊敬。祖国强盛与否对于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跨出国门更是如此。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身为唐人是很自豪、很受人尊敬的，游历在外的玄奘对此更是深有体会，这无形中为他减少了许多不利和烦恼。可以说，祖国的声望和强大，使他底气很足，无自卑感，始终保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加上大师原本就几乎无可挑剔的品格，使作为唐人的他和有他如此优秀人才的大唐都感到自豪、骄傲。
二、高效能的政治机构和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是玄奘译场得以迅速建立的组织和经济保障
太宗即位后，就着手建立和调整政治制度，对当时延用的隋制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和健全。这主要表现在职官制度、监察制度、整饬吏治、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科举与选拔人才制度等方面。尤其是对三省六部的官职制度的健全，使决策、审议、执行三权分离，各行其是，各尽其职，相互制约，无法专权。最具意义的是对门下省封驳权的制度广泛使用，使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得以调整，决策效率得以提高，政策方针得以有效实施。特别是太宗对封驳的重视和倡导，促成了“主正臣直”的良好政治风气。这对贞观盛世的出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求贤若渴的太宗通过改进科举制度、“进贤退不肖”、“内举不避嫌、外举不避仇”、虚怀纳谏、任人唯贤等办法，广开才路，选拔贤才，裁汰冗员，将原来七个人的文武官员减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改变了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局面。不仅如此，还能不分亲疏和恩怨、不论资排辈，公正地对待官员，在实际表现中考察他们，用其长、避其短，及时纠正官员中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苗头，大力提倡节俭。
在太宗的努力下，不几年，贞观朝即拥有了一个高效能的政治机构和一批高素质的政府官员。太宗周围，簇拥着一个治国安邦的人才群，尤其是由29人组成的威信很高的宰相内阁班子，为贞观盛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正是太宗治下高效能的政治机构和高素质的政府官员，为玄奘实现译经、弘法的宏愿提供了组织保障和经济供给，使其无任何后顾之忧。
玄奘大师汉、梵文化兼通，翻译能力极强。尽管如此，大量地翻译佛教经论，绝非只身一人所能完成，故赢得政府支持，为自己创造良好的译经环境、选拔优秀的译经人员无疑设是重要的外部条件。
对此，玄奘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在公元643年起程回国，于次年三、四月抵于阗时，即上《陈还国表》于太宗，告知即将归国的消息，更主要的是表示对祖国的思念，对太宗的尊重和友好。太宗收到消息后，即诏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来，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鄯于沮洙迎接。”〔1〕在太宗的迎劳护佑下，玄奘很快就踏上了国土。到长安的第二天，即受到当朝宰相房玄龄所派的右武侯大将军陈寔、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佑的迎接，“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2〕可见当时欢迎场面之盛大。
知人善任的太宗与玄奘交谈之后，即“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3〕虽被谢绝，仍不放弃，“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总想让“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4〕但玄奘心仪佛法，婉转但很明了地表达了心志：“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5〕太宗无奈之下，即同意其建译场、译佛经的想法，并给以大力支持。命房玄龄在各地征选高僧，组成规模宏大的佛经译场，玄奘自任译场译主，主持译场，并担任主译，下分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十个部门。其中，担任证义的有灵润、文备、法祥、普贤、道深等十二位学问僧。由于政府对高僧的选拔认真快速，对译场所需供给充足，加上玄奘大师对僧人组建启用合理等等，使译经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三、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和开放性的宗教政策，培养了一批佛教学问僧，为玄奘译经和弘法储备了高素质的僧人
唐太宗本人不仅是位“天纵神武，雄才大略”，“武胜于古”〔6〕的拨乱令主，也是一位娴熟儒术、学涉文史、晓识子经、文思横溢、酷爱书法的儒雅君王。即位后，十分注重以文治守帝业，采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所谓“修文”，主要是指尊崇儒术、兼隆佛道、兴办学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图籍、编纂史书等)，推出了一系列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文化教育的政策。
首先，提倡周、孔之道，组织人力统一经学，重整弘文馆。
治天下要靠儒家之“王道”是贞观朝君臣之共识，故太宗在贞观二年(628年)六月特地声明：“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7〕专门设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并于贞观四年下令全国各州县都置孔子庙。不仅如此，还敬仰历代名儒和各派经学大师，提倡尊儒读经。鉴于以前“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影响读经，所以，组织人力、物力，对儒学经书进行研究考定。令精通训古之学的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8〕诸儒对颜师古之考定和辩答莫不叹服，遂被太宗定为《五经定本》，颁布全国而成官方统一课本。为了解释经文，又“命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9〕太宗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可谓中国经学史上一件大事，其“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10〕
弘文馆之前身是太宗即位前为招聘贤才所设的文学馆，它与天策府曾是李世民一文一武之顾问决策机构，曾在唐初统一战争及玄武门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即位后，太宗将其移至弘文殿左侧，改名“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但仍保留了旧馆“商榷政事”之传统。
其次，基于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作用的理解，提出“乐在人和”的思想，大兴礼乐，不仅在隋朝九部乐之基础上，“斟酌南北，考以古音”，历时二年半之久，修定成十部乐的《大唐雅乐》，还亲自主持创作了新的歌舞《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非常注重音乐歌舞的社会效果，凡是不符合“人和”原则的音乐，一律不许在朝廷演出。例如，禁演有可能使君臣之间蒙上不和阴影的歌舞《七德舞》。此外，还修订颁布了《贞观新礼》等。
