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辽阔西域的大皇朝。汉朝时期佛教由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传入我国中原内地。
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其广泛传播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印度古称天竺，佛教在印度摩揭陀孔雀王朝阿育王(即阿输迦前，273—前232)的支持下，印度华氏城举行第三次佛典结集以后，才逐渐遍及印度北部、阿富汗、克什米尔以及中亚各地和伊朗北部。随着佛教在迦湿弥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的盛行，客观上为印度佛教向葱岭以东新疆广大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新疆传入佛教约在西汉时期，略早于我国中原地区。佛教最早传入新疆，不是直接由印度，而是经克什米尔(即迦湿弥罗国)越过葱岭(即帕米尔)逐步传到了西域于阗(即新疆和田)。首先把印度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思想传入西域于阗的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高僧大德毗卢折那。①于阗是西域“丝绸之路”南道著名的大佛国，就现在的新疆地域来说，于阗是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于阗地方，中外学者众说各异。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佛教传入于阗的重要资料，基本来自汉文和藏文两大系列。而且这两大系列中的文字记载都是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宗教传说。我国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民族缪悠之传说，虽若为情理所必无。然其中必有事实存焉。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正不容以言不雅驯，一笔抹杀也。”②当然，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我们不能当做信史。但神话传说也是基于现实生活，是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劳动和斗争的产物，并非出于人们头脑里的空想。只要我们剥去它所包含的神秘外衣，神话传说也就充分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总之，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虽然同历史事实有区别，但又曲折地反映着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③上述两大系列文献之汉文系列书籍中的文字证据是最早分别成书于公元6世纪与7世纪之《宋云行纪》和《大唐西域记》。
《宋云行纪》中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记载是：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④”
《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记载，但其内容更为详细：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言遍照)阿罗汉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末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时有见者，骇其容服，具以其状，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观其容止，曰：“尔何人乎，独在幽林?”罗汉曰： “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教，建伽蓝，召僧众”。王曰：“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鸟栖，勤苦奉教?“曰：“如来慈悯四生，诱导三界，或显或隐，示生示灭。遵其法者，出离生死。迷其教者，羁缠爱网”。王曰；“城如所说，事高言议。既云大圣，为我现形。若得瞻仰，当为建立，罄心归信，弘扬教法”。罗汉曰：“王建伽蓝，功成感应”。王苟从其请，建僧伽蓝，过近咸集，法会称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王谓罗汉曰：“伽蓝已成，佛在何所?”罗汉曰：“王当至城，圣鉴不远”。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⑤
藏文文献《于阗教法史》和《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与上述二则很近似，传教高僧毗庐遮那，与毗卢旃、毗卢折那译音正相对应。此书记载：
……后，救渡蓼之弥勒菩萨与圣者文殊菩萨二圣，知于阗乃三世佛福田之一，为了作于阗人众之善知识，他俩降世至于阗，先到杂尔玛局里之园。弥勒菩萨(化现之身)当了国王，名叫尉迟森缚瓦；圣文殊化身为毗庐遮那比丘，住在杂尔码局里园里，首先教牧人识字，言谈，于是出现了圣教。后，国王尉迟森缚瓦为圣者文殊菩萨，比丘毗庐遮那，首先修建于阗杂尔玛寺庙。⑥于阗国王尉迟森缚瓦还为佛的四位使者修建了在西域佛教史上颇有名气的瞿摩帝寺。《于阗教法史》曰：“尉迟森缚瓦国王到于阗碉搂城之东南方向巡视，见城外面有一金，银色廲鹿。国王乃与随从等尾追，至牛头山下塔著处，见那廲鹿却又变成夜叉王遍胜，夜叉王遍胜向于闻王说道：“啊!大王，您在这里建一大塔很合适啊”。国王说：“为谁修塔?”“为佛的使者阿罗汉布达和僧伽斯迭、僧伽菩扬、僧迦斯达纳这四位，他们是作为您的善知识者而来的，为他们建塔呀!”刚说完，四位阿罗汉真的立即到来，(向国王)讲经，王顿生敬信。于是，就在此地树起建塔的橛子，修起了瞿摩帝寺庙大宝塔。⑦
《土观宗派源流》中也有与《于阗教法史》相似的记载。此书曰：
