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81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维修柏孜克里克石窟部分洞窟，在清理崖前的积土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000余片古代文书。在这些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唐代文书，有796件，内容多为佛经抄本残片。①二十余年来，经多家研究机构的通力协作，有500余件佛教文书被甄别定名。200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实为学界之一大幸事。本文所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下简称《金刚经》)残卷即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众多汉文佛典中之一种。以下，先介绍经卷的概况，然后再对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此次刊布的《金刚经》残卷，按照当年出土的编号，共计五件。据研究者的推断，全部为唐代写本。②以下是文书概况。
(一)81TB1：330-1。尺寸为3.5×9.8厘米，现存两行文字，墨书，竖写。文字的内容，第一行，此福德胜前福德(以下缺字)；第二行，复次须菩提(以下缺字)。
(二)80TBl：055a。尺寸为9.5×14.0厘米，现存五行文字，墨书，竖写。文字的内容，第一行，(前缺)佛佛告须(后缺)；第二行，(前缺)有人得闻是(后缺)；第三行，(前缺)知是人甚(后缺)；第四行，(前缺)须菩提如来说第一(后缺)；第五行，(前缺)罗蜜非第一波罗蜜(后缺)。
(三)80TBl：055b。本件即80TBl：055a的背面，现存六行文字，墨书，竖写。文字的内容，第一行，(前缺)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后缺)；第二行，(前缺)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后缺)；第三行，(前缺)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后缺)；第四行，(前缺)人无我相人相众(后缺)；第五行，(前缺)以者何(后缺)；第六行，(前缺)相则(后缺)。
(四)80TBl：644a。尺寸为3.7×13厘米，现存二十二行文字，除去文书前端倒贴有三行其他写经文字外，其余十九行均属《金刚经》内容，墨书，竖写。文字的内容，第一行，世尊如来天眼须菩(后缺)；第二行，眼不须菩提言如是世(后缺)；第三行，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后缺)；第四行，如来有法眼须菩提(后缺)；第五行，不须菩提言如是世尊(后缺)；第六行，于意云何恒河中(后缺)；第七行，提言如是世尊(后缺)；第八行，云何如一恒河中所(后缺)；第九行，诸恒河所有沙数(后缺)；第十行，须菩提言甚多(后缺)；第十一行，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后缺)；第十二行，诸心皆为非心是名(后缺)；第十三行，过去心不可得(后缺)；第十四行，得须菩提于意(后缺)：第十五行，世界七宝以用(后缺)；第十六行，不须菩提言如(后缺)；第十七行，甚多须菩提(后缺)；第十八行，德多以福德(后缺)；第十九行，须菩提于意(后缺)。本件文书的背面为回鹘文写本。
(五)80TBl：044a。尺寸为10.3×12.9厘米，现存五行文字，墨书，竖写。文字的内容，第一行，(前缺)陁含能作是；第二行，(前缺)菩提言不也世尊何；第三行，(前缺)含是名斯陁含须菩；第四行，(前缺)作是念我得阿那含；第五行，(前缺)尊何以故实无有法。本件文书背面仅存一个无法确认的汉字。
二
吐鲁番乃西域高昌古国故地，由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早在汉元初元年(前48)，中央王朝就在此设置了管理屯田汉军士卒的戊己校尉。不少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逐渐在这里定居，汉文化也随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不少大族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河西走廊地区，而一些河西大族又辗转来到高昌。这种迁徙，在促使当地汉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也使原先的屯垦区进一步扩大。《魏书·高昌传》中所谓“汉魏遗黎”，③多为内地迁入高昌的居民，其中有不少就是中原和河西地区的汉人。有学者曾对吐鲁番出土的魏晋至隋唐的汉文文书中人名姓氏作过统计研究，发现“汉人占高昌总人口的70％—75％”，④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形下，毋庸置疑，中原汉文化必然成为高昌的主体文化。有关这一点，已有多位学者从多方面作了论述，⑤此不赘述。诞生于印度的佛教至迟在3世纪下半期已传入吐鲁番盆地。据研究，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早期传入当地的佛教分为两个系统，以高昌为中心的高昌佛教是从中原回传的大乘佛教，文献以汉语为主体；以交河为中心的车师佛教，是自西传入的小乘佛教，文献以胡语为主体。⑥约450年，以高昌为中心建立的沮渠氏高昌大凉政权攻陷了交河故城，车师前部王国灭亡，部众离散，大凉政权统一了吐鲁番盆地。此后自460年至640年，高昌国又经历了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王国近两个世纪的统治。上述王国统治者均为汉人。至此，由内地回传的大乘佛教已在高昌王国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文化态势为《金刚经》在当地的流布提供了必要的佛教文化土壤。
以下结合上述的《金刚经》残卷的情况再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于《金刚经》的主要版本及流传原因。《金刚经》是大乘佛教宣扬般若理论十分重要的一部经典。目前传世的汉文译本完整的共有七个译本，是中国佛教史上六位高僧翻译的。这些译本分别是：1．后秦鸠摩罗什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学界多认为它是弘始四年(401)罗什译于长安；2．元魏菩提流支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菩提流支于永平二年(509)译于洛阳。在《大正藏》中收有两个不同译本，字数多寡有别；3．梁陈真谛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译于梁安郡；4．隋笈多译本，全称《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是笈多于隋开皇十年(590)译于洛阳；5．唐玄奘译本，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译本实际是玄奘译《大般若经》中的第九部分，译于唐龙朔三年(663)；6．唐义净译本，全称《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义净在长安三年(703)译于西明寺。在以上诸译本中，鸠摩罗什的译本因简洁明快、流畅无碍在中国流传最广。
