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是我国唐朝杰出的外交活动家，祖籍河南洛阳，曾多次成功出使印度，其中尤以二使印度时，成功反击阿罗那顺建功异域而彪炳史册。他初为融州黄水县令，二使印度后因其功勋被升为五品朝散大夫。王玄策是玄奘归国后，声名鹊起的赴印使节，与玄奘相似，他归国后也据其西行见闻著书立说。遗憾的是他的《中天竺国行记》(以下简称《行记》)却未能流传下来，幸有同时人道世在他的《法苑珠林》中多处引用，加上散见于中国古籍中的有关零星资料，才使王玄策及其事迹流传于世。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对外交往频繁，据史书记载，仅唐初政府派往印度的使节，就多达十余次。在这些敕使中，尤以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影响最广意义最大，他不仅为中印交流立下了不朽功绩，对大唐佛教的发展和繁荣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对中印佛教交流的基础性贡献

    在论及王玄策与大唐佛教时，有两件事是不得不先说的：其一，王玄策开拓了从西藏通往印度的捷径——唐蕃古道；其二，王玄策成功反击印度叛王阿罗那顺，维护了中印佛教交流的畅通。这两件事不仅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对王玄策随后的出使乃至中印佛教交流都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他对中印交流的基础性贡献，而这些使命是历史额外赋予他的，恐怕在当时是连他也不曾想到的。

    一是唐蕃古道的开拓。古代中印两国的陆上交通极为艰险不便，“茫茫无际的沙漠，万古不融的雪山冰原，令人谈虎色变，视为畏途。那时往来于这条交通线上的人，除了寥寥落落的舍身求法的高僧，营营牟利的商旅，很少看到其他人尤其是官方使者的身影。”①我国第一位赴印游学的高僧法显，以及赫赫有名的玄奘西行，两者的赴印路线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沿丝绸之路而行的，所以求法之路自然是九死一生，艰危万重。在玄奘归国后，我国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活动家——王玄策，虽然学界对他出使印度的次数、路线等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基本都赞同王玄策在开通唐蕃古道上的功绩。

    当然，唐蕃古道的开通，首先得益于当时较为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其次，是当时各国友好往来的必然结果。唐蕃古道是从大唐长安出发，经吐蕃逻些城达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加德满都，再翻越孤山至印度摩迦陀王国的路线。它大体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逻些至吐蕃西南入北印度泥婆罗，该段于公元639年吐蕃与泥婆罗和亲，而使西藏至泥婆罗的路线开通；北段系青海市至逻些，于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使得甘肃经青海至西藏的路线开通。但是直到王玄策出使印度之后，才使古道的南北两段接通。唐人释道宣和王玄策是同时代人，在他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就有对唐蕃古道的记载：

    自汉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睹遗迹，既而序之。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戌，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左口右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②

    在这里，“大唐往年使者”即包括李义表、王玄策等。“三道”中，中、北两道为玄奘西行路线，其基本上沿丝绸之路(详见《释迦方志·遗迹篇》第4)；“东道”即王玄策等开通的唐蕃古道。宋人志磐在《佛祖统纪》中，进一步指出：

    《西域记》云：“自吐蕃至东女国、泥婆罗、弗栗特、毗离邪为中印度，唐梵向去万里，此为最近而少险阻”。且云：“比来国命率由此也”。③

    除了上述文献，也可从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1990年6月，霍巍先生在西藏自治区发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后简称《使出铭》)，“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首次为王玄策使团出使印度，以及唐代中印交通中‘吐蕃—泥婆罗道’的路线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④根据霍先生的研究，道宣所记之“东道”即王玄策开拓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尤其是西藏—印度路的开通，促进了唐朝和五天竺各国的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由于这条路捷近方便，走的人很多，在一段时间几乎代替了西汉以来的丝路故道。《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所记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玄会等人，正是沿着这条道往返求法取经的。”⑤

    长安是大唐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中国著名的佛都。唐蕃古道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长安与印度诸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

    如果说王玄策开通的唐蕃古道，是为中印佛教交流减少了交通上的客观险阻，那么他成功反击印度叛王阿罗那顺，更是为中印佛教交流扫除了阻挡其发展的人为障碍。

    二是平定叛乱之事，发生在王玄策二使印度之时。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奉旨出使印度摩揭陀王国，不料他到该国时，恰逢尸罗逸多王卒亡，其国大乱，王位被阿罗那顺篡夺。阿罗那顺不但不顾已建交多年的中印友好关系，反而垂涎唐使的财物，进而发兵攻击王玄策。身陷危境的王玄策，被迫借兵吐蕃和泥婆罗，一举平定了阿罗那顺的叛乱，使得一度被破坏的两国关系得以恢复。

