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赴西天取经，自然有它的缘起。宋人讲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三藏法师说道：“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这里讲的已经是奉旨取经。在章回小说《西游记》里，对此有了更具体的交代。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中写道，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大雷音宝刹，举办盂兰盆会，聚集了诸佛、阿罗、揭谛、菩萨、金刚、比丘僧、尼。释迦牟尼讲演大法：
如来讲罢，对众言曰：“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巨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诸菩萨闻言，合掌皈依，向佛前问曰：“如来有哪三藏真经?”如来曰：“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洵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遭来?”当有观音菩萨，行近莲台，礼佛三匝道：“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
叙说佛界已了，在接下来的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一回、第十二回共四回文字中，小说接着再来讲述东土以及观世音寻找善信的故事。
话说泾河龙王在行雨中更改了时辰，克扣了点数，违背了玉帝的旨意，干犯了上天的天条，要被执行处决。神算袁守成向他透漏：问斩的时间在明日午时三刻，行刑官是人曹官魏征。并指给他一条活路：想要活命，可以去找唐朝太宗皇帝求救。性命大事，老龙王自然不敢怠慢，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托梦给太宗，向太宗哀求。太宗也爽快地答应，要为他帮忙。
到了次日，唐太宗便宣魏征入朝，陪自己下棋。午时三刻，一盘棋尚未下了，魏征却已伏在案上，鼾然入睡。过不多时醒来，继续与太宗对弈。就在这时，朝门外但听得大呼小叫，有大将秦叔宝、徐茂功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龙头走了进来。原来是魏征刚才片刻的小憩之间，元神出壳，已经往天上去执行过了任务。太宗却因此无意中失信失龙王，被龙王告到了阴曹。
太宗的魂魄被拘到了阴曹，龙王要和他对执。魏征昔日的朋友崔珏在阴曹做了判官，靠他打点，太宗也颇得到照顾。崔珏还冒险为太宗私下里增改了阳寿，又借给他大量的冥币，替他散发给了阴曹中的饿鬼，这样，太宗才得以顺利地还阳。临别，崔珏告诫太宗，还阳之后，要在人间做一个水陆大会，来超度这些阴间的孤魂游鬼，如此方能够享有太平安宁。
还阳以后，太宗皇帝自然不敢爽约，便与群臣商议，要邀请诸佛，选举一名大德行者来做坛主，设建道场，做水陆大会。最后选中的是玄奘法师。太宗召见，封玄奘法师为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禅都僧纲之职，择定吉日良时，开启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
再说观世音菩萨，在奉了如来佛法旨后，带了三件宝贝：锦襕袈裟、九环锡杖、金紧禁三个箍儿，来到了长安，要寻找取经人。刚到长安，听说有这么一个大会，也是机缘凑巧，正中下怀，便决定前去观望。等见到了坛主玄奘法师，原来正是他曾经引送投胎的长老，原为西天极乐世界降下的佛子，观世音心中十分欢喜。于是，观世音变化成了癞和尚，与弟子木叉在长安街头闲走，兜售他的锦襕袈裟、九环锡杖。大臣萧瑀见到，将他们引进宫中。观世音将宝贝赠给了唐太宗。
到了大会举行的日子，观世音前往听玄奘说法。听了一阵，观音走上前去，高声喊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吗?”玄奘说:“眼下的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道‘大乘教法’是什么。”观音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生，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司香巡堂官见有人搅了法会，这还了得，连忙报告给了太宗皇帝。太宗令将人从速拿来，原来却是送袈裟的和尚。对着太宗，观世音又讲到大乘的妙处。太宗听得高兴，请观世音演说一番，便问何处可得此经。观世音飞身上了高台，脚踏祥云，现出本相。太宗与群臣百姓方知是观世音菩萨降临，齐声礼赞。太宗也当下传令，暂时收了法会，等派人往西天取来大乘真经，再秉丹诚，重修善果。
玄奘法师主动请缨：“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往西天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太宗大喜，上前用御手搀扶起了玄奘，说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途程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说着，太宗也真的来到了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
然后是择日发牒出行。在玄奘出发的那天，太宗率了文武百官亲为送行。饯行宴上，太宗献给玄奘素酒一杯，又亲手捏一撮尘土，弹入酒中，谆谆叮咛：“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并祝福玄奘，早日顺利归来。
