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抵达长安，将印度密教传入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最后一个宗派——密宗，并盛于一时。长安密教不久即于中土湮没无闻。千年之后，持松“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将东传于日本的中国唐密取回，开始了在中国的复兴历程。本文依据现有资料就持松对唐代密宗的传承与弘扬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夯实显教功底，为东渡求法打下坚实基础

    释持松，俗姓张，出家后法名密林，学密后号入入金刚。又因私淑玄奘三藏，自号师奘沙门。

    持松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于荆门直隶州沙洋张家潭(现湖北省沙洋县城南青泥村)①。家世业儒，父名张绪炳，主沙洋天主教学堂；母亲官氏，生子三人，持松居长。他六岁入学启蒙，十四岁时父亲病逝，未几幼弟夭折。1910年秋，襄水(汉江支流)暴涨成灾，偕母与弟往外祖家，依舅父生活。持松目睹乡里飘零无算，悟人生之无常，念母弟有安身之所，遂入沙洋铁牛寺出家，时年十七岁。翌年，到远安县观音洞安居，学习佛门仪轨及经典。1912年冬，到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次年，闻月霞法师于上海有华严大学之设，他求知心切，及负笈上海，学习贤首宗义。后来，华严大学迁到杭州海潮寺，持松也随校到杭州。三年里，他在校中戒律精严，成绩优异，深为月霞老和尚所器重。

    1916年，持松自华严大学毕业，返回湖北故里祭祖，随后到当阳玉泉寺谒见祖印老法师，叩天台大意，依老和尚学习天台教观。1917年，月霞到汉阳归元寺讲《楞严经》，持松自当阳到汉阳听讲。月霞讲经圆满，持松随侍月霞，赴江苏宜兴磐山崇恩寺主持法会②。他沉静寡言，敏悟勤奋，师事月老，不离左右。月霞见其好学不倦、德才兼备，深悟所授各宗经旨及临济妙明真心、般若真空妙有之体性，而又心地清净，尊敬长老，暗自喜之。

    1917年6月，江苏常熟虞山兴福寺施主、耆绅钱鹏年等以虞山兴福寺为萧齐古刹，近因住持乏贤，致寺产质卖殆尽，胜迹荒凉，遂至常州天宁寺，参拜该寺方丈冶开清镕老禅师(曾任民国政府核准《章程》后的首任中国佛教总会会长)，礼请冶开莅临兴福寺主持法席，规划中兴。时冶开因赈灾法务冗繁，遂命法徒月霞分灯兴福寺，并以另一法徒应慈相佐。农历七月一日，月霞奉冶开之命，于兴福寺升座。月霞秉拂伊始，即以振兴教法、培植僧材为急务，筹建华严学院，院址选择在山门东侧之救虎阁及龙神堂内，并赴杭州办理迁校事宜。亲手制订《简章》，命其法弟应慈主其事。持松亦随侍月霞至寺，受命掌书记职兼督工役。他平时手不释卷，长幼见之皆赞。月霞受诸方邀请，为法勤劳，不及半载，胃疾复发，即至杭州玉泉寺养疴，病重弥留之际，执应慈手谓曰：“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应慈当即允诺，遂以终身弘扬华严为务，一生未作方丈。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月霞老人圆寂。持松亲自背恩师灵骨由玉泉寺回虞山安葬，建塔于兴福寺狮子口，立碑于前，碑文曰：“终南道者华严座主南岳下第四十六世天宁分脉兴福中兴月霞珠公老和尚觉灵塔”。月霞、应慈、明镜、惟宽及后之圆瑛均为冶开得法弟子，皆有大成就，惜明镜、惟宽早寂。月霞长于应慈十五岁，研究华严教义深入渊海，曾请示冶开欲令应慈从学，冶开许之。从此，应慈随侍月霞左右，曾协助月霞在沪上办华严大学、于常熟兴福寺办华严学院。月霞圆寂后，应慈视持松如子，爱护有加。持松亦恪尽职守与孝道，得月霞、应慈教导，研究华严大教颇为精深，深得其真髓。

    1918年2月，月霞丧事既毕，应慈宣读月霞密函遗嘱，布告大众由持松嗣法月霞显珠禅师，为南岳下第47世(以南岳怀让禅师为一世，即临济宗43世)，法名密林，及继任兴福寺住持职，并佐以法弟惠宗(密明)、潭月为监院。时丛林住持多属德腊俱高之法师方能胜任，而持松年仅虚龄二十五岁，学习及侍月霞仅三年，论其德腊均不及当时之应慈，而月霞竟遗嘱令应慈让贤，使持松继任，实足为奇。

    持松住持伊始，当地各界既怀疑新住持之道德文章，又不知这位年轻客僧何以堪任大位，故多观望。然持松终不负月霞老人所托，于寺内事务，事必躬亲，整饬有方，四方僧众，日渐敬服。当地信众见庙宇整洁，僧众雍和，殿像庄严，香火盈盛，均大感意外。络绎来访者日多，与持松交谈，见其恬静自如，广征博引，疑惑顿消，皆赞新任住持年轻有为，学识渊博，月霞老法师真慧眼识英才。

    持松承继月霞先师遗志，得应慈协助，续办华严学院，改名华严预备学校(全名“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预科讲习所”。1922年后曾易名为“法界学院”)，持松任校长，应慈任监督，学校设预科3年、正科3年，学生每期50—60人，僧、俗均可报考入学，以佛经为教材，有《华严经》《楞严经》《楞伽经》《圆觉经》《俱舍论》《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等，并授中国文学如《左传》《孝经》《古文观止》《唐诗》以及历史、地理、算术等课③。持松亲自授课，并邀常惺法师为教务长。由此，造就僧材甚多，著名者有苇舫、苇乘、存原、正道、福善、智开、默如等。

    持松续办华严学院颇有成绩，应慈遂以“华严法界观门者、天宁法脉兴福寺分灯之中兴砥柱”称誉之。而纵观近现代华严中兴者，实有赖于月霞、应慈、持松三位高僧。如今，华严宗已经由三位高僧门人如智光、成一、净海等诸师传至海外，于智利、美国等国及台湾岛内成立了诸多华严社团，成就卓著。

    1921年8月，《摄大乘论义记》④以“虞山兴福寺师奘沙门密林持松”署名开始连载于《海潮音》，时间长达19个月，震动了整个佛学界。持松于《摄大乘论义记》中广征博引“第八阿赖耶识”的存在，阐述其功能，指出：“唯识法相，异名同宗”，强调“转识成智”之必要。他说，第八阿赖耶识，同时含藏清净及一切由前五识和第六意识思维而分别生成之烦恼及“我执”“法执”二障之杂染种子，故“第八阿赖耶识”又称“藏识”，“根本识”。第七识又称“末那识”，常跟随“第八阿赖耶识”，执之为“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根本成见烦恼，且恒思量无间断，执着很深，便使“阿赖耶识”成为生死流转之生命原动力。为“了脱生死”，持松提出：必须“转”化“依”藏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虚妄分别，使无自性不实之种子成为清净、真如自性之“圆成实性”(即圆满成就真实之自相)。方法是六度、十度万行，并依“胜解”(对所缘之境作出确定的判断)、“惭”(对自己所作自感到羞耻)之力，损“根本识”中染种子之势力，益“根本识”中净种子之功德。因清净及杂染种子无二无别，原本一体而以净久久熏习，“第八阿赖耶识”便转舍“烦恼”和“所知”二障，转得“菩提”“涅盘”两果之所依。根据上述“唯识”“转依”之原理，持松在著作中还具体列述了“转识成智”之“菩提道次第”，融性相二宗、破我法二执、直至成佛境界。

    持松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学习唯识论，又能结合深入到修行实践中去，并由此真正认识到法相宗的修行转依，正是通过阿赖耶识中善恶种子的消长生灭来实现的。持松将学习——实践——研究总结的体会写出来，就把本来深奥难懂的唯识理论演绎得非常通透。其时，法相、唯识学界两大德——南京支那内学院之欧阳渐(竟无)居士与杭州净慈寺之太虚法师正为唯识与法相激烈争论，笔战不息，成为当时佛教学坛盛事。欧阳渐弘扬唯识，认为识外无法为之唯，万法皆由阿赖耶识变出，强调赖耶缘起；而太虚认为各种色法之名相概念，由赖耶引起，强调法相。欧阳渐于《海潮音》阅得《摄大乘论义记》后，顿觉作者见地深刻，有耳目一新之感，遂格外关注。初以为撰者必定是硕德、博识之士，后知“密林”者乃兴福寺青年方丈时，喜出望外。太虚虽此前见过持松，但没想到看似文弱的这位年轻住持会写出如此有分量的大作，实大出其意外。于是，二者皆云，彼将来必为佛界龙象，故甚器重之。得太虚、欧阳两位大德认可，持松亦声名鹊起。此后，至第一次东渡日本止，持松身为禅门临济宗传人，依然致力于弘扬唯识法相。《摄大乘论义记》开始刊发不久，应太虚之请，至杭州永明学舍讲《八识规矩颂》。1922年夏，持松先赴湖北汉口九莲寺华严学校讲《摄大乘论》；9月，由太虚创办并任院长的武昌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持松受邀讲《观所缘缘论》，并撰写《瑜伽师地论浅释》《观所缘缘论讲要》等，亦均属于唯识法相之范畴。1936年，持松还应邀为太虚所著《法相唯识学概论》作序。由此可见持松对法相宗中兴之贡献。⑤

    持松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瑜伽师地论浅释》《观所缘缘论讲要》等。综观其东渡前经历可知：持松对显教各宗都有精深研究，他先研习华严，再习天台教观，嗣法临济宗后，又精研法相唯识，还曾于迎江寺“安徽僧学校”讲授三论宗经典《十二门论》，于各地讲经弘法、著书立说，声誉不胫而走。可见，年轻的住持僧持松已具备深厚的显教功底，为以后的学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渡取回密法，拉开民初复兴密教大幕

