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渤海先生商榷
    
    关于静安寺的创立年代，历史上的记载并无异词。近世以还，始有若干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但所列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原有的说法。杨渤海《把静安寺始建年代定格在孙吴赤乌十年缺乏证据》一文，同样如此。本文仅对其中的观点作出回应，并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得失略作讨论。
    首先，作者似乎将“赤乌十年”与“赤乌年间”混为一谈：杨氏文章的题目里说，静安寺创立于孙吴赤乌十年是缺乏根据的，而文章矛头所指的，又是高振农、静华《静安古寺》一书在运用原始资料论证静安寺的创建年代之后所做的结论：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结合上海地区成陆的年代以及三国时吴地佛教流传情况进行考察，静安寺创始于三国吴赤乌年间的传说是有历史根据的。①
    一座寺院的始建年代，事关该寺院的历史与宗教价值的高低，这是不能含糊的问题。赤乌十年，系公元247年，是一个确定的年份；赤乌年间，则是在公元238—250年，前后有13年的时间，是个大约数。赤乌十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年份。《静安古寺》一书明确说的是“赤乌年间”，并未肯定是“赤乌十年”，治学慎重、谨严，是无可挑剔的。将静安寺的初建定格在“赤乌十年”之说，是杨氏自己的观点，而反过来却要《静安古寺》一书的作者负责，显然缺乏充足的理由。
    其次，杨氏文章里又说：“在公元247年这同一时代，同样一个静安寺的始建年代却被定格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带，一个是刚刚成陆不久的小渔村，一个却是吴地新兴的繁荣的内外贸易港口——青龙镇，要在吴地建设第一个传播佛教的寺庙，当政者或传教者自然会选择后者而不会选择前者，也就是说，公元247年，在青龙镇始建静安寺是可能的，而在小渔村始建静安寺是不可能的。”细究这段话的意思，可以发现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
    第一，作者误将静安寺当作是吴地的第一座寺院，可见他不但对江南佛教历史的了解极为有限，而且甚至似乎没有认真地阅读过《静安古寺》一书的有关章节，否则就不至于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吴主孙权时代在吴地所建的第一座寺院是“建初寺”，而非静安寺。如宋代绍熙《云间志》说：“佛法入中国，虽始于汉，而吴地未有寺也。赤乌十年，康僧会入境，孙仲谋始为立寺建业，曰建初。建初者，言江东初有佛法也。”很显然，建初寺在建业(今南京)，而静安寺在沪犊，初名沪犊重玄寺，应是吴地后来陆续营建的寺院中的一座，不能与建初寺相混淆。
    第二，创立寺院的地点一定是青龙镇，而不是小渔村。这是作者颇为武断的结论，经不起事实的推敲。作为当政者要求在青龙镇建寺，当然合情合理。然而，静安寺的创建并不一定是当政者，而是传教者或普通老百姓。——因为若是孙权赐建的，史书或佛教界必有记载，这是我国历来重视史学的传统使然。因为佛教初传，帝王参与极少，绝不至于会遗漏的。即使史家疏忽，佛教界也绝不至于没有记录，因为这是绝好的传教材料——那为什么建在小渔村也是可能的呢?《高僧传》的记载非常明确，进入吴地的第一位高僧是西域来的康僧会，他“设像行道，营立茅茨。”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盖起茅篷，安立佛像，进行礼拜活动，向人们传教。对于从未见过佛教活动的江南民众来说，不啻是神秘而诡异的事件。因此，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孙权。所以才有了孙权的召见和康僧会求得舍利子，取得其信任，建立建初寺，进而允许他在吴地传教的事实。
    静安寺的建立，就是这种情形下的产物。沪渎一带的渔民以打鱼为生，常年漂泊在江中或海上，安全没有保障，所以，求神拜佛，祈求平安，本出情理之常。这是寺院得以建立的民众的心理基础，就如同福建、台湾的妈祖信仰一样。而《释迦方志》所载，晋建兴元年(313)有二石像浮于吴淞口“吴人朱膺等迎至沪渎重元寺”云云③。即是这种宗教信仰心理的真实写照。
    再说，古人著述，较之于今人更为慎重，至于撰写历史或方志，尤其如此。地方志书，一般记载地方的疆域沿革、人物、山川、物产、民间习俗、寺观等内容，作为国史所凭。而方志的作者均为名家硕德，熟知地方掌故，往往不作第二人想。因此，无稽之史实，绝不会轻易下笔。即便涉及传说、神话，必有所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云：“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④其评价若此。绍熙《云间志》作为宋代的方志，去中古未远，其真实性和权威性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并非一般野史、笔记之类所说可比。况且，书中有关静安寺的记载，在“寺观”条目中居于首位，字数最多，分量最重，可见当时静安寺在佛教界的影响之大。如果认为其所说不可靠，也就等于否定《云间志》中“寺观”条目所有内容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到这本方志的正面评价。显然，这是不可想象的。
