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来华僧人作为中日佛教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真正起步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佛教、道教研究开始解禁。杨曾文教授首先于1981年翻译出版了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①，促进了人们对日本佛教的认识。此后又出版了他编著的《日本佛教史》②，结束了在中国没有系统介绍日本佛教通史的历史。这进一步推动了对日本佛教的研究。日本来华僧人研究也经过学者20多年的辛苦耕耘，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细化，有关日本佛教人物研究的论文与论著越来越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日本来华僧人的整体研究。二、日本来华僧人的个案研究。以下将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略作评述。

    一、日本来华僧人的整体研究

    对日本来华僧的整体研究重在探讨来华僧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用、贡献、影响等。如：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③，指出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僧侣的往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国僧侣不仅在佛教领域里互相学习和借鉴，而且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领域里都发挥了传播者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僧侣所以能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这种特殊作用，是和当时中日两国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苏渊雷的《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④，评述了从日本佛教史上艳称的“入唐八家”，即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的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尚有肖平《明末清初渡日僧侣之活动及其贡献》⑤等文，郭万平的《宋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佛僧》⑥，谭锐的《浅析北宋时期中日交往中的“僧侣现象”》⑦，安淑珍的《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等文探讨了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的情况及影响⑧。

    探讨日本来华僧历史发展状况的文章有：张菁的《论唐代中外僧侣的海上求法热潮》⑨，认为唐朝的高僧们曾经掀起过一场海上求法弘法热潮。为了弘传佛教，唐代高僧络绎不绝地从海路前往印度、日本等地求法弘法，形成一次取经的热潮。同期，亚洲各国的高僧泛舟而行，川流不息地来到中国求取佛经、弘扬佛门。华蕃僧侣的频繁往来对亚洲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外交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相关还有王仁波《唐代日本留学僧在长安》⑩《唐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与日本留学僧》(11)，杨曾文《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僧》(12)等文。此外，公元14世纪末叶，正位中闰兀、刃两朝触革之际，日本南北朝幕府武士争雄之秋，一批日本僧人作为使者来到中国，明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川、陕与云南，终洪武之世未能建立正式的中日邦交。在此时期旅居云南的日本僧人其名可考者，有鉴机先、天祥、大用、宗沏、演此宗、镜中照、斗南、桂隐、昙演、如瑶等，而昆明五华寺僧宗戒、西山僧石隐、大理感通寺僧南江等疑亦为日僧。他们是见于历史记载中的首批旅滇的日本人，有的就长期流寓云南而“云归滇海”了，故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的《古迹》中载有“日本四僧塔”的遗址。他们都是禅宗，精通佛学，“能诗善书”，与当地各族各界人士交游，“深交最有清”。他们游览中华山川和珍惜友情之作，多被选入具有代表性的有明一代诗选总集——《列朝诗集》和《明诗综》中，在中华文化的诗坛上增添了数十首清丽的诗篇，为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友好的篇章(13)。

    另外，从艺术的角度来解读的如：沈文凡的《日韩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在唐代的诗歌创作》(14)，他概述了唐代文化涵融性及东夷诸国(日韩)对唐代文化的认同心理，唐代诗文不同创作主体(日韩)的各自特征，唐代诗文对外传播的方式途径，日韩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的佚诗佚文等情况，并提出了对这一论题研究方法。

    二、日本来华僧人的个案研究

    中日佛教交往的研究中，日本来华僧以及携回的文物制度一直是重中之重。他们作为摄取中华文化的主要担当者和承载者，在中华文化流播日本的进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近些年来，包括空海等僧侣在内的赴唐日僧，逐渐引起学界的注目，但这些论著主要集中于空海、圆仁、道元等著名日僧，对其他单个赴华日僧进行研究的论著则少之又少。以下就从三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国内的个案研究概况试作评述：

    (一)关于空海的研究

    概括20世纪以来的空海研究，讨论的议题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古籍文献研究，二是空海生平、佛教思想以及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1.关于古籍文献的研究

