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的开宝藏(983)和德语的古藤堡圣经(Die Gutenberg—Bibel，1455)尚未问世之前，8到12世纪的古代世界正是圣典的抄本和写本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埃及亚历山大(Alexandria)，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Jerusalem)等地都有丰富的教典收藏。①
同样，唐都长安也以藏书丰富书蠹云集而著称于世。李唐一代，长安城在其极盛期曾拥有100至300所的大寺，吸引了大批的求法僧和云游四方的学者。许多西来的僧人捐献了大批的梵语和胡语文典，充实了寺院和宫廷的馆藏。②
古代寺院的手稿有很多保存至今，对于现代的研究同样至关重要，访问寺院或者发掘遗址的学者和僧人常常会有惊人的发观，从而刺激了学术的发展。比如日本黄檗宗(おうばくしゅぅ)的僧人河口慧海(かゎぐち-えかい，1866—1945)在20世纪初(1913—1915)参访西藏和尼泊尔的寺院，就将《西藏大藏经》等众多文物典籍带回了日本，推进了藏学的研究；而印度学者罗睺罗1893—1963)上个世纪在藏区寺院的访书之旅也为印度带回了失传已经的梵文贝叶。③
本文将要讨论的正是唐代长安城的右街西明寺的经藏群像。虽然时隔千年，西明寺已经成为西安城下掩埋的废墟，但是当年在寺内编纂翻译的经文依然是东亚佛教的重要典籍。笔者相信少数当年在此地抄写的经卷，当还存留于世，这些典籍和手稿对于我们了解盛唐的佛教依然至关重要。
西明寺是显庆年间唐高宗李治(649—683在位)为纪念太子李弘(652—675)祈福所建之寺，其址选用的是延康坊的唐太宗的第四子濮王李泰(618—652)的故宅。后来成为会昌灭法之中幸存下来的两街四伽蓝之一。④
这所赫赫有名的国家大寺位于长安城的街西，临近胡商聚集的西市，也就是日本学者常常提到的“繁华之所”(盛り场(さかりば)。诚如南都佛教史研究街堀池春峰(ほりいけ-しゅんぱう)所见，是一个汇聚名僧从事翻译和教学，并收藏一切经的佛教学苑。寺院之所以称之为“西明”，是因为它既是梵经的传译道场，又是诠解玄奘从西方引进的新佛教的中心。⑤关于“西明”二字的种种来历，笔者将在博士论文(The Pureland of Chang’an：Ximing Monastery and the Rise of Asian Buddhism)第二章中详细考证论述。
西明寺作为唐代佛教的高等学府，除了新罗的圆测(W?n—Ch*k，613—697)等唯识宗的法将，也拥有道宣(596—667)、怀素(624—697)、圆照等一批律宗龙象。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西明寺的僧人汇聚了全国教界的精英，吸引了泛亚洲的国际佛教人才，可以说成就了一个驰誉海内的“西明学派”。而这所寺院大学也因此而建立了搜罗宏富的图书馆，丰富的写本和勤勉的学僧形成了良好的只是智识互动。这篇短文是笔者正在写作的英文长文的一小部分，准备简单探讨西明寺的数个经藏，算是抛砖引玉之作。
作为标准图书馆的西明寺“经藏”
佛教的图书馆是收纳教籍经书的机构，在中国常常被称作经藏，此处的经藏是并不是三藏的代称，而是拥有借阅功能的流通经藏，也是古代寺院的标准建筑之一。在宋代之后，这种建筑常常被称作“藏经楼”。学者们已经讨论过一个大寺拥有多个经藏的情况，比如敦煌的龙兴寺，长安的青龙寺、资圣寺等都据说都有数个大小不一的经藏。⑥
西明寺是显赫的国家大寺，拥有“左钟右藏”的布局，也就是寺院前庭的东面是钟楼，或称钟台，而相对的西面建有经楼，或称经藏、经台等。隋代灵佑法师的《寺诰》应载有完整的寺院制度，但已散佚无从考证，不过晚唐文人段成式(803—863)参访长安平康坊的菩提寺就观察到“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⑦。
中国的经藏滥觞没有考证，其实物在国内已经不存，和经藏相对应的遗构也只有河北正定开元寺的晚唐钟楼，此处正是两层的楼阁式建筑。我们在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可以找到七重塔西面的一个经台，可以引申为西明寺经台的旁证。王才强(Heng Chye Kiang)在《唐长安的数码重建》中给出了一个西明寺经台的想象复原图，不过此“经台”的复原明显类似于敦煌壁画中的经台楼阁和西安城郊唐懿德太子李重润(682—701)墓东壁的台式阙楼，甚至重修如新的法门寺的钟楼也采用了这种建筑式样。⑧
然而在8世纪(710—784)代表日本国家佛教的所谓“南都六宗(なんと-ろくしゅぅ)”的时代，日人所说的“経蔵(きようぞう)”却是奈良寺院标准的“七堂伽蓝(しちどう-がらん)”之一，这七堂也就是金堂、塔、讲堂、钟楼、经藏、食堂和僧坊。⑨
奈良时代的学者淡海三船(おうみ-の-みふね，722—785)在《大安寺碑文》(だいあんじ-ひぶん，寶亀六年，775)中写道：“钟楼经藏，开峻牖于千云。像殿讲堂，起高瓮于蔽日。”大安寺(8世纪)和西明寺的确切传承虽然值得讨论，但其受到西明寺的影响还是有史料可证的。⑩
在上代日本的国家寺院中，经藏逐渐成为固定的建筑之一，纵观奈良和平安时代的伽蓝配置，从四天王寺式开始，到法隆寺式、法起寺式、药师寺式、东大寺式、山岳的天台宗，真言宗和修验道(しゅげんどう)伽蓝都能找到这种模式。(11)
这种布局类似于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的祇园精舍想象图。何培赋(Puay peng Ho)认为这本图经的布局明显受到了长安城规划的影响，而福安敦(Antonino Forte)甚至将祇园精舍图和洛阳的明堂联系在一起。究竟西明寺的布局如何，还需要细致的探讨，但是道宣的《戒坛图经》和《祇园图经》都出现在平安后期的佛书《东域伝灯目录》(とういき-でんとう-もくろく)中，应当对日本的寺院建筑有相当的影响，例如日本真言宗的僧人宗觉(そうかく，1639—1720)就推崇《祇园图经》，认为“叔世怀道之士无有出乎玉关。超乎苍岭系索攀杙之劳。宛然如视圣迹者匪此经之益耶。”(12)
