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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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3月在玄奘法师的示寂地——铜川玉华宫,来自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三十七位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重温法师的历史地位,研讨法师的学术思想,深深缅怀法师为法忘躯的崇高脊梁精神。

    这位诞生于公元600年,距今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唐代著名高僧,以他独具的人格魅力、执著的治学精神、卓越的学术贡献、精粹的佛学见地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十分光辉灿烂的一页,直至今天,在日本的佛教典籍中,玄奘法师与佛陀的大弟子——以多闻而称为第一的阿难尊者并尊为“护法善神”。在印度,他们的小学教科书将玄奘法师誉称为“印度史上的一位圣人”。

    是什么力量,使得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他有如此的仰慕力呢?单单因为他是《西游记》中那个可以吃了长生不老的唐僧么?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圣迹。

    玄奘(600—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洛州缑氏人。十一岁那年即立下“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大志而被破格披剃。一年以后即能复讲《涅槃经》。公元618年随哥哥一阔到达成都,受学于道基、宝暹法师,三年中研习了佛教主要典籍,并求受了具足戒。为了继续深造,他瞒着哥哥踏上荆州去途,遍访了许多有名的学者(玄奘大师在国内受学十三师,俱当世名宿)。当时佛教虽宗派林立,而许多佛经的译本却“义多纰缪,不与梵文相应”,加之奘师虽“遍访众贤,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也隐显有异,莫知适从”,玄奘即立志“一睹明法了义真文”,前往印度求取真经。公元626年上书朝廷申请出国,直至贞观二年(628年),因“三月己巳,遣使巡关内,出金宝赎饥民鬻子者还之。庚午,以旱蝗责躬,大赦”,“是月(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朝廷遂下令可以“逐丰四出”。于是,奘师踏上了西行的征途。贞观三年(629年)从高昌王城出发,越过终年积雪的凌山入北印度到达犍陀罗国,之后来到了小乘佛教的发源地迦湿弥罗国的阇耶因陀罗寺学习《大毗娑沙论》、《俱舍论》等小乘教典。二年之后,他已熟读了寺内收藏的佛经,于是他又沿恒河向东北巡礼了佛教的六大圣地,于贞观五年(631年)抵达了大乘佛教的中心地——摩揭陀国。在雄伟的那烂陀寺,从戒贤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集量论》、《中论》《百论》等大乘教典,并遍学婆罗门教典及梵文,为以后的佛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烂陀寺被推举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名震五印。公元636年,他又历游中印、南印和西印,遍访名师(玄奘师在那烂陀寺最久,前后在各处受学计知名学者共一十五人,不知名者又有若干人)。六年之后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论师请奘师主讲《摄大乘论》。公元642年,统领东、北、中印的戒日王与鸠摩罗王决定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论大会,这个印度历史上第一次佛学辩论大盛会会集了全印度十八位国王及各国学者,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婆罗门教及数百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在会上玄奘法师以雄辩的论证和精辟的分析立论(立唯识比量:“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犹如眼识”)十八天内无人破斥,大会圆满成功,被大乘尊为“大乘天”,小乘尊为“解脱天”,载誉全印。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西行取经,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所闻所履达138国,终于回到了长安。宰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莫、陈寔等人及倾城而出的百姓,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第二天,长安城朱雀大街南端陈列了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大批佛经、佛像、华幡和帐舆等,百姓排成几十里长的队伍参观,这个盛会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介绍外国文物的展览会。二月,玄奘赴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十分欣赏法师的才干,“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助理朝政。玄奘婉言谢绝了太宗的主张,要求从事佛经翻译以了夙愿。公元646年7月,应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要求,法师完成了《大唐西域记》12卷之后,即“专务翻泽,无弃寸阴”,常常“至三更暂眠,五更便起,读诵梵文,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正是这种“性命交于龙天”的拼命精神,毕生翻译出三藏经文75部1335卷。较中国佛教的代表性翻译家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义净、不空所译总和的469部1222卷还多113卷。玄奘所译的佛经约占隋唐译经总数2471卷的53%。译出了《大般若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杂部论》、《摄大乘论》、《大毗婆沙论》、《异部宗轮论》、《成唯识论》、《俱舍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译”时代,并创立了译经史上的“五不翻”原则。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赞道:“今所翻译,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近代梁启超叹日:“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矣。”又欧阳竞无先生说:“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烂若星辰。”他的翻译水平和泽场所译出的经本的数量与质量都是最突出者,为后世奉为“天子之书”。

