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的和田地区，在历史上是西域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方。早在公元前后，和田王国就推崇佛教，建立佛寺。佛教信仰在和田地区持续一千年之久。①和田地区现存的佛教文化遗迹大多是佛寺遗址、彩绘壁画等。但新疆考古工作者从1982年开始对和田西南80公里处布扎克墓地的发掘及发现的五代时期文物，令我们对和田地区多元文化的构成，尤其是唐—五代时期长安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交流及其对西域文化的影响等问题有了新的观察点。

    布扎克墓地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具彩绘木棺。这两具彩棺分别发现于1982年和1983年，木棺中分别安放着一位12岁的少女和一位中年妇女。②安放这两位女子的彩绘木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形制与长安及内地其他地区发现的存放佛舍利的棺椁十分相像。彩棺四周彩绘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图像的典型特征，在长安及其他地区发现的放置佛舍利的棺椁上也多有所见。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和田布扎克1983年发现的彩棺主人身上发现了一幅棕地摩尼宝珠纹锦饰绮帕。而在长安发现的存放舍利的棺椁上，以及其他地方供奉佛舍利的佛塔塔刹，常常出现摩尼宝珠，把这一系列相关现象联系起来，就使笔者觉得，和田布扎克彩棺的制作，不是一个偶然的丧葬事项，其中蕴含着佛教与道教文化自唐代以来碰撞交流融合的诸多文化成因。在古代于阗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根基深厚的地域，为什么出现了道教文化的因素；唐—五代时期的和田王侯贵族，是否仿造安放佛舍利的金银棺椁为自己下葬?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长安及其他地区所出舍利棺椁与布扎克彩棺的比较

    (一)棺椁形制的比较

    据笔者目前所知，现已发现的古代长安地域内出土的佛舍利棺椁有：1981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的以金棺银椁为主的成套舍利容器，③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佛塔地宫出土的金银棺椁，④1971年陕西西安市东郊出土的石椁银鎏金舍利棺，1972年西安市第一中学内发现的石棺金舍利盒；⑤在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舍利棺椁有：1964年甘肃省泾川县大云寺发现的舍利银椁金棺，⑥2008年山东兖州兴隆寺发现的舍利银椁金棺⑦，2008年山西太原龙泉寺佛塔发现的石函、鎏金铜饰木椁、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金棺等成套舍利容器⑧，1960年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基中发现的石函、金棺等⑨。

    从这些棺椁的造型特征来看，大多数棺椁顶盖都为拱形，有的棺椁有底座(须弥座)、围栏，有的没有。如庆山寺银椁的须弥座很高有围栏，装饰堂皇华美，金棺无须弥座；泾川大云寺银椁须弥座相比较低矮，但有围栏。与其配套的金棺也有带围栏的须弥座。太原龙泉寺银椁同样带有装饰华美的须弥座及围栏，金棺情况不清楚。西安另两例石椁有台座但无围栏。兖州兴隆寺的金银棺椁无台座。与长安及内地其他地区的这些安置舍利的棺椁相比，新疆和田彩棺也是棺盖呈拱形，一棺有台座、围栏；另一棺没有。如果说和田布扎克彩棺造型是仿造中国内地的棺椁形制，与佛教文化无关，但将彩棺放置于特意构建的围栏台座之上，应该不是普通的葬仪。从唐代长安几例安放佛舍利棺椁的须弥座，以及国内外各地所藏仿印度阿育王佛舍利塔⑩的形制看，和田布扎克彩棺显然是借鉴了舍利佛塔和舍利金银棺椁的台座造型。彩棺台座上的围栏高约15厘米。围栏的构造是“每隔18厘米有一根高约13厘米的四方小立柱，小柱与平台木板之间用木丁连接，每根小立柱靠近下方对应处都各钻有两孔，用两根两头尖细的木棍相连接；上部用较长的木板条连接，木板条上开有若干个缺口，正好将4个小立柱镶嵌进缺口内，在小立柱顶端之间还用圆木棍进行连接，并涂为红色；在圆木棍上，也就是在立柱的垂直顶端，饰以心形圆木球”(11)。这种构造的围栏，与泾川大云寺银椁、临潼庆山寺银椁台座上的围栏都十分相似，太原龙泉寺银椁台座上的围栏装饰相对比较华丽，但围栏顶端的心形圆球也类同。这种现象说明，在唐—五代时期，佛舍利棺椁的制作构造，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模式，这种模式影响了五代时期的新疆和田地区佛教信徒的葬仪。