龚国强先生的研究表明，西明寺的遗址中殿南东、西两侧向南伸出，南北各长10.5、东西各宽6.9米，他怀疑这种遗存是钟台和经台。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和日本的官方寺院国分寺(こくぶんじ)做一个比较。国分寺是奈良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しょうむ-てんのう，724—749在位)敕令在诸国的国府所在地设立的国分僧寺(こくぶん-そうじ，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和国分尼寺(こくぶん-にじ，法华灭罪之寺)。经藏是其中的标准设置，其建筑的跨度是桁行(けたゅき)长三间(9.72米)，梁行(はりゅき)长两间(6.2米)，和遗址的长宽接近。(13)结合大安寺和《戒台图经》，以及笔者对长安寺院“经藏”的讨论，可以论定西明寺遗址的这种遗存应该是钟楼和经楼的台基。(14)
此外我们注意到，道宣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类似经藏的建筑物，比如他在《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云“次西第二院名为书院，大千界中不同文书并集其中，有大重阁安置书籍”。所以笔者认为“经藏阁”也可能是此处所谓的经藏。(15)道宣在律宗要典《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还提到了经藏的另一种说法“经坊”，他在谈到灵佑的《寺诰》时称：
有盛德法师，造寺诰十篇，具明造寺方法。祇洹图样，随有所造，必准正教，幷护持匡众僧网纲要等。事繁不具，略引宗科造寺一法。谓处所须避讥涉，当离于尼寺及市傍府侧等，佛殿经坊，极令清素。(16)
宋代南山宗的律师灵芝元照(1048—1116)曾经为西明寺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写注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他对道宣这段话的注解如下：
二造寺法，总示中初标人法，即露裕法师称美道行，故云盛德。寺诰即彼文通题。具下示其所述，事下明今所引。次引示中初文前叙如法，讥谓讥嫌。涉即干涉，即近尼寺市傍等处。经坊即今经藏。(17)
这里的引文表明，佛殿和经坊应当保持清净洁素，而元照进一步指出“经坊”即是宋代的经藏。宋代的经藏，就平安中期的入宋僧成寻(じょうじん， 1011—1081)在江南的见闻看来，应是前承唐和五代，保持了原貌。当然在长安城中，还有宝应一切经坊等处也是抄写并存贮佛经的机构，也有学者认为经坊是一般佛寺的代称，但是西明寺中的经藏是否能和道宣所提到的经台或者经坊画等号，目前还很能判定。不过从上文已经可以推断出西明寺大殿的两侧有经藏和钟楼的建构。早在寺院草创的7世纪，西明寺就以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而藏有御制经藏。道宣就曾经看见寺内七世纪下半夜所匮藏的3361卷的国家大藏。这些经律论传合计有800部，用纸56000余张，收纳于326个经帙之中。(18)
汤用彤先生认为大约于659年编写的《西明寺录》是西明寺在656到661年之间的寺院的实际藏书目录，此经录虽然已佚，其大部分的内容却已经保存在稍后出现的《大唐内典录》中。(19)
我们可以推测，道宣所说的经台就是考古学家眼中的经藏遗址，这个经藏的藏经也就是显庆年间西明寺的御造藏经，也就是是道宣律师编纂《西明寺录》和《大唐内典录》的所参考的图书馆。(20)
版本图书馆：菩提院东阁
当然也有学者，比如堀池春峰等认为道宣所看到的皇家大藏就保存在西明寺的菩提院内。我们也注意到菩提院确实是一个佛教的图书馆兼译场。关于西明寺菩提院的数据十分有限，从名称上来判断，应该是西明寺的13所僧院之一。此院名为“菩提”，也不是西明寺的特色。比如，在长安城右街的平康坊我们也可以找到菩提寺，在西域的大觉寺中也有菩提院，《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
僧伽跋摩者，康国人也。少出流沙，游步京辇。禀素崇信，戒行清严。檀舍是修，慈悲在念。以显庆年内奉敕使人相随礼觐西国到大觉寺，于金刚座广兴荐设，七日七夜然灯续明献大法会。又于菩提院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形及观自在菩萨像。盛兴庆赞时人叹希，后还唐国。(21)
关于菩提院的主要记载是围绕乌荼国的王族善无畏(*ubhakarasim *ha，637—735)展开的。他的梵名意为“净狮子”，被日本僧人尊称为真言宗的第五祖。开元四年(716)年他将中亚的佛经梵本带入长安，并于次年奉诏在西明寺菩提院开译佛经，善无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开题先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着笔受缀文，缮写进内”(22)。此新译一出，也顺理成章变成了菩提院的藏本。善无畏和一行曾经在华严寺搜罗梵本并发现了荆州的无行禅师所收集的贝叶经。但这些是8世纪的记载，我们还不能据此推断菩提院就是7世纪中叶道宣和道世(?—683)所使用的寺院经藏。
我们不能肯定华严寺中无行留下的梵本是否有一部分被运到菩提院来翻译，但是菩提院的馆藏除了囊括本寺的新译，也常常通过抄写其他寺院译出的典籍，来补配图书之缺。比如贞元十四年(798)，翻经沙门圆照(9世纪)在崇福寺担任新译《四十华严》的笔受，事毕他亲手抄写了经本：
