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在古代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周穆王(约公元前10世纪)让秦人的先祖造父驾车西游，拜过西王母，其事见于《穆天子传》。更早的则有《山海经》中所记西部故事，也反映了中国西部奇异的山水事物。秦汉时，在西部便有长人、大人的出现，而实际即为佛教僧人的事迹。这篇读书札记是想从这种记述中探索早期佛教僧人由印度进入中国西部传教的一些线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文献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十八年(前229)这年，《集解》徐广说：“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六尺。”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文下，《索隐》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中对此事记之较详：“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文中说十二金人与十二位长五丈的大人有关。“天戒若曰”这几个字应是对秦始皇帝说的，说明这些“大人”到了秦都。释利房进入陕西，并在法门寺建佛真身舍利塔，韩金科先生编著《法门寺与法门学》一书第188页另有描述：

    公元前423年，西域沙门释利房等一行18人历3年之艰辛，穿越36国，终于踏上了中土。此时正是秦始皇四年(前243)，他们沿丝绸之路东进，相传一天傍晚来到古周原的美阳城附近，就在一个无名沟岔的所在住了下来。由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刚要安歇时，忽然有人在外边惊喜地喊了一声：“快来看!”众人闻声，纷纷都赶到他跟前，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整个美阳上空飘逸荡漾着五色祥云，这云一朵朵，一串串，像秋日的花丛，似流淌的彩练，纵横交错，互相辉映，紫色升腾，美阳上空亮成一片，祥云异彩久久不散。众僧人观看之时，无不怦然心动。他们每个人都鬼使神差似的将刚才所见到的情景默默地和这次出使东土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并念着“阿弥陀佛”。之后，美阳重镇便建起了真身塔寺——法门寺。自法门寺创立之后，释利房一行东渐路上住宿的最后一个驿站——无名沟岔，也因法门寺而名，称为佛指沟。
    
    前423年当周威烈王三年，秦灵公二年，正是秦国国势处于弱世之时。秦王政四年他们到了岐山法门寺，而二十六年又到了咸阳，与始皇帝有缘，故能铸十二金人。《汉书·项籍传》的《赞》“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下《注》：“师古曰：所谓公仲者也。《三辅黄图》云坐高三丈。其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水经·河水注》文与此大同，并说明铭文在胸，为李斯所书。《四库全书》本《汉武故事》中有霍去病讨匈奴，“获祭天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祀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此神全类于佛。可知在此时，佛教已在匈奴开始盛行。秦咸阳有示瑞的金人，匈奴有祭天金人，不应是巧合。咸阳之十二大人，与所铸十二金人，其数正合，可看作是中国金属造像之始，与佛家喜造像切合。这十二金人，在秦以后被历代统治者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

    《广弘明集》的记述，未说明具体时间，只说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房等十八贤者，赍持华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警怖稽首谢焉。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始皇帝求仙药中的几个人名，如羡门高誓、最后、不得，据学者考证羡门即沙门(Sramana)，羡门高誓即指高誓为僧人，最后也是僧人(马非百说)，不得即Bussa，亦为僧家名①以上各条，说明：第一，秦统一前后，有佛教布道者活动于巴郡及临洮；第二，有的僧人曾入咸阳宣传佛祖教义；第三，咸阳宫所立金人，与佛教造像有关；第四，始皇求仙药的人员中，有僧家名字，这些人在当时应有点名望，所以被点名。