    一是《文镜秘府论》，共6卷，是空海所撰。这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文评论著作，也是中国六朝后期至圣坛四个的集大成者，影响巨大。在这方面的研究首推的是卢盛江。卢盛江所撰的120万字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是对这一典籍全面的带总结性的新整理本。它提供了可靠的本文，对有关问题有细实考释，所用多为珍贵的古抄本，汇录的资料为作者多年搜集，有的是在日本深入山林寺院亲自调查所得，这使它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另外，卢盛江还在《空海与文镜秘府论》(15)著作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文镜秘府论》的形成经过及其内容，是一本全面系统的论著。其它相关论文有：《空海入唐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16)《<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17)《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18)《<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19)《<文镜秘府论>作年考》(20)等。

    二是空海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如吕浩的《空海和他的<篆隶万象名义>》(21)认为此书在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现代辞书编纂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郭萍的《论<篆隶万象名义>的“又切”及整理方法》(22)认为《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沙门空海所撰的汉语中古字书，其一字多反切的现象有不同于一般韵书“又音”的特点，她将其称之为“又切”。并针对《名义》“又切”的特点，从《名义》的语音系统出发，提出了整理“又切”的可操作的方法，该整理方法可以也应该贯穿《名义》音系整理的全过程。

    三是空海所作的《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和空海撰的《惠果和尚之碑》。韩昇认为空海所作《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透露了唐朝与日本交往中是否有国书存在的重大线索。根据唐朝关于外国使节入境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以及外国使节朝见的仪式，可以判断日本曾向唐朝提交国书，这对于判定两国关系的实质具有重大的意义(23)。此外，空海撰的《惠果和尚之碑》则是研究惠果生平事迹的另一重要的历史史料(24)。

    2.空海生平、佛教思想以及空海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一是关于空海生平以及空海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方面。弘法大师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一位高僧，曾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约二年，回国后开创真言宗，著书立说，为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业绩(25)，他长于草书，并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他还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他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其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26)。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空海研究著作中都有所论述。如：黄道立编著的《中日友好的先驱日本著名高僧空海》(27)，高留成的《试评日本一代宗师——空海》(28)，吕元明《“访采真荃”的空海》(29)，赵安博《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空海》(30)，忻中《空海入唐求法琐记》(31)，于春梅、邵淑月《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32)等。此外，福建霞浦赤岸是日本法师空海入唐摄取禅宗茶文的海上遇难登陆停留第一站，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古迹依稀可见。它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日两国发展友谊关系创造了良好开端(33)。

    二是空海的佛教思想。空海的六大缘起说，近代以来中日学术界常被当作密教普遍的哲学思想来论列。吕建福通过对这一说法的思想渊源及其形成过程和理论特点的分析，认为六大缘起说是空海发挥显密经轨的“微言大义”而提出来的，是在《大日经》五大种子说以及五字门、五轮观的基础上，把显教的六界说转化为密教的六大说，尤其把色识转化为心大，将表述现象世界的概念上升为说明世界体性的本体论学说。因此六大缘起说是空海的独创，属于日本真言宗的理论体系，不能作为唐代密宗的理论甚或整个密教的缘起论(34)。

    关于空海主张的垂迹说，赵连泰认为空海的真言密教，从奈良至平安朝，奠定了日本佛教改革的基础，不仅实现了“神佛融合”的主张，而且创立了“即身成佛”说。空海主张垂迹说，但更倾向于一体说。空海作为日本佛教的集大成者，其卓越业绩在于使外来的佛教日本化(35)。