大唐贞元十四年，岁在戊寅。四月辛亥朔，翻经沙门圆照，用恩赐物奉为皇帝圣化无穷，太子诸王福延万叶，文武百官恒居禄位。伏愿先师考妣上品往生，法界有情同沾斯益，手自书写此新译经，填续西明寺菩提院东阁一切经阙。本愿千佛出世，随侍下生，同出苦源，齐登正觉；又愿三宝增明，法轮恒转，长留镇寺，永冀传灯，有情界穷，兹愿无尽。(23)
纵观长安的译经史，西明寺的僧人和圆照一样，常常加入其他大寺的译场共襄盛举。比如显庆元年玄奘在大慈恩寺翻经院宣译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佛教论书《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Abhidharma—mahāvibhā就有慈恩寺、弘法寺、魏伐寺等寺的多名僧人充当了译场的助译。我们看到参与玄奘译事的僧众如下：
弘法寺沙门嘉尚笔受
大慈恩寺沙门明珠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惠贵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法祥证义
西明寺沙门慧景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神泰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普贤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善乐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拪玄缀文
大慈恩寺沙门静迈缀文
西明寺沙门慧立缀文
西明寺沙门玄则缀文
大慈恩寺沙门义褒正字
大慈恩寺沙门玄应正字
西明寺沙门神察执笔
大慈恩寺沙门辩通执笔
同州魏伐寺沙门海藏笔受
大慈恩寺沙门神昉笔受
西明寺沙门嘉尚笔受
大慈恩寺沙门大乘光笔受(24)：
可见有五位西明寺的僧人参与翻译了这部重要的佛典，并在其中担任证义、缀文、执笔、笔受等职务。《毗婆沙论》在道宣所见的经藏中，其位置是“内右间从上第四隔分两隔”，分为20帙纳入西明藏中。很显然，参与翻译的僧人将文本抄录下来带回了西明寺。(25)我们可以想象，西明寺的僧人也会翻抄其他寺院的新译，并带回寺内充实馆藏。不管怎样，圆照的抄经说明至少从开元五年到贞元十四年(717—798)之间，菩提院是西明寺主要的图书馆，而且其主体建筑就是东阁。在长安的僧院中，以阁楼为主体的寺院经藏，还有街东大兴善寺翻经院的文殊阁，这一点笔者在《贝叶与写经》中已有论证。我们不妨把菩提院存在的下限延长至9世纪。我们也许能发现这样一些线索，比如日本的僧人永忠(えいちゅう，743—816)也曾在在宝龟八年(777)入唐求法·永忠俗姓秋筱氏(ぁきしのし)，曾经在西明寺留学六年，在《贞元录》完成后的五年(延历二十四年，805)，他才归朝并受桓武天皇(かんむ-てんのう，781—806在位)之命主持近江的梵释寺(ぼんしやくじ)。815年，日本书道史三笔(さんぴつ)之一的嵯峨天皇(さが-てんのぅ，809—823在位)出访近江梵释寺，永忠曾经献上煎茶(せんちや)，这当是日本最早的吃茶记录。永忠在西明寺留学期间应当是菩提院书库的常客，熟读此处的经书，并抄取了书物带回日本。永忠在唐的行历不明，不过梵释寺据说中存有法相宗僧人玄昉(げんぼぅ， ?—746)在天平七年(735)年从长安带回的5000卷大藏。根据日本“六国史”之一的《続日本后纪》(しょく-にほん-こうき)承和二年(835)的条目记载，《贞元录》和《梵释寺目录》(ぼんしやくじ-もくろく)关系密切。(26)前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员小野胜年(おの-かつとし，1905—1988)博士认为这份目录很可能保存了从永忠在西明寺取得的经书，可惜此书已经散佚，但他离世前曾上表向朝廷敬献从中土带来的图籍和乐器，也许其中就有来自西明寺的书物。(27)在《贞元录》的编辑前后，大兴善寺的精通印度声明及中国训诂之学的慧琳(737—820)，也来到西明寺，利用东阁的丰富藏书撰写了规模空前的字典《一切经音义》(28)。《宋高僧传》中说慧琳：“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可见推见东阁的藏书也可称为西明藏。(29)几乎与此同时，而立之年的空海(くうかい，774—835)也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ふじわら-の-かどのまろ，755—818)入唐，并到达长安入住西明寺，驻锡于前辈永忠的故院：
唯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于是历城中访名德，偶然奉遇青龙寺东塔院和尚法讳惠果阿阇梨。(30)
可以说西明寺是空海长安之旅的起点站，从空海24岁时所著的《三教指帰》(さんごぅ-しいき)就可看出其汉学有深厚素养，他在奈良诸大寺参学之时就研习了各类经书。虽然他在西明寺逗留时间不长，当时熟读《贞元录》的空海应该对菩提院的藏书相当熟悉，我们推测他在前往青龙寺之前也许有机会向圆照请益诀疑。回国以后，空海托付和他一起归国的遣唐使节高阶远成(たかしな-の-とおなり，756—818)把请来的目录，上表文以及“菩提院本”——也就是圆照所著的8种著作呈献给了嵯峨天皇(31)。另据《东域传灯目录》，玄奘所译的《百法明门论》的注释《百法论钞》也有7卷的菩提院本，可见西明寺菩提院所出的写本和青龙寺东塔院本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广为传抄的定本(32)。这一时期的寺院收藏包括了开元以来的新译，都被圆照编入了《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以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为两个世纪的大唐译事做了一个总结，可以说西明寺作为国家经藏的地位也因之而得到巩固(33)。