    关于佛教造像在中国出现，《太平广记》引述《法苑珠林》中记述秦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穆公病中梦神人责备，语之近臣。由余说这是佛所为。由余并说，佛喜清静，不近酒肉，爱重物命，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登祀，果饼之属。穆公依由余所说为石佛造寺，并作成一铜佛。1930年在凤翔县彪角镇出土的大型画像砖，宽33厘米，长46厘米，其中有三人宴饮的图像，有人称之为三良砖。陈直先生认为其时代为秦孝公之后至秦统一以前为战国时文物。图中三人是神仙，还是君主，至今没有定论，我以为应为仙佛之类，似也属造像之属。汉画像石中多有饮宴图，此图开其先河。《广弘明集》说：“东天竺国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神，散起八万四千宝塔，遍阎浮提。我此汉土九州之内，并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时，当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岁也。”周敬王二十六年，当公元前494年，而阿育王为公无前273年至公元前232年。阿育王弘扬佛教，建塔建寺，并组织千人，整理三藏，开展了佛经的第三次大结集。但其时间在周敬王后200余年。陕西法门寺现存一通《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中记述：法门寺在北魏以前称阿育王寺，有塔亦名阿育王塔，阿育王建塔时，“华夏之中有五，即扶风得其一也”。这是唐人所述。当然这些也需要继续寻求资料以实其说。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佛教造像、佛寺、佛塔，均早于东汉明帝。

    通过以上材料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哀帝(前6—前 1)，或东汉明帝(58—75)时传入中国。这是官方的记事录。在此前的一段长时间中，我们应该考虑到佛教的思想及佛教中的一些人物来到中国的可能性。现在的一些考古材料也促使我们去考虑这一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众多文物，其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通高262厘米，铜人高172厘米，青铜面具宽138厘米，高66厘米。其时代为商代晚期。这些青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用途方面均与同时代商(前13世纪—前11世纪末)的青铜器有着巨大的差异，明显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应该放到欧亚文化板块这个国际文化大背景下探索，它是古代欧亚文化互相交流和碰撞的产物。

    我们谈到丝绸之路，往往想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史称“凿空”。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时，便了解到当地人的一些用品，“往市之身毒国”“去蜀不远”。天文史学家陈遵妫也认为，中国文化的西传，不是由汉通西域开始的，也不是从亚历山大东征开始的。根据史记的记载可以知道在周厉王(前878—前828)和幽王(前781—前771)时中国的文化已经外传。其实，欧洲人很早就知道丝绢之国，即产丝绸的中国，大约在前七至六世纪。关于丝绸之路，人们多以从长安出发过河西走廊到新疆，逾葱岭经阿富汗到罗马帝国，这是一条古代通道。近些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南方丝绸之路，那便是从成都平原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道路。还有从云南通越南河内的通道。据专家研究，这条道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两条主道。西道沿着川西北和川西南山地南下，经今四川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云南大姚、姚安，西折大理，即东汉的牦牛道；东道从成都南行，经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沿秦时的五尺道经云南大关、昭通、曲清，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道汇合于大理后，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密抵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到八莫。从八莫到印度、巴基斯坦以至中亚、西亚。可以说，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是联系欧亚大陆的古代重要交通道路。近阅台湾远流2005[民94]出版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的《胡适口述自传》中《中古期的宗教》一节中胡适之认为，“佛教东传可能早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它已能使在长江下游最有力量的王子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皈依佛法。至公元二世纪，东汉桓帝已经在其宫中，摘‘浮屠、老子并祀’了”，“佛教不只是取道陆路，自喀米尔[Kashmir]、中亚细亚以进入中国；海道自印度经锡兰，通过交州(今越南)、广州(特别是交州)以抵中国，也是东传的要道。交州的北部[今日越南顺化以北的疆土]原是中国一郡。困地邻印度，有海道可通，印度的商人与教士乃取道东来。”