如薄迦梵曾在《于阗悬记》和《牛角悬记》等经中所预示，于阗在佛圆寂后一百一十七年法王阿育王的王妃承蒙毗沙门天赐给一子，名瞿萨旦那(地乳)。毗沙门天又将此子授与汉皇帝。此子率众万人寻找本土。正巧有达磨阿输迦王的宰相耶舍及其部众七千人，被王逐出，二人相会于阗，遂占有其地。当他的后裔弥勒菩萨化身的闍耶桑巴哇王时，有此丘毗卢遮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创造了于阗文字。王为此修建杂尔玛寺。当时欲建修寺庙和佛塔之人甚多，遂将所得到的佛的舍利子用来修建寺庙和佛塔。王令毗卢遮那迎请十六尊者入于阗供奉。此后到了于阗王七世毗阗耶毗罗玛五时，从天竺来了四位阿罗汉、遵从佛所授记、王修建了迦叶宝塔，并在牛角山上建立格托善伽蓝。一王子出家得阿罗汉果，从此以后，佛教在此地大为弘扬，法王亦相继出开世，建立的伽蓝及佛塔之多不可胜数。⑧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云行纪》和《大唐西域记》所记传说，实为一事，毗卢旃即毗卢折那。西域于阗传教者的来处，《宋云行纪》称“异国”，《大唐西域记》明言“迦湿弥罗国”即今克什米尔。这些问题都很清楚。《于阗教法史》与《土观宗派源流》的说法和上述两则用汉文记录的传说暗相印证。
西域最早佛教传入地区是于阗。藏文文献称于阗为李域。所谓“李域”，古时泛指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地。佛教何时传入于阗?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载，于阗王瞿萨旦那(地乳)19岁时建立李域国(即于阗国)，他即位第一代王时，佛陀涅槃已经过234年。于阗建国第165年，rijaya sambhara(普胜生)继位第三代王之第5年，佛法在李域兴起。⑨由此计算，公元前87年佛教传入于阗。近来，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国内外众多学者依据汉、藏文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详细考证，得出结论，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80—70年代)，佛教已传入此地区，⑩这是比较科学的定论。假如我们对这一论证产生疑点，将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立在公元1—2世纪，等于将地乳王置于2世纪，则其前的于阗史将全部落空。
我国中原地区的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流行的，由于文献史资料记载各异，很难得知其详。研究我国佛教首先遇到的就是传入的时间与路线问题。由于佛教初传时并不为人所重，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使得后代对这些问题纷争不已，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原?古来传说甚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黄卓越《中国佛教大观》(上册)都有详细的解说。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
(1) 唐虞时代(约前2200)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已经知道古印度有佛教，并把它写入《山海经》。(参阅《弘明集》卷2)
(2)西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释迦牟尼诞生于古印度，当时在中原出现种种祥瑞，中原人由此知道西方有圣人出世(法琳《破邪论》引《周书异记》)，这种说法后来在中原颇为流行，不少中原僧人计算佛教正法、象法、末法的年代即以此为依据。
关于西周时中原人已经知道佛教，或者佛教已经传入的说法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3)春秋时孔子已经知道有佛教，并称颂西方大圣。(参阅《列子·仲尼篇》)
(4)战国燕昭王七年(前305)古印度道术人荷锡持瓶，来华炫技。(参阅《拾遗记》卷4)
(5)中原先秦时已有阿育王寺(《弘明集》卷2、《广弘明集》卷11)。
(6)秦始皇时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华。(参阅《历代三宝记》卷1)
(7)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始闻佛教。(参阅《魏书·释老志》)关于汉武帝时中原已经知道佛教，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不一一列举。
(8)刘向(约前77—前6)校阅朝廷图书时，已经见到佛经。(参阅《世说新语·文学篇》注)
上述传说，都非信史不可凭据。大抵是佛教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后，部分佛教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徒追溯佛教传入历史时，因渺茫无据，便择取诸书中之异闻以影射附会。更重要的是，魏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加剧，双方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对方，都编造出许多故事，把本教的历史大大提前，各种传说于是产生。
学术界认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臣向西汉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相对较为可信：
昔汉哎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
上述“浮屠”、“复豆”即“佛陀(Buddha梵)”的异译。“临蒲塞”即“优婆塞”。其余的名称实际为各种抄本《浮屠经》对沙门、比丘的异称，大月氏原居我国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约于前130年左右迁到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经信奉佛教。因此，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的某些已经接受佛教信仰的人士把佛法传入我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宗教界则一般把更具故事性的“汉明感梦求法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谓；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出三藏记集》卷6)
该《四十二章经，序》未详作者，但从《出三藏记集》的编排看。僧祐显然把它当作三国以前或三国早期的著作。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的《理惑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大同小异。说明在汉末、三国，这个故事已经广泛流传。