    (二)装饰图画比较

    安放佛舍利棺椁上有四神图像的是西安市东郊发现的石椁，西安市第一中学内发现的石棺，太原龙泉寺发现的鎏金铜饰木椁、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根据相关报道资料得知，太原龙泉寺三组套椁上的四神图像雕饰内容较为丰富，与青龙白虎相呼应的还有驭人雕像。图像整体构成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有道教文化中仙人驾兽飞天的意味，又在木椁后档正中，玄武图像之下刻画佛足一对，表达崇尚佛教的思想；顶盖四角有四个铺首衔环和卷草纹护栏。西安市第一中学内发现石棺上的四神雕像也十分精美生动，飞龙游走在涛翻浪卷的云海中，飞虎体添双翼，昂首矫健。朱雀昂首，通体刻羽，玄武龟蛇缠绕，充满生机。新疆和田布扎克彩棺上的四神图像与前述不同首先在于使用了彩绘而不是雕刻。其次，四神图像中朱雀的造型较为独特，朱雀被描绘成展翅正面像，而且尾部呈孔雀开屏状。

    从棺椁装饰特征来分析，在笔者所知长安四例资料中，法门寺和庆山寺两例佛教文化因素所占比重很大，另两例外围石棺表现道教的四神图像，内套舍利棺上，则表现佛教文化内涵。其他地区发现棺椁中，除了太原龙泉寺所出棺椁表现出浓重的道教文化气息外，其他多表现佛教文化内容。新疆和田彩绘木棺四周虽然描绘着道教的四神图像，但彩棺形制与舍利棺形制的类同，棺内主人身带佛教摩尼宝珠的丝帕等诸种因素，依然让笔者觉得这是深受长安及内地佛舍利供奉风气影响而形成的丧葬文化现象。其中，有一个细节令笔者更加深了对这种看法的信心：在和田彩棺的前档头，绘制朱雀鸟的下部，彩绘着装饰乳钉的双扇门，门上还画着一把锁。这个情景，在兖州兴隆寺银椁的档头上就真实地存在着。

    (三)布扎克彩棺独特的装饰特征

    和田布扎克彩棺拱形盖板上硕大的木质乳钉装饰，可谓一种独特的创举。虽然在山东兴隆寺金棺前档的双扇门面上，也装饰着圆形的金泡乳钉，每扇门上以五个金泡为一行，共十一行。但新疆布扎克的木质乳钉却装饰在彩棺拱形顶盖板上。而且组成拱形盖的木板也是五块。每块上安放五枚一列大木乳钉，总共有五行。另一具彩棺虽然在造型，四神图像装饰上与前述彩棺类同，但却无台座，而且木质乳钉的装饰特点是每块盖板上5枚大木乳钉，总共有3行。

    二、触摸于阗佛国与长安等地文化交流的脉象

    本文第一部分试图通过新疆和田布扎克墓地发现彩棺的形制、装饰图像、特点及其与古代长安等地发现舍利棺椁的对比，说明自唐朝到五代长安佛舍利信仰对西域的影响。但仅从器物形制与装饰图画来说明问题，还是有所局限的。以下我们拟从大文化背景的观察中，进一步触摸新疆古代于阗佛国与长安等地的文化交流脉象。

    (一)佛舍利供奉自于阗传到内地

    据文献史料记载，在佛教寺院起塔供奉佛舍利的行为，起初可能就是从新疆和田地区传播到我国内地的。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

    初西晋会稽鄮塔者……晋太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何者……得病死，苏见一梵僧语何曰：汝罪重，应入地狱……令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如言南行至会稽海畔……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涌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非石……五层露盘，似西城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周天玲……饶塔身上并是诸佛、普萨、金刚、圣僧杂类像。

