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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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说起佛塔,早在佛国印度为存放和供奉佛祖释迦牟尼舍利,产生了窣堵波这样的建筑物,于是“佛塔”便应运而生。所以,塔的本意依梵文就是坟冢的意思,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后,与我国文化相结合,特别是与我国高台建筑形式相结合,无论其建筑形式,以及佛教文化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时人们将佛教教义和传教人统称为浮屠,后延伸亦称窣堵波为浮屠。晋、宋、姚秦间,称窣堵波为“台”。后以为“台”字又不能反映这类建筑物的高妙,就创造出一个“塔”字来。“塔”字最初见于葛洪的《字苑》云:“塔,佛堂也,音他合反。”我国的佛塔和佛国印度的窣堵波一脉相承,都由塔刹、塔体、塔座、地宫等部分组成,只不过各个部位都有相应的变化和发展。其中塔身有单层及三、五、七、九等多层塔体,其平面也呈四边、六边、八边等多边形。地宫、天宫和塔室均可存放舍利经像等珍贵佛教文物。故此,佛塔是佛教产生、发展的产物,是佛教文化的象征,雄伟的佛塔以及高耸入云的塔刹,象征着佛教威严神圣、至高无上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也往往成为一个寺院乃至一个地区的标志和象征,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存在和不断发展的载体。也正因为这样,佛塔内的雕刻、绘画、题词书法,还有塔中珍藏的舍利经像,连同佛塔本身,能千百年来,以至于更长久地保存下去。

    大雁塔就是全国数以万计佛塔中一个典型代表,那“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的雄姿在全国佛塔中不失为佼佼者。

  二
  
    大雁塔原称慈恩寺浮图。玄奘法师对历尽千辛万苦,从印度取经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舍利,备加珍惜。正如《西游记》里描述的一样,在携经归国途中,过信度河时,乘船翻没,大象淹死,失去佛经一驮,甚为痛惜,曾捎书致信印度佛寺,请予以补充,似乎未有结果,终为憾事。后以“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为由,拟于慈恩寺端门之阳,造石塔一座,以妥善安置他取回的经像舍利。遂于永徽三年(652年)附图表上奏。唐高宗鉴于玄奘所规划浮图量高三十丈(约合九十多米高),遂使中书舍人李义府传旨,以工程浩大,恐难成就,又不愿让法师过于劳累等原因予以否决。经恩准,受朝廷资助,动用大内(东宫、掖庭宫等)七宫亡人衣物款项,在该寺西院,建造五级砖塔。此塔仿西域窣堵波形制,其塔基成方形,边长120尺(约42米左右,与后来的维修塔座和科研探测情况基本相吻合),塔身并相轮,露盘通高180尺(约54米左右),每层皆存舍利,共一万余粒。宝塔奠基之日,三藏自述诚愿,以表达“巍峨永劫愿千佛同观,氤氲圣迹与二仪齐固”的愿望。“时三藏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    

    至于“雁塔”的名称来源,有数种说法。较为可信的,乃是玄奘从西域取经回国后,编撰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述的佛教故事。

    原来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王舍城,城外有一座山叫帝释山,在山下有一寺院,寺院和尚信奉小乘教,所以开“三净”之食,即所食肉类为未杀、未见、未闻之肉类食物,历来如此。一天,中午将过,众僧饥肠辘辘,午饭尚无着落,甚为埋怨。这时,有一和尚忽见空中群雁飞过,随口出戏言:今天众僧无饭可吃,若菩萨有灵,应知我们的困境呀。话音刚落,即见头雁退飞,投身自殪于和尚面前。众僧非常震惊,又很伤感,都说这是如来佛设法随机诱导我们,我们不可执迷不悟,而应该按照佛的旨意,信奉大乘教才是。对于大雁的明导,要铭刻在心,使之厚德传记千古。于是在寺院前埋雁建塔,从此人们也将菩萨称为雁王,这座塔就称为“雁塔”了。玄奘法师在印度王舍城时还专程前往参礼了这座有名的雁塔,据说雁塔遗址如今尚在。