    王玄策之所以能够在身无兵马的异域建立奇功，最重要的是他顺应了当时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潮流，印度等国对他的支持就是例证。据史料记载，当时除吐蕃、泥婆罗发兵相助之外，章求拔国也发兵来助(《新唐书·摩揭陀传》)，东天竺王尸鸠摩还送来了牛马、兵器等以示犒军(《新唐书·天竺传》)。这说明阿罗那顺的倒行逆施也深为印度人所不齿，同时也反映了王玄策为中印两国剔除文化交流障碍是大快人心的。虽然自古以来的外交活动，往往是在华丽的外衣下包藏着各种动机，或为巩固政权或为宣扬国威，如此种种。但中印两国的官方交往，多与佛教交流有关也不是虚有其表的。且以王玄策为例，其二使印度就是对尸罗逸多王遣使献火珠、菩提树等的回报；他二使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大唐培养梵语翻译，三使的任务是往娑罗林佛涅槃处送袈裟。如此频繁的佛教交往，其感情也是真挚而感人的，例如《法苑珠林》中的记载：

    《西(域)国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元(玄)策等设大会。使人以下，各赠华氎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饯送使人，西行五里，与使泣涕而别，曰：“会难别易，物理之况，然龙年老，此寺即诸佛成道处，为奏上于此存情，予修当来大觉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⑥

    这是王玄策第三次奉使印度至摩诃菩提寺时，受到寺主戒龙热情款待的生动写照。分别之际，戒龙不但予以厚赠，还率众情深意切地为唐使饯行。

    中印友好关系得以修复之后，印度与大唐的交往更加密切了。乾封三年(668)，五天竺派使入唐；咸亨三年(672)，南天竺国各献方物；永淳元年(682)，南天竺送方物入唐；天授二年(691)，五天竺皆遣使献方物。

    由此可见，中印友好交流是当时的大势所趋，这也许是源于两个文明古国间不谋而合的欣赏与向往。文化的交流向来都是双向的，佛教也不例外。大唐佛教顺着唐蕃古道以及唐使的出使活动远播印度，唐人对佛教的独特理解也反向冲击着它的源起之地，这些来自东土大唐的清新之气，也正是印度佛教所需要的。而王玄策正是两国文明互动的一个桥梁，唐蕃古道的开拓以及中印友好关系的维护，还只是他与大唐佛教的开始。

    二、中印佛教交流的主要内容

    按照王玄策出使活动的性质和地域，可把他与大唐佛教的相关事迹分为：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大唐境内的崇佛活动。前者是他作为大唐敕使在印度诸国从事的外交公务行为，后者是他归国之后，身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所进行的崇佛活动。他的佛教交流活动，从总体而言有“走出去”与“引进来”两大类。“走出去”是指王玄策作为大唐通使印度的执行者，以凸显和弘扬大唐佛教或文化为主要宗旨的活动；“引进来”即王玄策身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载体，以借鉴和吸收印度佛教文化为主的活动，两者共同构成王玄策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

    (一)“走出去”是王玄策出使印度过程中具有文教宣传意义的活动

    1.佛乡立碑。耆阇崛山和菩提寺是佛陀故乡的著名历史遗迹，也是当时印度佛教活动的重地，王玄策在这两个佛国名胜上，刊勒汉文碑铭的活动最引人注目。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写道：

    至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阇崛山。流目纵观。傍眺罔极。自佛灭度千有余年。圣迹遗基俨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记。自惟器识边鄙。忽得躬睹灵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辞曰：“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随世。安上作礼，移风乐制，发于中土，不同叶裔。释教降此，运于无际。(其二)神力自在，应化无边。或涌于地，或降于天，百亿日月，三千大千。法云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郁乎此山，奇状增多。上飞香云，下临澄波。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经过。存圣迹于危峰，伫遗趾赴于岩阿。(其四)参差岭障，重叠岩廊。铿锵宝铎，氛氲异香。览华山之神踪，勒贞碑于崇岗。驰大唐之淳化，齐天地之久长(其五)。”⑦

    同年二月，王玄策又在摩迦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

    此汉使奉敕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魏才书：“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犹尚北勒阗颜，东封不到。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悯其忠牧，遐轸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现严饰相好，具著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所未见，史籍所未详。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石者也。乃为铭：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威凌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使道场，金刚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摹，灵塔壮丽，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⑧

    2.摩诃菩提寺的法会行事。义净记述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僧伽跋摩之事时，曾写道：