译经院和梵夹特藏
西明寺在以上两处经藏之外，尚有一些存放经书的场所，虽然语焉不详，但零星见于史料，比如翻译梵本的译经院。在长安城，这样的译场尚有大兴善寺和大慈恩寺的翻经院等多处。当然其他的僧院，比如青龙寺的东塔院和前文提到的西明寺的菩提院虽然名目和翻经无关，也都实际承担了译场的功能。《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提到右神策军在贞元四年(788)送梵本至西明寺译经院并赐供养。这其中开题翻译的梵经正是秘密部的典籍《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
送梵本经至西明寺翻译。赐钱一百千，茶三十钏，香一大合，以充译经院供养。开题名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也，其文十卷品十亦然。至八月六日本使奉宣敕旨，茶五十钏，香一大合，赐译经院。(34)
此经由空海请回日本，抄写与《三十帖册子》(さんじゅうじょう-さつし)的第七帖，这是空海在唐所收集的140余部由不空和般若等梵僧译出的经典或者秘密仪轨的集成。此经在滋贺县的石山寺(いしやまでら)和高野山的宝寿院(ほうじゅしいん)都有古写本存世。上文讲过空海首先在西明寺驻锡，般若三藏作为译经院的主译还曾经赠给他梵夹三口，他对空海说：
吾生缘罽宾国也，少年入道，经历五天。常誓传灯，来游此间。今欲乘桴东海，无缘志愿不遂。我所译新《华严》，《六波罗蜜经》及斯梵夹将去供养。伏愿结缘彼国拔济元元，恐繁不一二。(35)
可见译经院应该有数量不菲的梵夹收藏，求法僧带回的目录也可证明这一点。另外在贞元之前，我们也可发现喀布尔的传道僧佛陀波利(Buddhapāli，7世纪)带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的梵本前往西明寺，并在永淳三年(684)译成中文。(36)久视(700—701)之后，义净和于阗三藏实叉难陀(?iksānanda，652—710)也在西明寺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梵典。
《宋高僧传》载：
起庚子岁至长安癸卯，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呪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毘柰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门阿儞真那证梵文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等笔受证文，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监护，缮写进呈。(37)
我们难以判定译经院的起始年月，但是此处应当有梵夹藏的收藏。比如北天竺迦毕试国人般若三藏(Praj**)也曾向唐廷敬献过梵夹，般若是神策军正将罗好心(8世纪)的表弟，他曾经在那烂陀学习，并携带了大量的经文来华传教。贞元八年(792)，这些梵经由右街功德使王希迁、右神策军大将军王孟涉以及骠骑大将军马有邻等护送出宫，并送入西明寺翻译。包括《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38)长安佛寺，译场甚多，译经院的梵本也可能来此其他地方的传抄。比如代宗永泰中(765—766)，中国四大翻译家不空(705—774)重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大乘密严经》(Ghanavy*ha)等经。西明寺慧静法师曾经分职证义，据京师大安国寺子邻的传记：
代宗即位，更崇释氏。永泰中，不空重译《仁王护国》《密严》等经。邻与千福寺法崇、西明寺慧静、保寿寺圆寂分职证义，并良贲润文。(39)
也就是说西明寺的译经僧慧静曾前往大兴善寺的翻经院去协助不空翻译，我们知道大兴善寺的文殊阁有不空所收集的梵本收藏。慧静在抄写中译本的同时，一定观览了此处的梵本收藏，但是他否抄写副本我们不得而知。时至今日，唐代长安时期的梵夹在中国本土几乎散佚已尽，而日僧从长安带回东瀛的梵夹还有部分保留至今，但是要区分其来源的寺院，已经很难做到。(40)
寺院特藏之一：道宣律院的毗尼藏
最后我们要谈谈西明寺的特藏，也就是某些僧院中的收藏。西明寺的学统有律、禅、唯识等多种传承，其中律学一直是人脉发达的主线。 9世纪的僧人玄畅正是因为听闻西明寺道宣旧院有毗尼教迹，才从福州赶往长安，投到惠正律师的门下受学。《宋高僧传》载：
(玄畅)年十九，削发。二十岁，往福州兜率戒坛受具足戒，听掇律科，深得宗旨。
新缯细缕，一染色佳。而往越中求闻异说。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师旧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师法席。自入京华，渐萌头角，受京城三学大德，益广见闻。方事讲谈，遽钟堙厄，则会昌废教矣。时京城法侣颇甚彷徨，两街僧录灵宴、辩章，同推畅为首，上表论谏。(41)