    这段史料说明在晋朝时，起塔供奉佛舍利的信仰已传到我国南方，见初传地区与新疆和田有密切联系。

    众所周知，对于佛舍利的收藏和供养，在印度起初是被分成八份分别装在宝坛或宝瓶中，由古天竺八国国王收藏供养。到了阿育王时期，开始建塔将佛舍利安置在塔中供养。佛教传入中国后，塔下瘗藏舍利的作法也相继传入。供奉舍利的盛器，最初在西域所使用的是专门的舍利盒。新疆地区发现的唐代及以前的舍利盒，都是圆筒状盒配圆锥体盒盖。北魏孝文帝在我国河北定县修建的塔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供奉佛舍利的佛塔。到了唐代，把佛舍利瘗藏于坛瓶之中的作法被中国传统的埋藏习俗所代替，塔基建成墓室式的地宫，舍利也瘗藏在中国式样的小型金银棺椁之中了。

    (二)棺椁内供奉舍利自长安发起影响中国四方

    这样看来，用小型棺椁盛放舍利，是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形态中国化的一次改制。这种改制以长安为中心展开，向四周辐射。就笔者目前知道的几例材料看，长安发现的舍利棺椁数目最多。地缘上以长安为中心向北传到了太原，向西传到了甘肃，向南传到了南京，向东传到了山东。从时间上来观察，最早的金棺银椁始于高宗李治时期，武则天更加推崇这种做法，她登基称帝后，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了泾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石函、舍利瓶和舍利取出，改用琉璃瓶盛装后依次放入鎏金铜匣、金银棺椁之中，最后再将其放入地宫，建塔供奉。

    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记载，武则天又将法门寺舍利迎奉到洛阳皇宫，“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

    太原龙泉寺塔基遗址下的地宫，不仅在建造年代上早于法门寺，而且棺椁规格上也与其类似。也就是说龙泉寺舍利棺椁也是唐代所制。

    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地宫，虽然建造于宋元丰元年(1078)，但其建造的目的是再次瘗埋在宋熙宗时发现的唐李德裕于大和三年(829)重瘗的舍利。地宫内两侧小石函内放置的金棺银椁，是李德裕于唐大和三年重瘗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原藏舍利时所制作，东侧小石函内放小金棺、金棺和银椁，为重瘗长干寺旧塔基下原藏舍利所制。金棺、银椁工艺精巧，遍体饰有繁缛细密的装饰纹样，以飞天、迦陵频伽、云鹤、宝珠为题材，极工致精美。只有放长干寺舍利的内层小金棺是素面的，但极为小巧，盖长仅2.9厘米，头高仅1厘米。

    山东兖州兴隆寺的鎏金银棺和舍利金瓶是时代较晚的一处佛舍利金银棺椁供奉现象。其建造的时代是宋代。因为兴隆寺石函的刻画十分精美和完美，体现出宋代壁画和石刻的真正水平。“由于北宋不重佛教，瘗埋舍利的考古发现也不像唐代那样有丰富的文物藏品。而兖州兴隆寺发现的舍利宝函，恰恰弥补了北宋出土文物的缺憾，该石函上刻画众多的护法神，也是首次发现，这一媲美唐代瘗埋舍利形制的考古发现，亦可从中了解中国佛教墓葬礼制和艺术传承的路径图。”

    (三)回流西域后的变异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知，从唐代以来用棺椁放置佛舍利的做法，到了宋代虽然趋于稀少，但却依然存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五代时期布扎克彩棺形制类似于供奉舍利棺椁的现象，表现出另一种文化变异的特征：即效仿舍利棺椁形制，安放故离人世的佛教徒遗体。这种现象在和田地区不是孤证。1983年在莎车县喀群乡发现的晋唐时期的喀群彩棺墓，已经有把佛教内容的画面彩绘在棺木上的做法。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喀群墓发现的两具彩棺绘画都与佛教有关，所以“不排除墓主人是僧人的可能。另外……附近发现一些有可能是寺院遗址的古代生土坯建筑遗迹。所以，不排斥喀群墓地是附近寺院僧人墓地的可能，或许是一般佛教信徒”。更有趣的是，喀群彩棺盖上，彩绘着一具匍匐的虎，虎的躯体占据了整个棺盖板。彩棺前档头上有僧人讲经图，后档头上，彩绘着龙首比丘。彩棺两侧棺板上，边饰为连环纹和忍冬纹，主图是连枝卷叶草花纹将佛教题材的绘画彩绘在棺木上，在新疆考古文化中很少见，但如果将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发现的许多舍利棺椁上的佛教题材的现象联系起来看，是否能找到更多探索的线条呢?据汉文史料记载，隋唐时期，莎车属于于阗管辖，文化上受于阗佛国影响可能性很大(12)。龙虎图案与佛教题材同时出现在彩绘棺木上的现象，又使人想到其是否与上面提到的和田彩绘棺木上的四神图像有内在的联系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和田彩棺上的四神图像的出现，在唐代就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甚至于我们能否推测，喀群彩棺是唐代舍利棺椁对西域佛教文化产生影响的初期端倪，即于阗佛教徒受唐代长安制造佛舍利棺椁的影响，开始在僧侣的棺木上彩绘佛教题材的壁画及龙虎图，但其格调的布局又具有西域特色。五代时期和田布扎克彩棺则是更加规范地接受了长安及内地佛舍利棺椁的制作的模式。

