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为佛家五明之一，“因”是指认知的依据、推理的理由，“明”是指学问，因明即是关于认识和逻辑推理的学问。因明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国先秦的名辩逻辑并立为世界三大逻辑起源。因明源于印度，盛于中国，传于世界。印度因明传入中国，在汉藏两地形成了风格迥然不同的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汉传因明又东渐朝鲜与日本，历千年而不绝。
一、汉传因明概说
汉传因明主要师承了陈那前期《因明正理门论》的思想，特别是以陈那弟子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为主，这在汉传因明中称之为“大论”和“小论”。与印度因明、藏传因明知识论(量论)、逻辑学、论辩学三位一体不同，汉传因明则以天主《入论》首颂中的“八门二悟”为框架，以逻辑的立、破为重点，量论的内容则处于次要地位。由此也形成了因明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在汉传佛教中，因明主要是论辩的工具(手段)，僧俗可通用。在教理上，汉传因明主要是以瑜伽行派的法相唯识学说为其教理背景，而法相唯识属大乘有宗，由玄奘传入汉地。汉传因明在汉地和东亚的流传始终是与法相宗相伴随。汉传因明最初曾采用师徒相授，乃至密授的方式，如玄奘之对窥基。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玄奘突破了佛门的局限，允许其成为僧俗俱研的一门学科，从唐代的吕才直至今日广泛的世俗学界研究，这有利于因明的弘布与流传。
在逻辑理论上汉传因明是以玄奘所传天主《入论》的“八门二悟”为框架，是以立破为中心的一个论辩逻辑体系。创立了“生、了”两因，扩展为智生因、义生因、言生因、言了因、义了因、智了因的“六因”说语用逻辑模型。
在概念论上，汉传因明重视九句因的阐发，对宗因宽窄有细致的阐述，对同、异品的界说十分明确。在判断论上，汉传因明专题研究了除宗有法问题，有体、无体问题(即概念所指称的事物是否实存)等。在推理论上，汉传因明主要继承了陈那的三支论式，形成了正反论证的演绎逻辑。在对因三相的表述上玄奘作了重要的改进，这主要体现在《入论》的翻译中，第一相定义为“遍是宗法性”，第二相为“同品定有性”，第三相“异品遍无性”。此中的“定”“遍”都是玄奘所新增，以更明确地揭示宗有法、宗法与因法之间的不相离关系，为汉传因明所承续。汉传因明又对“简别”方法作了概括，因明作为一种论辩逻辑，所涉及的概念必须立敌共许，但由于各派教义的不同，势必有一些概念不可能共许，这就需要在论式中标明，也就是简别的方法。玄奘后人进一步概括为“共、自、他”三种比量，并确定了各自的简别语，这样就使因明立量更为灵活，适用范围更广。玄奘所译的大、小二论中，注重对因明过失论的分析，汉传因明又进一步丰富了因明的过失论。
在知识论方面，陈那《正理门论》中现量和比量只是作为立破论辩的“立具”而顺带论及，在天主的《入论》中对二量的论述也十分简要，故总体而言，在汉传因明中没有专设的“量论”，只慧沼有过一个“二量章”，这种情况在汉传因明东渐朝鲜和日本后也无大的变化。
二、玄奘在长安为汉传因明开宗立轨
汉传因明的创立在长安，玄奘译经，窥基作《大疏》，再传慧沼，慧沼再传智周，智周再传道献。其中玄奘在长安对汉传因明的创立，起了一种开宗立轨的作用。
(一)玄奘译出因明经典
玄奘回国以后的主要事业就在翻译经论，并传播新知。因为他对印度佛学全面通达，所以他所译经论亦赅一切。并且他进行翻译，完全有系统、有计划。他住长安弘福寺开始翻译，直到最后迁住玉华宫，译完《大般若》，中间经历19年，共译出经论75部①，总1335卷。这19年的翻译，可分几个段落：最初，在太宗贞观末年，约五年间译出了“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其次，在高宗永徽、显庆中间约10年，译出《俱舍》《婆娑》等；最后4年译成全部《大般若》，这些都是整然自成系统的译业。
玄奘带回国的佛典中，有36部是因论，他译了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无著的《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杂集论》《大乘掌珍论》《广百论释》等。前两部是因明专论，成为汉传因明的基本经典，史称“大、小”两论。中间三部中各有因明的章节，后两部则是运用因明方法的范例。