    此外，李文英、续润华的《空海教育思想初探》(36)，以空海的佛教思想为基础，对其教育思想作了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三是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王益鸣(37)对空海学术的“范畴”进行了考释。在阐述这些范畴时，作者注意到了把原典文本作为阐述的基础，又以东亚文化作为广阔的背景，材料宏富，论证精当。其中，像对“曼荼罗”“真言与妄语”“声字与实相”等的考释与阐述，皆发前人之未发，对理解空海的学术和阐述这一学术的价值是极有意义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空海入唐1200周年纪念文集》(38)，其收集了西安地区学者关于空海研究的最新作品，共有23篇论文，如：贾俊侠的《空海大师入唐求法文化诠释》、贾二强的《“入唐八家”请来目录所见中日交流的几个问题》、王晓如的《空海与真言宗的政治作用》、性洋的《空海大师与人间佛教》、邓友民的《与空海有关的寺院及其历史意义》、李利安的《空海入唐求法期间在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方面的追求与成就》等。这些文章内容涉及空海事迹、空海学术思想、真言宗研究、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中日比较研究等与空海相关的问题。

    (二)关于圆仁的研究

    关于圆仁及其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1.关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

    (1)有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整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书共8万多字，4卷，它用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载了圆仁他怎样历尽千辛万苦远渡重洋到中国求法巡礼的全过程。内容涉及到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经济、宗教、语言、风俗礼仪、时令行事、交通地理、行政区划、文书档案及中日关系等各个层面。《行记》的亲笔手稿已佚，但有多种抄本流传，至20世纪初始有刊本问世，后有古抄本、影印本、石印本。迄今已出版了英、法、德、日文各种译本，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注释或研究。现流传的最早的抄本是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古抄本(东洋文库影印，简称“东本”)。近年来，国内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版本，由顾承甫、何泉达校注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39)，它是以日本东洋文库大正十五年(1926)的东本影印本作为底本的和由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据日本小野胜年译注本翻译、简化整理校注的，周一良审阅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40)，这些都是研究中日佛教交流，唐代佛教以及唐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必备参阅书。

    (2)《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独特的史料价值

    佛教方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过程中用汉文所撰的一部日记体的著作。记载了圆仁所经各地的佛寺状况，包括寺院外观、僧侣人数、众多的宗教仪式等，为研究唐代的佛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这方面的论文如：任林豪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41)认为《行记》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行记》记载了天台宗名僧行满的卒年，由此可以进一步研究行满一生的行迹，对于探讨行满对天台宗的贡献有重大意义；二是可以看出当时天台宗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江南一隅，波及到了北方，并在华严宗圣地五台山占了一席之地。认为应该重视《行记》所记甚详的北传天台宗的志远和尚。俞钢的《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42)从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入手，广泛引证古文献的有关史料，就会昌法难的经过、规模以及君臣对毁佛的态度诸问题作了探讨。与此相关的还有：于辅仁《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43)，袁刚《会昌毁佛与李德裕的政治改革》(44)等。褚良才《日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唐代俗讲》(45)结合圆仁的记载，从仪式、讲师、时节、兴衰四个方面分析了唐代的俗讲，指出唐代俗讲是借讲经之名，为上自皇室下至百姓聊以娱乐的宗教活动，常常是应皇帝命令而讲，故《行记》书“奉敕开俗讲”，俗讲衰于会昌二年五月，即武宗全面灭佛运动开始之时。

    关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方面。对此作出较系统研究的有：牛致功的《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46)认为其史料价值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圆仁的耳闻目睹，真实可信，中国史籍也没有记载，这是最珍贵的部分。其二，因中国史籍的记载过于简略，所载可以补充中国史籍的不足，这是需要重视的部分。其三，所载不够准确或者错误，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正的部分。顾承甫的《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47)，认为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史料。日本学者称之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不仅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部珍贵文献，而且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行记》)一起，被尊列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其他还有张剑光、邹国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经济史料价值略述》(48)，简单的介绍了《入唐记》在农业和工商业方面的材料，来充分认识这些材料的价值。并还认为其的经济史料还有很多，如寺院经济，书中记载了较多的各地寺院规模、经费开支(包括佛事、僧人日常支出费用)等，都是研究唐代寺院经济的第一手资料。从圆仁的记载中还可知唐代山西使用煤炭已相当广泛。梁容若《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49)通过圆仁在记述五台山所见时，所写的“或景物奇特，或故事诙谐，无须刻划，已成逸品”的文字，认为《行记》还有其文学价值。

