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的律学思想直接继承了智首律师的学统，并在智首的学说的基础上再向深层次推进了一步，从而完成了中国佛教律学的构建。在这期间，道宣在终南山净业寺等地潜心著述，突破了小乘律会通大乘的难点，以大量的著作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各朝各代不乏高僧大德，学问僧比比皆是，留下许多传世的作品，但论起数量之多和著述涉及面之广，没有超过道宣的。
1.智首与长安《四分律》
名师出高徒，道宣的师父智首就是一位名师，一位道宣之前最著名的律学权威。
智首律师心不旁骛，终生以律学为专业。隋代国家统一后，因为皇后去世，文帝在京城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寺院禅定寺，在全国范围内招请高僧居住，智首就和师父一起来到了京城。由于朝廷的号召，京城的佛教非常兴盛，藏书最丰富，不断有全国的高僧来到这里，互相交流学习。智首在这里大大地增长了见识，用了四年时间阅读经典，凡是和戒律有关的都进行比较研究，下了非常深的工夫。他发现，自从戒律传来之后，已经六百多年了，众说纷纭，在体、相等问题上看法不一。同时，由于是师资传授，老师的水平有极大的关系，有任意取舍的现象。所以智首下决心自己梳理一遍。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这部书在戒律传承的研究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戒律类的经典和研究成果已经有四百多卷，到了智首才比较系统地整理了一遍。
当时京城并不流行《四分律》，《摩诃僧祗律》被奉为正宗。由于隋代初期灵藏律师和文帝的私人关系比较好，灵藏又兼任大兴善寺的寺主、国家管理佛教僧尼事务的昭玄寺的昭玄都，在推广律学上自然把自己继承的《僧祗律》奉为主流。开皇初年文帝在全国诏请有学问的高僧，其中请来了汲郡的洪遵。洪遵在智首之前来到京城，是专门传扬《四分律》的大家。洪遵刚来的时候，关中有灵藏的《僧祗律》的基础，宣传《四分律》几乎没有人听。不久灵藏去世，加上洪遵确实有学问，而且善于教导，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四分律》就宣传开来。另外，关中说起来也与《四分律》有缘，这部经典正是在后秦时代由鸠摩罗什在关中翻译。洪遵身兼多职，还有国家译经馆的许多工作，所以，进一步打好《四分律》基础的工作则是由智首完成的。作为洪遵之后的又一位律学宗师，智首在京城三十多年一直是绝对权威。
进入唐代，智首在推广《四分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高祖时期，由于新朝刚建立，国家尚未完全平定，特别是社会经受多年战乱，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恢复。佛教也一样。到了唐太宗执政后，开始重视文治事业。贞观三年(629)，以波颇为译主，创立了大唐第一个佛经翻译译场。凡是佛经翻译，少不了需要有精通律学的高僧参加。经过推选，一致推举智首律师担当此任。在译经的过程中，凡是有关戒律之学的地方，一律征求智首的意见，以智首的意见为准。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李世民为太穆皇后祈祷冥福，下令在长安宫城之西建造了一座皇家大寺，即弘福寺。寺造成之后，僧众都想到这座寺里来，以入居弘福寺为荣。太宗担心有名不副实的混进来，因智首素来以严肃公正著名，就诏令请智首担任弘福寺的上座，负责入住弘福寺人员的挑选工作。由这些事情可以看见智首律师在长安的地位与影响，跟着这样的老师，道宣自然获益匪浅。
2.道宣的“南山五大部”及其他作品
道宣不但很有学问，而且勤于著述，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道宣是个人著作最丰富、最多的学问僧。更可贵的是，道宣的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保存到现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宣现在留下著作的名录就有四十种之多，在二百卷以上。如果不读道宣的著作，中国佛教的历史就没法写。
下面，对道宣的著作进行简要的分类和介绍。根据内容和写作的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就是律学著作、历史事迹编撰和“应化感通”类作品。
第一类，律学著作
《四分律》建立了主流地位后，研究的人很多，以道宣的南山宗、长安西太原寺怀素的东塔宗和法砺的相州宗为代表。各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例如关于《四分律》的结构，法砺、怀素和定宾判为三十七法，即波罗夷、僧伽婆尸沙、不定、尼萨耆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众学法、灭诤等比丘戒八法，少不定及灭诤的比丘尼戒六法，二十犍度为二十法，两结集为一法，调部和增一为一法。又关于戒体问题，三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法砺认为戒体是非色非心法，怀素虽然是法砺的弟子，但认为戒体是色法，而道宣根据玄奘传的有相唯识的启发，认为戒体是心法。各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辩论，最后道宣的理论得到了承认，而东塔和相州逐渐湮没。道宣的理论能得到公认的原因，从他的著作的严谨性和庞大的体系上可以体现出来。
