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像与虚像之间
    
    一  圣德太子形象的变迁
    派送遣隋使，奠定了中日交流基础的是日本的圣德太子。我过去一个时期虽然曾对圣德太子的资料做过很多调查，但后来我的研究兴趣转到平安时代、进而又转到镰仓时代。虽然也知道圣德太子的问题值得研究，但还是没有着手进行。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被视为圣德太子著作的资料，不能判定其真伪，难以处理。甚至说关于圣德太子的所有资料都是后世所撰也不为过。
    最近出现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法，即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圣德太子。虽然历史上有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的本名)其人，但此人被圣人化，被称为圣德太子，则是厩户皇子死后百年之后的事情。
    虽然因为这样的原因，远离了圣德太子的研究。但最近我意识到，如果研究镰仓时代的佛教，就会发现当时圣德太子信仰非常流行。实际上说起圣德太子信仰，在更早的奈良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当时他就几乎成了传说中的人物。还有一种说法，在圣德太子活着的时候，这种神化就开始了。我确实也有这种感觉。如此一来，所谓实像和虚像最初就混杂在一起，不能够完全切割开来。我最近的考虑是，这种实像与虚像的不能分割恰恰是有意味之处，研究似乎应该从这里入手。所以下面我主要从圣德太子的虚像化、即在时代发展的某个阶段，圣德太子是如何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一)中世的太子观——不可思议的力量
    镰仓时代有一部著名的佛教史书《元亨释书》，作者为禅宗僧人虎关师炼。此书是一部汇集了日本佛教者传记的大著。虽然在此之前不能说日本没有佛教的历史书，但如此内容详细、题材严整的著作，本书则是第一部。
    本书当然包含了圣德太子的内容，但本书对圣德太子传记的分类却很有意思。《元亨释书》由十类内容构成：“传智”，传播智慧之义，收集了将新宗派的教义从中国和朝鲜传到日本的贤达的传记；“慧解”，收集了在学问上有优秀成果的学者的传记；“净禅”是在禅定方面达到很高境界者的传记；“感进”是信仰虔诚、得到佛的感应者的传记；“明戒”是严守戒律者的传记；“檀兴”是建造大寺者的传记；“方应”是那些不限于佛教、而是与土著信仰有关连同时具有神秘力量者的传记；“力游”那些留学中国或从中国、朝鲜达到日本者的传记。最后，“愿杂”则收录了不在上述分类之中者或在家者的传记。
    本书分为十部分，而圣德太子被列入哪一类呢?说起来很有意思，他被归入“方应”类中。在“方应”部类中，除了圣德太子，还有以下这些人的传记。首先是役行者，也叫役小角。众所周知，他是修验道的开山祖师。其次是泰澄，是开创立山的山岳信仰的人。菩提，是从印度来到日本的僧人。佛哲，是建造大佛时从越南到达日本的僧人。伏见翁的行履所知不多，据说是从印度来的僧人。而善仲、开成二人是开创胜尾山的山岳信仰的祖师。最后记载的是名叫教侍的人物，关于他的情况也所知不多，书中只是记载他居于园城寺(即三井寺)，据说是在园珍创建此寺时受应请至此，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由此看来，这些与圣德太子一样放在“方应”类中的人物，都是些虽然姓名不详，但都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神秘力量，或是开山创宗，或是从遥远的印度、越南等地而来。这是我们分析当时的人们如何评价圣德太子其人时的重要指标。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把圣德太子视为与普通人不同，具有神秘能力的人物。他并不只是局限于佛教的范围，而是与土著信仰乃至外国的婆罗门教等相关连，具有非凡力量的存在。
    这种力量到底从何而来并不清楚，但圣德太子被规定为救世观音的化身。所以不同于常人，太子原本就不是凡众。他是慈悲的观音菩萨化现为人身而来救济众生，因此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力量，是应该感谢的存在。对圣德太子的信仰还特别与四天王寺信仰结合在一起。在传说由圣德太子所造的寺院中，四天王寺是很重要的寺院，所以从平安时代中期开始就成为信仰中心，从豪门贵族到一般庶民，皆踊跃参拜四天王寺。四天王寺的西门正好面对大海，透过此门，夕阳西下，没入大海。因为此景极为壮观，后来人们甚至相信四天王寺的西门就是通向极乐世界的东门。以至于有人为了往生极乐而在这里投水自尽。因为这一原因，在平安时代末期，在以四天王寺为中心的地区，念佛信仰很流行。