    唐代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方面。通过日本著名高僧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以了解唐代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此类的文章有：鲜于煌的《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历史细节的描写》(50)，朱亚非的《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看唐代山东的对外交往》(51)《<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唐代嗜茶风俗》(52)，王福昌《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53)，张葳《唐中晚期山东北部地区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信仰初探——以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54)等系列论文。另外，李济沧的《圆仁与李德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扬州的李德裕》(55)，根据日本高僧圆仁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深入探讨了唐朝时期圆仁在来华求法过程中与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的交往，并由此对历史上有关李德裕的人品及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一定参考意义。

    交通方面。圆仁在《行记》中详细记载了唐代时沿海地理，路经的驿馆及各港口的船舶往来情况。对研究各地的地方史有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学界对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路线，特别是从今南通市区，如东县至如皋市这一段路线众说纷呈，扑朔迷离。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徐琛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提出了清楚而切实的见解(56)。此外，还有徐冬昌《圆仁从日本到扬州的一段旅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读后》(57)，申丁的《圆仁到过沪渎港吗》(58)，张传藻《唐代圆仁的黄海之行》(59)，陆宜玲《圆仁游历山东路线及中晚唐山东北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60)等文。

    (3)《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语言学价值

    许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行了探讨。专书词汇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基础。董志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61)是一部研究唐代专书词汇的研究著作。其他关于词汇方面的论文有：曹小云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概数词“来”》(62)，初步考察了《行记》中概数词“来”，揭示其在晚唐时期的使用情况。武振玉探讨了《行记》中口语词的使用状况，这对研究晚唐时期的汉语词汇极有价值(63)。在探讨语法问题方面：如于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若干语法问题探讨》(64)，认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出现了不少新兴的语法成分：“了”演化为事态助词；“望、往、指”虚化为表处所或方向的介词；“着”演变成动态助词；“来”用作概数助词等，这些都对研究晚唐时期汉语语法的变化发展极具价值。与此相关的还有武振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65)等。另外，何辉凤、唐韵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是”字判断句》(66)，分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是”字判断句，从表现形式、结构变化、语义表达、语法功能等方面全面描写，揭示晚唐时期判断句新旧格式交融、新兴格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特点。

    2.关于圆仁生平事迹方面

    日僧圆仁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趋于衰退的晚唐时期，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日本第18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在中国度过了近10年的请益僧生活，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向中国佛教界高僧请益，由于唐朝政府规定所限，未能如愿去台州请益。圆仁将在华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后人研究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佛教活动及唐、日、新罗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此书比《马可波罗游记》早400年，被日本学界誉为“东洋学界至宝”。圆仁大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念(67)。田正祥编著的《圆仁三赴赤山  慈觉大师千年足迹考察录》(68)，则较详细的考察了圆仁三赴赤山的历史情况。探讨与赤山法华院的因缘的还有刘永忠《日僧圆仁与登州赤山法华院的因缘》(69)一文。

    3.其他相关古典文献的研究

    代表性的有：史睿的《圆仁求法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70)，他通过圆仁编著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来考证五台山五种石刻。认为考证五台山，可知唐代佛教各宗与五台山文殊信仰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发现佛教典籍、敦煌文献和碑版文字之间关于五台山史事记载的关联和异同。王勇、王丽萍对相随圆仁东渡的唐人乐郃所著的《圆仁三藏供奉人唐请益往返传记》进行了校录，认为其是最早一部圆仁传记，虽只有1300余字，但内容可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相互印证，不仅是研究圆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了解唐朝政治、文化、外交的珍贵文献(71)。