    玄奘于永徽三年(652年)在慈恩寺西院建塔,为弘扬大乘佛教,自然想到了这个佛教故事,尊称其为雁塔。“雁塔”一词前加一“大”字,一是因塔的建筑宏伟壮丽,二是为了与后建的荐福寺雁塔相区别。

    然而,玄奘法师亲自组织建造的这座塔,因砖表土心,风雨剥蚀,草木丛生,四十多年后逐渐毁坏。武则天长安年间(701年),武则天和王公贵戚,施钱重新基建,更新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长安年间改造的大雁塔为七级浮图,较前更加庄严雄伟。关于重建后大雁塔的层数有过五层说、六层说、七层说、九层说,还有十层说。北宋张礼(字茂中)的《游城南记》还称:“永徽三年沙门玄奘起塔,初惟五层,……长安中……重加营建至十层”,“塔自兵火之余,止存七层”。此说在其他碑石和资料中亦有录用。

    笔者粗考史料,并依据大雁塔的建筑结构及现状分析,其他说法不能苟同,只能说是在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向朝廷上奏拟建十层石塔,唐高宗未予批准,只同意玄奘建一座五层砖表土心的藏经塔。长安年间(701—704年)因原塔为砖表土心而损坏,武则天率王公施钱对大雁塔予以重新改建,成为七级浮图。

    如果武氏在长安年间将大雁塔改建为十层,根据楼阁式佛塔的结构形制而言,不堪想象那最高的第十层内外尺寸将是什么样子,塔的造型实在是很不协调,不可思议。况且在其五十年后的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岑参与杜甫、高适、薛据、储光羲五位大诗人同登大雁塔赋诗述怀时,岑参吟诗道:“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这里明确说到该塔为七层。而在二十年后,于唐代宗大历六年(772年)及进士第的诗人章八元才有“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的诗句,又说大雁塔为十层宝塔。

    从玄奘公元652年初建塔到武则天公元701~704年重新改建大雁塔约五十年,而从武氏改建至岑参五人公元752年登塔作诗又是五十年,再到章八元写诗,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大雁塔不可能从武氏重新改建的十层塔,在五十年中因所谓“兵火之余”,变为岑参时的七层。再考在这五十年期间并未有大规模的战乱致使该塔损坏去三层载于史料,而又在二十年后又变为章八元时的十层,至后又变回后来以至于今天的七层雁塔。对一个这样雄伟高耸的佛塔来说,不可能如此反复变换层数和高度,何况未有史料佐证。

    我认为六层、九层、十层之说均为诗情画意之说,难免有艺术夸张之手法,由此再以讹传讹。章八元的“十层突兀”和“四十门开”也只能视之为“艺术夸张”之说,当和李太白的“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属夸大其词。六层、九层说在其他诗文中偶有所见,不足为据。也曾有人拿着明清时的《关中胜迹图》上所绘的慈恩寺塔图画,坚持说大雁塔就是那个样儿云云。这些说法,带有作者创作时的灵感和随意性,有艺术的夸张和想象,我们难于苟同,都不可作为历史的真实依据。

  三
    
    自武则天长安年间重新改建大雁塔后,到五代长兴年间(930—933年)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游人登塔不慎失火,大火经宵不灭。此次损坏后,游人不再登。明代成化末、正德末地震中,长安小雁塔开裂尺许,而大雁塔安然无恙。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今考为81/3级强烈地震,大雁塔塔刹震落,塔身却屹立如初,然而古寺塔貌呈一片衰落景象。又经五十多年风雨剥蚀,塔体损坏严重,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由咸宁县组织重装塔内楼梯,唐塔体外砌砖层,进行了一次重大维修加固,“重加修饰,施梯始得至其颠”。除全面维修外,更重要的是在原唐代塔体外面完整地包砌了36—60余公分的包层,而且包砌工程完全维持唐代塔体造型。也就是说,明代这次包层几乎是顺着原塔体的塔壁、塔檐、塔顶,同步平行紧贴施工,包砖一律磨砖对缝,而且将塔刹安置于塔顶。为了防止两张皮结构性弊端,增加整体性,在施工时加进了木筋、铁条,使这一千年古塔再现雄姿。此次保护性包砌维修,方案非凡,工艺考究,工程质量绝好,可谓天衣无缝。在古塔维修的历史上,恐怕无有先例。这些我们不仅有塔檐角风铎上“万历三十二年重修”铭文实物为佐证,而且先后在1983年12月、1990年6月等几次对塔壁裂缝进行抢险维修和清除杂树杂草等保护管理中,直接看到了唐代塔体与明代包砖砌层的实际状况(有录相资料保存)。当然,经过从明清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月以及解放后多次进行维修保护,才使这座千年古塔雄伟地矗立于古城西安,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古城西安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