以上就是小说中写到的取经缘起。就小说所写来看，原因有二：一是如来佛要传大乘真经给东土，二是东土大唐做水陆大会超度亡灵需要真经，而玄奘的西行，充其量也只是为帝王分忧，充当了一个传经、取经这中间环节上的使者而已。这当然是玄奘故事进入了民间传说以后，被不断改造重塑的结果。
让我们还是进历史，来看一下作为历史人物的玄奘，他的西行印度取经，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佛教自东汉以来便传入中国。最初传来的，只是小乘佛教一切有部和禅定，接着也传来了大乘中观的理论，但并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南北朝时期，大乘理论才渐次流行开来。南北朝时期，国土分裂，社会板荡，探讨人生话题的佛教适应人们的需要，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仅分出南北两派，还逐渐形成了以研究某一部经典为中心的名目繁多的佛学宗派，如涅槃、成实、三论、毘昙、地论、摄论、楞伽等等即是。不同的学派，围绕佛性(能否成佛)等有关佛教的根本命题，产生了千奇百怪的观点解释，差别大的，甚至于尖锐对立、水火不容。正如后来玄奘在上高昌王启中所说的：
遗教东流，六百余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所谓的当、现二常，是指《地论》流播，分出南北二道。“相州北道计阿黎耶以为依持，相州南道计于真如以为依持。此二论师俱禀天亲，而所计各异，同于水火，加复《摄大乘》兴，亦计黎耶，以助北道”(《法华玄义释签》卷十八)。北道主张染净缘起依于黎耶染识，就未来的果性言，佛性需要修行才有，所以谓之当常；南道主张染净缘起依于真如或黎耶净识，就现在的因性而言，佛性本在，修行只是要开显它而已，所以谓之现常。两派势同冰炭，水火不容。
中国佛教，最初是经由中亚细亚和新疆间接传来，而当时的译经僧也多从中亚而来，是典型的外来和尚，这样，最早的佛经翻译，便不是来源于梵文或巴利文的原典，而大多是当时的西域语言文本。这些外来的和尚译经，因不通汉语，便需要找中土的和尚合作，由他们口授，中国僧人笔录。中国僧人听得稀里糊涂，一知半解，而这种半猜哑谜式的记录，其最终的汉文经本的质量，便不言而喻了。
再说玄奘，在周游了全国各地、遍从名师问学，尽读了国内现有的各种佛教经籍之后，他感觉不仅没有彻悟佛理，在许多问题上，心中的疑惑反而越发增长。他不明白，就像《大般涅槃经》和《摄大乘论》，为什么会一个讲还灭门，论证成佛的必然性；一个讲流转门，论证惑业果报的关联性。而在它们之间，也有真心论与妄心论的显著差异。还有，如部派经论，或持三世有，或持现在有，论见殊异，也与大乘法义难以吻合。他困惑着，为什么由在娑罗双树下灭度的佛祖释迦牟尼所创建的佛教理论，要在后世分成当常、现常两派；而在传来中国以后，不同的宗派之间，更会有如此观点悬殊的理解。甚至于经典，因为不同的版本，也各有各的译法，此隐彼显，此显彼隐，残缺不全，断章取义，所在多有，令人难辨真赝，无所适从。
季羡林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里曾谈到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动机。他说：“玄奘想解决佛性问题，为什么找到瑜伽宗，也就是有宗呢?为什么不找龙树、帝婆的空宗呢?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小乘佛教声言必须经过累世修行，积累功德，然后才能成佛，这就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结果有些人望而却步。天国入门券卖得这样贵，不利于麻痹人民，在封建初期小国林立时还能勉强对付，但到了封建大帝国建成，它就失掉了服务的资格，必须及时改变。大乘空宗应运而生，它不要求累世修行，只须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能达到目的。这是对一般老百姓的说法，对义学高僧则讲一套‘空’的道理。玄奘所服膺的是大乘有宗，与空宗表面上稍有不同。所谓‘有’，并不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不讲空，否则就有承认物质世界的可能或嫌疑。但是空宗空得太厉害，什么都空了，物质世界固然空掉了，可是连真如、佛性、涅槃，甚至比涅槃更高的东西也都空掉。这不但对麻痹老百姓不利，而且对宗教家本身，好像也断绝了奔头。有宗在承认我法两空的同时，在否认物质世界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真如佛性’的‘有’。这是有其隐蔽的目的的。就拿成佛的问题来说吧，玄奘和他创立的法相宗，既反对小乘那样把天国的入门券卖得太贵，也反对大乘空宗那样连天国都要空掉。他追随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学说，坚持五种性的主张，就是说，人们对佛理的接受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对道生主张的、有《涅槃经》作根据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楞伽经》、《摄论》都是讲种性的，玄奘和法相宗也坚持此点。在窥基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法华经》的注解中，他们的观点当然完全相同。……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下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见《大唐西域记校注》)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京城长安来了位中印度那烂陀寺的僧人波颇。波颇在兴善寺译经传法，轰动了长安，佛教界人士纷纷前往向他请教。波颇向长安僧众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讲到了大乘经典《十七地论》以及自己的老师、瑜伽中观学派的当今领袖戒贤大法藏。波颇的介绍，更激起了玄奘西行印度、求取真经的想法。玄奘一心要取得原本的《瑜迦十七地论》真经，用来破释目前国中佛学界所有的疑窦。