    (三)关于其他日本僧人的研究

    对于其他日本僧人记载，研究者们也作了探讨，但为数很少。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文化不断地移植于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唐代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不仅从高度繁荣的唐经济、发达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中汲取了不少有益于日本的东西，而且也为中国带来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如灵仙三藏是兼通日、汉、梵三种语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他对中国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贡献(72)，另外，王承礼、李亚泉在《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和日本灵仙三藏》(73)中，论述了灵仙三藏和五台山金阁寺的历史渊缘。到了宋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对于中国文化的需求大为减弱。中日文化的交流相对地降至低潮。“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基本断绝。但日宋间的民间交往仍在继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日本东大寺的名僧奝然随着往来的商船来到中国，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74)。张礼忠在《日本名僧奝然与中国佛教文化》(75)中也指出奝然是北宋时期第一位访华的著名文化使者，在中国停留4载，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高留成的《日本入北宋巡礼僧——奝然》(76)认为“奝然献书”在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外，郭万平的《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77)则认为，日本僧戒觉的日记《渡宋记》虽然篇幅短小，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宋史等珍贵史料。

    另外，宁俊伟的《道元禅师与<永平元和尚颂古>》(78)，何燕生《道元和日本曹洞宗》(79)，高留成《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与中日佛教交流述略》(80)等文，论述了道元的禅学思想及其发展。

    综上所述，自20世纪以来对于日本的佛教僧人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从文本文献的考证到理论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以下的缺陷：1.在日本佛教僧人整体性研究上，成果不是很显著，专著还没有。2.日本的佛教僧人多是个案研究，而且分布不均衡，因而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不能将研究置于宽广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因而无法映射和总结日中两国在佛教交往方面的时代特征和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关系，对未来没有指导性，缺乏理论深度。3.古籍文献研究方面不仅需要更加精审的权威校注本，以利于进一步细致深入地进行日本来华僧的研究，而且也需要通俗性的白话今注今译本，作为大众普及读物，以增强一般读者尤其是普通百姓对日本来华僧的认知和了解。4.从目前来看，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基本停留于文献考证阶段，理论研究显然比较薄弱，因此，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需要从各个方面作出系统研究，要充分揭示出它的史学价值，并利用它来解决诸多与圆仁研究有关或无关的学术问题。此外，对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文学价值的探讨，也是研究的薄弱地方，虽有零星涉及，但却缺乏系统研究。5.对空海、圆仁及其他僧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学术化。空海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涉及其教育思想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缺乏深度。另外，目前国内能够见到的有关圆仁的著作还没有，对圆仁生平、求法经过、佛学思想及圆仁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

    *作者简介：师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

    ①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②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本学论坛》1987年第1期。

    ④  苏渊雷：《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⑤  肖平：《明末清初渡日僧侣之活动及其贡献》，《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9年第5期。

    ⑥  郭万平：《宋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佛僧》，《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⑦  谭锐：《浅析北宋时期中日交往中的“僧侣现象”》，《西华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⑧  安淑珍：《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⑨  张菁：《论唐代中外僧侣的海上求法热潮》，《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⑩  王仁波：《唐代日本留学僧在长安》，《法音》1982年第6期。

    (11)  王仁波：《唐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与日本留学僧》，《文博》1989年第6期。

    (12)  杨曾文：《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僧》，《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2期。

    (13)  王叔武：《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14)  沈文凡：《日韩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在唐代的诗歌创作》，《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5)  卢盛江：《空海与文镜秘府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  卢盛江：《空海入唐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7)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8)  卢盛江：《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9)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

    (20)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作年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1)  吕浩：《空海和他的<篆隶万象名义>》，《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2卷第4期。

    (22)  郭萍：《论<篆隶万象名义>的“又切”及整理方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

    (23)  韩昇：《从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论唐日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4)  陈士强：《密宗史的一则珍贵资料——关于空海和他的<惠果和尚之碑>》，《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1期。

