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曾介绍到，达摩与梁武帝见解不合，达摩禅法在北朝受到明显排挤。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而达摩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北魏朝廷首先是要建立功德、求福田饶益，所以大量造塔立寺，大兴土木工程，这就是北朝佛教的最大特征。这一点，说明北朝佛教有很强的“取相存见”的倾向。当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摩禅法的最大特点却是佛法在于“虚宗”，建立“遣荡之志”。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大批僧侣亦随之南迁，嵩洛一带于是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朝廷上下“取相存见”的风气自然也带到了嵩洛一带，而达摩的罪福两舍、“情事无寄”、“理性难通”的禅法也就又受到排挤。传说有人曾多次想毒害达摩，这也许不是事实，但此说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是意味着当时达摩一派的禅师，因为所持见解不同，肯定是要受到较为激烈的讥谤，甚至于排挤和迫害。

    所以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蹇境遇，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所亲受。禅宗在初创期间，命运维艰，屡遭打击，居无定所，门庭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