    (一)首次东渡，一上高野山学法

    中国密教源于印度，唐时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入长安弘传，中间经过一行、惠果等共同努力，最终形成中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中最后一个宗派——密宗。

    公元804年，日僧空海入唐至长安求法，从不空弟子、密教第七代祖师——青龙寺的惠果法师受金胎两部大法，成为密教第八代祖师。他归国后在京都东寺建立根本灌顶坛，后开辟高野山根本道场，由此空海传承下来的密教被称为“东密”。又有日僧最澄与空海同时入唐，在学习天台宗教义时，又得密教传承，再经其后代弟子的入唐学习，这支密教称天台密教，简称“台密”。一千多年来，由唐代长安密教传承而来的东、台二密一直兴盛于东瀛，至今传承不绝。而我们中国的密教却因会昌法难等原因，至唐末五代时即逐渐传承中断。一千多年后的民国初年，衰敝多年的中国佛教顿呈复兴之势，中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中，禅宗、净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律宗或龙象辈出弘宗演教，或依新发现的古代佛典接续前缘，而唯独密宗仍寂寂无闻。

    依佛教教义，我们世间的佛法，虽然分成多宗多派，且枝繁叶茂，流布全世界。但世间上不管大小事物总离不开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佛法也如此，各宗派的目的虽然都在于了生脱死，回归法界自性本体，但各宗派的主要根本理论和实践方法并不相同。就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而言，前七宗有了典籍，即可依典籍来指导事相实践，而密法则不同，不仅需要典籍，而且还必须有传法阿阇黎口传心授、现身指导，这即是密教独有的事相即实践，由此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最终达到即身成佛这一最高法界成就的目的。并遍施法雨，普度众生。因中土密教已经断传千年，典籍大多在会昌法难中湮灭，更无人指导，寻求外部帮助，已成为恢复密宗的不二选择。

    1922年冬，持松阅《法轮宝忏》，觉瑜伽密义幽奥难解，经了解得知上述情况后，发心东渡学密，决意挽回千载绝学，并藉此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以为改革中国佛教之借镜，遂毅然辞住持职于法弟惠宗，与大勇法师联袂东渡，由此揭开了复兴唐密的大幕。⑥

    在此要说明的是，至今，诸多文集、专家学者及持松《自述》中皆云“孤身东渡”。持松艰苦求索，初次虽有仁者同渡，乃后皆分散。回国一年后又二次赴日，出席东亚佛教大会，被推选为教义研究部理事，且会毕只身先从权田大僧正习新义真言宗，然后至比叡山学习台密。最后再登高野山，再习古义真言宗，得三宝院流第51世阿阇黎位，遂将唐密精髓悉全取回，于国内大力弘扬，续千年绝响，故众人皆以“孤身东渡”赞之，良有以也。

    持松到达日本后，先于东京帝国大学语言系习日文，后辗转至空海大师开创的东密根本道场——纪伊县高野山，礼天德院住持金山穆韶阿阇黎，修四度加行、正行，受口诀心传，以心印心传授。持松东渡所受法脉，即是空海大师从长安密教传承而来的唐代密宗也。

    金山穆韶(1875—1958)，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第63世和三宝院流第50世传灯大阿阇黎，高野山天德院住持，高野山大学著名教授，历任宝寿院门主、修道院长、高野山大学校长、金刚峰寺座主(第396世，1953年2月—1956年2月)、高野山真言宗管长。有《弘法大师之佛教观》《秘密宝钥大纲》《真言密教教学》《真言密教教理史》《大日经研究》《弘法大师的信仰观》等诸多著作传世。金山穆韶博学智深、戒律精严，坚持终生素食独身，乃是日本近代杰出的真言宗高僧。1927年，曾随日本佛教考察团来中国回访。

    金山穆韶对持松关爱有加，亲自传授，对真言宗的事相、教相一一给予具体指导。而持松更是精进不止。他有坚实之显教根底，为挽回千年唐密绝学，勤奋有加，虚堂听受，勤修加行。修至次年春，穆韶大阿阇黎遂为持松开坛，持松投花得不动明王为本尊，得赐号为入入金刚。持松如法修持，深观慧解，终获相应成就，遂从穆韶得金、胎两部大灌顶，受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一流传授，得六十四世阿阇黎位。

    其时，大勇得阿阇梨位后已先回国。另有来自广东的纯密法师也已东渡，先于1922年冬从高野山宝寿院主高冈澄心阿阇梨得两部大法灌顶，继又于1923年又从金山穆韶阿阇梨重受传法灌顶，兼受秘密灌顶并悉昙章、两部各尊仪轨等法，后于1924春归国，居潮州开元寺，后其事迹不详。1923年，显荫法师求学密法，以御室仁和寺浦上隆应大僧正为根本上师，又从金山穆韶阿阇黎学密，1925年得授法灌顶后回国，惜数月后便在上海圆寂，年仅24岁。

   1923年9月，因东京大地震，加之川资告急，持松遂尽携真言宗各种经轨及祖师著作、法器、法物及大藏一部等归国。宿愿以偿，法喜充满。林子青先生(曾出家，法号慧云，先后任教于常熟法界学院和静安寺佛学院等)说：“佛教学生出国时都是带着中国佛教经典去的，只有持松法师是将中国失传之密教经典从国外带回来，这更是一种爱国爱教的表现。”⑦

    (二) 二次东渡，兼习东密新旧两派及台密

    1925年秋，持松被推选为代表，随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并负责中国代表团的文牍。11月1日，大会正式开幕，持松撰《东亚佛教大会祝辞》，并被推选为教义研究部理事，与日本佛教著名学者南条文雄、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河口慧海等相交最深。持松在会中报告谓：

    研究佛教，当用佛之方法研究之。佛之方法为何?曰：摧邪显正而已。今之世不虑印度邪说之流行中日两国，而中日两国近时，所醉心狂嗜之欧西哲学，实为光扬佛化之障，吾人欲截断此等邪流，固不能不先事探索。夫既探得之后，即当用佛法之正理，一一摧夺之，然后方能主纯粹佛法于不败之地。每见今世学者，有以佛法附会西学者，是匪惟不能自立，抑足自残而已。⑧

    会后，至新澙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得传法院流49世阿阇梨位。次年(1926)4月，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因持松于天台教观早已通晓，驾轻就熟，以中院流阿阇黎之身早已熟悉坛场各种如法威仪，故很快卒业，且并没有再继续申请得台密阿阇黎位。稍后，持松二上高野山，礼金山穆韶阿阇黎为根本上师，继续研修古义真言宗，受三宝院和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补习梵文文法，修习至第二年(1927)春得三宝院流51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传授。临回国前，金山穆韶阿阇黎付与自己珍藏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陀罗，永垂纪念。时持松虚龄34岁，已集密教真言宗古义、新义及台密，兼融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于一身，得三个灌顶传法阿阇梨位，诚难能可贵，千余年来罕见者也。即使在日本，囿于流派之别，且各院传授自为规范，亦不可能尽得各派之法及传法阿阇黎位，而持松兼得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曰：“复兴唐密，关系重大”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密乘大德无不为之努力，其中最突出者，当推持松法师。”⑨

    (三)三次东渡，购置法器并得授记

    1936年农历三月，持松偕湖北的汪书诚居士赴日，采购密宗法器以备重建真言宗道场之用，并周游日本列岛，考察各地佛教。闻昔日旧雨，多已物化，感慨唏嘘，弥增叹息。农历四月，持松归国。

    在日本期间，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某夜，似睡非睡间，持松见宏大庄严之坛场光明璀璨，香花灯涂，种种瑜珈，陈列整齐。坛中，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微笑言曰：“汝终年弘法利生，显密双修，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并悟证金、胎不二，定慧即一。今与汝授记，将来成佛，号曰‘松华如来’，今请汝本尊不动如来为汝作大灌顶，海会众圣咐嘱证明。”又曰：“汝将来有金刚力士、部母、众位菩萨辅佐……”刹那间，金山穆韶上方，不动明王及诸圣众从云间幡盖而降，并从诸莲华座中流出甘露，化作光明，照于其身。本尊上师慰语相加，勉其“百尺竿头，不断向上”。持松铭感顶礼，恩谢佛恩加被及授记，并发大誓愿，曰：“松华如来发愿于南方庄严满月世界作为依报，以十种大愿摄引众生，上报下化，永无穷尽。”此时，天花四飞，天乐妙舞，均为此庆典赞喜也。此事记录于持松晚年所著并交由弟子超晔保存的《松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及《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文稿，就学术上暂且不论，但其佛教上的意义非同一般。

    (四)关于持松东渡学法的评价

    1925年，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法师曾在庐山大林寺以《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为题发表演讲⑩：

    全国缁素既知密宗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多，先则粤之纯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

    太虚此言是十分中肯的。据现在公开的资料可以发现，大勇虽然也在高野山得到了阿阇黎位，但求法于高野山时，“皆因留学之时间甚短，故希望自事相先授而教相教以大体之修学方针，当自研钻云云，故即入事相主以悉昙、真言陀罗尼、四度加行、曼荼罗诸尊之三密门灌顶等授之。”(11)但他对东密的阐释受到了其师的批评：“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以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12)历史事实是：大勇法师于1923年回国后，不足半年间，先于上海传法，继至杭州开坛灌顶传法，又至武汉，再赴北京，后又决意入藏融合东密藏密，遂组织人员西行求学，因受阻滞留于四川甘孜，于1929年逝于此地，终年37岁。闻大勇法师病逝噩耗，持松曾撰《募建大勇阿阇黎灵骨塔捐启》以援之。(13)

    显荫法师天资很高，1923年乘查看日本救灾之机，转而求学密法，以御室仁和寺浦上隆应大僧正为根本上师，又从金山穆韶阿阇黎学密，1925年得授法灌顶后回国，惜数月后便在上海圆寂，年仅24岁。