    (25)  忻中：《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社会科学》1980第4期。

    (26)  高文汉，李秀英：《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文史哲》1999第2期。

    (27)  黄道立编著：《中日友好的先驱日本著名高僧空海》，商务印书馆1984年。

    (28)  高留成：《试评日本一代宗师——空海》，《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8期。

    (29)  吕元明：《“访采真荃”的空海》，《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第3期。

    (30)  赵安博：《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空海》，《法音》1984第3期。

    (31)  忻中：《空海入唐求法琐记》，《文史杂志》1988第6期。

    (32)  于春梅、邵淑月：《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第5期。

    (33)  吴家阔：《福建霞浦赤岸与日本法师空海》，《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34)  吕建福：《论空海的六大缘起说》，《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

    (35)  赵连泰：《试论空海与真言密教》，《日本问题研究》1995第4期。

    (36)  李文英，续润华：《空海教育思想初探》，《日本问题研究》1996年第4期。

    (37)  王益鸣：《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38)  邓友民主编：《空海入唐1200周年纪念文集》，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三秦出版社，2004年。

    (39)  顾承甫、何泉达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

    (40)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41)  任林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

    (42)  俞钢：《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43)  于辅仁：《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

    (44)  袁刚：《会昌毁佛与李德裕的政治改革》，《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5)  褚良才：《日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唐代俗讲》，《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46)  牛致功：《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

    (47)  顾承甫：《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新世纪图书馆》1984年第3期。

    (48)  张剑光、邹国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经济史料价值略述》，《上饶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49)  梁容若：《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陆杂志》1953年第6卷第6期。

    (50)  鲜于煌：《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历史细节的描写》，《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2期。

    (51)  朱亚非：《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看唐代山东的对外交往》，《文献》1996年第4期。

    (52)  张剑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唐代嗜茶风俗》，《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

    (53)  王福昌：《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4)  张葳：《唐中晚期山东北部地区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信仰初探——以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5)  李济沧：《圆仁与李德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扬州的李德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56)  徐琛：《圆仁入唐求法通如之旅路线考》，《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

    (57)  徐冬昌：《圆仁从日本到扬州的一段旅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读后》，《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58)  申丁：《圆仁到过沪渎港吗》，《史林》1986年第1期。

    (59)  张传藻：《唐代圆仁的黄海之行》，《航海》1985年第5期。

    (60)  陆宜玲：《圆仁游历山东路线及中晚唐山东北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61)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62)  曹小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概数词“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63)  武振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口语词》，《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64)  于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若干语法问题探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5)  武振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

    (66)  何辉凤、唐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是”字判断句》，《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6年第6期。

    (67)  张志宏：《圆仁入唐散论》，《文史哲》1994年第1期。

    (68)  田正祥：《圆仁三赴赤山  慈觉大师千年足迹考察录》，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69)  刘永忠：《日僧圆仁与登州赤山法华院的因缘》，《法音》1990年第9期。

    (70)  史睿：《圆仁求法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文献》2005年第4期。

    (71)  王勇、王丽萍：《唐人乐郃<圆仁三藏供奉人唐请益往返传记>校录》，《文献》2004年第4期。

    (72)  林剑鸣：《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

    (73)  王承礼、李亚泉《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和日本灵仙三藏》，《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74)  李春光：《奝然和中日文化交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

    (75)  张礼忠：《日本名僧奝然与中国佛教文化》，《世界文化》1995年第1期。

    (76)  高留成：《日本入北宋巡礼僧——奝然》，《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5年第7期。

    (77)  郭万平：《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佛学研究》2004年。

    (78)  宁俊伟：《道元禅师与<永平元和尚颂古>》，《五台山研究》2003年第3期。

    (79)  何燕生：《道元和日本曹洞宗》，《法音》1993年第5期。

    (80)  高留成：《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与中日佛教交流述略》，《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