可见道宣上座所住的僧院中应该有毗尼藏，也就是律部典籍的特藏。道宣是西明寺的第二任方丈，三十岁之后潜心著述，多为律宗著述，作为南山律宗的开祖，他的作品之多在西明寺僧人中无出其右，所以他的禅房必然藏书山积，以备写作之需。其实如果我们放宽视界，就可以看到在欧洲有许多私人图书馆曾经享誉古典世界，比如罗马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的建于雅典的图书馆和罗马亚洲行省的执政官赛舍斯(Tiberius Julius Celsus Polemaeanus，?—92)设在以弗所(Ephesus)的个人收藏(The Library of Celsus)都有万卷的写本(codex)。而基督教的护教论者圣杰罗姆(Saint Jerome，347—420)的图书馆更是个人宗教图书馆的典型。杰罗姆是拉丁文圣经(Vulgate)的译者，著作等身，他作品的每一页都彰显了他丰富的个人收藏。他对于圣经不同版本的引述和解经；他从学者约瑟法斯(Flavius Josephus，37—100)的名作《犹太人的古史》(Antiquitates Judai-cae)中引述的史学信息；(42)他那些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专业名词论着(onomastic literature)中的针对希伯来人名的阐释都一一影射出他手边的图书馆。(43)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英文论文中将联系道宣的著作来做一个比较宗教学的对比。让我们回到上文，所谓教迹，就是教化的痕迹，也就是天台智顗(538—598)说的“教者谓佛被下之言，迹谓踪迹，亦应迹化迹，言圣人布教各有归从。”此处玄畅参访道宣的旧藏就像是圆仁参访五台山大华严寺并抄写天台教迹一样。(44)而道宣的旧院也有史为证，根据《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天台座主円珍(えんちん814—891)称他曾得到《西明寺放大德宣公律院碣》抄本一份。(45)而道宣的著作也提点了律院的存在，比如《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载“中院东门之左，自分五院。南头巷南，又分两院。西名持律，东曰戒坛律院。三门惟不开，中有大堂。”(46)可见所谓道宣旧院，也可称为律院。而负笈西明寺的玄畅后来也成为寺内的一代高僧，此人“志夺秋霜之净，心涵止水之鉴”。当时处士顾齐之自认为学识浅陋，欲参学西明寺的藏经，就是向玄畅请益，玄畅就示以慧琳音义以启迷途。(47)
寺院特藏之二：圆载故院的外书
西明寺特藏的第二个线索是日本僧人圆载(えんさい，?—877)所居住的旧院。圆载是9世纪日本天台宗的留学僧，是天台宗的创立者最澄(さいちょう，767—822)的得意门生。承和五年(838)他为了觉疑前往浙江天台山，并将中国学僧的解答《唐诀》带回了日本。(48)他在唐四十多年，抄取了大量的经书。唐大中九年(855)，他和圆珍一起在长安青龙寺接受法全的灌顶。在长安期间，圆载还驻锡西明寺，可惜他遭遇会昌废佛，和许多僧人一样被强制还俗，后来他辞回本国，被赐紫衣遣还。(49)可惜在归国途中，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遭遇暴风而溺水身亡。他的悲剧生涯，被日本学者佐伯有清(さえき-ぁりきょ)形容为“悲运的遣唐僧(ひうん-の-けんとうそう)”。(50)
后来，另一位平安前期的求法僧，也就是入唐八家(につとう-はつけ)之一的真言僧人宗叡(しゅうえい，809-884)也在青龙寺学习密法并参访长安诸寺院。他在贞观四年(862)伴随平城天皇(へいぜい-てんのう，806—809在位)的第三子高岳亲王(たかおか-しんのう，799—865)入唐，《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记载，咸通六年(865)他们在西明寺圆载住过的旧院发现了大批外典，这其中包括写本和西川印子的印本：
《都利聿斯经》一部五卷
《七曜禳灾决》一卷
《七跃二十八宿历》一卷
《七曜历日》一卷
《六壬名例立成歌》一部二卷
《明镜连殊》一部十卷
《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策子)
《削繁加要书仪》一卷(元和年中者)
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
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51)
宗叡抄写的这些外典在日本贞观七年(865)被运到平安京(へいあんきょう)的东寺(とうじ)重新勘定。从求法目录上看，这批外书包括阴阳术数和天文历法，甚至还有字典和韵书，包罗万象，这说明道宣对外典的界定确实反映在西明寺的收藏之中。道宣在判定亡僧遗物的《量处轻重仪》中认为外典首先是九流史籍，包括道、儒、名、法、墨、纵横、阴阳、农流、杂流即六经纬候、诸子史传、杂说文纪等，然后是三古字书，即所谓的三苍古文、篆籀隶楷、真草诸迹等。道宣认为外典应当归属寺院而不是个人，所以这些书物也大多收藏在寺院的经藏之中。(52)所以笔者也怀疑圆载的旧院也是西明寺的一处经书的收集场所，或者说里面还保留了圆载当年抄写和使用过的写经。另一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对这些来自于长安各处寺院的外书做综合的研究和比较，比如东洋史家神田喜一郎(かんだ-きいちろう，1897—1984)等学者就考证了圆仁在大兴善寺和青龙寺所求取的24种外书。(53)这样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长安经藏外书的面貌。
结 语