    与此同时，直到中世，因为四天王寺是慈悲救人的象征，所以病患者、特别是麻风病患者集聚到这里。最近，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当时的历史状况也逐渐明了。在中世，与以前相比，人们的地域流动性增强。农村地区的人们也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被束缚于村落中，而是有了脱离农村到都市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那些患有如麻风病那样可怕的不治之症者难以在家容身，为求拯救而避入四天王寺。在这里似乎进行了各种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活动。从此，麻风病患者多信仰太子。
    因此，太子信仰不限于豪门贵族之间，即使在那些受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当中也有众多信仰者。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些参与葬礼活动的人们当中，也存在对太子的信仰。一般来说，人的死亡被认为是不吉的，是要极力避讳的事情。所以僧人最初并不从事丧葬活动，也不与尸体打交道。虽然僧人在信徒死后也举行追善法要等，但并不直接处理死者尸体。但在体制外的所谓民间佛教信徒“圣”者集团之中，出现了从事死者丧葬、处理尸体的人们。他们的活动与所谓律宗一派的活动分不开。
    日本律宗在中世由于叡尊等杰出僧人的出现而得以复兴。照通常的说法，律宗似乎是在寺院中严守戒律、过严格修行生活的宗派，但日本的律宗并不是如此。律宗的僧人走上社会，从事慈善救济活动，特别是积极参与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这些律宗信徒也与四天王寺信仰联系在一起。法隆寺等也与这些活动有关联。这些团体在圣德太子信仰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太子信仰也与丧葬礼仪有密切关系。从事丧葬活动的人们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些人当中，太子信仰非常流行。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这些受歧视者或者患重病者被认为具有顽固的不洁。而要克服这种不洁，必须具有超越这种不洁的力量。所以不具有超人般的强大力量就不可能救助这些人。而圣德太子就被认为具有这样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圣德太子在当时的形象与今天的形象是有很大差异的。
    在此背景下，在镰仓时代的佛教领袖中，太子信仰者也不在少数。如净土真宗的开山祖师亲鸾就是太子信仰者。
    (二)多样的太子像——神秘力量的指向
    镰仓时代的太子被认为是具有绝对力量的存在，他与一般人不同，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两方面的力量。他在矶长的墓地御庙也成为信仰的对象。在这里除了埋有圣德太子的遗骨外，还埋有太子的母亲穴穗部间人、膳部后的遗骨，三人几乎同时去世。此庙由此称为“三骨一庙”。
    太子的佛教老师慧慈的传说也很有名。慧慈从高句丽来日本，但途中又返回高句丽。他曾预言自己将与太子同年同月同日死，最终果然应验。《日本书纪》中就记载了这一传说。
    可见，关于太子的死有各种说法。后面要提到的有名的天寿国绣帐也是描写太子死后的世界。刚才提到的从事丧葬活动的集团与太子信仰相联系或许也与此有关。
    但另一方面，太子像中有很多太子小时候的像。如太子4岁时的像和太子孝亲像，描述了太子服侍父亲用明天皇的情景。虽然是儿童时的像，有着儿童的样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通人不具备的力量，具有一种威严。
    儿童或者说童子的形象在宗教上常常作为信仰的对象而出现。儿童在长大成人之前，充满生命力。生命将从此开始发育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存在。与此同时，太子被认为具有不局限于男性和女性的力量。所以神有时现为老翁像，有时现为童子即儿童像。