    路在脚下。古代人类为了生存，为了交流，他们拓荒跋涉，踏出了不同地域互相联系的条条道路。走在这条条道路上的古代人们，有谋取锱铢的商人，有胸藏万卷的智者，也有虔心信佛的徒众。他们沿着这些道路，促进不同地域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可以想象那些对浮图的虔诚信徒，也走在这条条路上，光大教义，以达慈航普渡。他们凭借自己的坚定信仰，坚毅意志，行进在普及佛法的路上，由巴郡、临洮直达长安，这是一项持久的接力活动。他们的行为在历史上划下一道道印痕，经历时间的侵蚀，逐渐变得模糊。后来他们的后继者，踵其志而不舍地追求，造成影响，直达高层，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说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御用的史官，才书于帛简，记下了这一事件，于是后来便知道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这已是多年中僧众们入华夏布道很久的事了。因此，我认为，佛教入长安是经南丝路或北丝路由南向北，早期在四川、西域有僧人活动，后入咸阳、长安，而后到洛阳(东都)，直到有高层加入活动，才逐渐引起重视，直到公开合法活动，直至东汉末西域安息国王子安世高及月支人支娄迦谶来到内地译经。佛教在古代中国大昌，魏晋时蔚为大观，以至与儒学、道教合称三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些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的没有留下姓名的苦行者，行进在大山上、深谷中，历千辛，经万苦，为了一个信念默默地传递着人类的古老文化，进行两地的思想文化交流，把佛学的种籽早早地撒在南、北丝路沿线，直达中原。他们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这些记载，带有较强的传说性质，所以近似神话。怎么看待呢?其实神话传说，它是历史的记忆。陈啟云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中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作了理论分析。一种观念或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至到见诸文字，写成定本，是有时间上的距离的。佛徒进入中国西部乃至长安一带传说中在先秦时代，而见诸文字则在后汉，但是这些传说神话包含的“元义”则出现于文字记录之前，而且这些晚出文字记载很可能是这些“元义”的“第二义”或“再发义”。它具有深层意义，这个意义说明：一，佛教徒众早在佛教产生后便向四方布道，也包括向北向古代北方布道；二，如上引资料，中国西南通往印度、越南、缅甸的道路是在很早就有人往来的。最近我又看到了一个材料，说的是中国人的来源及民族形成。说的是复旦大学教授金力带领的研究小组在东南亚采集了12217名华裔男性Y染色体样本，经过DNA分析，发现其所有染色体上都带有非洲人的遗传基因和标志。依此，他们描绘出中国人的祖先从非洲迁移到中国的具体路线。6万年前，生活非洲(约今埃塞俄比亚一带)的部分早期人类，开始向北迁移。约5万年前，他们到了中东地区，在这里，他分一支继续北迁，成为欧洲人的祖先；另一支向西走，成为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祖先。他们进入中国的路线是经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缅甸来到东南亚半岛，以后部分向西北迁移，约3万年前进入珠江流域。他们进入中国的入口处为云南和珠江流域，沿着3条路线进入中国并形成各个民族。大约1.5万年前一支达到长江下游，进化出傣侗语族；一支向西，大约1.5万年前进入西南地区，成为苗瑶系祖先；还有一支沿云贵高原西侧向北前进，在1.5万年前左右，到达黄河中上游地区，形成汉藏语族系祖先。他们在扩散的过程中身体特征也在发生变化。②人类产生是一源还是多源，这是一个很早的话题，科学界仍在讨论中，但它说的迁移线路中从东南亚进入中国云南的路线，与现在学者提出的南方丝路还是契合的，具有参考价值。也许南丝路与北丝路相较还要早一些，佛教僧众进入中国是必然。而且，先秦与东汉在这一带的自然地理来说，并无巨大变化，东汉时既可通，先秦时又何以不可通呢?可以这样说，长安是佛教传入中土最早(约先秦时)的地方，她先在下层民众中传播，逐步传入上层，两千余年，上下结合，官民拥戴，慈航普渡，影响深远。其特点：佛教元典传入最早，在此与儒道元典相激荡而互相融合，形成佛教的本土化；长安佛教的发达，而使佛舍利落土长安，安奉法门；佛的普度众生，儒之仁者爱人，道之无为自然三者结合，蕴积了长安深厚文化积淀和厚重的人文思想，形成三秦民众博大的容纳精神和蔼然的仁义风范，积极的进取思想。

    要说明的是，我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数十年前，马非百(元材)等先生已有此议，这次提出，是增加了些材料，重新提出此话，以供学界讨论而已。

     *  作者简介：张文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员。

    ①  吕洪年著：《万物立灵——中国崇拜文化考源·陈桥驿序》，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②  《大众文摘》，2009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