本文意在阐明唐代长安的西明寺可能存在多个经藏和特藏，并且各有不同的用途。比如和钟楼相对的经台可能是用来存放仪式性的国家大藏，而同时寺内又有诸如菩提院这样的译场兼图书馆。经藏以外的存放经书的位置，除了菩提院和个别的僧院，也可以根据道宣的两本图经来想象。比如研究《戒坛图经》可以发现，收藏内外典籍的地方还有中院东门之左和中院以北的五个僧院，这里既有中国特色的阴阳书院和天下医方院，也有反映印度佛教的修多罗院，韦陀院和天下不同文院。虽然这些院落很难在长安找到信证，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唐初西明寺甚至是长安寺院经藏的观念。
综上所述，长安的西明寺为我们考察唐代的寺院图书收藏，佛教目录学以及中日的图书交流史都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比如宋仁宗时期的《新唐书·艺文志·释氏类》的“不著录”部分就和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以及《续高僧传》有着密切的关系。(54)但是限于篇幅，有关西明寺的经藏依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整理，兹举例如下，其一，西明寺经藏的写本用纸在300年间的变化可以从单个写经的变化来探讨，比如竺法护所译的《离垢施女经》的写本就由7世纪的24纸变成了8世纪的33纸，这一点可以和手岛一真对华严寺经藏的研究进行对比。(55)其二，西明藏中所列的书目，大部分在库中见在，但也有少数经书是四处搜罗而“访本未获”，而且收藏的经书也可能有正本、草本或者抄本之类的区别，这些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其三，有关佛经目录所代表的真实大藏，也可以结合在日本留存的各种古写经目录、识语、甚至是写本比如知恩院(ちおんいん)保存的《妙色王因缘经译记》等材料来比较研究。(56)其四，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经橱、经案和书籍的排放次序都是饶有兴趣的题目，我们也可以通过美术史材料以及日本保存的诸如大般若经厨子(だいはんにやきょう-ずし)或者斑竹厨子(はんちく-ずし)这样的实物等来入手调查。(57)
结合陆续刊出的考古数据和史料，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经藏在唐代长安寺院中的实态。笔者在本文中虽然简要梳理了西明寺的图书馆史，但是以上所列举的问题大多没有涉及，笔者也准备在英文长文中再做详细的探讨。
*作者简介：王翔，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Thompson，James Westfall. Ancient Libra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0，p.315。
② 对于长安城寺院图书馆的综合性研究，请参看王翔：《贝叶与写经：唐代长安的寺院图书馆》，《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83—529页。
③ 参看(日)河口慧海：《河口慧海请来チベツト资料図錄》，仙台市，东北大学文学部，1986年；Sankrtyayana，Rahua，and Suniti Kumar Pathak．The Album Of the Tibetan Art Collections：Collected by Pt. Rahula Samnkrityayana from the Nor，Zhalu，and Other Monasteries in 1928—29 and 1934. Patna：Kashi Prasad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1986．本文的日文专有名字都加注了平假名，以方便进一步的查询和交流。
④ 西明寺的来龙去脉，其初步的研究，参看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二期，76—80页。
⑤ (日)堀池春峰：《入唐留僧と长安·西明寺》，《南都佛教史の研究》下，京都，法藏馆，2003年，245—276页。
⑥ 王翔：《贝叶与写经》，518页。
⑦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67，《段成式传》，4367页。
⑧ 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1，《大正藏》第45册，811页上栏。西明寺经台的想象复原图，参看王才强：(Heng Chye Kiang)《唐长安的数码重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63页。不过此“经台”的复原，可以参看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91—196页。苏振申编：《中国历史图说》，7《隋唐五代》，台北，新新文化出版社，1978—1980年，303页。
⑨ 当然，七堂伽蓝的分类根据不同的宗派而变化。经藏实例，参看浅野清《奈良寺史·建筑编》，图83唐招提寺经藏，图92海竜王寺的经藏。日本经藏的研究，参见山本信吉《古典籍が语る—书物の文化史》，东京，八木书店，2004年。佛教寺院建筑的比较和传承，请参考Gadjin Nagao，“The Architectgural Tradition in Buddhist Monasticism”，in Narain，A.K.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August 19—21，1976．New Delhi：B．R．Pub. Corp，1980.pp．189—208．
⑩ (日)淡海三船：《大安寺碑文一首并序》，《大日本佛教全书》卷84，《寺志部二》，392页；(日)辻宪男《大安寺碑文を読む》，《亲和国文》1997年32期，15页。大安寺据说仿照了祇园精舍以及西明寺的布局，参看(日)田中传三郎：《诸寺缘起集》，《大日本佛教全书》卷83，《寺志部一》，4页。
