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和中日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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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最后一位遣唐僧圆仁于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生于下野国都贺郡壬生町是豪族壬生氏之子。他幼年丧父,随其兄学儒学,并从小就心慕佛教。9岁时,到大慈寺开始修行,当时的师傅广智和尚是鉴真弟子道忠的弟子。在他15岁时,到京都滋贺县比睿山,师事从唐留学归国的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这时起称圆仁。在当时奈良佛教和真言密教的两重壁垒中致力于天台宗的确立,他勤学苦修,深得最澄钟爱,是师傅最澄挑选的能开坛弘法的弟子之一,最澄圆寂后,仍由未满30岁的他开坛弘法。圆仁在40岁时建立“根本如法堂”,天长十年(833)写成《根本如法经》。承和四年(837),由义真和尚推荐,山上众僧拥戴,获选入唐请益。所以圆仁还在入唐求法之前,就已是日本天台宗的一位高僧。他前两次入唐都因风暴而失败,之后最终于838年以45岁的年龄作为最后一位遣唐僧来到中国,入唐苦行求法9年半,847年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山东蓬莱)乘船归国。归国后在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任第三代天台座主,继承最澄遗志大力弘扬大乘戒律,致力于比睿祖山的完成和行化,并兼传密教,使日本天台密教获得很大发展。清和天皇贞观六年(864),在比睿习禅房弟子们的念佛声中,以71岁的高龄圆寂。闻此消息的清和天皇深感痛心,为了表彰其功德授予他“慈觉大师”谥号,同时也对最澄授予“传教大师”谥号。慈觉大师是日本佛教史上僧人荣获大师尊号的开始。

    圆仁所著的有关佛经的典籍著作甚丰,如《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等,都为日本天台密宗奠立了基础。他还把其他先进的唐文化带回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留下了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汉文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这些都对中日文化交流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以下就其影响一一作以论述。

    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中日文化交流

    (一)有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整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过程中用汉文所撰的一部日记体的著作。全书8万多字、4卷,详细记载了圆仁他怎样历尽千辛万苦远渡重洋到中国求法巡礼的全过程。内容涉及到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经济、宗教、语言、风俗礼仪、时令行事、交通地理、行政区划、文书档案及中日关系等各个层面。《行记》的亲笔手稿已佚,但有多种抄本流传,至20世纪初始有刊本问世,后有古抄本、影印本、石印本。迄今已出版了英、法、德、日文各种译本,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注释或研究。现流传的最早的抄本是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古抄本,于1907年12月由国书刊行会在《续群书类从》第12辑·宗教部(二)上编辑发行。1914年,在《四明余霞》第329号作为附录发行了池田长田所藏本,其中还附有由信泷的津金教寺的长海所写的睿山饭食谷松禅院藏本的跋(1805)。①

    1915年9月在《大日本佛教全书》第81册《游方传业书》第一中,以东寺观智院古抄本为底本,以《四明余霞》校正,并附有考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出版发行。这本书是由高楠顺次郎和善之助(第1卷)、和田英松(第2卷)、黑板胜美(第3卷)、藤田明(第4卷)进行校正编辑的。

    1926年11月,在东寺观智院古抄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影印本中,作为解说附加了冈田正之的《关于慈觉大师的入唐纪行》②一文。此本由日本东洋文库影印,简称“东本”③。

    随着圆仁日记的古抄本、影印本的发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相关的研究整理也逐渐深入展开,尤其是小野胜年以东洋文库大正十五年(1926)的东本影印本作为底本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④全4卷成为圆仁研究史上不朽的里程碑。其他还有堀一郎所译的《国译一切经》史传部25(1939)⑤,足立喜六译注,盐入良道补注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2卷⑥(1970),深谷宪一译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990)⑦,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学者E.O.赖肖尔所著的《世界史上的圆仁——唐代中国之旅》⑧,他认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以上这些都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这种僧俗人物风俗习惯等的必备参阅书。

    (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我国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中日关系、僧俗人物、风俗习惯等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在佛教方面,圆仁至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法,参拜祖庭天台山国清寺,但由于当时唐政府不允许,他才只好辗转巡礼五台山。《行记》记载了圆仁所经各地的佛寺状况,包括寺院外观、僧侣人数、众多的宗教仪式等,为研究唐代的佛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在历史方面,它记载了唐代的历史、各地的文化风俗习惯等,展现了唐末的社会百态,是对唐正史的所缺部分的重要补充,具有独特的价值。不仅仅这样,并且其作为日本上代史料,间接或直接的对研究日本史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圆仁的记述还涉及到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和新罗人聚居的情况等等。这些情况在国内的史料记载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更显圆仁记述的宝贵和独特。

    在交通方面,圆仁在《行记》中详细记载了唐代时沿海地理,路经的驿馆及各港口的船舶往来情况。这对研究当时各地的交通状况和地方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语言方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用汉文记载的日记,使用的是唐代的口语体,这对了解唐代当时的语言状况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现今研究唐代语言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史料。