    此前东渡学密的还有来自广东的纯密法师，先于1922冬从高野山宝寿院主高冈澄心阿阇梨得两部大法灌顶，继又于1923年又从金山穆韶阿阇梨重授传法灌顶，兼授秘密灌顶并悉昙章、两部各尊仪轨等法，后于1924春归国，居潮州开元寺，后其事迹不详。

    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东渡取法僧人是谈玄，湖南人，1926年东渡从高野山密宗学院玉山阿阇梨学密，得传法灌顶，归国后主要从事密藏研究。1934年7月，再次东渡，依高野山隆筵阿阇梨重修古义真言。11月转至浅草寺习台密，次年9月受传法灌顶。1935年12月谈玄法师从日本携归2000余种密宗典籍和许多密宗法器，曾于上海佛学分会公开展览，引起不小轰动，可惜未久即因咯血病圆寂。

    与谈玄相比，持松虽然没有得台密法位，但因其有天台基础，又已学过东密新、旧义两大流，习其仪轨即事相就足矣。

    综上所述，在诸多取法回国者中，称持松是最完备者，并不为过，且其寿命达虚龄80岁，1972年圆寂，这为他归国宏传密教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再者，持松学法，并不限于一流一派，而是融会各家各流。他不仅获得了东密古义、新义的三个法位，而且还专门到台密根本道场修习仪轨，不以得其法位为目的，而是重在体验、融合，而恰是这种不拘派流的做法，才使取回的密藏在中土传承下去，使得唐密得以复兴。

    三、竭力弘传各地，做中国密教复兴的主将

    三渡东瀛、取回密宗的持松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以极大的努力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密教复兴的步伐，成为本世纪密教复兴的主将。

    持松弘扬密教的整个过程，依时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23—1925年，率先建坛修法，开风气之先

    1923年持松第一次东渡归国后，持松暂入住常熟兴福寺。湖北同乡韩惠安居士欣闻持松携法归来的喜讯，来兴福寺相邀。持松遂至沪上韩居士家中设坛，为众居士结缘灌顶。稍后，持松受杭关监督陈鲸量、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陶叔惠之请，于杭州菩提寺讲经传法，并设坛结缘灌顶，百余人入坛受法，月余竣事。持松将日本高野山反哺之唐密弘传汉土，成绩斐然，受法者欣喜不已。

    1924年春，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珩珊)，及李馥庭、汤芗铭、李开侁、陈元白(曾任桂军司令)诸居士迎持松至武汉。途经安庆，常惺法师迎至迎江寺“安徽僧学校”，于第一教室开欢迎会。持松于会上致词，讲述赴日学法情况(14)。3月，持松抵武汉，受到萧耀南、李馥庭、汤芗铭、李开侁、陈元白等人热烈欢迎，诸居士迎请持松住持武昌洪山宝通寺(15)。在此后的两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1924年6月17、18两日(农历五月十六、十七日)，持松应信众之请，于武昌佛学院灌顶传法，时大雨连绵，而求法者不避泥泞，源源而来(16)。持松还接受武昌佛学院院长太虚法师的邀请，受聘为佛学及梵文教授。持松精通梵文，两次东渡回国时曾带回《梵语杂名》《梵语千字文》《梵语心经异译本》等唐代梵语典籍，这些典籍现仍陈列于上海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

    二是第一次修建仁王法。因我国频年烽烟，灾害并至，生灵涂炭，举国愀然，萧耀南乃于1924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亲往宝通寺，礼请持松庄严道场，敬修“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七永日，祈保国泰民安。持松遂慨然应许，启建仁王护国法会。建修护国大法，为我们千余年来，密教之创始也。湖北善信，见此难能希有之道场，皆生敬慕，弥增信仰，俱就持松受印明。(17)

    三是开坛结缘灌顶。仁王法会期间，缁素公请每年于洪山特建结缘灌顶坛六天，以普善缘，弘扬密教。持松应许后即于10月31日(农历十月四日)起，开结缘灌顶坛，并亲撰《结缘灌顶缘起》，“每日来山受法者，不下百数十人，虽风雨栉沐，无所阻滞”，真可谓盛况空前。因信众强烈要求，持松答应明春天气和暖时开坛传金刚界、胎藏界结缘灌顶，以结善缘。(18)

    四是修孔雀明王法祈雨。1925年入夏以来，鄂省久旱成灾，当局多方祈祷，雨泽仍无。商埠督办汤芗铭素重仰佛法，因与萧督说密宗祈雨之灵验，萧氏当即委托其相请，遂将正于苏州传法之持松请回。持松乃于7月29日(农历六月初九日)起，在宝通寺设孔雀坛作法，原预修七永日，修法三日即霖雨大霈，岁赖以熟。汤氏以佛法有灵，且私下向萧担保三日内必雨之事已遂，乃当夜即致电报告萧氏。(19)

    五是第二次修仁王法。祈雨结束后不久，当时豫督与鄂督萧耀南矛盾很大，形势对萧非常不利。于是萧乃前往宝通寺，诚请持松启建法会以禳之。持松遂再次修仁王法，卒告安谧。(20)

    六是建立宝通寺真言密坛。萧目睹上述持松修密教的一系列感应，知祯祥所致，皈向深虔，斥资巨万。持松欣然主之，筑法界宫、瑜祗堂，并购置各类法器，绘诸尊曼荼罗，建立真言密坛，拟就洪山宝通寺为真言宗根本道场，树国内风气之先，使失传千载之唐密在中国得以延续复兴。(21)

    建立宝通寺真言密坛——法界宫，是持松第一次学取密教回国后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上述五件事的必须归宿。同时，中国佛教历经唐武宗会昌法难(845—846)，佛典图像被毁坏，后各宗虽有中兴，亦仅是相续而已。佛教在汉地实际广泛流传之法门，乃是持名念佛之净土宗及不立文字之禅宗，此等宗派于修行中并不太注重道场的布置，而今骤见此绝妙庄严之密宗大坛城，复一代以来未有之宏规，持松乃唐惠果和尚以后之第一人也。众善信学密之兴趣倍增，得此密法无不激奋，皆崇敬与恭迎持松之归来也。此后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乃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在湖北期间，持松还于1924年5月，到武昌博文书院青年会演讲。应邀为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讲解《金刚经》大意。由此可见，持松此时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对密教弘扬虽是开始，但贡献还是很大的。
   
    (二)1927—1947年，赴各地讲经传法，播无数金刚种子

    1927年，持松第二次东渡归国之时，国内形势大改，武昌被围，国民革命军进驻洪山，宝通寺遭毁，原法界宫内真言宗坛场亦无法使用，遂应沪上众居士邀请，居停上海，先挂锡于小南门之灵山寺，得相林法师热情挽留。自此后，持松应各地之邀，讲经传法，随缘济度，往来奔走，无有停歇。这一段时间，持松的弘法行动有：

    一是讲经各地。1927年归国不久，即应邀于沪上功德林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日经住心品》。《仁王护国般若经》系佛当年为印度十六国诸仁王讲各护其国，使之国泰民安的经文，历来非常受重视。鸠摩罗什之旧译本无陀罗尼，故作念诵法不备。及不空新译经本有陀罗尼，且别出念诵之仪轨。此经属于杂密部类经藏。1929年春，朱庆澜(子桥)将军与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熙人)请持松赴东北讲《仁王护国经》，遂于夏日启程，途经金陵，在古林律寺为程潜(颂云)将军授居士戒。6月26日，持松与常惺法师等人至北平，北平僧界及朱庆澜等于东车站迎至柏林寺，当日大众恭备午斋。居寺月余，编《仁王经阐秘》四卷；《仁王经》自来注疏最多，而《仁王经阐秘》依真言宗理而为之解，用浅略、深秘二种意义，解其秘要，实未之见。持松为朱庆澜将军授灌顶皈依，赐法名“超愿”。持松又至北平居士林演讲，并灌顶传法，受请任居士林最上导师。7月，持松抵沈阳。25日(农历六月十九日)，“仁王护国法会”正式开始之日，张学良将军偕翟文选入坛护摩受戒。法会期间，大师每日上午8时至10时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并为信众灌顶传法。法会毕，道出榆关，为奉直战争枉死者施食回向。随后，朱庆澜将军于北戴河发起暑期讲经会，持松与常惺法师赴会更互讲演达半月之久，并游北戴河避暑，至联峰山观音寺与信众结缘。秋八月，持松偕朱庆澜将军谒五台，所过之处，随宜开示。设千僧斋于五台山，为信众结缘灌顶。朱庆澜将军十分敬佩持松之博学高风，二人于弘法期间建立了良好的真知法谊(22)。1930年春，持松受邀于汉阳归元寺讲《楞严经》。蔡元培(孑民)先生率男女生徒十余人入座听经，叩哲学与宗教大意，及以美术代宗教之利弊等。持松作《哲学与宗教》贻之，后来以“入入金刚”署名刊于《佛学半月刊》。农历四月，宝通寺传三坛大戒，礼请持松为传戒大和尚，湖北新洲报恩寺新僧本焕法师等从持松受具足戒。农历十月，持松讲《仁王经》于武昌莲溪寺。1935年农历四月，于武昌莲溪寺讲《圆觉经》。11月12日，普提学会于沪上成立，公推九世班禅为会长，印光法师为副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屈映光为副理事长。鉴于持松在密宗方面的突出成就，专门聘其为导师。1937年农历六月，持松复往汉口九莲寺讲《金刚经》，据此集成《金刚经浅注》二卷。1938年夏，持松于上海净业社，为九世班禅追悼会讲《胜鬘经》，并据此编成《胜鬘经浅注》二卷。总体看，持松取回密藏后，所讲各种佛经有显有密，且以密解显，显密圆融。持松每次讲经之前，都对所讲的经论进行充分的研究，且讲经时十分认真，把要说的说透，把要讲的讲明，不致让人存惑。他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显见其高尚的品格。以此故，持松每次修法讲经，总是听众满座，甚至有的站在门外坚持听讲，可见其深为佛教界所赞崇。