    以显庆年内(656—660)，奉敕与使人相随，礼觐西国，到大觉寺。于金刚座，广兴荐舍。七日七夜，燃灯续明，献大法会。又于菩提院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形及观自在菩萨像。盛兴庆赞，时人叹希。⑨

    大觉寺即摩诃菩提寺，佛陀于此成道故又称大觉寺。录文中的“使人”虽未明姓氏，但查史料可知，与僧伽跋摩在显庆年内到大觉寺的人，即第三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

    3.往西国送袈裟。据《法苑珠林·弥勒部》记载，显庆二年(657)敕使王元(玄)策等，往摩迦陀娑罗林伽蓝送袈裟，除了道世的记载之外，《诸经要集》等历史文献也都有明确的记载。

    (二)“引进来”是以王玄策等唐使为文化载体的西国圣物东传的活动

    1.佛顶舍利的东传。根据《法苑珠林》卷29的记载，供奉在中亚迦毕试国的佛顶骨舍利，在唐初被王玄策请回国内供养。

    (迦毕试国)又此东南往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⑩

    佛顶舍利的传入，加上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僧人悟空又携回的佛牙舍利，使国都长安聚齐了号称世界三大著名舍利的佛顶、佛牙、佛指舍利。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佛教圣物，使得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佛都。

    2.西国瑞像以及圣物的传入。(1)印度菩提寺坐佛瑞像图样。为了能够把此图带回长安，王玄策等“至诚殷请，累日行道歼悔，兼申来意”，“画工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彦”(11)，才将此瑞像图样携回长安，进而“道俗竞模”。直到今日还能在敦煌等地找到它的临摹，如莫高窟第231、237窟等。(2)佛足迹石。佛足迹石是佛教原始供养对象之一，出现在佛教初始阶段。在王玄策之前，法显、道荣以及玄奘等诸位高僧对此都有所介绍，但都是有文无图影响不大。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王玄策二使印度归来，才将此图正式传入大唐。长安普光寺的佛足迹石就是据此所刻的，它不仅在我国广为流传，还辗转传至日本影响千年。现存于日本药师寺中的佛足迹石已成为该国国宝，足见其影响之深远。(3)佛教圣物。王玄策携回的佛教圣物，多是热情好客的印度人民赠送给大唐的礼物，它们是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例如：王玄策三使印度归唐时，菩提寺寺主戒龙向唐使赠送的象牙佛塔、舍利宝塔及佛印等珍贵圣物。(12)

    3.佛教圣迹、佛经故事的介绍。(1)佛教圣迹：其一，耆阇崛山佛晒衣石，王玄策曾在此处观瞻三次。如“佛在世时，将就池浴，脱衣于此……既而坠地，化成此石。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后三回往彼，见者非一”。(13)其二，娑罗林释迦牟尼涅槃像。“娑罗林树边，别有一床，是释迦塑像在上，右胁而卧，身长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犹现在。数放神光。”(13)(2)佛经故事：其一，龙树造塔七百所的故事。道世记载：“龙树菩萨于婆罗奈国，建塔七百所。自余凡圣造者无量，直于禅连河上，建造千有余所，五年一设无遮大会”。(14)其二，佛陀度鸡越吒人的故事。“佛在世时，毗耶离城，观一切众生，有苦恼者，即欲救拔。乃观见此国有鸡越吒二众……佛为说法，鱼闻法已，便即命终，得升天上而为天子，却观本身是大鱼，蒙佛说法，遂得升天，乃持诸种香花、璎珞、宝珠从天而下，至佛供养。于时二众，并发心悔过……观者生善。”(15)其三，乌苌国檀特山毛驴运粮供僧的故事。“乌苌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众僧。日日有驴运粮，无控御者，自来留食还去，莫知所在。”(16)其四，拘那罗王双目复明的故事。“又王元(玄)策《西国行传》云：其王心知继室奸宄……王闻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于是将泪洗眼，眼遂平复。时王及子，不胜喜庆……”(17)

    (三)为大唐培养梵语翻译人员兼具“走出去”和“引进来”双重性质

    在中国，佛典翻译在西晋以前还只是私人事业，从鸠摩罗什开始，才受到国家支持；隋炀帝时国立译场才真正出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钦定译场趋于完善。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其表现之一就是佛典翻译的辉煌。国家不仅开设钦定译场，为纠正翻译中的弊端，还派出学生赴印学习，为大唐培养专业的梵语翻译。(18)公派学生赴印学习，不但是玄奘西行这样的榜样力量对政府行为的感召，也反映了中印交往频繁对大量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梵语翻译的培养，不仅加强了中印交流，还为大唐培养了一批翻译精英，极大地充实了唐初的翻译队伍。我国的佛典翻译，在唐以前基本上都是由外籍僧人担任主持的，真正由中国人担任译主，组织翻译的是唐代的义净和玄奘。这两位高僧担任译主，并非历史的偶然，王玄策的出使活动为他们的佛典翻译事业，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三、大唐境内的崇佛事迹