    三、长安佛教与道教融合对西域的影响

    (一)道教文化向佛教文化渗透

    如果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观察，新疆和田布扎克彩棺所表现出佛、道两种文化色彩并存的现象，与唐朝中央政权及后来五代政权对道、佛两种宗教文化采取并容政策不无关系。众所周知，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内地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经深深渗透、融合到中国文化之中。“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13)唐—五代时期，虽然有的皇帝，典型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因政治上的种种原因。曾崇道抑佛。唐王朝在建立之初，“社会上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信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14)。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长安佛教文化的内涵中，开始融入道教的文化因素。具体表现在佛舍利崇拜的具体文化操作中，就是在安放舍利的棺椁外层，刻画道教的四神图像，但在内棺上，往往还保留着佛教文化的内容。从整体上来看，依然是佛道并存。

    (二)三教合流的态势

    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各种文化的大交融后，唐代以后，儒、释(佛)、道三教合一论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儒、释、道三家，不时有头面人物出来打此旗帜，以推行其学说。全真教的创立者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他的这些思想被弟子接受，马钰有劝佛道合同，勿相诽谤的诗“虽有儒生为益友，不成三教不团圆”。马钰为了实行这种有益的倡导，“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15)

    从道教理论发展的过程来看，“唐代许多道教学者汲取儒释的一些思想”。(16)尤其是道教中的重玄派汲取了佛教的中观思想，成为唐代《老子》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

    五代至宋时期，中国内地依然因袭唐代尊崇佛道的风气。如后晋高祖石敬塘曾屡召道士问以治国之道，还“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17)

    考古发现的资料，证实了五代后晋尊崇道教文化的情况，如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墓后室，后晋四年埋葬的后晋钱元妃马氏墓的后室，就雕刻着浅浮雕的四神图像。而有意思的是，西域于阗佛国国王曾在后晋天福三年派遣使者赴后晋，并被后晋封为“大宝于阗国”(18)。这样看来，和田布扎克彩棺的制作，和于阗国与中国内地的往来不无直接的关系。

    (三)唐—五代道佛相融对西域的影响

    佛、道两种宗教文化在根本理论上的契合，是佛道两种文化在中国唐—五代—宋时期得到了调和。如道教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灵宝派是以《原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为主要经典的。其中强调“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的思想，与佛教中强调“不恶口、不绮语”等五戒十善的思想十分一致。道教《洞玄灵宝斋说光烛罚灯祝愿仪》中提出了“三合成德”的理论，其中心意思是说“夫道，三合成德，自不满三，诸事不成。三者，谓道、德仁、也。仁，一也；行功德，二也；德足成道，三也。三事合，乃得道也。”这种思想，与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思想也是相切合的。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来看和田布扎克彩棺档头以三为准的木钉设置，可能也是有意而为的设置。

    文君在《五重舍利宝塔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佛舍利供奉在唐—五代以来，从宝塔的五重设置，到地宫的五重构造(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密龛)再到五重宝函，凸现了以五为尊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与佛教中五方佛的信仰有关。(19)这样看来，和田布扎克彩棺上用五块木板箍棺盖，又在每块木板上安放五枚大木质乳钉的做法，可能也是为了迎合佛教中五之尊贵的意识。还有舍利信仰中摩尼宝珠的制作也取五种宝物，以三、二、一的组合方式组成。似乎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我们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数字文化中，道教也有一套神秘的学说，五同样具备这神奇的功能。“天数五，地数五，五五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古人因此认为五“是造成世界上事物千变万化、产生出驱使鬼神力量的根源”(20)。由此再认识布扎克木棺盖板为五块并呈穹顶状，就会感悟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文化意义。