    二是灌顶传法。自第一次东渡归来，持松每次讲经必有灌顶传法。除上述讲经法会外，值得一提的传法灌顶活动还有：1927年冬，持松为蒋竹庄(维乔)居士等授“十八契印”于清凉寺。“十八契印”乃四度次第中十八道念诵次第，其中须结诵十八种契印真言，是为修习金刚界或胎藏界正行之前方便。1928年春，持松传法于沪上净业社，为常惺法师、赵恒锡(炎午)、叶荃(香室)、陈圆白、李开侁、欧阳任、欧阳振声等居士结坛授法，加行半载，受明灌顶，共历时一载有余。其间，太虚致函相商成立中国佛学会事宜，并附寄《佛学会章程》。因持松预先已有约：“修法期内不会客，不看报，不预闻外事，任何团体概不加入”，乃回书婉拒(23)。1929年，为屈文六(映光)等居士灌顶。李隐尘亦息心从持松学密。1930年，应中国佛学会发函邀请，持松前往南京演扬密宗法要，自12月1日至10日，每晚7时至9时讲：《大日经住心品》，四众听者如云，并分期在毗卢寺、居士林及觉林三处，为听众结缘灌顶，一时与会者莫不欢喜踊跃，叹为稀有。14日上午于觉林举办欢送会，下午护送持松出城至下关火车站，转赴无锡弘法(24)。1931年4月，持松至湖北沙市章华寺讲《维摩诘经》，期间为信众授皈依并灌顶传法。又往宜昌居士林四日，讲《心经》《大乘起信论》，说密乘法要，并应邀为200余人授皈依三昧耶戒，灌顶传法。朱庆澜将军发愿恢复西安大兴善寺密宗道场，函电交促，礼请持松前往西安就住持位。适汉口大水，车轨被淹，以致未果行，后来又应朱居士之请，为大兴善寺大殿撰写抱柱楹联，此联至今仍在。1932年，至汉阳归元寺讲《大乘密严经》，灌顶传法，并传授十八道法。又应汪书诚居士之请，持松至其私宅为信众讲《摄大乘论》及《因明论》。复于武昌抱冰堂设真言坛场，为湖北省主席夏灵炳及徐源泉(克成)将军修炽盛光尊胜佛顶大法，以荐拔阵亡士卒。1933年，赴汉口圆照寺讲《金光明经》，并传法灌顶。1934年4月，至武昌莲溪寺讲《圆觉经》，并灌顶传法。1935年春，持松于汉口九莲寺讲《维摩诘经》，并灌顶传法，或应弟子要求，观机进一步传授各尊之印明等。1936年，于汉口九莲寺讲《金刚经》期间，适逢湖北省主席杨永泰遇害，应其家属之请，持松为其普结法缘，灌顶修法七天。秋，应邀至宜昌居士林作开示并灌顶传法，所讲《密宗大意》之文字记录，载于《佛学半月刊》《宜昌居士林林刊》与《佛教日报》等。12月，应上海居士沈氏之请，特地从鄂至沪，为沈氏之亡夫修法一座回向。1946年，应邀至杭州等地讲经传法，结缘灌顶。年末，持松应请赴浙江余杭任径山寺住持，受到当地佛教界热烈欢迎。总之，持松应上海等各处信众之请，多次举办各种法会，利益众生，受灌顶皈依学法者甚多，因年代久远，复历经时局之变动，故无法详细查考彼等姓名也。持松虽然名震道俗，皈戒之人众多，但他从不趋附达官贵人，也从不为那些官气、俗气十足的显贵们灌顶。有时这些人等上三四天也见不到持松的面，即使求见后，也常常数十分钟听不到持松的一句话。而一般信众请示灌顶，他都随时给予接待，真正做到了普度众生，观机授法。

    三是建坛修法。1936年，朱庆澜、王一亭、屈文六、太虚、圆瑛、江味农、范古农、赵朴初、简玉阶、关炯之等229人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5月28日至6月3日于沪上觉园建“丙子息灾法会”，因持松有“尽集野泽三十六流、台密十三流”之美誉，被郑重邀请担任东密主座，主修尊胜佛顶法，禳灾祈福，祈请国泰民安。持松讲经三座，修法五坛。他头戴五智佛冠，长缨飘拂垂膝，身披金缕袈裟，端庄严丽，威仪非凡，上座入坛，从容进止。每日皈依受灌顶者川流不息，沪上一时呈现如此盛况，各界人士奔走相告。盖自唐惠果阿阇黎主法长安以来，迄未见过如此庄严胜妙之道场，而今上海有唐密之坛场弘传密法，实令沪上人士大开眼界，广种善根也，遂法喜充满，庆幸异常。1937年1月，沪上菩提学会、佛教净业社以及佛界闻人王一亭、简玉阶、朱子桥、屈文六、关炯之、黄涵之、胡厚甫、闻兰亭、赵朴初等居士发起，恭请持松于上海觉园密坛修建“尊胜佛顶大法护国息灾法会”七永日，“全坛清净庄严，功德殊胜，灵感颇多”(25)。1937年7月，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持松率先为国建百日调伏法会于上海觉园。其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派参军长吕超，及函嘱王一亭、屈文六等入坛代表致敬。各地前来祈求和平安乐之四众弟子络绎不绝，排队入坛，要求皈依、结缘灌顶者难以计数。此次盛会庄严道场，实为爱国爱民之举。1943年，湖北同乡韩惠安居士腾出一所坐落于沪上成都路江阴路交界处之洋房，请持松入住。持松原来曾应韩居士之请题“瑜伽精舍”四个大字于门额，遂作为他弘扬密教的道场。农历七月十三日是持松五十周岁生日，金城银行总经理特于“瑜伽精舍”设素宴为持松庆寿，参加者百余人，都要求皈依。持松遂启建坛场，修“护国息灾和平法会”，并结缘灌顶，着实热闹多天。(26)可惜，次年瑜伽精舍被韩惠安之子收回抵债。1945秋，日本投降前夕，鉴于国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持松乃决定偕弟子陈承辉、许华瀚等数人修“仁王护国法”。但因无坛场，只得于圣仙慈寺之东厢设一方便坛，购置黑布遮蔽，不对外宣说。师徒还商定，每人修三座，择日每天修一座，九日后结坛。如是经常抓时机修修停停，外面无一人知道。

    (三)1947年——“文革”，致力于办学育才，大力建坛弘法，复兴密教

    兴办僧学，培育僧才，致力于佛教文化事业，一直是持松努力的方向之一。他常说：“静安古寺是沪上名刹，海内外卓著影响，应该成为佛教文化事业发展的中心，而静安佛学院则应成为传授佛教文化、宏宗传教，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重要基地。”(27)静安寺佛学院创办于德悟任住持时，聘太虚法师为首任院长。持松接办佛学院后，任命白圣法师为副院长，圆明法师、守成法师、妙然法师先后任监学。持松要求学僧需通过佛学、国文、英语等考试方得入学为此，他率先垂范，对自己也提出要求，聘请外籍教师学习英语，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

    持松系统创建僧伽教育体制，注重学僧素质之全面提高。为此，他自己亲自授课，并增聘教师，师资一时称盛。解放后，持松又兴办静安寺图书馆，请黄忏华老居士掌其事，由此，学僧们见识日广。学僧们说：“院长恬静寡言，而学养深厚、身体力行。他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教、法融合之佛门教育家。”因民主办学，体制科学，静安佛学院造就了济济僧才，其中学僧如自立、了中、圣严、幻生、唯慈、妙峰、性如、性慈等，后辗转赴台湾，成为岛内佛教中坚人物。

    持松弟子众多，续办华严大学(华严预备学校、法界学院)、静安佛学院，至各地僧校授课，培育了济济僧才；常熟兴福寺法系的法子，遍布各地；所培育之华严传人，影响至海内外；而持松于各地传法讲经时从受皈依者，多系禅、净二宗，数量难以计算。而于唐密，持松更是倾尽心血：携回密藏后，讲经必有灌顶传法，结缘者数十万之众，而得一尊一明者也十分可观，能助持松上坛修法者亦不乏人；使中断千年之密宗传承不绝，造福有情，此持松汲汲努力之目标也。而更令人意外欣喜者，持松还有国外弟子。1996年，笔者(时任法门寺博物馆馆长)在日本进行唐密学术交流演讲时，有一位名叫稻谷佑宣的日僧走上讲台，说自己是持松的弟子，现为日本正通寺住持。二人都很激动，用笔交谈良久，意犹未尽。后来，稻谷佑宜还专程到中国法门寺朝拜并寻找唐密传承者。日本高野山大学校长东智学曾告诉笔者：“稻谷佑宜特地在日本为持松建立了纪念冢，以志永恒缅怀先德。”2009年，稻谷佑宣阿阁黎之灌顶弟子、著名梵文专家——台湾的林光明教授特来沪拜访，与持松传法弟子超晔居士及持松再传弟子们欢心会晤，相互勉励。

    在此时期持松多有建坛弘法之举，弘法的重点是复兴密教。例如：

    已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1949年2月15日，上海佛教界的屈映光、李思浩、黄庆澜、陈其来、胡厚甫、祝华平等居士共同起建“以超度历年死难军民，回向世界和平，灾难永息”的四十九日“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并请中国佛教会和蒙藏委员会通告全国各寺庙并佛教各团体。此为近代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息灾大法会，祈愿“凡一切以均沾，尽十方而兼济”。上海地区分设四坛，其中尊胜坛由持松主修，设于法藏寺内，并设护摩、明王共三个法坛，法会期间前来求法受灌顶者络绎不绝，社会反响强烈。期间，持松还于农历二月二日在上海九九电台发表《息灾之意义》广播稿，并为《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封面题签。