最后，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注意选拔优秀人才为师，并使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备化，史称唐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11〕即面向全国招聘教师，这对提高师资质量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太宗还弘兴国学，扩大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规模。据《通典》卷五三记载：“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真是“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12〕可见贞观朝学风大兴之盛况。当时，在整个社会中，崇尚文化，蔚然成风。
同时，对于外来文化亦博采广引，这不仅表现在天文、历法、建筑、医学、音乐、舞蹈、服饰、饮食等方面，宗教文化亦如是。贞观朝时，不仅有汉时就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还有从当时波斯传来的景教。虽然由于政治等种种原因，曾颁诏道道教于佛教之上，但太宗从不佞道，在宗教上始终保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采取“亦存异方之教”的宗教开放政策。认为，就社会作用而言，各宗是一样的，那就是济物利人，使弘益之风齐致。正如他在诏书中说的：“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13〕以上都反映了他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这些思想使本已发展很快、势力颇强的佛教人才济济，使房玄龄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为玄奘招募到足够数量的高素质僧人。也就是说，正是贞观盛世时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为玄奘译经弘法提供了文化、人才方面的保障。
四、太宗及高宗个人对玄奘的格外优礼使其译经、弘法畅通无阻
太宗对文人学士一贯优礼有加，待学问僧亦如待学者。据《续高僧传》记载，贞观初，太宗常与义学僧慧休、慧乘、明瞻、智实等接触，召他们“入内殿对诏，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14〕太宗对慧乘、明瞻等的重视和接纳，多半由于他们都是博通内外、涉猎子史的大学问家。但对玄奘格外优礼，以致最后令其常伴左右，除了太宗自身的原因外，则与玄奘大师本人的学问，事功、令誉、人品，风仪等有很大关系。
初见玄奘，太宗就赞誉道：“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负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在颁《唐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时曰：“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15〕后又言曰：“(玄奘)幼怀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霞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对其“探赜妙门，精穷奥业”〔16〕的佛学造诣更是叹为观止，甚至有相逢恨晚之叹：“朕与法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其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准度僧尼18050人，共奘师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等，皆为大师欣动所致。正如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指出的，太宗接受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玄奘法师的崇敬，奘师对佛教之展拓，功莫大焉。
玄奘在太宗朝活动只有短短的四年，其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高宗朝时。
高宗为太子时就特别敬重玄奘。读其父《圣教序》后，即撰文《述圣记》，称颂佛教并赞扬玄奘的功勋。为其母建好大慈恩寺后，又请玄奘驻寺译经，并主持寺务，还特意至玄奘房中，赠诗以示敬意。
继位后的高宗对玄奘大师的尊敬、善待，对其译经、佛事活动的支持，绝不亚于其父。公元656年(即显庆元年)，高宗不仅准允了玄奘请派学士协助译经、为大慈恩寺立碑纪念的上奏，立即派太子太傅、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等至寺润色译文，还亲自撰写了大慈恩寺的纪念碑文。在迎御笔所书碑文至寺中时，高宗还敕命太常寺九部乐和长安、万年两县音乐陪送，自己也亲登安福门城楼，欣然观阅。
次年，高宗驾幸洛阳宫，邀玄奘及译经僧十余人陪同，其问，玄奘不仅得以回故乡一探亲人胞姐，还蒙高宗敕许，为其父母另选宝地，备下棺椁，改葬了父母。
公元658年，敕建的巍峨壮丽的西明寺(据称当时为唐城中佛寺第一)竣工，高宗则敕请玄奘移居西明寺，以当年进入大慈恩寺及迎接御制碑的规模，迎请玄奘及众僧入寺。
公元659年，为避京城中杂务缠扰，专心翻译《般若经》，玄奘向高宗要求至玉华宫。高宗准奏，并在人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还亲为译完的经卷御制经序。玄奘在玉华寺虽只有五年，但却是他译经中取得最好成绩的时期，他完成14部、680卷的经卷翻译工作，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这一数量和速度，相当于他在慈恩寺、弘福寺、北阙弘法院等处的两倍。而能做到这一点，与高宗的理解和全方位支持是分不开的。
玄奘之成为玄奘大师的原因很多，而贞观盛世所创造的良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氛围，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外部原因。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在西部大开发的今日，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政府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政策对吸引人才、发展经济的重大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1〕《全唐文》卷七《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
〔2〕《大唐新语》第13卷。
〔3〕《大正大藏经》第50卷，第253页上。
〔4〕《大正大藏经》第50卷，第255页上。
〔5〕《大正大藏经》第50卷，第255页上～中。
〔6〕《贞观政要》第10卷《慎经》篇第294页。
〔7〕《资治通鉴》第192卷，第6054页。
〔8〕《旧唐书》第73卷《颜师古传》，《二十五史》5，第312页。
〔9〕《资治通鉴》第195卷，第6153页。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
〔11〕《资治通鉴》第195卷。
〔12〕《新唐书·儒学传》序。
〔13〕《唐会要》第四十九卷，《大秦寺》。
〔1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7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
〔15〕《全唐文》卷八。
〔16〕《全唐文》第十卷，《大唐三藏圣教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