    综上所述，太子既具有男女两方的性别特征，同时又通生死两界。既具有男女双方的力量，又具有生死两方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中世的镰仓时代太子的形象。
    这种具有绝对者超人力量的太子形象，其不可思议的魅力一直持续到今日。
    太子具有神秘魅力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太子还在世之时或者死后不久。例如，天寿国绣帐等就是这种太子信仰的出发点。一般来说，在镰仓时代这种信仰大体成熟，并一直持续到今日。另一方面，学僧凝然出世，从学问的角度为《三经义疏》做了详细注释。
    如此一来，在信仰方面，太子作为有非常的神秘力量的存在而被普遍信仰，而在学问佛教方面，太子又被定位为日本佛教的创立者。这方面的评价也出现很早。被认为是太子亲笔所写的《法华经义疏》的开头，有“非海彼本”的字眼，意即“不是大海那边的著作”。不是由大洋彼岸的中国带来，而是日本人所著。这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但也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这部著作是值得日本人骄傲的成果。这一评语当然不是原书的东西，应该是奈良时代所写。由此可以看出，在奈良时代，对《三经义疏》已经有了这样的评价。
    对太子的信仰在中世达到最高，后来一直持续下来，到江户时代还非常兴盛。最有意思的是，在江户时代出现了《旧事大成经》真伪的问题。《旧事大成经》被认为是圣德太子所写的著作。很早之前，人们就认为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之前，圣德太子就著有所谓《天皇纪》或《国纪》等历史书，但此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假托太子所作的所谓历史书，这就是《旧事本纪》。此书实际上是平安时代所写。当然不是说伪书就没有价值，实际上此书记载了许多古老传说，非常有价值，在中世相当受重视。
    到了江户时代，出现了《旧事大成经》一书，有人提出不是《旧事本纪》而是本书才是圣德太子的真作。此说引起很大轰动，但最终被断定为伪作，而作伪者也受到了处罚。在此书中，除了写到历史，还提到了“五宪法”说。即在普通的“十七条宪法”之外，圣德太子还制定有“政家宪法”、“儒士宪法”、“神职宪法”、“释氏宪法”等，分别从不同立场制定了人们需遵循的原则。可见在江户时代，太子被视为诸教融合的象征。
    在江户时代开始，也出现了以儒家学者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增强的动向，其表现就是排佛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圣德太子受到恶意攻击。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太子参与暗杀崇峻天皇。暗杀崇峻天皇是以苏我氏为中心实施的，并没有太子直接参与其中的证据。但太子与苏我氏关系密切，曾与苏我氏一起攻击物部氏，因此太子被视为苏我氏的同案犯，受到批判。而且也有人批判圣德太子把佛教这种不伦不类的学说传入日本。
    对太子的批判只限于这个时期，而即使在这一时期，太子信仰也一直存在并延续到了明治时代之后。明治以后，太子信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近代新思想的出现。在新思想背景下，中世以来的太子信仰就显得陈旧、充满迷信成分。诸如圣德太子现身为胜鬘夫人，或者在中国现身为慧思大师等信仰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于是，人们开始基于历史事实来评价太子，排出神秘性的要素，站在近代合理主义的立场称颂太子。这是太子信仰方式的重大方向性转变。
    在此时，太子作为政治家和宗教家得到高度评价。从政治方面看，与明治以后的近代化一样，太子催生了当时飞鸟时代的新文化，创建了开放的国家，积极吸收海外先进的东西用于日本国的建设。太子被视为开明的政治家。作为宗教家，太子是日本佛教的创立者。
    但读过许多关于太子的文章或著作后发现，由于立场的不同，人们对太子的评价大相径庭。例如，对太子的佛教的性格的评价，如果强调他创立了“日本”佛教，将重点放在“日本”，自然就是太子创立了日本国的国家佛教。这种评价特别在战前的国家主义风潮中很流行。但在战后对太子的评价方向发生了三百六十度转向，即圣德太子毋宁说是现代的个人信仰的最初确立者，是日本最早的真正具有信仰的人。另外，在肯定他创立了日本佛教的同时，也有人从另一方面评价太子，即相对于日本的文化，即相对狭隘的世界，太子将佛教这种面向世界的、普遍的宗教带到了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子又是对“日本的”狭隘性的否定。