    佛母大孔雀明王和平息灾法会：1950年，为响应保卫世界和平之号召，消弭国内灾难，方子藩、屈文六、赵朴初、黄涵之、祝华平等上海佛教界诸大居士发起“祈祷世界永久和平护国息灾法会”，择定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恭请持松在静安寺内主修“佛母大孔雀明王和平息灾法会”二十一天。是日清晨，发起者拈香恭请持松升座说法，时法螺高鸣、法鼓雷震，极其庄严。法会先有二坛上座，下午正式开坛，傍晚施食焰口后五坛同时上座。整个坛场灯烛通明、沉檀馥郁；坛内寂静无声，庄严肃穆。如此文明高洁的火供三摩地瑜伽行法，使众人眼界大开，见未曾见，叹为观止。时清定上师主修藏密大威德坛建于前，此时专程莅临佛母孔雀明王法会现场，观瞻礼拜坛场，并向持松顶礼。法会期间四众云集，修法之前后，入坛灌顶皈依者踵至，实为千载难见之盛况，影响扩大至海内外。持松心情舒畅地说：“数千年来复现庄严道场，真不容易啊。”结坛时，持松又应请向众人传授孔雀明王法。

    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1952年，为响应12月1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海佛教界于同一天在上海玉佛寺举行“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会期49天，礼请百岁高僧虚云老禅师主法。法会期间，持松与圆瑛、应慈、静权、妙真、大悲、如三、守培、清定、苇舫诸法师分别莅会讲经，持松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本生经》。由于高僧云集，早晚参谒者如潮涌至，远达湘、鄂等省，皈依者有数万之众。

    最值得称许的是建立真言密坛，这是持松取回密藏后竭力弘扬的标志性成果。1953年4月他于静安寺内建立真言宗坛场。与宝通寺坛场不同的是，静安寺坛场准备充分，规模较大，规划完美，制作精良，且融东密新义、古义及台密于一体，存在时间长，还有政府支持，因此影响也远非宝通寺坛场可比。

    设立如此庄严布置，及那些形象生动而内容繁复、寓意深奥的真言宗坛场，持松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密教之事相一向非常精细严格，若有规模地兴建正式修法坛场，更须循序如法进行。于是，持松先凭借多次传法、修法之记忆，夜以继日地查对资料，继而又一丝不苟地求购法器，并请著名画家绘制曼荼罗诸尊像。那栩栩如生的大日如来及左右二明王、金刚萨埵和如意轮观音、护法诸天、八大祖师菩萨等尊像，均出自张大千弟子亦即持松弟子之手，然后再依图雕刻成像。持松还从以前由日本购置之法器法物中(时存放于陈承辉家)精选部分如法供奉，其中特别珍贵的是“十二天”画像及日本国宝即金、胎两部巨幅曼荼罗。此外，坛场还供奉有镏金南天铁塔和明代所绘佛像等。

    经过一番努力，静安寺真言宗坛场终于建成。坛场设于寺后大厅楼上，共分五个坛：大坛、护摩坛、圣天坛、孔雀坛、诸天坛。中间主坛称“大坛”，是修法时主要坛场，中央供奉毗卢遮那如来(密教称毗卢遮那如来为法身佛，卢舍那为报身佛即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佛为应化身佛，三位一体，同一自性身)、左侧不动明王、右侧爱染明王三尊塑像。左坛称“护摩坛”是修法时焚烧愿木乳香等，作为供养的坛场，供奉金刚萨埵(即显教普贤菩萨)，后壁悬挂“金刚界大曼荼罗”。右坛称“圣天坛”，供奉如意轮观音，后壁悬挂“胎藏界大曼荼罗”，圣天坛之上中央置金塔，塔内供奉圣天菩萨。坛场东西两壁悬挂真言宗传承的八大祖师画像，分别为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善无畏、一行、惠果、空海。东边一室为孔雀坛，中央供奉孔雀明王，两壁悬挂密迹金刚和真言宗历代祖师法系表三长轴，西边一室，左供奉大黑天，右供奉诃利帝母，两壁悬挂十二诸天画像：东壁为月天、地天、毗沙门、风天、水天、罗刹天；西壁为日天、梵天、伊舍那天、帝释天、火天、炎摩天。

    真言宗坛场开光之日，诸山长老、护法居士等均到寺祝贺，欢喜非凡。是年，在真言密坛举行孔雀明王法会。其后，持松经年如日，坛场入定，修持密法，前列幢幡，宝灯阑珊，行峻律严，功力非凡。自是年起一直到“文革”开始，每逢春秋两季，即春于释迦佛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秋于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静安寺各举行三天修法大会，并传法灌顶。以后又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和诸佛菩萨圣诞日，都举行密教修法，即使持松出国访问期间，弟子们照例上座修法，且修法内容多祈祷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祯祥瑞应，在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此后的14年中，在此受结缘灌顶者不下数十万人。

     至此，失传千余年之唐代密宗基本得以恢复，持松多年夙愿亦得以实现，遂书一联悬于大厅，曰：“信仰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

    (四)对持松复兴唐密的评价

    弘扬密法，是持松一生最亮丽的一笔，也是其付出精力最多的地方。其中两次建立真言宗密坛，于国内各地讲经、传法、灌顶、修法，至周边国家开展佛法交流，都只是弘法的形式，而且他弘法的一个明显特点即是：引显入密，显密兼宏，且显密圆融，多施方便。多年来，无论显密法会，都是会通显密，法会必有灌顶，讲经必有传法，又致力于僧才的培育，因此结缘弟子数量众多。由于他在宏传佛教特别是密教过程中，能与现实佛教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真正的中国密教，相应就奠定了他在中国佛教史、密教史上的地位，其影响是深远的。

    修法是密宗禳灾祈福，祈请国泰民安的主要形式，也是为弟子及众生服务，由悉灾、增益，敬爱、降伏等诸多内容仪式。综观持松弘扬密宗所启建的大型坛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国修法，如抗战爆发前修尊胜佛顶息灾法(1937年1月)一次，战爆发后修百日调伏法会(1937年7月7日后)一次，1943年生日时启建护国息灾法会，后又于抗战胜利前夕秘密修仁护国王法一次，1950年又设坛修孔雀明王和平息灾法。二是为民禳灾祈福。如 1936年的丙子息灾法会，1949年已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等。建立静安寺密坛后，更是定期建坛修法。而在各地举行的讲经法会中，多次讲解《仁王护国般若经》。出访交流，时刻不忘总理的嘱托，由此可见其爱国、爱教、爱民之悲深宏愿。

    由于持松在佛教特别是密教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崇高威信，从1947年起即被推举担任上海市佛教会(全称中国佛教会上海市分会)理事长。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起，生前一直担任常务理事。1954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当选副会长(赵朴初任会长)，1956年当选会长。从近代以来的佛教发展也可看出，上海佛教一直处于领航全国的位置，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圆瑛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首届会长；应慈法师当选第二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在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而应慈、圆瑛与持松的恩师月霞同为天宁寺冶开老和尚的传法弟子，均为持松长辈，且法谊非常。正是由于两代高僧的相互尊敬，爱国爱教，携手合作，确保了全国特别是上海佛教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平衡过渡和弘扬密教的顺利展开，二者即互为因果，又连为一体，相互促进，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四、以丰富和发展密教文化为重点，著书立说

    自第一次东渡归来始，持松即不断撰写密教著述，特别是上海沦陷后，为躲避日伪之威逼利诱，持松即杜门谢客，著书立说。为此，计划将从日本传回之唐密教理、事相等写出，以利来哲修学。至1945，计持松撰写论著、纂注、疏解40余部、70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等计20余种。下面，对其著述作简单介绍：
    
    1927年，持松所撰《住心品纂注》，由欧阳任作序，赵恒锡等捐资付梓印行。
    
    1928年，撰《菩提心论纂注》《理趣经释》《四度加行口诀》《悉昙入门》及《金刚界行法记》《胎藏界行法记》等。
    
    1933年，《贤密教衡》刊于《海潮音》。此文乃1923年持松刚由日本归国，挂锡兴福时所撰，因当时意有末尽，纳于笥中，备他日整理真言密教之资。常惺法师取而读之，私自带至闽南，后将文稿交还持松，不料有人抄去，八年后投于《海潮音》。广东王弘愿居士 (1873—1937)，潮安人，1924年6月，日本新义真言宗权田雷釜来华弘传密法，王弘愿于潮洲受两部传法灌顶)对《贤密教衡》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撰《衡贤密教衡》一文以诘之(28)。为此，持松又撰《贤密教衡释惑》作答。由此，为轰动一时的贤密论战写下了重重一笔。时《贤密教衡》及《释惑》两文收入于右任题签之《海潮音文库》。

    是年，持松撰《金刚顶大教王经疏》，这是中国仅见的一部对《金刚顶经》之疏解，意义非凡，惜文稿于“文革”中散佚。

    1937年4月，持松编撰《佛教造像法式》，并作序。盛唐时，佛教造像法式流传日本，持松从新义真言宗大僧正权田雷釜处学法时取回。权田雷釜深通显密，尤精佛像绘画艺术，著有《佛像图鉴》等著作。持松于此深受其益，对密宗及佛教艺术、坛场及法器布供等有了更深广之认识，雷釜所赠的《佛像图鉴》等资料。持松几次从日本带回的佛像、法器，法物等，大藏经及各代祖师著作，传记，大都是唐代长安密教流于海外的摹本与抄本，很有价值。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乃挥毫疾书“平原常牧马，大道久亡羊”，其忧患之心灼然可见，自此，持松索性蛰居圣仙慈寺闭门谢客，专心著书立说。当时，持松为自己设下一个个课题，要把在日本学到之唐密教理、事相，允许书写的全部写下来，以利后来学者。