    近代以来，由于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始有1937年《上海佛教史话》一文(见《上海研究资料续编》)的出笼，首次对静安寺建于赤乌年间之说提出怀疑。以后以讹传讹，出现若干不同意见。然而，随着地下文物考古不断的新发现，疑古的观点正受到空前的挑战，许多所谓史书无稽之说，已陆续被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所证实。至于静安寺的创建年代问题，怀疑论者也仅仅是从文字上无端揣测，根本提不出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云间志》“静安寺”条所说“在沪渎。按《寺记》，吴大帝赤乌中建，号沪渎重玄寺。”如此明确肯定的记载，有什么不可靠的地方。
    最后，乃“传说”或“神话”的问题。对此应该做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宗教问题，尤应取法。从宗教的历史考察，没有神话、没有传说，也就没有宗教。佛教与神话，同样有着不解之缘。著名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在他的考古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后《跋》中曾说过：
    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徒如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⑤
    汤先生从事佛学研究多年，卓然名家，有目共睹，他的经验之谈无疑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认为，由于吴赤乌年间建寺之初及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静安寺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史书当然不可能有记载，就如同现在在繁华的上海市区建了一座普通的高楼，上海的市志里是不可能提到它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唐宋以降，随着静安寺地位的上升，一些描述开始在史书里出现。至于“传说”或“神话”，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今人强加给古人的帽子。除了诗词，古代人一般极少在史书或志乘中使用这类不确实或模棱两可的词句，其真实性是有把握的。如引用他人的资料，则加“按”字，表明语出有据。杨氏在文章中举出不少，以为不足为据。如宋《云间志》中的按《寺记》等。这里的《寺记》，按照惯例，极可能是寺院里的碑记。因为史书没有记录，并不等于寺院自己不可以立碑记其事。
    况且，静安寺曾存有“赤乌碑”一方，记载赤乌年间创建沪渎重玄寺的情况，可惜南宋时寺僧仲依将寺院从吴凇江边迁往沸井浜(今址)时，未将此石碑一同移走，后被江水所淹没。《云间志》是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静安寺的文献，用了两百多字的篇幅，可见该寺在宋时的规模和地位。后世的文献如元代《嘉禾志》以及明、清时期的《上海县志》等大都据此所说。换言之，也就是宋以后的史书都一致承认《云间志》记述的真实性。有人如果想否定《云间志》所说，按照学术惯例，唯有提出足够的古代文献或地下出土的实物证据才能成立。否则，以现代人的想法去揣测古人记载的真伪，以今非古，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不能改变静安寺创建于赤乌年间的事实。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高振农、静华：《静安古寺》第19—2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梁)慧皎：《高僧传》卷一，《高僧传合集》，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③《释迦方志》的原文如下：“西晋愍帝建兴元年，有二石像浮于吴凇江，渔者疑为海神，延巫祝迎之，风涛更盛。奉黄老者谓是天师，复往迎接，风浪如初。奉佛居士朱膺者，吴县人，素有诚信，共东灵寺帛尼并信者数人，至沪渎口迎之，风潮忽静。遥见二人，至乃石像立，高七尺波中捧，上置通玄寺，铭其背，一名维卫，二名迦叶。莫测帝代而字迹分明。”(《大正藏》第51册，第971页中)宋代绍熙的《云间志》亦有类似记载。
    ④章学诚：《和州志政略序例》，《文史通义》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5页。
    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