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题材围绕着佛的一生来展开，从出生、出家、成道、传法到涅槃的整个过程都会在作品中形象地表现出来，被称为佛传故事。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八中有详细的记载。佛涅槃后，迦叶尊者为恐阿阇世王闻此消息忧恼而死。便命行雨大臣“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菩萨昔在兜率天宫，将欲下生，观其五事：欲界天子三净母身、作象子形托生母腹、既诞之后逾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刚座、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次至婆罗痆斯国为五比丘，三转十二行四谛法轮；次于室罗伐城为人天众现大神通；次往三十三天为母摩耶广宣法要；宝阶三道下瞻部洲；于僧羯奢城人天渴仰；于诸方国在处化生，利益既周，将趣圆寂，遂至拘尸那城婆罗双树，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来一代所有化迹既图画已。”《付法藏因缘传》卷一中对此也有同样的记载，而且更加详细，这里不再赘述。这类题材可以连续入画，也可以独立成幅。而唐代长安城中寺院壁画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多选取了后一种类型，尤其将《降魔变》的内容独立成幅，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尉迟乙僧为光宅寺绘制的降魔变，表现释迦牟尼佛在未证得觉悟之前，首先来到苦修林中修炼苦行，整日不吃、不喝、不睡，渐渐变成了皮包骨头的样子，但还是一无所获。于是，他来到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打坐，重新开始寻找解脱的办法。他在树下沉思冥想了七天七夜，其间不仅战胜了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界的侵扰，而且还战胜了心存嫉妒的魔王波旬，以及被他派去诱惑佛陀的三个魔女、魔军，终于悟出了“四谛”、“十二因缘”的道理，获得了觉悟，成了佛。这也是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的直观表现。

    光宅寺建造在唐长安城的光宅坊内，寺址位于今西安火车站内西侧。该寺建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据说当时有一位望气者发现此坊内有异气出现，于是，高宗敕令在坊内掘地。不久，果然从地下挖出了一个石函，函内有舍利骨万余粒。众人甚感奇异，遂在此立寺。武则天时又在寺中建置了七宝台，因改寺额。登台瞭望，四周景色尽收眼底。宰相韦处厚每次归来，都要到此地焚香瞻礼。《寺塔记》(卷下)记载，七宝台的上层窗下有尉迟乙僧的壁画，下层窗下有吴道子绘制的壁画，可惜“皆非其得意也’。所画壁画的内容也因此再没有详细的记录。尉迟乙僧在该寺普贤堂中绘制的壁画却有突出的表现，深受称赞。普贤堂本是武则天来光宅寺时梳洗休憩的地方，其地位是很高的。《寺塔记》卷下说，尉迟乙僧在此所绘制的壁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崄，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从引文中看，尉迟乙僧在此所作的壁画很多，四壁均有，而壁画的题材便是佛传故事，从“脱皮白骨”和“变形三魔女”的记载可以知道这点。尉迟乙僧这幅画作的精妙，从《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该书对这一题材的记载仅见于尉迟乙僧，别的画家是否有此类题材的作品出现没有记载，并不是因为这个题材在当时不流行，而只是因为尉迟乙僧的这幅作品更为出色的缘故。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证实，该书载此幅画“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唐代的降魔变非常流行，同一时期敦煌壁画中有许多这样的内容被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