    1939，仅用一个月时间，即于当年初冬撰就《密教通关》二卷共十章，灌顶弟子朱庆澜 (超愿)作序(29)。现此书已成为修学密宗的入门必读书。

    1939年撰《心经阐秘》一卷于上海排印出版。

    1940年，皈依弟子李圆净(荣祥)居士约蒋维乔、黄幼希同其他皈依弟子助施并整理，将持松著作分显、密二编，持松等又详加校对后，集名为《师奘全集》，于次年由沪上爱俪园主哈同夫人罗迦陵及姬觉弥居士出资，于上海佛学书局付梓印行，此是首次系统整理出版持松的著述，主要收录《摄大乘论义记》《因明易解》《因明人正理论略解》《华严宗教义始末记》《金刚顶菩提心论纂注》《大日经住心品纂注》《密教通关》《心经阐秘》《苏悉地羯罗经略疏》《金刚界行法记》《胎藏界行法记》《护摩行法记》《密教手印》《密教图印集》《一尊供养行法记》《随行一尊供养念诵私记注》《悉昙入门》等。持松有感而作《自述》，刊于《觉有情半月刊》。

    1940年7月，持松编制的《真言宗朝暮行法》出版。其内容分为《早课》(又名《后夜行法》)《晚课》(又名《初夜行法》)，末附《施饿鬼法》《食时作法》及《朔望礼祖》等。

    1942年9月，持松应邀为《佛学半月刊》编撰两期《真言宗专号》(30)，主要文章有《弁言》《读大日经疏随笔》《金刚顶经要领》《大日经教主问题》《释摩诃衍论之真伪问题》《唯心唯识与六大无碍》《曼荼罗之意义》《六大缘起考》《显密二教之胜劣》等，从而廓清了当时教内外对真言宗的诸多误解，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其在中国密教文化复兴中的领航地位。

    195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两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和合作。周恩来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指示中国佛教协会负责落实。中国佛教协会即聘请著名佛教法师、学者持松、法尊、巨赞、喜饶嘉措、明真、隆莲诸法师及吕澄、黄忏华、周叔迦、石鸣珂等，组成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前后撰写汉文条目原稿400余篇，约200余万言，除已将部分英译稿寄往斯里兰卡供佛教百科全书采用外，后于八十年代由知识出版社将此成果汇编为《中国佛教》 (四册)出版(31)。其中，持松撰写《金胎两部》《即身成佛》两条目，对密宗这两个最为重要的教理内容作出了精辟的、权威性的解释，后此两条目收录于中国佛教协会编辑出版之《中国佛教》第四辑。

    1967年，撰成《松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一卷。

    此外，还为各家佛教报刊撰写了大量佛学和密教的辞章，仅据近年影印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等，就已经发现260多篇(32)，其中有好多文章与密教有关，这些资料的重新面世，是研究持松佛学思想、佛教文化史、近代佛教史、密教史的重要资料，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持松的密教著述不但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一生著述不断，仅于上海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展出者计显密著述已如上述，大都为十年浩劫后重由弟子们手中供奉而来的，而且还有更多文章散见各种报刊，数量无法统计。既有入门读物，如《密教通关》；又有会通显密，显密同参的经典，如《心经阐秘》《仁王经阐秘》；更多的是密教传承的经典，如《金刚界行法记》《随行一尊供养私记注》及各种仪轨，而这些内容均需要由阿阇黎灌顶传授才能阅读修习。持松为丰富密教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

    持松在众多的著述中，阐发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在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密教判教观，这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对密教进行全面判释，意义非同寻常。

    持松取回长安密教后，因其于密教通其精髓，又研究华严深入渊海，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密教判教观。判教是一件大事，是将各类佛典按事段、意义、地位进行归类，非有力透纸背之力不能为也。他在《贤密教衡》第十章“衡所立之教门”云：

    古德云：“森罗万象，至空而极；百川众流，至海而极；一切圣贤，至佛而极；一切教法，至圆而极；诸祖判教，贤首而极。”盖以前代诸德，各述一门，五祖笼络，结成教网《开合自在，卷舒无碍，故华严五祖而后，无复判教之人。今欲仰钻前规，且宗五教。若将密宗根本两部大经用五教判摄，悉是同圆。与法华同为开权显实、摄未归本之教。但法华为显一类机，两部为密一类机也。盖以华严先转山王，极唱根本一乘，信者绝希，于是从本起末，说小始终顿诸乘法门，渐渐引权令归实门，四十九年，调练方熟，于是以法华摄显机，令从开示悟入，证于法界。以真言摄密机，令从阿啊暗恶，证于法界，及乎各从一门深入之后，仍同归于华严根本法界。其门虽别，其入则同。

    在这里，持松没有照搬日本空海大师的《十住心论》，而是采用华严五教的判摄法来判摄密宗，这样做，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佛教，又结合中土实际，对密教在佛教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分析，结论也令人信服，充分显示了他显密圆融的特点。

    五、出访周边国家，扩大包括密教在内的佛教文化交流

    持松一生九次出国，其中前三次在建国前，目的是到日本学法取回密教并购买密教法器；后六次均为解放后政府安排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其主要国际佛教交流活动有：

    访问尼泊尔：1956年11月，应尼泊尔王国政府和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邀请，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第四次会议及南传佛教国家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庆典。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宣扬佛法，倡导和平，制止战争，同时讨论蓝毗尼遗址(释迦牟尼佛诞生地，位于该国境内)的复兴计划。出访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笑容可掬地走来与持松亲切握手，可是发觉持松的手冰凉。当了解到是此会议厅的供暖设备发生故障后，总理立刻说：“持松法师，真对不起呀，咱们说改就改，来，咱们换个地方!”于是，大家随总理来到另一会议厅。随后，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落座后，总理询问了出访准备情况，又讲了很多鼓励的话。接见结束时，总理再次握住持松之手，亲切地说：“我们新中国成立还不久，一些外国人对我们新中国还很不了解。你们到了国外，总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问题，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用新中国巨大的建设成就，用社会主义国家佛教徒的生动事实，去打消他们的猜测和疑虑。国际上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共产党不尊重佛教，说什么我们国内没有一个真和尚”，讲到这里，总理指了指身边的持松说，“难道持松法师不是真和尚?”听到这里，访问团全体成员都哄然笑开了。总理郑重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所有信仰宗教的人。”持松一行没有辜负总理的重托。11月9日，中国佛教代表团的飞机于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一着落，即受到尼泊尔人民的热烈欢迎，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在皇宫设素筵为其接风洗尘。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向尼泊尔捐助10000卢比作为蓝毗尼修复用资，并向国王马亨德拉暨王后赠送了文殊师利菩萨像。在七天时间里，代表团除参加正式大会外，来到释尊诞生地——蓝毗尼园，瞻仰圣迹，遥念世尊，恍然与佛同在!还参观了首都加德满都及拉利物普尔、巴克塔普尔，朝拜了加德满都最著名的圣地瑞扬布塔和迦叶佛塔，以及许多塔庙，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中国代表团在出席群众大会时，受到了当地数万群众夹道欢迎。应国王之请，持松当场为数万群众说法，授“三皈依”。时有数百人求为弟子，持松欣然应允，为他们一一摩顶、祝愿。持松受到如此众多的外国人民崇拜、礼敬，是中国佛教界的光荣，也是其道风高标、德行高尚的生动体现。(33)

    访问柬埔寨：1957年4月，应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持松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先赴印度，后于5月15日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典，受到国王、王后及西哈努克亲王亲切隆重接待，代表团与国王、王后互赠了礼品。持松应请为当地各界信众说法、摩顶皈依。访柬期间，持松接受西哈努克亲王供养午斋，并接受盛意挽留，参拜了佛教圣迹吴哥窟和小吴宫。在金边期间，持松还拜访了几位侨领，会见了侨居的全体中国比丘、比丘尼和一部分侨胞佛教徒，并举行了座谈，就祖国的佛教和佛教工作等问题交换了情况和意见。

    访问越南：结束访柬后归国途中，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率团在越南作了为时一周的友好访问，受到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及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孙德胜的亲切接见，参观了河内、海防和山西省的寺院，并作了报告。在两国访问期间，持松还应邀向柬埔寨王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大听众致广播词等。

    访问缅甸、日本：1957年，结束访柬回国后不久，持松即赴缅甸、日本等国开展友好访问。在东京，一位记者很不友好地问：“你们佛教徒在中国有什么前途吗?”持松即挥笔疾书“信教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作答，以表明中国佛教徒爱国爱教立场。记者见之，哑然而退。

    再访日本：1963年10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也是持松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去东瀛。访日期间，得知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已于1958年圆寂。持松骤闻此讯，内心深深哀痛，顿时涌起无边的思念缅怀之情。代表团的团旗及日本佛教界友人赠送的礼品现均陈列在静安寺“持师法师纪念堂”。

    三访日本：1964年7月，持松随中国宗教代表团抵日本东京，出席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此为新中国成立后持松第三次访日，也是其一生中第六次来到这个邻国。访日期间，他寻师访友，求经问道，继续扩大与日本佛教界之联系，加强了我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交往。对此，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的真禅法师赞誉持松：“六次为法，忘躯东渡，可与鉴真媲美。”(34)

    访问印度尼西亚：1965年4月，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途经香港访问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政府警察总监请求持松收其为弟子，持松乃欣然为其说“三皈依法”，并举行佛教仪式。在印度尼西亚期间，代表团还与当地华侨一起做功课。

    新中国建立后，持松访问尼泊尔、柬埔寨、缅甸、越南、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使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了新中国，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对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成就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博得了中外人士的崇高敬仰。
 
