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依我的理解，与其说是地域概念，毋宁说是一历史文化范畴。众所周知，长安为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上10多个朝代曾在此建都。中华发展史上的汉、唐盛世，均在此留下丰厚的文化遗存。它不仅属于全体中华儿女，亦为全人类之宝贵遗产。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和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时代号角中，仅就佛教文化这一视角，人们应该前去多多挖掘和开拓。这是大有可为、大有前途的历史性文化事业!
本文拟就长安佛教文化之特征，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由于长安历史上长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印度佛教重点首传之区。故从来是寺院林立，高僧云集，宗派纷呈，学理领先。致其特征，似有先导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开放性等四点。以下试分述之：
一、先说创宗立说之先导性
经过南北朝近300年政治形势的动荡分裂，佛教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在华夏南北各地，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其集中表现，就是诸多学派的兴起。从而，各大寺院内外，不少贤才师尊、高僧大德之崭露头角。比如，涅槃学，成实学，以及相应的涅槃师、地论师、摄论师等群星辈出。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和文化史上的亮点，值得重视和研究!
由佛教学派到诸多宗派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佛教中国化基本实现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的阶段性质变。这种由经济、政治、一般文化等诸多社会条件具备下自然而必然会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哪个人任意而为的。具体说，长安佛教，是说它蕴涵了北朝和隋、唐佛教之诸多方面文化积淀而由的。我们知道，隋代结束了中国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定都长安。隋朝两代帝王杨坚和杨广自身都笃信佛教。他们以帝王之尊、之权威推行或支持佛教，主要出于政治需要。这是佛教宗派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政治前提。佛教诸宗派，之得以日渐确立，还得有一系列其他相应的社会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这就是寺院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在那时，自然只有土地才是生存之本。僧尼要吃饭，就得有土地可供耕种。而土地在“普天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时代，只能主要靠帝王颁令、拨付。“自古名山僧占多”，赵朴老生前曾有意改为“自古名山僧开多”这是与其揭示的中国佛教有“耕禅并重”之历史传统相一致的。茶道之开发，亦正与寺院占有耕地有关。看来，政治和经济这两条，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是历史准备的社会前提，是宗派建立和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和实际可能性。但要使这一必然性实现，使可能转化为现实，还得有一般文化的条件，还得有人——僧俗中之文化精英出现。他们是中国佛教某一特定宗派的创立者、代表者和掌门人。这是由必然性、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之决定性一环。如上文所述，隋代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及经济的一定程度上恢复、发展，结合佛教广泛传播和佛学诸学派的深入研究，陈、隋之际，相应就有智*(左岂，右页)之天台宗等的宗派创建。由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之更高、更大程度的发展，故有法相唯识宗、禅宗等6大宗派①之先后建立和发展。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之蔚为大观，而且是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之光辉历程。因为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完成了佛教中国化之蜕变、飞跃，确立了儒、道、佛三家相融、相摄、互补发生的格局，奠定了多元一体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之深厚基础。
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诸一般条件，还不是宗派创立和发展之充分条件，那么，能对佛教义理由融会、消化，转向吸收、创新，实现思想认识上之升华，或某种程度上之嬗变、变革，则是实现创宗立说之直接契机。因而有以某一较大寺院为基地和中心的相对独立的义理体系，独特的修行仪规和纵向的传法制度(师徒、师友关系)等，这是创宗立说之直接条件或特定条件。
我们说创宗立说之先导性特征，首先就是由时空两维(两个方向)而言。就时间一维来说，它对其后其他佛教宗派之创立，直接、间接起着示范、标示作用，或策励作用。例如，陈、隋之际，天台宗之创立和传布，对后来华严宗等的创立就有启示作用。从空间地域上说，南方沿海佛教宗派之先行创立和传布，对中土北方内陆之佛教学派、宗派关于经教、义理上之悟解、阐释，多有推进作用。虽然那时山河重隔，信息少通。但靠行脚僧之自由参学，以及“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等，这样一些传统习惯之作用，还是能或快或慢地向外传布的。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不时爆发的战争，促使南北人口大转移，客观上促成了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社会文化思想之大激荡、大转移、大交流。如禅宗内部“南顿北渐”、“南能北秀”之相互影响，以及唯识宗在唐代以后还悄悄南下，以至近现代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兴起等等历史现象，说明某种思想、精神，一旦上升至时代精神的高度，就会有某种恒久的价值和作用。
二、次说义理诠释之系统、严整性