    王玄策在国内的崇佛活动主要有二：第一，参与僧尼致拜之事；第二，在国内的造像活动。

    (一)僧尼致拜事件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虽然经过数百年的改造，形成了适应中国的佛教，然而其教义、教规等仍与中国传统思想、习俗不合。尽管唐代的皇帝大部分崇信佛教，但他们与佛教的关系却是时好时坏，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局。

    武德九年(626)，由于佛教与新建王朝争夺劳动力财力，对封建统治构成了威胁，唐高祖颁布了《沙汰佛道诏》，借整顿佛教之名以增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出于自高身价巩固政权的需要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排定了道先佛后的座次。

    唐高宗继续贯彻和执行其父祖的既定政策。

    显庆二年(657)，唐高宗下《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诏》，龙朔三年四月(663)，再下《令僧道致拜父母诏》。与唐朝的前两位君主相比，唐高宗是平庸的。他的行为引起了僧众以及信奉佛教权贵的强烈反对。龙朔三年五月，“唐高宗李治召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余人，坐中台都堂，议致敬事。沙门道宣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前状诉争，经谕劝乃退”。(20)同年六月，唐高宗迫于形势压力，被迫下诏停止僧道致拜。在这场论辩中，王玄策不仅坚决地站在佛教徒一方，还上奏《议沙门不应拜俗状》，以其西行见闻为据，公开向唐高宗李治质辩。一个五品官员，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敢于公然站在封建帝王的对立面，若没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作支撑，是很难做到的。他的议状不但直达天听，而且必定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反响。议状既是对沙门拜俗的强烈抗议，也是对印度佛教礼仪的一种宣传。

    例如：对沙门拜俗的抗议：

    今议令拜君父，实乖主善百姓之心，况袈裟异华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仪。崇之则福生，卑之则罪积。其知拜君无益于国，拜父不利于亲。臣如寝默不言，岂得为忠为孝。臣望随旧轨。请不改张，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21)

    对沙门不拜俗原因的陈述：

    臣于天竺，经礼天像，彼王乃笑而问曰：“使等并是优婆塞，何因礼天?”臣问所由，答曰：“此优婆塞，法不礼天”。(22)

    再如，对沙门不拜俗佛教故事的介绍：

    昔迦腻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礼天像，像皆倒地。后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礼，天像倒，遂将佛像密置天顶，王三礼而不倒，王怪令检，于天冠内得一佛像，王甚大喜，叹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赏封邑，至今见在。(23)

    又如：

    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养天祠而不顶礼。王责不礼之罪。白王曰：“小子岂敢辞礼?礼恐损天。”王曰：“天损不关你事!”彼即礼拜，天像遂碎。(24)

    (二)国内的造像事迹

    王玄策对佛教感情深厚，他虽未出家，却被称为优婆塞(25)。事实也证明，他是位笃信佛教的唐朝官吏，不管是在出使途中还是归国之后，都可以找到他参与佛教造像的事迹。

    1.麟德二年(665)，王玄策在洛阳敬爱寺，采用它从印度带回来的菩萨画像，指挥工匠塑像并贴金。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记载：

    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东间弥勒像，西是弥勒像。殿中门西神。殿中门东神。此一殿功德，并妙选巧工，各聘奇思，庄严华丽，天下共推。(25)

    2.同年九月十五日(665)，王玄策在洛阳龙门石窟开龛造弥勒像一躯。时至今日，其造像铭仍然基本保存完好。今录文如下：(“□”为残缺部分)

    王玄策□□□□

    □□□下级法界

    [众生]敬造[弥勒]像

    一铺麟德二年

    九月十五日(26)

    3.永隆二年(681)，王玄策在奉使途中曾于河州石窟——今甘肃永靖炳灵寺捐资造像。炳灵寺石窟第54号龛内造像题记如下：

    大唐永隆二年(681年)/闰七月八日，陇/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策)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27)

    四、对大唐佛教的贡献

    王玄策是大唐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与玄奘并称为中印友好关系史上的双星。(27)在他的影响下，其家族一门数人都对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显庆三年(658)，在王玄策出使印度的使团中就有他的子、侄作为其侍从随行。1990年6月，在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发现了王玄策出使印度途径该地时，留下的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题刻。现录部分内容如下：[()内为行数]