    和田布扎克彩棺台座四周的对鸟花树图案也颇具意味。在彩棺台座的后端，代表北方宣武神图像下面，对鸟花树纹为一个单元一组图画；彩棺前端代表南方的朱雀鸟图像下面，对鸟花树纹布置成为两个单元两组图画；在彩棺一侧代表西方的白虎图像下面，对鸟花树纹布局成四个单元四组图画，彩棺另一侧代表东方青龙神的图像下面，对鸟花树纹布局成五个单元五组图案。这样，在整个彩棺台座上，对鸟花树纹的布局形成了北—一；南—二；西—四；东—五的格局。这种格局似乎不是偶然而为之。根据我国古代易学中四正四维的空间定位法，数字与方位的对应关系正好是一、六配北方，二、七配南方，四、九配西方，三、八配东方。(21)布扎克彩棺上对鸟花树纹的图案布局数，所取数目基本上迎合了上述配置，但东方青龙的方位配五而非三。这可能在于强调五为“阴阳交午……阳气上升到了极点开始下降，阴气开始滋生”(22)的生、死，人、神交合的意境。

    还有对鸟花树纹样的选择，我们在唐代的艺术装饰遗物中就发现不少。如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孔雀纹箓顶银箱前面，就刻画着2只孔雀脚踩莲蓬，口衔花朵相向而立，另一面则刻画着2只凤鸟展翅侧立于开莲花枝下的情景。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代印花纱上，也印织着一对鸟花树为主题的图案。另外，我们在日本冈山市立“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的圣树对鸟纹锦，大和文化馆藏花鸟纹银四角盘等唐代文物上，都看到类似图案。可见对鸟花树纹也是唐代风行的图案装饰主题之一。

    四、结语

    和田布扎克彩棺所反映的，是佛教东传我国后，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与我国本土的道教相互碰撞融合，在思想理论及文化形式，取得了沟通与融合。尤其是对佛舍利供奉的文化手段上，采取了道、佛相容并存的形式。而这种文化趋势在晚唐五代回流西域后，出现了佛教徒丧葬仪式中采用舍利供奉形式的文化变异。

    *作者简介：吴艳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

    ①  贾应逸、祁小山：《佛教东传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②  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0页。

    ③  中国文化艺术网《佛指真身》。

    ④  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⑤  王长启、高曼：《西安出土的舍利棺椁》，《文博》2000年4期，第44页。

    ⑥  http：//www.ebud.net/new—news/fojiao/new—news_fojiao_20090121_8.html《甘肃省泾川县大云寺佛祖舍利出土44载终解密。

    ⑦  http：//news.qq.com/a/20081008/001084.htm山东兖州兴隆寺发现宋代佛牙宝函。

    ⑧  《山西太原唐佛塔出土地宫出土五重棺椁》，《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28日。

    ⑨  《佛舍利是什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a4bce01008w8l.html。

    ⑩  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11日5版。

    (11)  姚书文：《新疆和田布扎克墓地出土一号彩色木棺的加固保护》。

    (12)  喀什地区文管所、莎车县文管所《莎车县喀群彩棺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2期。

    (13)  卿希泰、陈耀庭、曾召南主编：《中国道教》卷3，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7页。

    (14)  卿希泰、陈耀庭、曾召南主编：《中国道教》卷3，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31页。

    (15)  卿希泰、陈耀庭、曾召南主编：《中国道教》卷3，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177页。

    (16)  卿希泰、陈耀庭、曾召南主编：《中国道教》卷3，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40页。

    (17)  卿希泰、陈耀庭、曾召南主编：《中国道教》卷3，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43页。

    (18)  和田文管所编《新疆历史文化丛书·于阗》，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155页。

    (19)  文君：《五重舍利宝塔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博》2009年1期，第46页。

    (20)  吴慧颖：《中国数文化》，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2页。

    (21)  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22)  吴慧颖：《中国数文化》，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