(11) (日)石田茂作《新版仏教考古学讲座》，第二册《寺院》，东京，雄山阁，1975—1977年，191—209页；(日)二叶宪香：《日本古代仏教史の研究》，京都市，永田文昌堂，1984年，177页；Adolphson，Mikael S.，Edward Kamens，and Stacie Matsumoto.Heian Japan，Centers and Peripherie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2007．p．220．
(12) Forte，Antonino．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The Tower，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Paris：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1988．pp. 37—50；Puay peng Ho．“The Ideal Monastery：Daoxuan's Description of the Central Indian Jetavana Vihara．”East Asian History，December l995，p.4．宗觉的序言，参见《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1，《大正藏》第45册，882页中栏至下栏。
(13) (日)浅野清：《奈良寺史·建筑编》，吉川弘文馆，1976年。桁行是指房檩的长度，也就是建筑物栋的平行的方向，梁行是指建筑物梁的平行的方向。
(14)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75—76页。
(15) [唐]道宣：《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2，《大正藏》第45册，893页中栏。
(1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3，《大正藏》第40册，134页下栏。
(17) [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3，《大正藏》第40册，399中栏。
(18)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8，《大正藏》第55册，302页下栏。
(19)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00页。几乎在西明寺建立的同一时间，也就是麟德元年(664)，道宣在西明寺开始编纂《续大唐内典录》，并移就总持寺完成了这部目录。《续大唐内典录》，《大正藏》第55册，342页中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此经录并非道宣所作。
(20) [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764页上栏。
(21)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正藏》第51册，4页下栏。
(22) [宋]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下略为《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0页。堀池春峰认为迟至8世纪才在文献中出现的西明寺菩提院就是道宣编辑《大唐内典录》时使用的经藏，这点还有待商榷。参看(日)堀池春峰《入唐留学僧と长安·西明寺》，《南都佛教史の研究》下，京都，法藏馆，2003年，245—276页。
(23)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大正藏》第10册，849页上栏。
(24)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1，《大正藏》第27册，4页下栏。
(25) 《大唐内典录》卷8，《大正藏》第55册，311页下栏。
(26) (日)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京都，法藏馆，1988年，154页，日本的六国史(りつこくし)是指奈良平安时代所编集的六部国史，包括：《日本书纪》(にほん-しょき)、《续日本纪》(しょく-にほんぎ)、《日本后纪》(にほん-こうき)、《续日本后纪》(しょく-にん-こうき)，《日本文德天皇实录》(にほん-もんとく-てんのう-じつろく)以及《日本三代实录》(にほん-さんだい-じつろく)。
(27) (日)小野胜年：《长安的西明寺与入唐求法僧》，松长有庆编：《中国密教》(密教大系第2卷)，京都，法藏馆，1994—1995年，83页。
(28) 一般据《宋高僧传》，都认为慧琳是西明寺的沙门，这里采用方广锠先生的说法，参看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82页。
(29)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5，108页。
(30) (日)空海：《御请来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1065页上栏。
(31) 空海和圆照的关系，参看(日)赖富本宏：《不空·空海めぐる人*-2-西明寺圆照(松尾义海博士古稀记念号)》，《密教学》16·17，1980年，183—206页。
