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好，很成功。这次会议的收获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有关法门寺的起源、兴盛原因、佛教的特点、舍利崇拜方面的问题

    关于法门寺的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确定法门寺创建年代约在北魏文帝初复佛法及西魏建立之前，到大魏二年(即公元558年)前后达到初步的兴盛，周武灭法后跌入低潮，在隋文帝大兴舍利塔运动中逐步恢复，有唐一代达到鼎盛，这样比较系统地勾划出法门寺佛教的发展源流。元魏二年或大魏二年的歧守拓跋育第一次开启塔基供养舍利的确切年代在558年而非555年；对此，韩金科、李发良、王均显等人的文章均有论述。

    这次会议研讨法门寺兴盛的原因问题除了回顾舍利供奉、皇帝推崇、民间信奉等一般原因，有学者还从儒佛斗争等角度入手探讨，是一种新的尝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徐绍强特别从法藏等高僧信徒推动作用入手进行了论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法门寺佛教的特点就是佛舍利供养。法门寺以佛舍利供养兼国家内道场的特殊身份促进佛教各宗派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互相争鸣和调和，成为封建国家思想文化统一的象征。我在会上提出：佛舍利供养是公元一世纪左右间印度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佛教僧人和广大市民信徒在反对小乘佛教因理论争论而不断分裂的新兴的菩萨戒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普遍信仰行为。从此角度解释舍利崇拜的原因问题，与会学者耳目一新。  

    法门寺在唐代盛极一时，但法门寺僧人在高僧传中记载不多，是法门寺佛教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黄夏年副研究员以《四朝高僧传所录与法门寺发掘所见佛教的比较研究》为题提出，“高僧”与、“名僧”的区别是造成法门寺僧人很少入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法门寺博物馆李发良从佛教传记史学传统的不平衡角度解释这一问题。法门寺博物馆张高举则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历史上法门寺佛舍利的供奉活动。

    兰州大学杜斗城副教授著《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一文认为：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帝王崇佛者虽然很多，但其分送舍利、建塔立寺、写经造像、延僧讲习，皆无过于隋文帝者。特别是其分舍利建塔之举，更为特殊。换句话说，隋文帝的奉佛与其他帝王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佛教极力歌颂的转轮王——阿育王为其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宏法护教”的。其文还对隋文帝分舍利等佛事活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隋唐之际统治者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隋唐之际统治者内部一系列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悲剧。
    
    二、法门寺与密教经典、密教高僧
    
    关于法门寺有关密教的问题，这次会议共有七篇论文。韩金科、王仓西的《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韩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李富华《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和<普宁藏>的续补问题》、李克域、王荫田《法门寺与曼荼罗》、杨维中的《会昌法难之后密教在汉族地区的流布》、韩金科、王仓西《法门寺出土文物涉及密教高僧小议》。    

    这一部分的内容涉及五个问题： 
   
    ①法门寺文物的密教内容。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九O年的首届学术会曾有涉及，但比较简单，还不够完整、全面。此次会议，韩金科、王仓西的《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就法门寺地宫文物上的密教内容问题做了归纳和总结，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比较扎实的文章，它使我们能够详尽地了解法门寺密教内容的全貌，对研究密教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韩伟先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一文通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宝函上的造像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图象和日本国高野山真别处圆通寺大藏《图像抄》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法门寺四十五尊盝顶宝函上之造像，为金刚界成身会之造像，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对了解晚唐成身会曼荼罗的诸尊位次布局、密宗东传日本后成身会曼荼罗的变化及中国密教史提供了无可置辩的珍贵资料。李克域、王荫田两先生《法门寺与曼荼罗》：一文则通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和单檐铜精舍所反映的密教内容结合唐朝的政局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捧真身菩萨是胎藏界曼荼罗、铜精舍为金刚界曼荼罗，并认为捧真身菩萨应是密宗的大供养天女。有的同志对此及文章中的有些言词提出异议。  
  
    ②秘密经发现的意义。李富华的《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和<普宁藏>的续补问题》一文认为法门寺普宁藏秘密经部分是后来续补的，它们与法门寺所存《普宁藏》的多数印本不是同一藏经在同一时期印造的同一印本，只不过在装帧上作了同样的加工而已。管主八为了“续补天下藏经”而雕刊秘密大藏经与法门寺发现关系密切，是对秘密经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③关于“会昌法难”之后，密教在汉地的流布问题，杨维中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新的线索，受到了有关专家的注意。大家一致认为“会昌法难”，密教在上层虽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在民间还有相当的流布，澄清了“法难”之后密教绝迹的旧说。深入研究法门寺的密教，对整个密教史的研究和五代及稍后一段时期四川等地密教渊源问题无疑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法门寺佛教文化与丝绸文化、茶文化

    这一部分的论文共五篇，韩金科、梁子《法门寺唐代茶具及佛教》、杉山三郎《法门寺遗珍与正仓院宝物》、钱小萍《唐代丝绸的风格与特点》、王瞻《法门寺地宫唐代微型佛教雕像与檀香木函》。李甦平《中日佛性论比较》。韩金科、梁子依据地宫出土唐皇室系列茶具对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论述，引起学者兴趣。法门寺博物馆王瞻的论文从美术角度研究了唐代微雕的佛教造型艺术。日本学者杉山二郎先生将法门寺地宫文物同日本正仓院宝物从型制、工艺、意义诸方面作了细致考证，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对进一步认识法门寺地宫文物及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钱小萍的《唐代丝绸的风格与特点》一文使与会学者了解了有关唐代丝绸织物的种类、图案、色彩及制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法门寺丝织品及那个时代的文明。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届学术会议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正常的学术争论推进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以下不足：  

    首先是关于研究方法问题。有些同志侧重于机械地从外在的角度去寻找问题的起因、根源，忽视内部因素的深入探讨，从而导致研究缺乏深刻全面。

    其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从理论的角度加以提高，从而避免就事论事的泛泛而谈。    

    另外，由于材料掌握欠充分，知识面不够全面，从而导致文章的论证欠说服力。因此，扎实可靠的结论依赖于大量确凿可信的资料，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是基础。在这方面，陈慧剑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他的文章《唐代王室迎佛骨考》所引用的众多资料来源涉及面广，得到与会学者赞叹。我们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推广陈先生这种扎实的学风、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