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汉魏时期传播的中心是洛阳。从汉献帝时代开始，笮融在苏北致力于民间佛教运动，使佛教草根化。孙吴的佛教以建业(今南京市)为中心，是后汉佛教的继续，仍然在皇族内传播。但西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传播中心，逐渐由洛阳改换为长安，辐射江南，成为汉传佛教的龙头。本文拟就长安佛教学派的创立及其发展、理论创新、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一些粗浅地论述，斧正于学术界的方家及同仁。

    一、长安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

    竺法护草创长安大乘佛教学派。支娄迦谶在汉灵帝光和、中平间(178—184)译出的《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其中《般若道行经》，是汉传佛教四大翻译之一《般若经》的第一译，为汉传佛教般若学的嚆矢，①魏晋以来，成为汉僧和士大夫讨论的热点佛教理论问题。吕澂认为，曹魏的“王弼受般若思想的影响也是有可能的”。②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汉僧和西域(局限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僧对待般若理论问题的态度。据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13《朱士行传》记载，朱士行在洛阳“讲《小品》(即《般若道行经》)，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说明汉僧对《般若道行经》的翻译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要到西域去求真经。

    此时的西域佛教，大乘佛教已经成为主流。这在竺法护翻译出来的佛经里，全部是大乘佛经，就是最好的例证。竺法护是敦煌籍大月氏人，而敦煌是当时中国内地与西域交通的要道。竺法护8岁在敦煌出家，“是时晋武帝之世(265—290)，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深经，蕴在西域。”所谓的方等深经，就是大乘佛教经典。竺法护为了学习方等深经，“万里寻师”，游历西域36国，遍学方等经典，“遂大赍胡本”，“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把汉魏时期的佛教由点(以洛阳为中心)串成线(从敦煌到洛阳)，扩大了佛教地理，所以，佛教史家称赞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③

    由于竺法护把西域的大乘佛教传播到了内地，再加上世居敦煌，“而化道周给，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④。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竺法护晚年在长安青门外创立寺院，草创长安大乘佛教学派，成为汉传佛教的策源地，所以，慧皎在《高僧传》为竺法护立传时，称之为“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竺法护草创的长安大乘佛教学派的大致情况，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是这样记载的：

    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关中有甲族欲奉大法……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受五戒……于是四方士庶，闻风向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⑤

    竺法护在这20多年里，“草创了中国汉传佛教史上最早的学派——关河学派”，⑥有这样几个特色，首先是建立了上千人的庞大僧团，这在汉魏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阳学派，还是南方的建业学派，都是从未有过的创举，标志着汉传佛教僧团的创立。其次是向士大夫阶层传播佛教，“四方士庶，闻风向集”。孙绰在《道贤论》里，把竺法护与竹林七贤里的山巨源相媲美，认为“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⑦为佛教的玄学化开了先河。再其次是向关中血缘大家族渗透，使佛教信仰草根化，“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奠定了汉传佛教的群众基础。

    二、道安致力于汉传佛教僧团制度建设

    道安法师(312—385)，是东晋伟大的佛教学者，祖籍在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出身于书香门第，18岁出家为僧，⑧晚年来到了长安，驻锡在长安城内五重寺，统领“僧众数千人”，⑨成为长安大乘佛教学派的领袖，上表张竺法护翻译的大乘佛教经典，下为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作准备。⑩据汤用彤考证，道安是在67岁来到长安的，到74岁时在长安圆寂，大约生活了8个年头(379年农历二月至385年农历二月)。但在这8个年头里，道安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奠定了汉传佛教的发展基石，确立了汉传佛教僧团组织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了汉传佛教僧尼以释为姓的僧团制度

    汉魏西晋以来，佛教虽然在中国传播了近百年，出家僧尼数量也与日俱增，就以道安南下襄阳时的僧团来说，也有400多人。此时的出家僧尼，往往以剃度师父的姓为姓，造成了僧俗不分的混乱现象，不利于汉传佛教的僧团组织建设。针对这种情况，道安认为：

    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11)

    就取“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个字，即“释”字，作为汉传佛教出家僧尼的姓，达到了出家脱俗的目的，并得到以后翻译出来的《增一阿含经》的印证，成为整个汉传佛教采用的出家脱俗制度。

　　(二)确立了汉传佛教寺院的早晚课诵和布萨诵戒制度

    汉魏西晋时期，汉传佛教把翻译佛经作为信仰建设的主要内容，还没有顾及到僧团的组织建设。到了道安时代，他领导的襄阳僧团有四五百人，而长安僧团则超过了千人，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据《高僧传》记载：

    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为时贤所重，类皆然也。(12)

    道安既然“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那么，靠什么使襄阳僧团和长安僧团“肃肃自相尊敬”呢?答案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制度化管理，就是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其内容，正如《高僧传》卷5《道安传》所说：