    (1)记录人刘嘉宾撰□记录人(下残)

    (2)□人□抉□粤书，贺守一书(下残)

    (3)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下残)

    ……

    ……

    (24)使人息王令敏□使侄(下残)(30)

    文中“息”指“息子”，即“儿女”之意，也就是说“王令敏”为王玄策之子，“使侄”即王玄策之侄(可能是智弘律师的某位兄弟)。(31)

    在王玄策家族里的晚辈中，除了像他一样致力于官方佛教交流事业之外，还有一位西行求法的高僧——智弘律师。义净在求法僧录中记其事迹：

    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年才弱岁，早狎冲虚。……欲观礼西天。幸遇无行禅师，一之同契。……到大觉寺，住经二载。瞻仰尊容，倾诚励想。讽诵梵本，月故日新。……于那烂陀寺，则披览大乘；在信者道场，乃专攻小教。复就名德，重洗律仪。恳恳勤勤，无忘寸影。……则上餐普设；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然而翻译之功，其人已就矣。(32)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族人，对大唐佛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对其贡献概括如下：

    一、为大唐培养梵语人才，提高了佛典翻译水平，繁荣了我国佛教翻译事业。

    二、为大唐佛教增添了许多新的故事，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学内容。王玄策的《行记》问世之后，“对于中国的佛教文学、民间文学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创造过许多妙趣横生的中国佛教文学故事，如其所记的菩提寺弥勒造释迦牟尼像的故事，在中国即获得改造，从而新编出《圣画》的故事；乌苌国毛驴运粮至檀特山供僧的故事，在中国五台山和文殊菩萨信仰被确立后，又被中国的僧徒改造成五台山的故事。”(33)另外，我们熟悉的“方丈”一词，其出处就源于王玄策。当时他来到印度维摩诘的旧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34)之后便成为僧侣居室或寺庙住持的通称，他为佛教语言新创了一个生动而贴切的专有名词。

    三、把印度佛教艺术风格传入中国，为大唐佛教艺术引入了新的表现素材。(一)杨廷光是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高足，他的名作《西域记图》，就是根据王玄策《行记》中的内容而创作的，后来《西域记图》又成为敦煌莫高窟诸多佛教史迹故事画的主要题材，如：阿耆波沵水火池、毛驴运粮供僧等的故事。不仅是敦煌壁画，唐都长安的佛教寺院壁画也深受《行记》影响。杨廷光曾与其师，一起为长安的慈恩寺等十多座大寺院绘制过佛教故事画，《行记》中的许多佛教故事，无疑又成为长安佛教寺院壁画的故事内容之一。(二)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其风格以秣菟罗美术为主，王玄策携回中原的“菩提寺坐佛瑞像”以及他在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又使印度美术风格融入唐代造像的艺术之中。

    四、增强了大唐佛教的宗教神圣性，为长安成为“东方佛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王玄策带回大唐的佛顶骨舍利、佛足迹石图、菩提寺坐佛瑞像以及印度佛教信息等，极大地提高了大唐佛教的宗教品质，并吸引了大批东亚求法僧人前往长安学习交流，使长安成为东方最具有神圣意义的“东方佛都”。

    五、促进了大唐佛教交流，为长安成为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奠定了一定基础。王玄策出使印度，肩负着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使命，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像王玄策这样得到双方政府支持与保护的使团，在文明文化交往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任何形式的民间交流所不能企及的。大唐文明的璀璨光耀以及社会精神生活的昂奋外拓，伴随着唐使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远播印度诸地，其所到之处的弘法高僧，自然会被大唐盛世这片文化沃土所深深吸引，他们不辞万里，云集长安，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僧人相互交流、彼此激发，把大唐佛教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刘丽娜，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生。

    ①  王雪：《王玄策三使印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年第5期。

    ②  [唐]释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③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3，台南，湛然寺印行，1995年，第1356—1357页。

    ④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⑤  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⑥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564页。

    ⑦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406—407页。

    ⑧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405页。

    ⑨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3页。

    ⑩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396页。

    (11)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404页。

    (12)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564页。

    (13)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498页。

    (14)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498页。

    (15)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529页。

    (16)  《诸经要集》卷14，转引自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17)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563页。

    (18)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1181页。

    (19)  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107页。

    (20)  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

    (21)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2064—2065页。

    (2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2064页。

    (23)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2064页。

    (2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2064页。

    (2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2064页。

    (26)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5—136页。

    (27)  李玉昆：《龙门石窟新发现王玄策造像题记》，《文物》1976年第11期。

    (2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

    (29)  陆庆夫：《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30)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

    (31)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32)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74—175页。

    (33)  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34)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