    大雁塔是我国仿木构楼阁式砖塔的佼佼者,更以唐僧取经故事驰名中外。大雁塔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通高为64.7米(这是最近用科学仪器测得的精确数据),塔基现高4.2米,南北约48.66米,东西45.7米,塔体呈方锥形,底边长为25米,塔刹高4.87米,直径最大处为2.45米,塔每层皆为叠涩出檐,间以两层菱角牙子,各檐角悬挂风铎,塔顶仍以青砖叠涩收顶,上置三重宝葫芦状宝刹。塔内施木质楼梯,盘旋而上,登至顶层,凭栏远望,古城风貌尽收眼底,可遥望四周秀丽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各层均以青砖仿作柱枋、斗拱、栏额等仿木结构,磨砖对缝砌成。—层二层多起方柱隔为九开间,三四层为七开间,五六七层为五开间。每层四面均辟砖券拱门洞,特别是底层四面皆辟石门,门楣门框雕刻有唐代线刻画,四门楣分别以流畅生动的阴线雕刻有佛、菩萨、金刚力士画像。构图中的佛像,以我看为四方四佛像,即东方妙喜世界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宝相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和北方莲花世界微妙声佛。特别珍贵的是西门楣上的阿弥陀佛说法殿堂图,所绘殿堂真实地体现了唐代建筑风格——厚重的螭吻,大方的斗拱,檐角铁马,殿内楹柱,台座踏步,两侧廊庑无不刻画得细致入微。实乃是今天我们研究唐代建筑、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中坐讲经说法的阿弥陀佛,神情端庄慈祥,表情动作十分自然得体,三十尊各路菩萨神态自若,那么虔诚,那么投入,那么高大的建筑,那么多生动微妙、飘飘欲仙的人物,在半圆形门楣范围内构成了无比绝妙的图画。一般佛、菩萨、金刚力士各有各的身份位置,各司其责。设计建筑师将金刚力士安置在两侧门框上,他们怒目圆睁,身着铠甲战袍,法器兵器在握,神力无穷,甚至三头六臂,无所不能,与门楣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仔细端详这佛法无边的佛陀菩萨,却端坐在异国他乡的东土大唐的殿堂上讲经说法,图中建筑和环境是地地道道的大唐风格,而所有人物也并非佛国印度人面目特征,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模样,给人以原来如此也理应如此的协调自然的感慨:人们不愿拘泥于时间和地域跨度,这样巧妙构图,恐怕是足以反映玄奘法师和广大僧俗通过画师的彩笔,祈望实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弘扬佛法的一个光辉典范。是的,这幅线刻画所表现的意境在今天已变成了现实。人们知道,玄奘取经的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在玄奘取经后逐渐衰败,300年后又毁于战火,从而不复存在,连辉煌一时的那烂院在什么地方都不为人所知。由于玄奘取经的伟大壮举,圆满成功,享誉中外,由玄奘法师担任上座偏住持。那烂陀寺被规模宏大影响甚广的大慈恩寺取而代之。正如大慈恩寺大雄宝殿一副对联写的那样:“法海仰奘公,西土亦称大遍觉;宗学创唯识,此地堪比那烂陀。”这也是由于玄奘三藏法师的历史功绩、伟大人格、非凡精神,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所以说,大慈恩寺大雁塔在中外佛教界的地位、所享有的盛名是不言而喻的。也可以说大慈恩寺的兴旺发展,大雁塔的巍峨雄姿,标志着佛教文化的繁荣与昌盛。大雁塔上门楣线刻佛像、褚遂良书写唐太宗父子“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与国宝大雁塔一起,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和深邃的佛教文化。      

    (作者单位:西安市大雁塔文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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