形成宗派之必具条件是，不仅有直接、间接的佛说某部或某几部经典为源头和依据，再融入自己修持学习中的悟解、发挥和新见。从而形成不同程度的中国化义理系统。不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有自身的创新、洞见，或对佛说之某些基本方面有一定的发挥和发展，因而有自宗的相对独立性。这后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之传统文化精神渗入于这样那样的佛说之中。这当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历史性深化过程。所以，中国佛教宗派之形成，要在多种学派形成分列之后，而绝不可能与学派形成同时，更不必说在学派形成之前!著名宗教学者任继愈先生说“国内外学术界认为中国佛教有‘成实宗’、‘俱舍宗’等，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宗’，属于‘成实学派’、‘俱舍学派’，不是宗派”。②如上文所说，这是因为中国佛教宗派之形成、发展有多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它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一种标志。
就义理诠释之系统、严整性说，显例就如天台宗。众所周知，天台宗形成于隋代，它的“哲学深度及其思辨水平在全部佛教宗派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智*(左岂，右页)创建的天台学说体系，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世俗哲学，而且也在佛教哲学中独占鳌头，直接影响到后来建立的三论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思想理论。”③当代佛教思想史家潘桂明先生如是说。故此，天台宗后来传至日本、韩国等，绵续至今1500余年而不衰。前几年浙江天台国清寺举行有关学术活动，日、韩等国均有使团或学者来参拜祖庭。可见，哲理的深邃性和理论的系统性是能持久地吸引人的。
三、再说长于吐纳之开放性
“吐纳”是主、客体行动之两个不同指向。这里所说“吐”，指主体向客体之弘扬传播佛教文化。特别是自身宗派之特定义理、思想、仪规等；“纳”，则是主体自身吸纳，接受，消化客体有用的东西。如汲取佛说某部或多部经典义理、思想等诸多方面，再结合自身的悟解、领会，并加以创新和发挥，从而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有一定特色的义理体系，与以其他中国佛教宗派相区别。比如，唐初由玄奘、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就是以“一本十支”为理论基础的。“本”即《瑜伽师地论》，“十支”则以《五蕴论》《唯识三十颂》等十论为支，并以《成唯识论》为该宗义理体系之代表作。而《成唯识论》正是依印度亲胜、护法等10大论师分别由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所作注释之糅译而成。由于法相唯识宗所依经论广泛丰富，加之玄奘之学问“精博无涯”世称“千古一僧”。而其高足窥基又是“十部疏主”。因之，其师徒所创建之唯识义理体系，可称缜密高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故该宗于唐代曾盛极一时。或因其过于高深，故唐以后渐趋式微。但也正由其哲理深邃，特别是该宗所传因明之学，对当时和后世影响甚大。道宣所创律宗之四分律在理论上就吸收了玄奘唯识学之观点。晚明思想家王夫之，曾著《相宗络索》一书，据说对法相宗的基本概念分析甚精。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人研究其著作发现，书中运用因明三支比量。近代谭嗣同、章太炎等先后在其著作《仁学》《齐物伦唯识释》等从他们自身理解的视角而运用唯识思想。至于欧阳竟元、熊十力等，更是有多种唯识学方面的著作。这既说明玄奘、窥基所创立唯识法相之学至近现代仍有脉传影响，同时也证明任何思想学说都不可能凝固于“原生态”而不变。这是因为诸多社会条件大变、突变了，作为其这样、那样反映的任何精神现象、上层建筑，必然地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有所变化。
四、更说长安佛教之相对权威性
由于历史形成的长安之特定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不管是否最初就是在长安地区建立、形成的佛教某一宗派，只要是得到这里某寺院、某人士之认同、支持和弘扬的，它就会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天然”权威性。确切地说是一种相对权威性。主要表现为“王府认可”与“佛门认同”两种实情。认为“王府认可”就不会是异端邪说；“佛门认同”则是与佛祖之“修善积德”教谕相容相适。这也许是一种“王权中心论”或“绝对权威论”的某种延伸或扩散。或许，视为权威从众心理的一种反映和表现更为确切。比如，天台宗在隋代就由智者大师于浙东沿海天台山国清寺所创立，因此该宗义理首先在江南大地扩展影响。由于隋文帝杨坚需要天台宗教义为其统一的隋王朝服务，故几次敕令智*(左岂，右页)西去京城，而智*(左岂，右页)托病固辞。后“晋王扬广在扬州致书累请”，后智者则“三辞不免”，乃以四愿相约，前往扬州。晋王于金城殿设千僧会，传为己授菩萨戒，智*(左岂，右页)受戒毕，又为之取名‘总持’。晋王则报以“智者”之号。后世多名智*(左岂，右页)为‘智者大师’④，盖以此为契机。后智师嫡传弟子灌顶奉命于仁寿二年(602)特携《法华玄义》等“三大部”入长安，并在宫廷中广为弘扬⑤。这才使天台宗更加盛行全国，日后并传至高丽、日本等。
再如净土宗，虽弥陀净土信仰是由印度最早传入中土的一种佛教信仰，且其思想理论基础在南北朝的昙鸾(476—542)已经打好。但直至唐代善导(613—681)向山西道绰参礼请益后再回长安，在光明寺、慈恩寺专心念佛，专修净土，并花大力著《观无量寿经疏》(即《观经四帖疏》)等，倡导往生净土之五大“正行和杂行”诸说，自己身体力行，故成佛教史上公认之净土宗实际创宗者。其影响不仅广播中土，且于8世纪传入日本。日僧原空即据以创立日本净土宗，又称净土教。⑥
整合长安佛教之先导性、系统性、开放性等诸特征，就构成了它的权威性之基本内涵。这里所指权威性，主要不是直接凭借王权的“硬”权威，而是依据寺院高僧之佛学造诣，悟道修持功夫之把握深浅，以及在社会人群中之威望等等。这不妨称之为“软”权威。这种“软”权威是佛教所固有的。它经过社会历史的长期考验和检验，已经并将继续显出历久弥新的光焰。这就是中国佛教长期历史作用的一种特殊精神力量，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或特长性。之所以如此这般，就因为它内蕴着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因子。故能从不同方面或诸多方面启发人、影响人、吸引人、教育人。而这些往往为不少短视、浅视者所无视、忽视或漠视。
实质上，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真理性。近现代爱因斯坦有权威，就在他拥有相对论的科学真理。佛教之大慈大爱，就拥有爱的真理，因而就拥有爱的权威。
*作者简介：俞朝卿，苏州大学教授。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佛教中国宗派》，1988年2月，第106—263页。
②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版，第86—88页。
③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④ 潘桂明：《智*(左岂，右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518页。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灌顶条》，第143—144页。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净土宗条释》，第214—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