(32) 永超：《东域传灯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1157页中栏至下栏；此处“同抄七卷”参看平祚《法相宗章疏》卷1，《大正藏》第55册，1139页上栏。
(33) [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1，《大正藏》第55册，748页中栏；《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771页上栏。
(34)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l，《大正藏》第55册，892页中栏。
(35) 《御请来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1065页下栏，还可参看松阪无得：《弘法大师御将来目录の笔者》，《密宗学报》25(1917)，412—417页。
(36)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卷1，《大正藏》第19册，349页下栏。
(37)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1，1—2页。
(38)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2，23页。
(39)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3，49页。
(40) 《御请来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1065页下栏。部分保存在日本的梵夹，可参看《円城寺文书》东京，讲谈社，1999。
(41)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17，430页。
(42) Josephus，Flavius，Paul L.Maier，and Flavius Josephus，Josephus，the Essential Works：A Condensation of Jewish Antiquities and The Jewish War. Grand Rapids，Mich：Kregel Publications，1994．
(43) Williams，Megan Hale，The Monk and the Book：Je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p．167—200.
(44) [隋]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卷10，《大正藏》第33册，812页下栏；(日)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卷3，京都，法藏馆，1989年，64—75页。
(45) 《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1101页中栏。
(46) 《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2，《大正藏》第45册，890页下栏。
(47) 《一切经音义》卷1，《大正藏》第54册，311页上栏。
(48) 《唐诀》，日本称《唐决》(とうけつ)，是日本僧人提出问题，中国僧人予以解答的文集，有《唐决集》两巻，其中内容多和天台教学和密教有关。
(49) 《大宋僧史略》卷3，《大正藏》第54册，249页上栏。
(50) (日)佐伯有清《悲运の遣唐僧：円载の数奇な生涯》，东京，吉川弘文馆，1999年。
(51) 《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1111页中栏。
(52) 《量处轻重仪》卷1，《大正藏》第45册，842页下栏，道宣的亡僧轻重物讨论，参看Chen Huaiyu(陈怀宇)，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val China，Peter Lang,2007，pp，154—157．
(53)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卷11，《大正藏》第55册，1087页上栏至中栏；(日)神田喜一郎：《慈觉大师将来外典考证》，《神田喜一郎全集》第3卷，京都，同朋舍出版，1984年，287—98页。
(54) (日)会谷佳光：《宋代书籍聚散考：新唐书艺文志释氏类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55—89页。
(55) (日)手岛一真《“大唐開元釈教広品歴章”について：唐代の経录と藏経に関する一考察》，《法华文化研究》29(2003)，21—35页。
(56) (日)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藏出版，1990年，259页。
(57) 可参看天平宝字五年(761)的《法隆寺东院缘起资财帐》(ほうりゅうじ-とういん-えんぎしざいちょう)，戴仁(Jean Pierre Drège).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Jusquáu Xe Siècle．Paris：Ecole fran*aise d'Extr*me—Orient，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