生生不息、前赴后继，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所禀赋的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在玄奘之前，他的先辈们就已经开始了西行取经的事业。东晋有高僧法显，曾经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起，前后用十四年的时间，周游了当时中亚、印度、斯里兰卡等三十四个国家，在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还；后秦的高僧智猛，在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西行，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返还；南北朝时期，有高僧智严，曾经西行到罽宾国求法，命丧域外。玄奘决心也要像他的先辈那样，远行求法，利导众生。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春，长安庄严寺大德慧因病逝，大臣萧瑀奏请朝廷，建议任命玄奘接替，为庄严寺住持。这是多少僧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但玄奘拒绝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的西天取经梦还没有实现，他不愿就这样做一个平庸的僧人，浑浑噩噩地了结自己的一生。
玄奘迫切地希望，尽快将自己这一宏伟的理想付诸实施。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志同道合的僧人，于是他们联名上书，希望得到朝廷的允准，拿到出国护照。此时，唐朝建国还不到十年，在隋末战争的废墟上所建起的新政权，内忧外患都还没有解除。就在李世民逼迫自己的父亲高祖退位，自己刚刚坐上龙椅不久，曾发生了东突厥可汗首领颉利率领十万大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攻到了距离京城仅四十里的渭河沿岸的事件。结果是太宗皇帝卑躬屈膝，亲自到敌营求和，答应继续臣服，并增加进贡，才换来突厥的暂时撤军。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论的是实力，此刻的唐王朝还很贫穷，当然也谈不上强大，所以只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势下，对外，便是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封锁边境，免得别生事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玄奘的上书不被批准，正在情理之中。
有诏不许，先前准备与玄奘一齐西行的僧人都知难而退，放弃了西行的想法。玄奘却迎难而上，受挫而志弥坚，出去的想法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来积蓄自己的能量，等待着可能有的机会随时到来。一方面，他要过语言关，所谓“广求诸蕃，遍学书语”，做到能够尽量熟练地掌握梵文；另一方面，几万里的路程，荒无人烟的沙漠，鸟难飞过的雪山，种种艰险，通过阅读有关的文献，他也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也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在向生命极限挑战。为了圆这宏伟的梦，为了将自己伟大的人生理想付诸实践，他还需要做更充分的准备。于是，玄奘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机会降临，而是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锻炼自己的各种应变能力。设置种种的困难，来考验自己的心理，磨练自己的意志。
有一天晚上，玄奘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了巍然屹立在浩淼大海中的须弥山，金碧辉煌，庄严华丽。他心中神往，便想着要登上这山。面前一片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并没有一只渡船。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和胆怯，毅然决然地下了水。刹那间，奇迹出现了，有一朵硕大的石莲花在波涛中涌出，就在自己的脚下，随着脚步的挪移又不断生出，走过即灭。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山下。山又是那样的险峻，高不可攀登。他试着跳跃，竟然被一阵狂风卷起，吹着他旋转升腾，不多会儿，就到了山顶。身在峰巅，四望寥廓，已不再有任何的云翳障碍。正欢喜兴奋之间，玄奘从梦中醒来。他沉浸在梦的喜悦中，他感觉，这是一个吉兆，预示着他的西行求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