《金刚经》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作为般若类经典的小经，它在思想内容上宣扬一切皆空，说众生及其生命皆虚空无实，佛也无相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故而甚至对佛法也不应迷信执着，不应有取舍之心，必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才能形成所谓的“清净心”。由于阅览方便，《金刚经》特别受到佛教信徒的欢迎。对不同层面的信众而言可以各取所需。潜心修行的僧众青睐于《金刚经》的义理，吸取其中的般若思想作为理论养分，如禅宗六祖慧能据说就是听人读诵《金刚经》而获得启悟，所以他很提倡此经，说：“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须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⑦而世俗信徒可能更感兴趣聆听及受持读诵此经所获福德和功德。《金刚经》说：“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子，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⑧与经中的这些记载相对应，《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记载了19个自南北朝至隋唐间有人持诵《金刚经》得到好报的神异故事，其中有死而复生，有延年益寿，有遇险得救，有免除灾祸等内容，⑨反映出《金刚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金刚经》在高昌(唐西州)的流传。《金刚经》在西域较早就开始流传了。上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英国人斯坦因在和田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均发现属于5世纪的梵文本《金刚经》残卷。⑩光绪三十四年(1908)，吐鲁番农民在木头沟掘地，意外发现《北魏金刚经残碑》。残碑高二尺余，宽二尺五寸，厚一尺，文共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书法秀逸，为北魏时笔意。此碑后被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收入所撰《新疆图志》中。(11)宣统三年(1911)，吐鲁番鄯善县知事刘谟获得梁大同元年(555)散骑常侍淳于某(此字已残缺不可辨)所写《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12)这些经卷的发现，说明隋唐以前高昌就有持诵《金刚经》的传统。贞观十三年(640)，唐朝出兵高昌，次年克其王城。十五年于高昌故城置西州，又创立安西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后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武周长安二年(703)，唐又在天山北麓设立北庭都护府，逐步形成安西、北庭有效分治天山南北的格局。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由于大量汉军的进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在加强行政、军事管理的基础上，曾力图在当地营建一种中原文化体系，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汉化佛寺系统的建立。这些汉寺不仅统一管理，而且其中的重要僧官很可能多由京师委派而至。(13)而西州之地，本来就有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传统，当此之时，更是一拍即合。鉴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唐朝统治者自武则天始，绝大多数都比较支持佛教的发展。西州的情况自不待言。百余年后，宋朝使臣王延德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出使高昌，还见“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14)《金刚经》在唐西州的流传在一些吐鲁番文书中也有透露。如出土于阿斯塔那504号墓的《唐乾封二年(667)西州高昌县前官汜延仕妻董真英功德疏》，其中第十行所记董真英崇佛之功德，就有抄写《金刚般若广略》两卷。此广略应是《金刚经》的一种疏本；第十一至十二行又有背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四遍的记载。(15)出自阿斯塔那29号墓的《唐咸亨三年(672)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全疏记载了阿公的功德。在第十二、十三行记有请佛生禅师读一千遍《金刚般若经》的记载，第八十四、八十五行记有在家中抄写注子《金刚般若经》一部(注子即小字注)。(16)出自阿斯塔那201号墓的《唐咸亨五年(674)儿为阿婆录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牒》，第八、九行中记有延请法师昙真讲金光波若一遍。此处的金光般若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7)出自阿斯塔那239号墓的《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断代为八世纪初。在第三、四行有诵读《金刚般若经》一千遍的记载。(18)以上这些文书说明，唐西州时期《金刚经》在当地仍十分流行。
此次发现《金刚经》残卷的地点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北约40公里的火焰山主峰的山腰上，东南距著名的高昌故城约10公里，洞窟建造在木头沟内西岸长约1公里的陡崖上，现有编号的洞窟83个。作为吐鲁番地区现存洞窟最多，保存壁画最丰富的一处佛教石窟群，柏孜克里克石窟早在鞠氏高昌前期就开始兴建，至唐西州时期大盛，得名“宁戎窟寺”。(19)高昌回鹘时期又多次被改，扩建。至蒙元时期才逐渐废弃。唐玄宗临朝，推行三教圆融的宗教政策，取儒家的《孝经》、道家的《道德经》及佛家的《金刚经》，亲自为之作注并颁行天下，(20)此举肯定促进了《金刚经》在西州，包括宁戎寺的进一步流行。因为在唐朝中后期，西州宁戎寺显然已成为一座官寺。贞元二年至六年(786—790)，时任北庭大都护兼伊庭节度使杨袭古就曾重修宁戎寺。1984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杨公重修寺院碑》记载：“窟下造厅四所……修冬厨一所……窟下广栽葡萄。”(21)由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建立，使得唐中央政府的敕令多数情况在西域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如大云寺和龙兴寺在西域的建立即是明证。(22)1980年与上述《金刚经》汉文残卷一同出土的还有回鹘文《金刚经》残卷，其所据翻译底本就是附有梁傅大士序的汉文译本。(23)可见，直到高昌回鹘时期，汉文《金刚经》在柏孜克里克石窟还具有影响力。