    二、圆仁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圆仁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1.日本天台密宗

    圆仁虽然不是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但他是大成者。显密禅戒四宗虽然是最澄最初提出的革新佛教的四本柱,但充实它确立不动理论的是圆仁。圆仁还扩大了四讲座制,即在原来最澄的止观遮那二业的基础上,再加上苏悉地业和金刚顶业。并且为此新增加了教科书《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羯罗经疏》各7卷。还建立了和女性受戒相关的受戒坛。为了弘扬最澄的《显戒论》,写了《显扬大戒论》。并确立了台密的三部大法,即:金刚两界法和苏悉地法,由此建立了天台密教。而且“充实法华忏法、提出不断念佛法,作为比睿山修法特色的‘朝题目夕念佛’之语能诞生于日本中世的都是圆仁的功劳”⑨。总的来看,“从圆仁开始形成的日本天台密宗,在教理上开始以天台的思想来阐释密宗,在修持上已离开了天台的止观思想,而代之以身口意的‘三密甲胄’,特别是以‘阿字观’来证物诸法本不生之理,开显自心本具佛性之菩提心。这在当时密教盛行的日本,显然也是一种吸引修学者的方便之法。因此,在他的大力弘扬下,日本台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⑩。

    以上圆仁在天台宗方面的成就也可从他所请来的经论章疏传记及法门道具中看出,如在《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11)《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12)《入唐新求圣教目录》(13)中,圆仁在扬州求得128部,198卷。在五台山求得34部,37卷。在长安求得423部,559卷。主要是天台和密宗的教典,这些也对台密的创立和兴起起着主导作用。

    2.日本净土教

    圆仁在他回国后于比睿山建立常行三味堂,851年“移五台山念佛”,从此比睿山兴起。按照法照的“五会念佛”的方法修持弥陀净土法门。这种净土念佛法门对后世兴起净土信仰影响很大,对日本净土教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圆仁之后的学僧源信的念佛教,特别是其著的《往生要集》,良忍的融通念佛等都受到圆仁的念佛三昧的影响。13世纪以后,日本形成了许多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最早成立的宗派就是法然上人源空所创立的净土宗,此后又有由亲鸾创立净土真宗。从他们的著作来看,也都曾受到圆仁的念佛三昧的影响。

    3.观音信仰

    圆仁幼年从师于广智和尚门下,专读于观音经,专供俸于观世音菩萨。15岁,师事比睿山传教大师最澄。之后他把实行了12年笼山制转为地方化,开创三塔之一的横川,建立首楞严院的中堂,并把圣观音作为本尊,这一切都能说明了其对观音菩萨的敬仰。圆仁归国后,虽然其著述中没有关于观音信仰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圆仁的心中,充满了对观音菩萨的敬仰,祈祷形式的观音信仰使圆仁的实践行动和祈祷表面化(14),而且他一直致力于宣扬观音的慈悲,东北文化的发展、济生利民,这一切也都表明了其对观音菩萨行的实践。此外,和大师结缘的寺庙,它们作为观音的名刹都成为了当地老百姓信仰的中心,这些都是很稀有的。这些供奉观音的名刹遍及全国各地,可见其观音信仰对日本人信仰的影响。

    (二)圆仁对其他日本文化的影响

    1.艺术

    圆仁在音乐方面,尤其在佛教音乐史上的业绩众所周知。圆仁从中国所带回来的五台山的教团音乐,作为声明道而独成一系,对日本的音乐产生久远的影响。据说谣曲、平家琵琶、净琉璃、能乐等都是来自于天台声明。天台声明不仅是后世日本佛教各宗系声明的基础,也影响到整个日本的传统音乐。另外,作为教团音乐的鱼山声明由镰仓佛教诸宗派尤其是净土宗、净土真宗等继承,所以可以说“圆仁是日本佛教音乐之父,他的业绩可以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相提并论”(15)。在其他方面,圆仁还从中国带来了象征大陆文化的佛像、佛画、曼荼罗、密具等,数量十分庞大,这些都对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美术给与了很大影响。

    2.梵语学

    在梵语学史上,圆仁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由南條文雄等向全世界介绍的大乘佛教的梵本中,按次序依次介绍了《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和《金刚经》。而把这三本梵本初次带到日本的就是慈觉大师圆仁。圆仁还从中国带来了相传是义净所作的梵文辞典《梵语千字文》及小辞典《梵语杂名》和大辞典《翻梵语》10卷。这三大词典不久就对日本辞典的作成给与了很大的影响,在日本文化史上被看做是划时代的一大契机。另外,“在圆仁的弟于当中,擅长梵语学的有两人。一人是元庆寺的安然,他著有《悉昙藏》8卷,完善了当时的梵语学。另外一人是清凉房玄昭律师,他著有《悉昙略记》,是日本最初的梵文典”(16)。这些都可以看出圆仁在日本梵语学史上的功绩不可计量。