    可见，即使是对同一个圣德太子进行评价，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评价的方向性也完全不同。在这方面，我们也很难看到圣德太子的真实面貌。太子被视为包含了诸多矛盾要素的人物。所以到了近代，虽然分析圣德太子的立场带有了合理性的色彩，但镰仓时代的太子信仰的本质、太子所具有的力量仍然流传下来。
    二  趋近圣德太子的实像
    在近代，太子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信仰对象，在研究者中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必须在学术上对某些基本事实的真伪做出判定。这种研究态度可以说是近代太子研究的一个特征。但在此时，我们遇到了很麻烦的问题，即可以确定其为真作的史料很少，而且即使这些史料也不能保证其绝对真实可靠。情况往往是，即使对那些几乎可以确定的史料，也一定会有人提出疑义，被所有的人都认可的史料几乎不存在。以至于有人干脆提出圣德太子其人根本不存在的说法。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在钻牛角尖，而是有其客观原因。如前所述，在太子刚刚去世，或者在太子生前就出现了太子信仰，或将太子视为特别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在奈良时代太子信仰迎来第一个高峰。从那时开始，许多事迹被附会到太子身上，在此过程中许多史料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因此，历史学家并不是没有根据地胡乱怀疑，大多数情况下其怀疑是合理的。
    另一个在最近的研究中成为很大问题的是，在太子的时代，“国家”的意识还没有孕育出来。太子派出遣隋使可以说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开始。从太子时代开始，中间经过大化革新而一直到律令时代，国家意识才真正形成。
    以前，在历史方面有“归化人”的说法。即认为日本国的框架本来就存在，那些从朝鲜半岛过来的人被认为是归化了日本。但最近有人指出，当时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相比甚至不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渡来人的说法，只是指到了日本这一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
    虽然说到了日本国，但这里并没有护照检查，人们也没有到达国外的强烈意识。如此一来，对当时的史料，就很难明确划分出哪些是日本的史料、哪些是朝鲜的史料。不仅是书写品，那些雕刻、工艺品等也是如此，到底哪些是从朝鲜带来的，哪些是朝鲜来的工匠制作的，已经无法做出区分。所以到底是在朝鲜还是在日本出现的，难以确定也无法确定。
    正因为如此，在后代特意点明《法华义疏》等“非海外本”，而是在日本完成。这从反面说明，在此之前，虽然说有写本从海外传来，但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意识到其“海外背景”。因此，关于史料的来源常常难以判定，而当时的实际状况也就难以把握。
    回到刚才所说由于信仰而改变史实的问题。最近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例如佛陀的传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留下来的史料都把佛陀描述成在某些方面神秘的、与普通人不同的存在。圣德太子也是如此。关于其传说和传记几乎是纠缠在一起。所以到底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虽然这么说，并不是说要完全不加任何区分。实际上近代的研究者通过艰苦的努力在这方面获得的许多研究成果仍然是值得参考的。
    早在明治时期，就有学者对此做了精深研究，这就是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久米邦武。岩仓具视赴欧美考察时，久米作为随员前往，并留下了精彩的纪录。当时，神道正走向国家神道的道路，而久米却主张神道是祭天的古俗，从而引起很大非议。由此可见他是一位非常富有实证精神和批判精神的优秀学者。久米写了《圣德太子实录》一书，开辟了近代太子研究的先河。有意思的是，久米将关于太子的史料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是非常可信的史料，乙种是一半可信的史料，即不怎么确实但又有一定可信度。丙种则是完全不可信的史料。