道宣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戒体论”，将《四分律》判为二乘，以与中国佛教的大乘精神相协调。道宣继承并宣传的是《四分律》，因此他的所有律学著作都是对《四分律》的研究成果，其中以五部著作为代表，号称“南山五大部”。“南山五大部”的完成，表示中国佛教律宗在理论的建构上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工作。
以下是道宣“南山五大部”的基本内容。
《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简称《行事钞》，三卷，另有六或十二卷本。如名称所示，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对《四分律》的内容进行删繁补缺，删的是《四分律》中过于烦琐注解的内容，补充的是简明扼要的注释和道宣个人有针对性的阐释。书中把《四分律》的比丘和比丘尼两部戒律以及二十犍度繁细的分类排比，简化为事实类别。虽然仅仅有三卷，但《四分律》的事相行法都概要地包括在内，而且还列有道宣自己收集的经典录文以及中国撰述的有关文字，有目的地补充了《四分律》的缺失。本书是道宣的代表作之一，有很多新的发明，得到了当时律学界的肯定和积极的关注，纷纷作注疏研究，很快盛行于天下。据慧显《行事钞诸家记标目》记载，当时关于道宣这部著作的注疏研究书籍有六十二家之多。现存有唐代大觉《四分律钞批》十四卷、志鸿《四分律行事钞搜玄录》二十卷，五代时有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二十卷，宋代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十二卷，等等。其中元照的《资持记》被认为比较精当。
《四分律删繁补缺随机羯磨疏》，简称《随机羯磨疏》，四卷，或有分为八卷。先是道宣从《四分律》中将有关的羯磨内容集录而成《四分律删繁补缺随机羯磨》，共分为十篇。这部著作是对《羯磨》的注疏，重点在于“作持”。书中先从能辨之教、所被之事、弘法之人和设法之所四个方面解释教义宗旨，然后阐释正文。正文按惯例分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共有十篇。这部著作问世以后也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纷纷进行研究，留下不少研究作品，如宋代元照的《释四分律羯磨疏科分》、允堪的《四分律羯磨疏正源记》、照远的《显缘抄》等等。
《四分律拾毗尼义钞》，简称《毗尼义钞》、《要义钞》，三卷。本书是道宣对先前已经完成的《行事钞》的补充和进一步的解释。元照在《校勘义钞序》中说，两书“表里相资，非《事钞》则行无所凭，失乎教本；非《义钞》则解无以发，昧于来诠。详其题好两分，实乃行解兼举。”对此书的研究，有允堪的《辅要记》。元照对本书的流通和研究都下了很大的工夫，作了仔细的校订，并录有《科文》一卷。
《比丘含注戒本疏》，简称《含注戒本疏》，四卷。是道宣对自己编的《比丘含注戒本》的注释，正文分为教兴所由、摄教分齐、解开名义和释今题目等四部分。
《比丘尼钞》，三卷。关于此书写作的目的，道宣在序文中说：“恐大本难通，劳而寡效”，所以编写此书。意思是《四分律》卷帙浩繁，难以普遍流通，所以从中摘抄出有关比丘尼戒律的条文，梳理归纳为三十篇，简明扼要，方便读者。
以上五部总计大约四十卷。
围绕着这五部代表作，道宣还写了许多简明的或专题式的作品。有《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还有《章服仪》、《归敬仪》、《正行忏悔仪》、《护法仪》、《量处轻重仪》、《净心戒观法》、《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对“五大部”的理论在实践上的具体说明，起到绿叶对红花的陪衬作用，形成了一整套从理论到实践的著作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佛教戒律学的基础。
道宣的著作被传到日本，如道宣的徒孙鉴真将《行事钞》等携带到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视。
第二类，历史事迹编撰
前一类律学著作属于“内学”的范畴，而历史事迹编撰类作品超出了“内学”的范围。道宣经历的时代是隋末唐初。隋朝灭亡时道宣二十三岁，因此他活动的主要年代在唐代。在完成了新律学体系的建构后，道宣为了正本澄源和维护佛教的地位，广泛搜集资料，研究印度佛教流传华夏的历史事实，开始了历史事迹的编撰工作，出了一大批成果。这批著作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学术性，是了解中国佛教历史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这类著作也以以下五部作品为代表：《释迦方志》，二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广弘明集》，三十卷，或作四十卷；《大唐内典录》，十卷；《续高僧传》，三十卷，或四十卷；以上总计大约百卷。
《释迦方志》问世最早，时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书中记述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以及佛教信仰当时流布的情况，书的名字类似法显的《佛国记》。道宣没有去过西域和印度，这部著作的完成是依靠采访西方来的传法僧以及中土的求法僧、赴印度的使者等，并参考了大量这些人的著作才完成的，因此书中保存的大量的珍贵史料。例如，书中的“遗迹篇”可以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参校，对研究中西交通史很有帮助。