    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13)

    这样就把寺院组织制度化，汉传佛教信仰仪轨化，其结果，不是人管寺院，而是制度管寺院。这一套寺院管理模式就是在现在也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模式，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三、长安大乘学派信仰体系建设

    在西晋十六国时期，长安大乘佛教学派不但完成了僧团组织建设，而且还完成了信仰体系建设。这个信仰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对汉魏西晋佛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整合，这项伟大的大乘佛教信仰体系建设工程，是由西域来的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完成的。鸠摩罗什(343—413)，祖籍印度，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出生贵族家庭，7岁随母出家为僧。自公元385年起，定居凉州(今甘肃武威市)17年后，被姚兴迎请入关，其时，罗什已经58岁，驻锡长安逍遥园西明阁，“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14)潜心佛教经典翻译，(15)改变了“汉境经律未备”的现状，所以“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16)

    罗什翻译佛教经典的事业，是建立在道安在长安规范化了的佛教经典翻译的基础之上，他尽量采用意译的翻译理论，以满足中国人的信仰需求。民国时期，著名的江为农居士，从佛教中国化的视角，对罗什与玄奘大事的佛教经典翻译进行了比较，他说：

    译经有两大派，一、即罗什一派，融合全经之义，以汉文体裁达之，故其所译，往往字句章节，不与梵文尽合，而无幽不显，无微不彰，东方人读之，尤为应机，较易领解，盖依义不依文也，即令人所谓意译也。二为玄奘一派，拘守梵文格式，不顺汉文方法，东方人读之，殊为格格，义亦难通，此殆今所谓直译者欤!夫弘扬佛法，重在宣通此义耳，非为研究梵文。则所译之佛经，应以何派为善，可不烦言而解矣。(17)

    笔者曾在拙文《简论佛教的中国化》一文里，(18)从汉传佛教在隋唐创派立宗的视角，对罗什的佛教经典翻译进行了评价，认为，罗什翻译的经论，直接导致了天台宗、三论宗、禅宗、净土宗，乃至三阶教的创立。

    就罗什的汉传佛教信仰建设体系而言，他的佛教经典翻译所要建立的汉传佛教核心价值体系，上承汉魏西晋的般若性空之学。般若性空之学，源自后汉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波罗蜜经》。曹魏时，朱士行讲解此经，觉得该经的翻译，有点文意不通的感觉，就想到西域取比较完善的版本，但他到于阗以后，虽然找到了比较完善的经本，终因年老，由弟子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在西晋元康元年(291)，由竺叔兰翻译成汉文，叫《放光般若经》。(19)随后各家解释纷纷出场，有“六家七宗”(20)之说。

    罗什入关以后，翻译出了《摩诃般若经》，以及印度佛教中观学派解释般若经典的《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在此基础上，罗什的高足僧肇又写出了著名的《肇论》，结束了六家七宗关于“般若性空”原理的争讼，所以黄忏华认为，“般若性空的正义，直到罗什才阐发无遗”。(21)

    四、结语：长安大乘佛教学派的历史地位

    长安大乘佛教学派是西晋十六国时期，经过竺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三代大师的不懈努力，在北部中国创立的汉传佛教学派。由竺法护和鸠摩罗什创立的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理论体系，既是对汉魏大乘佛教信仰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隋唐八大宗派成立的理论渊薮；而道安创立的汉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建设理论，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因此，长安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汉传佛教已经摆脱对印度佛教的依附性，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滥觞。

    *作者简介：李尚全，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副教授。

    ①  黄忏华：《后汉佛教》，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7页。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3页。

    ③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第518页。

    ④  [梁]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第24页。

    ⑤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第518—519页。

    ⑥  李尚全：《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敦煌学辑刊》，兰州，2004年第1期。

    ⑦  [梁]慧皎：《高僧传》，第24页。

    ⑧  巨赞：《道安》，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2年8月版，第20页。

    ⑨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第562页。

    ⑩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35页。

    (11)  《大正藏》，第50册，第353页上。

    (12)  《大正藏》，第50册，第352页下。

    (13)  《大正藏》，第50册，第353页中。

    (14)  《大正藏》，第50册，第332页。

    (15)  游侠：《鸠摩罗什》，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第37—38页。

    (16)  《大正藏》，第50册，第332页。

    (17)  江味农：《金刚经讲义》，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87年10月版，第40页。

    (18)  《兰州学刊》，1989年第4期。

    (19)  《放光般若经》译出前6年，即公元285年，竺法护翻译出了《光赞般若经》。

    (20)  在魏晋时期，诠释大乘佛教《般若经》的学派，称为“六家七宗”，即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

    (21)  黄忏华：《东晋佛教》，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