    其中的甲种主要是碑文和铭文等，《十七条宪法》也列入其中。乙种又分优等、中等、劣等三类。《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似乎最可信赖，归入优等。《日本书纪》列入中等，之后完成的传记《上宫圣德太子传补缺》则列入劣等。《圣德太子传历》则是完全不可信赖的丙等。《圣德太子传历》是平安时代的作品，是太子传说的集大成者。平安时期到镰仓时期的圣德太子信仰几乎都以本书为根据而展开。
    从平安期到镰仓期，太子画传也很流行。画传即配合画面描绘传主一生的事迹。国立博物馆的法隆寺馆展示有《圣德太子画传》，内容很有意思。它由五块屏风组成，分别绘制太子传记中的场面。从《传历》到画传，都是用于信仰的故事性传记。当然这些都是最缺乏信赖性的。
    久米认为最可信赖的碑文和铭文真的就值得信赖吗?实际上其中大多数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建于伊予道后温泉的《伊予国汤冈碑文》是称赞道后温泉的，据说是圣德太子带来臣下到这里所建，但其真实性非常可疑。
    其次，关于法隆寺释迦三尊的光背虽然也有人提出疑问，但我认为其真实性相当高。其中记载，太子当时患病，周围的人为了祈祷太子病愈而造释迦三尊。但在造像期间太子去世，之后为了追善而完成了制作。太子生前就出现了太子信仰的说法，其根据之一就在这里。此像的高度与太子身高一致。等身高的佛像，暗示太子等同于释迦，如果铭文是真实的，那么就说明将太子视为释迦的风习，在太子生前就已经出现了。
    还有另一篇铭文，即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光背的铭文。据说如来像是太子在其父亲生病时所造，但同样在途中用明天皇就去世了。这段铭文就很值得怀疑。
    至于有名的天寿国绣帐，则是太子去世后的作品，描述了据说太子往生的天寿国的情景。其中出现太子有名的格言“世间虚假，唯佛是真”。还有一个大问题，即这里的“天寿国”到底是指何处?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是指极乐净土。不过其中包含很多道教的思想要素，所以这里的极乐世界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极乐世界不大相同。天寿国的说法很少见，在中国是极乐的意思，所以我认为它表达的应该是极乐世界。不过也有学者从天寿国绣帐所用的历法是后代的历法，推测其制作年代应该更晚，也有一定说服力。
    比较麻烦的是《十七条宪法》和《三经义疏》的问题。《十七条宪法》的原型可追溯到太子应该没有问题。现存最早的记载是《日本书纪》的引用，其中很可能有后人的加工。
    最麻烦的是《三经义疏》。关于此书的真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许多争论，而花山信胜先生的研究最有权威性。花山先生最先在东京大学讲授日本佛教，对皇室所藏《法华义疏》做了详细调查，断定它是圣德太子的作品。但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存在，在战后争论一直不断，现在最有说服力的是集体创造说。即推测为以太子为中心、其周边以及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僧人合作创造而成。
    但藤枝晃先生则认为此书是从中国带到日本的，并非太子的作品。我认为藤枝先生的说法很值得重视。一般提到伪作，就意味着在太子去世后在日本完成、而又假托太子之名的作品。但藤枝先生的说法并非如此，而是认为此书从中国传来，太子对此非常重视，传到后世似乎变成太子本人名下的著作了。我认为此说很有说服力。
    藤枝先生一生研究敦煌文献，已经于1998年去世。先生曾到海外对数万部敦煌发掘的古文书的实物进行了调查。在此过程中，他注意到各地收藏的许多古写本都有许多可疑之处，于是经常毫不隐晦地指出哪些是赝品，颇引人注目。
    藤枝先生对佛教教理的知识有限，其论证《三经义疏》伪作说的晚年著作《敦煌学及其周边》或许有许多错误，不能完全信赖。所以关于《三经义疏》的真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本人一个时期曾打算对此进行研究，但后来兴趣转移，没有进行下去，只能留待以后去做了。
