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城市布局，对于城池位置、规格以及军事、行政、国家宗教设施的用地一向非常讲究；但对于其它用地，特别是涉及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即便在城市规模、规划都登峰造极的都城，也不大重视。虽然，在包含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典籍如《考工记》，以及后世描写城市实态的一些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乃至坊市位置的规划；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们在一些城市遗址中被安排得井然有序的具体实例。可是，笔者心中总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城市中民众的社会生活，到底是在哪些空间里进行的呢?
以往关于唐代长安城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积累。既有很细致的对城市结构以及里坊、宅第、寺观、坟茔分布的探讨，也有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析①。但迄今未出现对长安城公共活动空间的讨论。即使在《唐代长安寺院之研究》②这样的工作中，对此问题亦未给予注意。
事实上，由于寺院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它在唐长安城中完全充当了公共活动空间的角色。当然这里面存在多方面的差异，首先是佛寺在长安城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其次，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活动也存在差异。将这些社会活动与具体的空间联系起来，考察它们的分异状况，显然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本文以文人士子的公共活动为中心进行分析。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史料中这一阶层的记载较为详细，也能由此折射出当时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至于帝王、庶民两个阶层的活动，拟另文探讨。
一、长安城佛寺分布的空间特征
唐长安城的佛寺散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总体上呈现出东疏西密的不均衡状态。朱雀街以东，有佛寺的里坊29个，共有佛寺46所。以西有佛寺的坊里31个，共有佛寺74所③。这一分布特征与长安的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从地势上看，唐长安城所在西安小平原，原野舒展但起伏有致，由南至北排列着6条高冈，其坡头多在东城区，故造成了东城高西城低。地势低洼处不利于排水，故而，汉朝将未央宫等主要宫殿修筑在全城的至高点龙首原上。隋唐长安城虽位于龙首原南，但其主要的宫殿群西内太极宫和东内大明宫也是建于龙首原上。当初宇文恺设计长安城时，便是以这六道高冈为基础，将重要建筑物设置在高处；低洼之处，要么是百姓住宅，以利于官府居高临下的管理，要么渚水成湖，装点园林和寺观等。
长安城中寺院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达官贵人舍宅为寺。这一现象，自然影响到城中寺院的分布特点。前人认为街西舍宅为寺现象较多，意味着街西不如街东适合居住，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舍宅与僧，本是虔心礼佛的行为，信徒不至于拣选自己不喜欢的地方来讨罪过；所以辛德勇认为，佛寺的位置所在其实与权贵们的住宅一样，都体现出当时大多数人在选择居住空间时所持的基本好恶倾向。唐初长安城中寺院分布与官员住宅完全一致，也是西部要远比东部密集。高宗以后政治中心从太极宫转移到长安城东北隅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后又移到兴庆宫。这必然影响到朝臣对于住址的选择。城东逐渐形成密集的官僚住宅区，西部宅邸则往往舍为寺观④。
二、赏花与游乐活动的空间
唐代长安的文化盛事是赏牡丹花。牡丹在长安城中的栽种极为普遍，中唐以后极盛。其栽种遍及皇宫、衙署、私家庭院，但对公众开放的只有寺院。寺院不仅空间宽敞，又有寺僧们的精心栽培，从而成为人们观赏牡丹的上好去处。从唐人留下的赏花诗作中可以发现，诗人们赏花的足迹遍布整个长安。《全唐诗》中提及到牡丹的诗歌两百多首。其中提及的寺院有8所(表1)。
赏花只是士子们交游的项目之一。平日生活中的寺院也是热闹异常。《太平广记》中有多则故事，提到士子们对于寺院的喜爱。如卷第98《素和尚》条：“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卷第100《僧齐之》条：“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卷第257《张浚伶人》条：“唐宰相张浚，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卷第282《元稹》条：“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院，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等等。白居易在《梦亡友刘太白同游彰敬寺》诗中也感慨：“昨夜梦中彰敬寺，死生魂魄暂同游。”