(二)玄奘开讲、收徒，形成汉传因明流派
玄奘在译经过程中对译僚和众人讲解因明，阐释疑义。每日午后至黄昏这段时间他总要抽出两个时辰，寺内弟子百余人都来请益，连在廊庑上也站满了人，所闻所得，众人均“记之汗简，书之大带”。②并发动门人疏释，形成了唐初因明研习的高潮。
窥基是玄奘的上首弟子，俗姓尉迟，是唐初开国公尉迟敬德的儿子，京兆长安人。自幼容貌魁伟，气概豪迈。十七岁出家后，师事玄奘，学习梵语及唯识诸论。二十五岁时参与玄奘的译场。玄奘的某些绝学，如五性宗法、因明要义等，也都只传授给窥基一人而已。传说中玄奘曾个别向窥基讲授《唯识论》《瑜伽论》，但被新罗弟子圆测潜入窃听，并抢先在西明寺宣讲，窥基惭居其后，有些怅怏，玄奘安慰道：“测公虽造疏，未达因明。”于是又单独为窥基讲因明论，由此“基大善三支，纵横立破，述义命章前无与比。”③可见窥基是玄奘心目中的衣钵传人，而窥基也能不负所望，辛勤地著述与弘法。他著作甚多，曾有“百本疏主”的佳誉。由于他曾任长安大慈恩寺住持，因此乃有“慈恩大师”的称号。他所弘扬的唯识宗也被称为慈恩宗。窥基所著的《因明入正理论疏》集唐代诸疏之大成，被尊为“大疏”，成为大小二论之下汉传因明最重要的经典。
窥基又传慧沼，慧沼先事玄奘，后从师窥基，窥基晚年有病，未能完成《大疏》，由慧沼续之，为《因明入正理论续疏》，又著有《因明义断》《因明人正理义纂要》《二量章》《略纂》等，慧沼为淄州人，故人称“淄州大师”；慧沼的门人智周著《因明论疏前记》《后记》《抄略记》，窥基、慧沼、智周被尊为“法相三祖”，其后唐代又有道邑的《义范》、道献的《义心》等，成为一脉相传的汉传因明传承。
三、长安是唐代因明研习中心
(一)诸师竞作注疏
许多高僧按照玄奘所述，结合各自理解竞作文疏，使因明研讨蔚然成风，虽经千余年的颠沛流佚，迄今尚存有玄奘门人所撰因明论疏目录20余种之多。
对《理门论》作疏解的有文备、玄应、定宾、神泰、圆测(朝鲜人)等。
对《入论》作疏解的有靖迈、灵隽、胜庄、璧公、文轨、窥基、利涉(西域人)、神泰、明觉、文备、净眼、玄范、顺憬(朝鲜人)，近代又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玄奘弟子净眼等的注疏。另有普光著《对面三藏记》，元晓撰《判比量论》等。
(二)形成论辩风气
唐代诸师之因明虽大都禀承于玄奘，但在探赜索隐中，不免异见迭起，歧说纷纭，形成了互相探讨，百家争鸣的局面，长安即是这一学术论争的中心。例如在宗法与有法的关系上，文轨和窥基认为是“互相差别”，但玄应认为二者不可以互为体义。关于因与宗有法的关系，是否“遍”，是否是宗有法的法，文轨提出了“是遍非宗法”“是宗法非遍”“亦遍亦宗法”“非遍非宗法”，玄应和定宾支持这一看法，而璧公和窥基认为第一种情况是不存在，因如遍于宗有法，必定是宗上有法之法，慧沼亦持此说。也有认为第二种“是宗法非遍”也不成立。又如，关于同品的界定，玄应《正理门论疏》中列出文轨、璧公、窥基等四家之说，而他是赞同窥基的“除宗以外法与有法不相离性为宗同品。”沈剑英先生把当时对因明义理的论争归为十个方面。④当时最著名的是在长安的一次僧俗因明大辩论。论辩的俗方是以太常寺博士、太医署尚药奉御吕才为首，玄奘译出因明二说后，栖玄法师造疏1卷见示吕才，并附书云：“此现极难，探究玄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⑤吕才仔细披阅二论，反复推研，又从神泰、靖迈、明觉三法师进一步研习，但从中发现诸师之说多有矛盾分歧之处，怀疑玄奘宣评有误，于是作《立破注解》，并作义图进行分析，提出了40多批评、质疑。对此佛门初由慧立和明浚二人著文反驳，对方则由太史令李淳风、太常博士柳宣为吕才辩护，明浚又再作《还述书》，一时文来书去，相持不下。吕才又向唐高宗奏明要求到慈恩寺与玄奘对辩。玄奘首先指出吕才不懂梵文和梵汉翻译之法，由此造成对译文和概念理解的混乱。例如对“生因”“了因”概念含义的误解等。其次，吕才违反因明格式和规则，擅改二论译文，导致文义不通，如将“极成能别差别为性”简单改为“差别为性”。这场论辩前后往复多次，对答了数千言，吕才才“辞屈无言以对，礼谢而退”。⑥
在当时因明的这种学术争论甚至已超出国境而成为一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如玄奘在印度无遮大会上曾立一《真唯识量》：