    六、持松密教法脉传承的特点

    密教源于印度，是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依佛教教义，显教是释迦佛的说法，而密教为法身佛大日如来(音译作摩诃毗卢遮那，又作毗卢遮那佛)述内证法乐之境界。大日如来传法金刚萨埵，是为密宗第二祖。金刚萨埵据大日如来内证法乐之境界集成密法之两部根本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并将之藏入南天铁塔(然其全息意义乃有情本身法界之塔也)，以期待后世有缘者。释迦牟尼佛灭度800年后，龙树菩萨开塔承此大法；树传龙智，龙智 (达摩笈多)等了七百多年才传与善无畏与金刚智及不空；至唐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先后来到中国长安等地，将密教由印度传入华夏，形成中国密教，因形成于盛唐，故又称唐密，也可解为唐密是唐代密宗的简称；后又由中国再传于日本；至民国时期，持松由日本复再传回中国，使中断千年的佛教八大宗派中的密宗得以复兴，绵延至今，因此，密教有待机而传之说法。

    综观持松自日本取回长安密教在中土弘传，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各流汇集一身，东台二密兼融。

    持松不仅获得了东密古义、新义两大法流的三个传法阿阇黎位，而且还专程到台密根本道场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因其早年即有坚实的天台教观基础，并已是东密阿阇黎，体验修习台密事相，即已经对台密有了切身体验和掌握。因此，他所传承的唐密，本身就已经融合了东台二密，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环境进行了融会，这也是静安寺真言宗密坛布坛显现的特点。正因如此，对于日本各流派于手印有不同之处，持松一一研究后皆能解释，互通明了。持松认为不能纠缠于此等表面形式之中，更不能取枝末舍根本，而是要求证得五智实相、究竟成佛为根本。他回国后传法，是以唐密真言宗面世，自然具备了唐密的中土特点。

    (二)会通显教密教，显密平等圆融。

    持松在学密之前，已经对显密各宗尤其是华严、天台、法相有了精深细致的研究学习，且能融会贯通，自身又是禅宗临济法子，在佛教界已经有了较高的声誉，他的显教理论是扎实通透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回国后宏传密宗时，都是显密结合，讲经讲法多是引显入密，显密圆融，且十分透彻。在他的著述和文章中，从没有出现密高于显的说法，而是一再强调显密乃应不同机缘而设的法门，因此，目前也没有见到对他的非议，由此，各界信服，踊跃跟随。

    (三)承继汉地传统，融入中国现实

    主要表现有：①始终身着汉传僧衣，严格秉承汉传佛教之行仪。无论是国内传法还是到国外出访，都是如此，体现了他对中土佛教传统的尊重和爱国精神。②礼佛始终依密教经轨所传五轮投地顶礼(《密教通关》内有详释)。③行法时揉搓念珠发出声响。困持松遍览大藏典籍，未见搓念珠之出处，故仍依唐译仪轨所载之方式持用念珠。④持松在主持各种密教法会时，专设一“经声不断坛”，采用汉地传统的“依文直颂”法转读经文，而不是日本的作法。持松所撰之密教各种仪轨及行法记中，于各疑点，查考诸节，引经据典，详加注释，将身、口、意及观想各要点讲述得非常清楚。卑弟子们读后能深入领悟，不为之困惑，如各流派之手印不同，礼佛之形式有异等等，弟子在读持松著述后，常惊叹感悟，读到心领神会，皆起身鹊跃，法喜无量，感恩赞叹。
  
    七、持松晚年及付法情况
   
　　 (一) “文革”中的情况

    1966年6月6日，“文革”浩劫来临，持松在处事上虽从未有半点瑕疵，但此次动乱也未能免难，“文革”初始即受到冲击，通知接受审查。他被污蔑为“反动佛学权威”“特务”“地主”，批其写“黑诗”“黑文章”“讲黑经”，甚至把国外信徒一再要求并经领导同意在国外举行的一些正常宗教活动，也被说成是“在外国放毒”。全国展开扫旧风潮时，他住持的静安寺被捣毁，经书遭焚，大火三昼夜方止，僧众被迫离散。待他受审查后归来方知，静安寺已面目全非：原有法物被毁，真言密坛被砸，曼荼罗巨像等不知所踪，文物散失迨尽。因寺将改设为工厂，已不允入住，他只得借居于上海山海关路一简陋民宅栖身，经济上只给最低生活费。

    虽逢此难，持松依然内心自在，仍时刻在默观修持之中，随缘顺受，毫无怨尤芥蒂，且不以此影响观修，相反，还风趣地对弟子说：“以前整天埋在事务堆中忙不过来，现在可好，可以整日作观了。”
　　
　　“文革”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方便弘法，接此有缘者。持松在民宅居住期间，与邻居相处十分融洽，大家被其德行修持所感，陆续随其学佛。另外，尚有诸多素不相识者多次前往寻找持松，找到方休。这些人多系武术入门者，还有中医师如顾鸣一等，他们对持松都非常仰慕，希望能在定功等方面得到指点。诸人在持松指导下，皆如其所愿，各有进步。二是精进修持，达法云地成就。在这期间，持松依密教修行更为精进，修持由“欲界观”经“色界观”最终至“无色界观”，按照密教十地阶位，地地上进，至1972年春，于定中得到根本上师金山穆韶的印证，五色界观已圆成，入法云地，这些情况都记录在他晚年诗词中(35)。他还发愿于南方庄严满月世界成就松华如来，将《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36)留于后人摄受有情，其生平所作所为就是为这个艰巨宏伟的目标奋斗。不求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佛法不离世间觉，不舍悲愿救世间，正是其真实写照。极为少见的是，持松那时虽遭不公正待遇，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利用这一时期观修不止，直至法云地成就。

   (二)动乱时期安详圆寂(37)

    1972年初秋，持松于中脘扪及一块物，9月12日至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检查后入住病房，经钡剂摄片等仔细检查，未发现胃肠道有何病变与肿块。于9月16日上午剖腹探查，发现胰尾部位有一块状物，诊断为胰尾肿瘤，未作切除。缝合后情况良好，晚间微有疼痛而已。其实，这一痞块即其幼时于腹部摸到之块物，自出生即一直与其身相随，自他出家后隐没消失，直至此身最后涅架槃时复现，真乃因缘不可思议事也。住院近月，持松体重有所增加，面色也白润端庄。9月22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夜雨不止。持松入于定中，见天上放大光明，先为红光，后为白光，继之皓月当空，朗照内外。久之出定，定境不变，满室生辉。欣喜之余，唤室友同赏明月，反遭趣笑，遂自感自吟：


    皓月当空，星光互摄。

    入我总持，庄严圆密。

    法尔如是，无生无灭。

    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佳节，是日秋高气爽，惠风和畅。持松晨起精神良好，乃理发、沐浴、更衣、剪甲，整日饮食甘馨。下午在医院园林作登高游步，按医嘱准备次日出院，晚间，持松与病友们谈笑自若，毫无病苦之状，岂意早定涅槃之期。10月16日 (农历九月初十日)，清晨，医务人员发现持松已谢世圆寂，面容安祥，肢体柔软，右胁而卧，清香阵阵。陪侍在旁等候上师出院的弟子超方却还睡意绵绵，尚不知发生何事。同室病员皆啧啧称奇，赞叹不已。如此临终，从容择日，诸事预先具备，随处涅槃，真乃人世间稀有神奇之事也!

    持松早年曾对人说，“八十寿足矣”，因为释尊八十而圆寂。年初又说，“我活过生日，过中秋，过重阳就是最高子。现在魔最高，我的成就也最高了。过了生日也就是八十岁了，我心中的明月要与中秋佳节的明月相吻合。”既知“我生已尽”，而能历经暮冬、春、夏、秋四季，过农历七月十三生日，寿已八十，又过中秋佳节，与诸弟子团圆，重阳节后次日即圆其夙愿，岂非奇事?临终诸根豫悦，心无颠倒，意不贪恋，身无疾苦，湛然圆寂。

    (三)圆寂之年付法超晔

    持松自取回密宗后，一方面通过讲经、灌顶、传法、著述等方式竭力弘扬于各地，另一方面十分注意恪守教规，慎重选择付法之弟子，以使唐密能继续相传，不至在其手中中断，故孜孜择器。因他这一系传承一直比较低调，大家了解很少，现据有关资料介绍其付法情况如下(38)：
 
    1．忧虑：一卷真言却付谁

    1936年的“丙子息灾法会”圆满后，持松即赋诗一首，诗云：“挂锡何尝有立锥，衲衣钵袋自相随。唯思法乳恩难报，一卷真言却付谁?”盖此时持松仍寄居于相林寺，无有安身之地。且自首次东渡起已十五年整，平时孜孜择器，奈法缘使然，暂乏泻瓶之人，故发出慨叹。持松将此诗题于一张自己的半身彩色照片上，此照片至今仍保存在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之展柜中，观者见之无不为之吁嗟叹息。

     2．暗示：付法得维摩

     1953年春，在静安寺真言密坛启建孔雀明王法会。法会圆满后未久，众人发现静安寺后厅中央悬挂着持松撰书的魏碑体大字对联：“听经来舍卫；付法得维摩。”有人问持松为何如此写?持松心系大法传承，其时已了知内在因缘。持松之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早在授记时即云：“汝一生为法操劳，一生成佛迟，得有法缘之传承弟子亦迟，且世事变化多端，岂非只可得僧而授之?”听到弟子之疑问，想及上师之咐嘱，持松末作言语。对联之意即是告诉世人：想听真言密教法义，请来静安寺(以佛讲经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舍卫国代指静安寺)；而真言密教的付法人，为居士也(以《维摩诂经》主角维摩诘代指在家居士)。

    持松灌顶弟子难以数计，得十八道修法、一尊受明灌顶及金、胎二部大法者有百数十人，于各处法会助修者前后百余人次，其中武汉之易霭如、上海之陈承辉被誉为持松之左右手，能代师传法和接应后学，而尤为突出的是陈承辉居士，他1933年起即跟随持松学法，兼通六国外语，且好学精进，智德忠谦，深为持松所器重。可惜，1959年陈因患胆囊炎症入院治疗，不幸故于手术中。静安寺度寰法师乃龙华寺方丈惠宗法师之法徒，亦依持松修密，密坛修法一应事宜均由其料理，虽于事相则能，然于教相义理却未甚深研。其他曾受灌顶的僧宝弟子还有多人，但法缘使然。虽然，持松为保持法脉之清纯，时时孜孜择器，但恪守教规，非机不传，非器不授，宁可失传，决不滥传。

    3．安排：预作金胎两部大法灌顶

    持松自住持静安寺以来，继续讲经弘法，培育僧材、著书立说、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声名远播，慕名而来求皈依、求开示者众。1952年11月，青年医生杨毓华居士在上海佛教青年会图书馆一期刊上看到持松尊者法相，遂前往静安寺拜谒，蒙持松慈悲摄受，得灌顶皈依，并赐法名“超晔”。持松欣然为其“折纸”传法，授修《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明真言》。

    1959年弟子陈承辉去世后，其时有不少人为法脉的承继担心，恐其失传。弟子超晔曾不揣冒昧问及法嗣因缘，持松答：“紹隆佛种，法脉相承不能随便。他方世界正兴盛，盛衰交替，此之所以佛法历数千年乃至历劫流转不灭也!”

