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在其后的岁月中，佛教的发展经历了最初以一种外来文化形态出现的初传阶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阶段、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在其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佛教对中国各领域、各阶层均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的传入过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佛教传入中国有如细雨润物，具有大规模、时间长等特点，传入的线路也是多路并进，这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毫无疑问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终端长安自然成为佛教在我国最早的传播中心，正是在长安，佛教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
公元前121年和前119年，汉武帝接连两次对匈奴用兵取得了胜利，匈奴势力基本退出了河西走廊，由于这一战略通道的打通，丝绸之路得以开通，中西之间终于有了一条稳定的相互交往的道路，这使得中西之间的各种交流成为可能。
一、丝绸之路上佛教的传布
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在敦煌分南北两道穿越塔里木盆地，至中亚，而后通往安息、大秦。《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丝绸之路上诸国均是佛教盛行的国家，而当时中土通往印度最为便利的道路也是借道丝绸之路，从印度北部的犍陀罗越过葱岭(今阿富汗的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的大夏、安息、大月氏诸国，再由这里进入中原地区。
佛教在公元前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是：对长安地区佛教影响甚大的西域佛教传入时间是否必然早于内地。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多，需结合考古文物证据综合辨析。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没有提到西域有佛教。《汉书》《后汉书》中同样只字未提西域诸国有佛教流传。当然，这并不代表西域诸国当时还没有传入佛教，但至少佛教还未得以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一则著名的史料是《四十二章经》序载：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
这则史料还被广泛引用。《魏书·释老志》显然受此影响，也有类似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数。”
这里反复提到的大月氏即后来著名的贵霜帝国，毫无疑问贵霜王朝对佛教的发展传播起过重要作用，而《四十二章经》确实是中国佛教最早的著作，但经过后世的流转和传抄，可信度有所降低，特别是经序部分。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和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和国外与之相邻地区的考古发掘都表明：该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不早于公元2世纪。考古工作者曾在阿富汗靠近前苏联的西伯儿罕地区发掘出一座贵霜早期墓葬，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1世纪之间，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佛教痕迹，当然这并不说明此时此地没有佛教流传，但至少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斯坦因曾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米兰、楼兰发现了佛寺遗址，他认为这些遗址为公元三四世纪的遗存，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敦煌莫高窟最早开凿的也在前秦时期。
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诸国大兴佛教似乎在公元3世纪左右，这也是魏晋之后长安地区佛教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同，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传播情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印度佛教的各种流派和学说，在这一地区都有传布。从现存的佛像、佛寺建筑遗址等文物来看，以于阗为代表的丝绸之路南道佛教受到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影响较深，而以库车为中心的古代龟兹佛教艺术受到学者们称为巴米扬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此外，古丝绸之路上来自东西方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类型相互汇集，佛教不能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这些都在沿丝绸之路传播到长安的佛教上有所体现。
二、丝绸之路对长安佛教的影响
佛教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和完备的哲学理论，故此，它在一个地区要得以广泛传播，就要求这个地区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水平，长安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秦汉以来，一直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备了佛教传播的基本条件，长安很自然地成为佛教传播中心。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佛教文化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有着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
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比较冗杂，这与西域地区佛教传播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早期西行求法者大都取道丝绸之路到西域地区求取佛法，同时，西域地区也有大批僧侣向内地传法。魏晋至唐，取经与送经者延绵不绝，兴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此时的长安地区的佛教已有相当的发展水平，佛教徒已经能够带着明确的目的去求取真理，同时，这一时期来长安送经的西域僧侣也很注意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域诸国佛教的流传也不一致，大、小乘各部都有流传。长安地区的佛教典籍传译情况受其影响，自西晋以后，各宗各派奉为经典的佛教典籍大量的传入，这为今后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在佛教艺术上丝绸之路的长安佛教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直观。前面引用的“汉明帝感梦求法”之说，至少说明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很早，似乎应早于佛教经典。而丝路之上的各种佛教艺术风格在长安地区都有体现，反过来长安高度发达的艺术传统也影响着丝路之上的佛教艺术地发展。
佛教越过葱岭，进入西域地区，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这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像、寺院建筑等佛教艺术发挥了先锋作用。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明显带有异域风格。长安地区存在的寺塔建筑、众多的石窟寺造像，都能在丝绸之路上找到其艺术风格的根源。对长安佛教艺术影响最大的当属于阗佛教艺术。在古于阗，多种佛教艺术流派并存，这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犍陀罗式和笈多式两种。
犍陀罗艺术是以最初发现地点命名的艺术形式，目前，对其地理范围和起源时间都有争议，这种艺术形式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点，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影响至深。佛像和窣堵波是其典型作品。于阗的佛教传自迦湿弥罗，这也是犍陀罗艺术盛行的地区，和田地区出土的佛像与寺庙建筑都具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于阗的佛寺遗址，以拉瓦克寺址较为重要。该寺迹乃1900年由斯坦因所发掘，为一座方形建筑物，中央构筑基座，基座上建圆塔，塔周绕有圆形步廊式礼拜道，礼拜道周壁塑有八十余躯立佛像，像间又穿插有佛、菩萨、天正像及乘鹅车的月天像。其建造年代，大致被推定为公元5世纪。巨大的塔式建筑物和高大的立佛塑像，显示该寺中存在着佛塔崇拜与造像崇拜并行的现象。长安地区寺塔众多，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明显受其影响。
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往往存在着多种艺术风格并存的现象，以和田为例，笈多艺术在此地的影响也很大，前述的拉瓦克遗址出土的佛像中，明显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犍陀罗式，人体重心偏于一侧，这是古典雕像标准的站立姿势；而另一种雕像是笈多式，衣纹凸起如线，衣服紧贴身体，风格上与前者迥然不同，但又有西域自身的特点，笈多艺术对长安佛教艺术的影响也很大。对中国佛教美术产生巨大影响的尉迟乙僧就是于阗人，他于初唐来到长安，创作了众多作品。
以上只是西域诸国中于阗一处的例证，实际上丝绸之路沿线从中亚到现阿富汗、从克什米尔到敦煌各种流派的佛教艺术都对长安佛教艺术产生过广泛影响，这尚需系统的比较研究。外来佛教艺术对长安佛教艺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唐末，其后其影响减小，这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中国佛教艺术已经尽善尽美，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上佛教已成衰落之势。
以长安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也顺丝路远播到西域，深深影响着那里的佛教艺术。米兰遗址中就有很多汉地佛教内容。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独特理解反向冲击着它的流出之地。
*作者简介：李克城，承德市文物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