(三)在出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五件《金刚经》残卷中，经初步勘比，我们发现有四件抄自鸠摩罗什译本，即81TBl：330-1、80TBl：055a，80TBl：055b、80TBl：644a；所剩一件抄自北魏菩提流支译本，即80TBl：044a。前述吐鲁番木头沟所出《北魏金刚经》残碑及鄯善县所出《金刚经》残卷均为鸠摩罗什译本，就目前所见，比较而言，似乎罗什本《金刚经》在吐鲁番地区更为流行，并占据优势地位。类似情形早为学界所关注。有学者研究，早从北凉时期，鸠摩罗什的译经就已开始影响高昌佛教。(24)虽然，最先传入吐鲁番地区的汉译佛经并非出自罗什所译，“但罗什译经一出，即很快流传至吐鲁番地区，并取代了先译本，则是从吐鲁番写本中见到的事实”。(25)如《金刚经》，至唐代，虽有玄奘和义净的新译本，但罗什译本仍十分流行。在柏孜克里克石窟，1980年发现与《金刚经》残卷伴随的还有数量众多的罗什所译佛经的抄本，仅《妙法莲花经》就多达百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除了当时统治者大力推崇以外，主要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罗什当年被执入关后，其开展的译经事业发展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长安有专门的译场，又配备有多位得力的助手。再加之他本人佛学功底深厚，译经态度严谨，故所译佛经流畅通达，义理信确。其门人僧肇追随罗什多年，后来赞叹其师之译：“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26)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三
以上介绍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的汉文《金刚经》残卷情况，初步探讨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分析了残卷的版本等问题。由上述可知，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受欢迎。此经的流行，既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而高昌特有的汉文化传统，在唐代为《金刚经》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的《金刚经》抄本，虽为残卷，但它们仍然为我们研究西域高昌与长安佛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作者简介：梁涛，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研究员。
①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文物》1985年第8期。
②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著：《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5—456页。
③ 《魏书》卷101《高昌传》。
④ 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⑤ 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薛宗正：《从出土文书看唐代碛西的汉文教育、儒学和汉方医学》，《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年。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年。
⑥ 陈世良：《从车师佛教到高昌佛教》，《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年。
⑦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人梵寺施法坛经》，《大正藏》第48册，No 2007，0338a12。
⑧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08册No 0235，见0750a27、0750c3、0751a04。
⑨ 《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大正藏》第85册，No 2743。
⑩ (苏联)榜迦德·列文、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著，王新青、杨富学译：《新疆发现的梵文佛典》，《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1) 田卫疆主编：《吐鲁番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1—542页。
(12) 吴震：《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含义佛教经籍举要》，《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13) 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14) 《宋史》卷490《高昌传》。
(15)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6—347页。
(16)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6—74页。
(1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00—501页。
(1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24页。
(19) 《西州图经》记载：“宁戎窟寺一所。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
(20)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4，《大正藏》第55册，No2157，0878cll。
(21) 柳洪亮：《高昌石窟概述》，《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6)》，辽宁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
(22)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114页。
(24) 贾应逸：《鸠摩罗什译经与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25) 吴震：《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含义佛教经籍举要》，《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26) 僧肇：《注维摩诘经》，《大正藏》第38册，No1775，0327a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