上述故事只说汉明帝曾经感梦求法，没有说明这件事发生的具体年代。后代则先后出现永平七年(64，《老子化胡经》)、永平十年(67，《历代三宝记》《佛祖统记》)、永平三年 (60，《汉法本内传》)、永平十一年(68，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各种说法。对究竟派遣哪些人前往求法，说法也不一致。还出现聘得摄摩腾(有的则说聘得摄摩腾、竺法兰两人)来华译经，汉明帝为之修建白马寺的传说。
综上所说，关于佛教传入之年的说法可推为：公元前1、2世纪，为佛教传入中原之始。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为佛经东传由梵文译成(口译)汉文之年。汉明帝求法说，表明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开始得到政府的承认和崇信，并初步奠定了基础和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根据上述情况，学术界一般把佛教传入中原的年代定为两汉之间。对此，台湾历史学者陈致平先生从多方面进一步分析道：
“佛教”实经由大月氏与西域诸国传入中国，究竟佛教最早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是很难确定的。因为一种思想的传播，往往是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渗进一个社会。比较可信的是据鱼豢《魏略·西戎传》称，汉哀帝元寿元年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为中国人知有佛屠之始。但是这项记载也很模糊。又《魏书·释老志》说：“后汉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廷，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惜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范晔《后汉书，西域天竺传》中，也有类似记载，但文甚简略，并冠以“世传”二字。所以这项说法的矛盾疑问很多，虽成为历史常识，但实在是个靠不住的传说，故梁任公先生曾列举反怔，力斥其妄，唯一靠得住的记载，是前面所引的《汉书·楚王英传》。传中既习称浮屠、伊蒲塞、桑门等术语，这些佛教名辞在当时既为社会所熟知，则佛教之传入中国必在明帝以前，大约是在西汉未东汉初这段时间中，源源而来。(11)
这是很有科学的最佳论证。正因为如此，众多佛教研究者认为：“西汉晚期，西域之大月氏佛教高僧伊存受大月氏王之派遣前往中原，向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浮屠经，时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这是史书对佛教传入我国中原内地的最早记载。”(12)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得知西汉晚期佛教由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了中原内地长安。佛教传入我国中原以后，从汉朝开始，西域之于阗、鄯善、龟兹、焉耆、高昌地区的佛教与中原之河西、陇右、长安、洛阳等地的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安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前汉之前由周、秦两朝在此建都。公元前202年，刘邦取得政权，在长安建立西汉皇朝，长安为前汉的首府。从此之后，我国历史上的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定都于长安，历经一个多世纪。自西汉至唐朝，历时近1000余年，我国中原之长安、洛阳等地佛寺林立，僧徒甚多，名僧大德辈出，译经数万，口译笔译兼备，创作众多，内容广泛，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这一辉煌在中西文化史、文明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业绩。
* 作者简介：才吾加甫(蒙古族)，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日)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139页。
②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11页。
③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3页。
④ 《宋云行纪》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
⑤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1版，第1009—1010页。
⑥ 陈践、王尧编注：《敦煌本藏文文献》，北京，(藏文)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56页。
⑦ 陈践、王尧编注：《敦煌本藏文文献》，北京，(藏文)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56页。
⑧ 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33页。
⑨ 陈践、王尧编注：《敦煌本藏文文献》，北京，(藏文)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56页。
⑩ 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页。苏北海著：《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第1卷，第49—50页。魏长洪等著：《西域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11) 台湾陈致平著：《中华通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卷，第516—517页。
(12)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宗教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