热爱题诗的唐人在寺院中留下无数名诗佳作。《唐才子传》卷4《章八元》条载：“长安慈恩寺浮图，前后名流诗版甚多”。在盛行写诗的唐代，交游题诗是一种普遍行为，这些题诗构成了寺院人文气息和文化内涵。长安城中的寺院大多虽然地处繁华都市，但有些也偏居一隅，是闹中清静之地，景色优美，所以文人在寺院中题诗的资源非常丰富，可就地取材。如王维作有《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⑤；《太平广记》卷182载：苗台符、张读“二人常列题于西明寺东廊”。
诗歌中还常有文人群游寺院而集体创作的作品，如高适《同群公题山中寺》⑥、钱起《同王錥起居程浩郎中韩翃舍人题安国寺用上人院》⑦、王维《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⑧等等。段成式、郑符、张希复、升上人《大同坊云华寺偶联句》⑨、皮日休等《报恩寺联句》⑩等。而那些建筑宏伟或是地理位置优越、风景秀美的寺院，如青龙寺、慈恩寺、庄严寺、章敬寺等，更是频频出现在诗文中。宋之问《登禅定寺阁(一作登总持寺阁)》(11)、宋之问《晚秋游普耀寺》(12)、徐夤《忆荐福寺南院》(13)、储光羲《同诸公登慈恩寺塔》(14)等等。
段成式、张希复、郑符等曾相约游赏京中寺院，留下了不少联句诗歌(15)。在段成式明确说明，因为觉得两京杂记和游记多有疑略，于是相约游访，以街东兴善寺为首。他们游历的寺院包括大兴善寺、长乐坊安国寺、常乐坊赵景公寺、大同坊云华寺、道政坊宝应寺、平康坊菩提寺、光宅坊光宅寺、翊善坊保寿寺、宣阳坊净域寺、崇义坊招福寺、昭国坊崇济寺、永乐坊永寿寺(16)、崇仁坊资圣寺。
上文提及到的这些卿相们热衷交游的寺院，有三所与赏花寺院相重合。余下的寺院，几乎都是与帝王的活动有关的寺院。综观这些寺院及其分布，多在朱雀街东的东城区。这与唐长安城的士庶住宅分布有一定关系。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长安城的居民分布为东密西疏，大量的官宅都分布在长安城东部诸坊，靠近宫城皇城的地方，以便于朝谒和办公。尤其城东北区靠近三内和皇城，官僚宅第密集，号称十六王宅的入苑坊及胜业坊集中了大量官宅。
三、避暑空间
多数历史地理专著都将唐代的气候定为温暖期(17)。在有关唐长安的史料中，常见“酷暑”、“大燠”、“恶热”、“暑毒”等字眼，说明当地的夏季炎热难熬。唐初，太宗、高宗、武则天就多次抱怨盛夏时节京师的炎热，并为是否应该出外避暑与大臣产生争执。唐后期还数度出现夏季燠热的记载。《旧唐书·德宗纪》称贞元十四年(798)“是夏热甚”，《新唐书·五行志一》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4)六月“大燠”。据此推断，唐代长安盛夏高温应是常见之事。故而避暑成为人们夏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白居易《苦热题恒寂师禅室》诗云：“人人避暑走如狂”，(18)可谓当时生活写照。
在古代，并无其他避暑手段，只能借助于自然条件，或地势高旷之处，或深山丛林之中。而长安所处的地形特征，也决定了时人避暑的去向。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浐川，西次沣水。山川秀美而又远离城区的清静之地，自然是避暑的首选。长安近郊，庄园罗列，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五类：供游赏宴饮的山池园亭；供个人悠游逸居的别墅别业；作为家族的产业而置备的庄或别业；寺院的庄田；坟墓的下葬和洒扫田(19)。但一般的文人士子和平民百姓，如何在长安城度过炎炎酷暑?在唐诗中我们发现有众多寺院和僧房避暑、纳凉的诗作。如刘得仁在慈恩寺避暑时，即使“闲上凌虚塔”却仍“相逢避暑人”，而且人数颇不少：“却愁归去路，马迹并车轮”(20)。看来酷暑时节，每个人都想找到清幽之地暂避暑气。而寺院则成了最佳去处。
长安城寺院众多，并非每个都能成为避暑胜地。从诗文和历史资料来看，各寺所居地理位置和寺院高塔及树木等条件，是寺院能否成为避暑胜地的决定条件。能找到的避暑诗虽然数量不少，涉及的具体寺院却并不多，主要为东街的慈恩寺、青龙寺、普济寺，西街的开元寺和庄严寺以及南郊终南山的翠微寺(表2)。
表2中，慈恩寺提及频率最高。该寺占据晋昌坊半以东，建立之初便是选择“林泉形胜之所”，形势“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其寺塔更是留下了无数历史记载。《寺塔记》记载，在寺西院有“浮屠六级，崇三百尺”。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描述了登塔所见的恢宏景象：“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21)。章八元《题慈恩寺塔》则更详细得表述了塔的建筑形制与高度：“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22)储光羲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有相似的记载，“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23)这样的描写，似乎有夸张之嫌。但实际上，这与慈恩寺的建筑地点有关。这里靠近乐游原，在长安城中基地最高，建造于其上的寺塔，便更显高大，视野开阔，足以俯瞰全城，实在是避暑的绝佳去处。慈恩寺规模宏大，建筑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无疑有一部分可以空出来供游客止宿。