　　1965中秋前一日上午，连续闷热的天气在一阵暴风骤雨的涤荡后，倍觉清凉，神清气爽。超晔适得半日休假，即前往静安寺拜谒，持松见超晔前来，特别嘱咐侍工老吴，去斋堂准备两份午斋。持松极少留弟子用斋，今日非常难得。午斋毕，持松又命老吴去密坛布置香花果品事宜，准备下午开坛作法。持松对超晔说：“今天要为你做金、胎两部大法灌顶。”下午，持松在庄严的密坛里，为超晔作大灌顶，并传授法本。事毕，超晔顶礼而归。

    持松为超晔作大灌顶后，超晔自觉于密法教理尚未得明契，得空便向持松师尊请教求学，持松遂将《师奘全集》中的大量重要著作赐予超晔，并循循善诱、示教利喜。超晔在持松的教诲提携下，进步很快。惜在“文革”期间，持松赐给的著作及其他重要的文字资料，均无一免于难，特别珍贵的是持松的墨书手稿、尚未付梓印行的《四种曼陀罗标帜详解》一卷，及后来所撰之《松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等法宝，全部散失殆尽。然超晔未因之而偃息，仍然紧随上师，得闲便请教求法，持松自是不舍悲愿，泻瓶以授。

    4．确认：将法交与堪能弟子

    1972年，壬子，春节初一、初二两晚，持松修法后，自闻穆韶根本上师于空中言：“若将涅槃，船(法)要交与堪能弟子；弟子认为具善根，能为法眷属者，皆是密林加持之化人。”春节期间，众弟子等前往拜年贺岁，持松将定境告知超晔，并作结愿遗嘱。时超晔记诵在心，问曰：“上师嘱咐弟子，弟子明白其理，然堪能弟子是谁呀?”持松答：“你啊!”

    超晔不语，思及以往，持松曾对其言：“快马加鞭，快马要加鞭才跑得快，你不需要加鞭，刚一扬鞭，稍见到鞭的影子就跑得飞快了，所以教你不费力。”金刚上师对超晔作为付法弟子作了正式的认可。

    持松多年来常为唐密之传承铭记于心，时常孜孜择器，俾以心传口授，然终因国内浩劫无缘有泻瓶之僧众承续大法为憾。然持松早已预知，密教传承乃大事因缘。缘于此，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撰着密教典籍及仪轨，以利来哲知晓唐密之奥义及金刚乘人之用心，并有阶可寻。直至垂暮之年，持松方将密法弘传之大任付嘱超晔，足见持松对真言密教的弘传，始终抱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付法得维摩”，亦正合金山穆韶祖师预示的机语。时持松年已79高龄，超晔50岁。持松付法于超晔，事理具足，更有诸多口诀等，称为言辞灌顶，印心灌顶，亦即密教之口传心印者。

    是年初夏，一日清晨，超晔前往医院上班，持松已守候于公交车站傍，递给超晔一纸，上面仅写四字“维默我契”。超晔看后，领会地点点头，持松道；“释尊拈花，迦叶微笑；文殊大士论不二法门，维摩诘居士默然不语；于涅盘妙心，维摩胜于迦叶。我则契入大日两部旨意，更胜维摩也!”

    在此想说明的是，持松付法超晔，认为超晔智慧过人，是其修学密法精进悟入的结果，也是“文革”那种环境下的成果。在那个时期，静安寺改建成工厂，持松受冲击，只得寄居在一民居栖身，昔日的一些弟子也因各种原因，或失去联系，或不敢继续看望他。而超晔在那样的环境下，仍一如既往地照顾持松，随其修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唐密复兴已历四世

    持松取回唐密续弘，而成为唐密复兴初祖。1939年，他曾于《密教通关》“宗派源流”章中，以“秘密”二字衍派四十字作诗为据，为此后付法之证派。诗曰：

    秘密超众妙，义范守宗成。

    缘生观法性，如实知自心。

    寂点含空际，圆净悟月轮。

    因根竟修治，相应成本尊。

    “秘”指密教二祖金刚手秘密主，即金刚萨埵，密教教主大日如来付法于他；“密”指密林，即持松。

    自1923年持松取回密宗，至今2009年已有近90年，在此期间持松之受法弟子依旧勤苦修习，延续着持松清净的法脉。2000年，超晔已78岁，其时得一位出离心坚固、意坚精进的同学，经过九年来的如法虔诚修证，心性德智逐渐提高，已成为有成就的堪能弟子。多年来，不断有弟子求学，得接引修持成就。如今，唐密复兴由持松初祖，已传至第四世“妙”字辈了，皆清净艰苦修持，法喜充满，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爱国爱民，尊信持松长安密教的教导，慈悲喜舍，如实知自心，追求最高智慧和人类生命的实质，为全人类服务和祝福。

    结  语

    持松是著名的佛教学者，显密宗师，长安密教复兴初祖，大阿阇黎。他爱国爱教，弘法利生，有崇高的品德和威望，解放前后长期担任佛教界领袖，先后任上海市佛教会(全称中国佛教会上海市分会)理事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多次出访周边国家，为睦邻友好，推进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作和作为，及于各地建坛修法之举，使中断千年的长安密教得以恢复并逐渐弘传下去，为长安密教在世界佛教界争得了应有的地位，让长安佛教、佛指舍利所在地永远放出异彩，光照人间，为国争了光，为世增了福，这是了不起的功绩，写下了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浓重的一笔，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长安密教文化的重光，不仅只是单一传承的问题，它与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兴盛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要克服人类的愚蠢和迷惑，谱写宪政，福裕康宁，就要大力振兴佛教文化，如此才能更好地利益人民，利益国家，世界和平。

     * 作者简介：韩金科，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西安佛教文化研究所常务副主任。

    ①  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北京，华夏出版社。本书大部分资料参考该年谱，不再一一注明。

    ②  《持松法师》，于凌波：《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

    ③  《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预科讲习所简章》，载于1918年10月1日《觉社丛书》。

    ④  见《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二)》，《荆门文史资料》第16辑。

    ⑤  见《持松大师年谱》，《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北京，华夏出版社。

    ⑥  持松《自述》，《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民国30年(1941年)2月1日。

    ⑦  《持松法师纪念文集》，1994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⑧  见《扶桑重游记》，载《海潮音》第9年第4期。

    ⑨  《持松法师·序言》，2002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⑩  《太虚大师全书·第三〇册》。

    (11)  见《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12)  见《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13)  见《海潮音》第11卷第8期(1930年)。

    (14)  见《安徽佛教学校欢迎持松法师讲演纪略》，载于《海潮音》第5年第7期。

    (15)  见《汉口佛教会欢迎持松体空两法师之盛况》，载于《海潮音》第5年第4期。

    (16)  见《持松法师在佛学院传授密宗》，载《海潮音》第5年第7期。

    (17)  见《武昌洪山宝通寺中兴密教纪盛》，载《海潮音》第5年第12期。

    (18)  见《武昌洪山宝通寺中兴密教纪盛》，载《海潮音》第5年第12期。

    (19)  见《持松法师求雨有效》，载《海潮音》第6年第7期。

    (20)  见持松《自述》，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民国三十年(1941)2月1日。

    (21)  见持松《自述》，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民国三十年(1941)2月1日。

    (22)  见《北平居士林欢迎常惺法师持松阿阇梨开会志盛》，载《佛宝旬刊》第81期；见《持松法师来平》，载《佛宝旬刊》第79期；见《沈阳县风雨台关岳庙函持松阿阇梨已经到省》，沈阳档案馆，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廿七日，沈阳县公署。

    (23)  见《持松法师等来函》，载《海潮音》第9年第5期。

    (24)  见《首都大日经讲演会纪略》，载《海潮音》第11、12期合刊。

    (25)  见《持松法师主修护国息灾法会昨圆满全坛功德殊胜灵感甚多》，载《佛教日报》1月29日。
 
    (26)  见《行愿无尽》，1992年，《荆门文史资料》第8辑。
 
    (27)  见《持松法师纪念文集》，1994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师出版社。

    (28)  见《潮州佛化季刊》。

    (29)  见《持松法师论著选集》，1993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0)  载《佛学半月刊·言宗专号》第11卷第8号第251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第11卷第9号第252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31)  见《中国佛教》第4辑，中国佛教协会。

    (32)  见《新发现的持松大师史料》，《持松大师选集(六)》。

    (33)  见《弘化月刊》1957年6月号封二照片；《访问了尼泊尔、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的感想》，载《弘化月刊》1957年10月号总第197期。

    (34)  见《持松法师纪念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5)  见《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二)》，荆门文史资料第16辑。
 
    (36)  见《<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敬释》，《持松大师选集(六)》。

    (37)  见《持松大师年谱》，《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北京，北京，华夏出版社。

    (38)  见《持松大师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