《集古今佛道论衡》是文件汇编，内容是有关佛道两家关系的记录。书中共收录了三十件事情的文件，是了解早期佛道关系必不可少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广弘明集》，是继承南朝僧祐律师《弘明集》而作，两部书都是文集。僧佑在《弘明集》中说：“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弘明集》序)《弘明集》是十四卷，主要辑录了东晋到南朝一百余人的作品，而道宣则更广而大之，从全国范围内搜集，并加上自己的评论，分归正、辩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恻、戒功、启福、灭罪、统归等十篇，总计收入各种文献三百多篇，作者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南北朝一百余人，唐三十多人。这本书保存史料之丰富，历来为学者所称道。
《大唐内典录》，是唐代第一部佛教经典的目录，并附有翻译者的小传。全书共收二百一十位翻译者，经典约二千五百部、八千卷。写这本书的目的正如道宣在《序》中所说：鉴于前代“集录奔竟三十余家，举统各有宪章，征核不无繁杂。今总会群作，以类区分，合成一部，开为十例。”这部经典目录虽然是对前代的经录进行重新汇编分类，但无疑道宣在考证判断上下了很大工夫。
《续高僧传》，是为了“续”南朝慧皎《高僧传》而作。全书入正传者达四百九十三人，附录二百一十五人，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和杂科声德等共十篇。其中义解篇篇幅最大，而《玄奘传》最长。慧皎作《高僧传》的时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收录偏重南方，而道宣所收则着眼于全国范围，特别是长安地区。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僧人的传记，其中有不少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
除了以上五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外，道宣还有叙述佛祖释迦牟尼传记的《释迦氏谱》和《佛化东渐图赞》、《圣迹现在图赞》、《京师西明寺录》等。可惜后面的三部著作已经佚失，只能从书名上了解到书的大概内容。
第三类，“应化感通”类作品
“应化感通”的意思就是灵应感应。有关宗教的著作中这类内容非常多，多少和程度不同，不足为奇。特别是这些作品有自身时代性之特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民风民俗，有内在的价值，不能一概否定。
道宣的这类作品有四部：《遗法住持感应》，已佚；《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三卷；《感通记》，一卷，又名《道宣律师感通录》、《律相感通传》、《感天侍传》；《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二卷；《感通记》和《律相感通传》本为同书异名。有些版本的编者未细察，如《大正藏》，以《道宣律师感通录》(《感通记》和《律相感通传》)为书名，将其分置于第五十二册和第五十四册。
这些作品都是道宣晚年所作。现存的三部中，《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作于高宗麟德元年(664)，《感通记》和《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都是作于道宣去世的那年，即乾封二年(667)的二月和三月。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是一部记事集，记的是历代佛法僧“三宝”在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件灵异感应事迹。分为三卷：卷上记录有关舍利佛塔的二十件事；卷中记佛像、菩萨像的灵异事迹五十件；卷下是有关佛寺、经典、神僧等三类共八十件事迹。道宣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昭彰于道俗，生信于迷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所以对各件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中有些是道宣自己考察或经历的记录。
例如《扶风岐山南古塔》条，就是法门寺塔的记录。道宣亲自作了实地调查：“寺名久废，僧徒化往，人物全稀，塔将颓坏。余往观焉，榛丛弥满。”另外关于李渊对法门寺的命名，唐太宗、高宗两次下令发掘舍利等，记录得非常详细。道宣曾奉诏奉迎舍利，对舍利描述道：“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直到现在，道宣对法门寺舍利的描述，仍是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
《感通记》记的是道宣自己在禅定中与“天人”感通的问答话语记录，分“佛事”和“律相”两部分。《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叙述的是印度祗洹寺的建筑布局、结构和灵异。祗洹寺就是印度著名的“祗树给孤独园”，是印度最早的佛教寺院，与“竹林精舍”齐名。道宣所作的描述，是根据中国的建筑来设想，并附有图，从中可以看到唐代人的建筑思想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