青龙寺也是唐人咏诗颇多的寺院。从位置上看，该寺位于新昌坊，为京城最东而临近城墙，且处于地势高峻、风景幽雅的乐游原上。这一点正是青龙寺作为避暑胜地的重要原因。乐游原是因河流侵蚀而残留在渭河三级阶地上的梁状高地，是唐长安城的最高点，地势高平轩敞，为登高览胜最佳景地。从面积来看，青龙寺占新昌坊的四分之一，面积13.3公顷，已发现西部塔院基址，院宽98米，长近140米，周以回廊，南北各开门。院中前部为塔基，方15米。后部相隔45米为大殿基，面阔十三间，深五间，宽52米、深20.5米，其规模竟和唐大明宫含元殿相近。《全唐诗》众多与青龙寺有关的诗作都提及其地势高敞和风光秀美。如朱廉余《题青龙寺诗》称：“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最怜东面静，为近楚城墙”(24)。刘得仁《青龙寺僧院诗》云：“此地湛终日，开门见数峰”(25)。白居易《青龙寺早夏诗》亦谓：“尘埃经小雨，地势倚长坡。……闲有老僧立，静无凡客过。”(26)
此外，青龙寺僧人不仅盛行修法，同时也重著述、善诗文。这些学识渊博、修为深厚的僧人与当时文人学士交往密切。王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27)、《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28)，王缙《同王昌龄、裴迪游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和兄维》(29)，裴迪《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夏白过青龙寺谒操禅师》(30)、王昌龄《同王维集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五韵》(31)等诗篇，都是僧人与士子交往的明证。
开元寺中也有百尺宝阁，时人谓之“七宝台”。寺内有浮屠，东西相值。东浮屠之北佛塔，名三绝塔，隋文帝所立。杜荀鹤《题开元寺门阁》写到：“一登高阁眺清秋，满目风光尽胜游。”(32)
相比以上四寺，普济寺和大庄严寺都位于郊区，地处偏远，但也因此而拥有独特的优势，其自然环境更为天然。位于曲江南岸的普济寺有山有水，而占地广大的庄严寺更成为人们远离尘世喧嚣的好去处。
四、宴饮与送行的空间
寺院作为宗教场所，文人士子前来听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可称常事，但在史料中却常可以发现描写寺院中饮酒设宴的事例。《太平广记》卷257《张浚伶人》条称：“唐宰相张浚，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卷362《姜皎》条载：“姜皎常游禅定寺，院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卷282《元稹》条谓：“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院，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而小说《任氏传》中的韦崟说到：“昨者寒食，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张乐于殿庭，有善吹笙者，年二八。”(33)凡此种种，似乎与佛寺之端庄威严颇为相悖。
据《辇下岁时记》载：“进士樱桃宴在崇圣寺佛牙阁上”(34)。崇圣寺在崇德坊西南隅，本为尼寺，还曾为太宗别庙。进士樱桃宴选择在此，必有其缘由。刘禹锡《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诗》咏之甚明：“长安街西风景间，到君居处暂开颜。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35)可见此处风景绝佳。《唐两京城坊考》有谓，右朱雀门街西第二街九坊“每有池亭，盖清明渠水所经也”(36)。可见，当时选择宴饮地点，风景颇具决定意义，空间距离远近反而是次要的。永达坊的度支亭子之成为宴饮之地也可谓明证。《辇下岁时记》载：“新进士牡丹宴，或在永达亭子。”《玉泉子》载：“崔郢为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盖为度支游憩之所，故三司使于此宴客也。”(37)永达坊为朱雀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已靠近城郊荒野之处，然这里仍有专门宴飨宾客的亭子，可见当时人为了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宴饮地点，对于其位置偏僻与否并不在乎。
宴饮往往是送别的前奏。因而在宴饮之外，寺院又往往成为当时人道别的场所。唐诗中颇多在寺院送行之作。在传统社会中，远行并非常事也非易事，尤其离开京城，往往带有令人伤感的气息。长安著名的送别地点有灞桥、渭河、延兴门等地。位于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于此，遂称灞陵。唐人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往往和离别联系在一起。向西送行则常至渭城，也就是秦代的咸阳，在那里折柳赠别。也有送客至城门一带的。长安东城南头城门名延兴，诗人喜欢以汉指唐，汉长安东城南头第一门名灞城，其色青，俗名青门，又名青绮门，唐诗中便常写到于“青门”或“青绮门”送别之事。
寺院开放性与公共性使它们成了作别前交际的极好场所。上文已提及唐人长安寺院中饮茶、宴饮的风尚，寺院中既可以漫步话别，又可以宴饮题诗，在此中送别，绝胜于在繁华闹市“执手相看泪眼”。因此，《全唐诗》中有关寺院送别的诗篇颇不鲜见(表3)。