    3.新汉音

    在日本,一般把隋唐所传来的字音称之为汉音,宋以后的近世字音称之为唐音。所以桥本进吉博士称圆仁所带来的字音为“一种汉音”。而饭田利行认为这种字音是接着汉音的一种广泛通用的时代音,所以称它为“新汉音”(17)。这种新汉音是连接日本平安期和镰仓期的纽带。圆仁所带来的新汉音不仅仅在宗典诵读上而且在日本的语言文化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奈良朝以前,重唇音明母、轻唇音微母的发音完全是m音,但是到了平安朝初期变成了b音。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平安朝初期回国的圆仁和他的弟子惟正以及圆珍的从僧智聪等带来的新汉音的移入及流行。

    另外,桓武天皇在延历年发布了吴音学习禁制令,公布了来源于汉音的汉书籍和佛典的诵读令,还有持统天皇在位时所发布的汉音传授学习法等都对日本国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此天台声明开山祖师圆仁所带来的字音能得到确认。最终这种新汉音在中日音韵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圆仁“所带来的新汉音成为近世音的中轴,对之后所传来的临济音、曹洞音、黄檗音也有不少的影响”(18)。

    4.泰山府君的影响

    圆仁从唐朝请进了道教的泰山府君信仰,后来于仁和四年(888)由延历寺座主安慧供奉在修学院村,此后,泰山府君成为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道教神灵,受到了上自天皇下至百姓的崇拜。另外,在日本诸多文学作品中如:延庆本和觉一本的《平家物语》及《源平盛衰记》也能看到当时人们对它崇拜的记载,并且是不低于对天照大神的崇拜。

    5.东北文化的发展

    圆仁对东北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东北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其宗教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受了圆仁的影响。这里的宗教信仰是受圆仁影响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就是祖灵信仰,它和天台密宗联系紧密,但其独立性很强,是结合东北当地的原始民族特色而发展起来的信仰。而天台密宗也以祖灵信仰为土壤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圆仁在此期间,一边布教一边济生济民,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尊崇。在圆仁及其天台僧众的努力下,东北渐渐有了安定的、独自的文化。大师对东北佛寺的建设,土地的开发及产业的开发都有着很大的贡献。东北的寺庙相传圆仁开创的有109寺,复兴的有22寺,和圆仁有关联的佛像寺庙169寺,比其他地区多得多,这些都说明圆仁和东北文化关系的密切。寺庙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立石寺。它于贞观二年(860)曾经担任天皇敕使的圆仁到此修行,创建了这座寺庙,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寺内主供药师如来佛。立石寺位于山形市西方的山崖上,外界多以“山寺”称呼。开山之时,寺僧特地自天台宗本寺京都比睿山的延历寺中迎来法灯供在根本中堂中,千百年来未曾熄灭。这在世界佛教史上都是仅有的。

    除以上我们所论述的各方面外,圆仁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功不可没。在文学方面,作为比睿山修法特色的“朝题目夕念佛”之语能诞生于日本中世,这都是圆仁的功劳。其影响还可见日本的文学作品《荣花物语》(19)。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圆仁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座丰碑。

    *作者简介:刘欢,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师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①  “津金寺”本刊行(四明本)。

    ②  冈田正之:《关于慈觉大师的入唐纪行》,东洋学报,11卷4号—13卷1号,1921—1923。

    ③  东洋文库影印,简称“东本”。

    ④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铃木学财团,1964—1969,法藏馆,1989年。

    ⑤  堀一郎译:《国译一切经》,史传部25所收,(1939、1963补订、大东出版社),堀本。

    ⑥  足立喜六译注,盐入良道补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2卷,平凡社·东洋文库1970,1985年。

    ⑦  深谷宪一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公文,(深谷本),1990年。

    ⑧  E.O.赖肖尔著,田村完誓译:《世界史上的圆仁——唐代中国之旅》,实业之日本社,1963。原书改名为“圆仁在唐代中国的旅行”再出版,1984年。

    ⑨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铃木学财团,1964—1969,法藏馆,1989年。

    ⑩  朱封鳌:《圆仁与台密思想的形成上海佛教》,2003(5)。

    (11)  《大正藏》卷55,No.2165,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44年11月再刊发行。

    (12)  《大正藏》卷55,2166,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44年11月再刊发行。

    (13)  《大正藏》卷55,No.2167,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44年11月再刊发行。

    (14)  佐伯有清:《最澄和他的流派》,吉川弘文馆,1993。

    (15)  田村完誓:《关于赖肖尔大使的慈觉大师研究》《慈觉大师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64,第673页。

    (16)  田村完誓:《关于赖肖尔大使的慈觉大师研究》《慈觉大师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64,第674页。

    (17)  饭田利行:《关于慈觉大师带来的新汉音》《慈觉大师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64,第215页。

    (18)  田村完誓:《关于慈觉大师带来的新汉音》《慈觉大师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64,第665—675页。

    (19)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铃木学财团,1964—1969,法藏馆,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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