    最后，还想谈谈片冈山的传说。这一传说在《日本书纪》等古史料中也有记载。据说太子在外出旅行时，见到一个倒卧路旁而死的人，太子令手下厚葬此人的同时，又断言此人不是寻常人。后来，臣下去发掘埋葬的场所，发现尸骸已经不在。当臣下向太子报告时，太子感叹“大家看到了吧，朕早说过他是非常人”。《日本书纪》的作者引用当时人的话说“唯圣知圣，此其实也”，意思是说，只有像太子这样的圣人才能看出圣人的过人之处。
    这一传说自身如果考察其由来就很有意思，与此同时它还与许多其他的传说结合在一起。其中之一就是倒卧者是禅宗初祖菩提达磨的化身。即菩提达摩到日本来了。还不清楚这里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达摩。最初人们推测，后来禅宗兴盛，为了宣传禅宗而杜撰出此说，但实际上此说出现得很早，在奈良时代就已经流传开来。
    达磨的传说还与太子是南岳慧思(惠思)的转世的传说结合在一起。在亲鸾的和赞中，圣德太子在印度以胜鬘夫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则显身为慧思禅师。慧思是中国天台宗开祖智*(左岂右页)的老师。首先有太子为南岳慧思转世的传说出现，后来才加入了达磨。这在奈良时代就已经出现。
    那么，南岳慧思转世的传说又是源于何处呢?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古老的太子传记《上宫太子菩萨传》。此书是随鉴真于754年东渡的思托和尚所作。书中明确记载太子是南岳慧思的后身。可见这一传说与鉴真一派联系在一起。太子信仰竟然仰赖鉴真一派而得以传播，很值得玩味。
    在此书稍后，不过也是奈良时代所著的文献中出现了同时与达磨、慧思相关的话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呢?首先是因为南岳慧思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其传记也不清楚，但一直被认为是具有非常的神秘力量的人物。据说他转生了七次，其中第六次转生就是慧思，而第七次转生是生于东方国家，这就与圣德太子联系在一起。
    是谁劝他转生东方之国呢?据说就是达磨。这样达磨就牵涉进来。达磨被人所知也是因为他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如此一来，圣德太子的传说就与许多人发生了关联。正所谓“唯圣知圣”，这些具有非凡力量的人物都凑到了一起。这些传说在奈良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这一传说还有一个续章。当时小野妹子到了中国隋朝。太子命令小野去南岳取回自己过去使用过的《法华经》。于是小野到南岳，在那里见到了太子的《法华经》，带回了日本。但太子认为这与自己使用过的《法华经》有所不同，于是太子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冥想，飞到南岳把此书带回了日本。非常遗憾的是太子亲自带回的《法华经》现在已经不存在，但据说小野最初带来的那部经仍然存在，这就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那部。这部用小字所抄写的《细字法华经》写本原来藏在法隆寺，后来经皇室所藏之后转入国立博物馆。但有意思的是，在写本的末尾，有唐代的纪年，换算成公历应该是公元694年。也就是比太子在世或者妹子入隋早近一百年。所谓妹子带回日本的传说显然也是附会。
    综上所述，太子的传说经历了种种变形，并且都与太子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太子一直具有如此大的不可思议的魅力?这一直是个谜。以上所论虽然多数漫谈，但如果能够对解开这一谜团有所启示的话，我就深感欣慰了。
    【参考文献】
    田村圆澄·川岸宏教：《圣德太子与飞鸟佛教》(《日本佛教宗史论集》1，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
    石田尚丰编：《圣德太子事典》(柏书房，1997)
    藤枝晃：《敦煌学及其周边》(大阪府·难波塾丛书，1998。计划中心，1999)
    藤井由纪子：《圣德太子的传承》(吉川弘文馆，1999)
    大山诚一：《“圣德太子”的诞生》(吉川弘文馆，1999)
    大山诚一编：《圣德太子的真实》(平凡社，2003)
    曾根正人：《圣德太子与飞鸟佛教》(吉川弘文馆，2007)
    附记
    本稿是以原载《东方》(东方研究会会刊)第15号(2000年)的文章为基础修改而成。
    (张文良  译)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