将这些寺院在地图上进行定位便不难发现，除慈恩寺外，其余都相对靠近皇城。与避暑的寺院分布相比，这些寺院都在长安北部。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这里分布着大量官宅，居住人群密集。并且务本坊、长兴坊、永兴坊条下都记载有旅馆的分布。因此可以说，这里当属当时长安城的中心地带。不仅如此，长安城中的这一地区还享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如资圣寺所在崇仁坊，“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与尚书省旋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选人京师无弟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38)。
另外，当时长安城有一处具有重大意义的送别寺院为章敬寺。章敬寺位于通化门外，从区划上来看属于郊区，但实际上离皇城宫城仅三坊之隔，并不很远。该寺从建造之初便有着极为显赫的身份，是为大历元年内侍鱼朝恩为章敬太后所立，故以章敬为名。寺院拥有四千一百三十余间房间和四十八个院落。建立之时为了准备建筑材料，更可谓大动干戈。《类编长安志》引《代宗实录》谓：“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朝恩初以恩赐得之，及是建寺，穷极壮丽，以为城市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及百司行廨，并将相没官宅，给其用焉。土木之役，仅逾万亿。”(39)《唐会要》卷48亦称：“因坼哥舒翰宅及曲江百司馆室及华清宫之观风楼造焉。”该寺本身包含政治意义，其宏大的建筑格局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种种政治事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当时很多送别活动也在章敬寺送行。
在章敬寺的送别，更多是与章敬寺的地理位置相关。章敬寺位在通化门外，而通化门本身便是一个重要的送别场所。《两京道里记》载：“裴度、李吉甫、李光颜之出镇，天子皆御此门送之。李义琰致仕归东都，公卿饯于此门外。”(40)《旧唐书》卷161《李光颜传》甚至称：光颜“赴镇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别于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门临送之，赐锦彩、银器、良马、玉带等物”。可见当时于章敬寺送别已成为“故事”。而公主出嫁、归宁也多在此寺举行活动。史载长庆元年(821)“太和公主发赴回纥国，穆宗御通化门左个临送，使百僚章敬寺前立班，仪卫甚盛，士女倾城观焉”。(41)之后会昌三年(843)，“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42)这些史料，足以表明章敬寺作为公共活动空间之重要。
五、留宿空间
寺院虽然是僧众日常活动的场所，但它对普通来访者也开放有留宿的功能。从圆仁的行记中可知当时有些寺院内有“普通院”设置(43)。在留宿寺院的俗人中，有一个群体经常或者较长时间内居住在寺院，这就是文人。书生宿寺苦读的风尚起于隋代以前而盛于唐世，严耕望先生有《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44)一文作了详细考论。据严教授所考，士人入居寺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取其清静安宁，可专心读书以应科举，故愿付膳宿费或替寺院作文书工作以偿；另外清贫士子可获寺院同情而给予免费膳宿的优待；寺院藏经阁中除了庋藏佛经之外，更有儒家经史，可供士人借阅。而寺院之所以允许士子入住，曹仕邦《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顺俗政策》一文论述了原因：一则佛寺借此而宣扬佛法；二则士子一朝得志，寺院便多了一个佛门护法；再者古代寺院小沙弥皆是先读儒书再读佛典，士子们可以作为沙弥们的老师。谢和耐则从佛理方面给予了解释，他引用《优婆塞戒经》中的条例，指出建福业包括为行人建造栖身地(45)。长安的寺院便为进京赶考的文人士子提供了居所。贞元十九年韩愈撰《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估计“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46)。当时录取名额非常稀少，落第之人只好滞留京师继续苦读，等待重考。
苦读应考的史料在前人论著中征引已详，兹不赘。事实上，文人士子留宿寺院原因很多样。如《太平广记》卷208“郑广文”条曰：“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再如，“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47)，至于因游览而临时住宿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诗人李端有多首僧舍留宿的诗，如《同苗员外宿荐福寺僧舍》(48)、《宿荐福寺东池有怀故园因寄元校书》(49)等。甚至有诗人将留宿寺院作为一种象征，表明自己志向高洁。如许棠《长安书情》诗云：“僻寺居将遍，权门到绝因。”(50)
文人留宿的踪迹遍布京城各寺，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光宅坊的光宅寺。元和三年(808)三月，朝廷颁敕：“举人试讫，有逼夜纳策，计不得归者，并于光宅寺止宿。应巡检勾当官吏并随从人等，待举人纳策毕，并赴保寿寺止宿。仍各仰金吾卫使差人监引送至宿所”(51)。光宅坊、保寿寺与考场所在的大明宫仅一墙之隔，政府将其充当旅馆，成为举人和工作人员临时的居住地，可谓因地制宜。