  在他所译的经论中,以《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及《大般若经》最具代表性。    

    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即玄奘回到长安的第一年即开始了《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有说,玄奘西行即为此论而去),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应奘师请求,太宗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将100卷《瑜伽师地论》译稿看完,题写了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赞颂奘师“总将三藏要文”“译布中华”的不朽胜业是“将日月而无穷”、“与乾坤而永大”。太子李治奉闻圣文,亦写了一篇《述圣记》来赞美玄奘。永徽四年(653年)大书法家褚遂良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工笔正楷抄写后刻成碑石,镶于大雁塔塔壁。怀仁和尚又将王羲之的墨宝集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全文锲石成碑传为千古佳话。《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所说、无著菩萨笔述。所谓三乘行人,称为瑜伽师。瑜伽师所依所行之境界有十七聚,称为瑜伽师地。此论即明瑜伽师所行之十七地,故称瑜伽师地论,是法相宗所依的六经十一论中的一部重要典籍。    

    众所周知,法相宗是由玄奘的弟子慈恩大师窥基所创立的。而他所依据的立宗典籍即是《成唯识论》,可见《成唯识论》在玄奘译著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成唯识论》的翻译是采用窥基的建议,“请错综群言为一本,楷定真谬,权衡盛则”,将印度的十家对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的注释,以护法的注释为正义,糅合亲胜、火辩、难陀、德慧、安慧、净月、胜友、胜子、智月九家的注释而成的。因此《成唯识论》是玄奘学术思想的代表之作,处处闪烁着他对有宗的卓越见识,也是研究玄奘佛学思想的重要著述。《成唯识论》成书是在显庆四年(659年),是年,奘师已移居玉华宫。

    《寄归传》曰:“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则瑜伽。”而中观即空宗,瑜伽即有宗。玄奘法师将印度的瑜伽体系完整地移植在了中国的法相宗中。那么中观体系的代表作——空宗的《大般若经》600卷的翻译,则是奘师对中国大乘佛学体系的又一巨大贡献。

    显庆五年(660年)玄奘开始翻译“乃希世之绝唱,旷劫之遐津,光被人天,括囊真俗,诚人神之奥府,有国之灵镇”的20万颂《大般若经》。也正是这部巨著使玄奘法师倾尽余生,心力交瘁,用了整整四年时间,于龙朔三年(663年)冬脱稿。译完之后,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对众僧说:“此经在西域,多密而不传,而今译来,实非易也”,“此乃镇国之大典,人天之大宝”。《大般若经》四处十六会,洋洋一万三百三十一纸,罗什所译之《摩诃般若》、《小品般若》,无罗叉之《放光般若》,竺法护之《光赞般若》,昙摩蜱之《摩诃般若钞经》,吴支谦之《大明度无极经》,支娄迦谶之《远行般若》,施护之《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法贤之《佛母宝德藏般若》,翔公之《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经》,罗什、菩提留支、真谛之《金刚般若》,玄奘、义净之《能断金刚般若》等等尽在此经。《大般若经》是中国译经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作。

    麟德元年(664年)正月,殚精竭力的玄奘法师道:“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等遣吾宜从省俭,可以籧篨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二月五日夜半,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三月十五日,奘师的遗体被运回长安,、四月十五日安葬于白鹿原墓地。送别之日,五百里京邑及诸州官民前来吊唁者多达百万人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说是屈指可数的。

    人天悲泣九州同叹,中华人杰撒手东归。    

    玄奘法师一生矢志不渝,将全部的身心献给了芸芸众生,不为富贵所淫,不为艰难所移,不为威武所屈,难怪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的脊梁”。这位大遍觉法师去了,而他留给后人的太多太多了!

    (作者单位:西安罔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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