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宗)；
自许初三搬，目术所不搬故(因)；
犹如眼识(喻)。
据说十八天中无人敢反驳，被誉为“万代之道轨”。其实在唐代就有争议，玄奘弟子定宾曾认为此量不过是“一时之用，将以对敌，未必即堪久后流行。”⑦新罗弟子顺憬、元晓也心存疑问，元晓在其《判比量论》中对“真唯识量”因文以“自许”简别提出批评：“今谓此因劳而无功，由须‘自许’言，更致敌量故。”⑧顺憬回国后对玄奘的“真唯识量”有疑，乃于乾封年间托入唐贡使携信到长安来商榷，时玄奘已谢世，窥基作书相答，提出了6条批驳意见。
其时，长安成为汉传因明的研究中心，现在所传承下来的重要因明学者，大都是在长安著书立说，如窥基、文轨、神泰，净眼、慧沼等，后来的义净从印度归国，曾译出陈那《集量论》，义净最初也是在长安，后才移居洛阳。
四、汉传因明从长安东渐朝鲜、日本
汉传因明进一步传承又可分为汉地的“唐因明”和东渐之后的朝鲜因明和日本因明三支。
汉传因明经玄奘的弟子传人朝鲜：
高丽僧智仁为玄奘译经班子成员，曾为因明翻译大小两论中的“笔受”。高丽僧玄范精通因明，著有《因明人正理论疏》和《正理门论疏》。神廓有《观所缘缘论疏》。
高丽僧圆测是玄奘两大高徒之一，在长安西时寺为主持，创法相宗西明系，著有《因明正理门论疏》2卷。
高丽僧顺憬撰有《因明入正论抄》。
元晓在传说中亦为玄奘弟子，在朝鲜号称佛家“八宗之祖”，在因明方面著有《因明判比量论》《因明论疏》《因明入正理论记》《瑜伽论中实》《掌珍论宗要》等。
新罗统一后，道征又入唐学习圆测的西明法相学，并于新罗孝昭王元年(692)回国，他著有《因明人正理论疏》3卷《因明人正理论抄》2卷《正理门论疏》3卷。
道征传太贤，太贤著有《因明论古迹》《理门论古迹》《观所缘论古迹》等。
宋代，高丽王朝的大觉国师义天(公元1085年)亦入宋求法，刻印有《诸宗教藏总录》，其中亦收录了《因明论》疏27种98卷。
元代，朝鲜的唯识高僧又多奉敕到燕京弘法。此外，高丽僧胜庄亦有《正理门论述记》2卷。
因明在日本的传播是通过玄奘以及其三传弟子智周的日本门人进行的。
玄奘的弟子日僧道昭为日本法相宗的弘扬者。道昭为河内(大阪府)人，俗姓船连。初入元兴寺出家，以持戒谨严着称。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师事玄奘，研习法相，又从慧沼学禅。齐明天皇六年(660，一说天智天皇五年)返国，初传法相宗，世称飞鸟传、南寺传。又于元兴寺东南隅建立禅院，安置自唐携回的经论。其后，周游列国，从事凿井架桥等社会福利事业。文武天皇二年(698)，补任大僧都。四年端坐示寂，世寿七十二。
公元716年，日僧玄眆又来唐从智周就学，回国后创立了日本法相宗的北寺传，因明亦随之传入日本。窥基、慧沼、智周在日本被尊为“法相三祖”。日本古代的因明传承大致如下图：
其他还有基辩的《因明大流融贯抄》、凤潭的《端源记》等。
因明在日本传承千年而不绝，现在留传下的因明著述目录仍有四百多种作者数十人，近现代以来，仍出了许多因明大家。相对而言，中国本土的汉传因明在宋以后，已近绝学，近代的复兴，却借重于从日本的迎回。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安是汉传因明的发样地，而且在唐代，长安也是整个东亚因明研究的中心，其影响深远在因明发展史上其功绩不可磨灭。
*作者简介：姚南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① 除《大唐西域记》一种不计入。
② 文轨：《庄严疏序》，支那内学院，1934年。
③ 见《宋高僧传》卷4《窥基传》《圆测传》。
④ 参见沈剑英主编：《中国佛教逻辑史》第五章唐代诸师关于因明的歧见与论难，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⑤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8，《大正藏》第50卷，第263页。
⑥ 可参见马佩主编：《因明研究》第24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⑦ 见(日)释善珠：《明灯钞》卷3末所引。
⑧ 见(日)释善珠：《明灯钞》卷3末所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