六、结论与讨论
对于住在唐长安城中的人来说，由于公共、娱乐场所缺失，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可去。街道虽然作为一种公共活动的空间而存在，却是建立在非日常的民俗节日与其它节庆活动上的。只有寺院，作为与世俗生活相对却不冲突的一面，它在给百姓提供宗教慰藉的同时，还给予他们日常生活中世俗的快乐和放松。
唐长安城中的寺院并没有规整的分布特征，只能说是相对集中于长安城北部以及东西两市的周围。一些为朝廷所看重的寺院，则更是分布在长安城的各个角落，每个寺院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为时人生活提供了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
本文虽已唐代长安为研究对象，但佛寺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功能却并非唐长安一地的特有现象。由于中国古代城市布局长期缺乏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所以佛寺一直充当着类似的角色。
*作者简介：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顾晶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
① 如，李瑞：《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第2期，页57—66；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页79—86。
② 魏严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年。笔者所见为电子文档。
③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④ 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1页。
⑤ 《全唐文》卷325。
⑥ 《高常侍集》卷7。
⑦ 《全唐诗》卷239。
⑧ 《全唐诗》卷127。
⑨ 《全唐诗》卷792。
⑩ 《全唐诗》卷793。
(11) 《全唐诗》卷52。
(12) 《全唐诗》卷52。
(13) 《全唐诗》卷709。
(14) 《全唐诗》卷138。
(15) 《全唐诗》卷792。
(16) 《全唐诗》卷792记曰“永安坊永寿寺”，而李键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认为永寿寺应在永乐坊，见第217页。根据段成式等所游历的寺院，除此寺外，都在东城区。而永安坊在西城区，故推断永寿寺应位于永乐坊。
(17) 也有学者否定唐代温暖说，认为唐朝中期以后气候转冷。参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载《历史地理》第八辑。
(18) 《全唐诗》卷438。
(19) 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载《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
(20) 《全唐诗》卷544《慈恩寺塔下避暑》。
(21) 《全唐诗》卷216。
(22) 《全唐诗》卷281。
(23) 《全唐诗》卷138。
(24) 《全唐诗》卷19。
(25) 《全唐诗》卷20。
(26) 《全唐诗》卷432。
(27) 《全唐诗》卷126。
(28) 《全唐诗》卷127。
(29) 《全唐诗》卷129。
(30) 《全唐诗》卷129。
(31) 《全唐诗》卷142。
(32) 《全唐诗》卷692。
(33) 《任氏传》，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7页。
(34) 《唐两京城坊考》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35) 《全唐诗》卷359。
(36) 上揭书，第102页。
(37) 俱见上揭《唐两京城坊考》，第96页。
(38) 《唐两京城坊考》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39) 《类编长安志》卷5《寺观》，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40) 《唐两京城坊考》卷2引，上揭，第33页。
(41)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42) 《资治通鉴》卷247。
(4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2，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44)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
(45) 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46) 《韩昌黎集》卷37。
(47) 《资治通鉴》卷211。
(48) 《全唐诗》卷285。
(49) 《全唐诗》卷286。
(50) 《全唐诗》卷604。
(51) 《唐会要》卷78《制科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