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然也比较松弛。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自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至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从事佛典传译者共37人，著作及翻译经律论及传录等共301部2170卷。高僧辈出，举世共仰，各种宗派开始逐步形成，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发生重大转折变化。佛教与儒家、道家文化一起成为传统文化的支柱。
由于唐高祖李渊对佛教的信仰，尤其对佛教的感应和供养，形成了整个唐王朝重视佛教的局面，在大唐王朝的二十二位帝王中，能兼容并信的十七位，信仰最笃的当数高祖李渊、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文宗李昂，德宗李适，宪宗李纯，懿宗李漼等。
法门寺的发展也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大唐诸帝与皇室的多迎奉佛骨轰动朝野。诸帝的信奉与倡导思想贯注民间、官贵之室。寺院扩充，僧尼增多，到处香火鼎盛。由于八帝礼佛的过程，是京城与法门寺两地的盛事。这便把法门寺的兴盛不断推向顶峰。使法门寺在大唐寺宇中地位显赫底蕴深厚和庞大的气势显示出它鼎盛繁荣的气象。独树一帜。法门佛教也以其独具特色。
本文试图以初唐时期太宗、盛唐时期的高宗与武后中唐时期的德宗、晚唐时期的懿宗为代表，分别以他们与法门寺的关系及屡次迎奉佛骨舍利的盛况为线索，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唐代佛教发展的轨迹。
一、唐太宗与法门寺
在唐王朝的上层建筑中，除官僚阶层外，最有势力的则数佛教僧徒。唐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比较消极，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疏远佛教团体的危险性。太宗李世民的礼佛，是处于政治原因，由于他以幼弑长，夺取皇位，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政局下，采取了以佛愚民，以佛抚民的政策来稳定皇位。因此，太宗即位伊始，便提出废除高祖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措施，他给佛教以有限度的庇护，让佛教僧徒在宫内行佛事，并度僧修寺。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死的人作法会，贞观三年(629)颁布《为战阵处立寺诏》，称此举乃为战死者不至于“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以便“变焰火于青莲”，“易苦海于甘露”。要他们祈求神灵卫护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然而这些措施使李世民最终达到了稳定皇位的政治目的。但为以后诸帝礼佛奠定了先祖有史的理论根据，他们必需遵循和忠于先祖的示范，形成了唐代的八帝礼佛的局面，把法门寺不断推向鼎盛，使佛教不断得到发展，以至达到极盛。
他们的这些佛事活动，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了对佛教的深刻影象而经久不灭。并从官贵到民间使佛教活动一直流传和发展下来。形成了一千余年后佛教事物转化成当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唐太宗李世民世是最早和法门寺发生关系的据张彧的《真身宝塔铭》说太宗征薛举，师次*(左氵右韦)川，于此犒师，“钦承灵踪，宿布虔退，一戒遂定。”据考证，《真身宝塔铭》所载的太宗征薛举之事，当为第一次征薛。义宁元年，太宗在统帅大军与薛举决战 之前，先向佛祖“灵踪”致敬，表明其诚意。
唐太宗与法门寺的关系又见《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千数……。
另《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云：
……继开灵趾，咸荐香花。
由此可见，岐州刺史张亮在贞观五年(631)奏请开启法门寺塔，并为太宗敕准，揭开了唐代诸帝礼佛的序幕，然而此次开示，仅就塔所“通现道俗”，香花供奉，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迎奉供养，然而佛骨引来的巨大号召力与吸引力已经势不可挡。《清苑珠林》有载：
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内外；或见绿色；或见佛形象；或见菩萨，圣僧；或见赤光；或见五色杂光；……或有全不见者，问其本来，为一生已来，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指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种种不同，不可毕录。
唐太宗诏启塔基，影响至深。唐太宗自小受过李渊事佛的影响，与佛教结缘甚早。据《全唐文》载：“岐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太宗受佛恩惠，一直怀感恩心理。史载太宗登基后，临朝谓傅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旧唐书·傅奕传》)傅奕是坚决排佛者，从太宗的问话中，也可看出太宗早年对佛教还是很尊信的，和他对法门寺的态度完全一致。
然而，唐太宗的崇佛是有限度的，他的聪明就在于他根据政局的需要为目的，绝不让佛教影响他的政权皇位及对国家的治理。扩大江土，稳定政权，走向强盛是他的目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决定他对佛教的态度。太宗初年起，他利用佛教稳定了皇位和政局后，当对外征战所需要的财力赋税和兵卒人力时，他明确表示要控制寺院活动。公元627年，他采取行动反对以非法出家逃避赋税，随后又不断制定出不利佛教、控制僧侣活动的政策。
唐太宗虽然屡次颁布政令和措施。控制僧徒和世俗活动，但从本质上讲，太宗是无意灭佛任其存在。但决不准许佛教的至高无上来影响他的皇帝尊严，他知道反佛与当时已经形成的佛教影响不相附合，便采取了一种存其不扬，恐制有限的态势。表面上他本人也参加寺中的法事，但这种表面上的调合景象仍然不能掩盖他对僧徒和佛教的疏远。但这更说明了他的精明与理智。他不愿在佛事上耗资伤民，而挫伤国力，影响强盛。更不去反佛而增加对抗势力。
因此唐建国初期，佛教在皇室的喜恶交替下处于一种默默的静态发展之中。
二、唐高宗、武后与法门寺
唐高宗李治，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第九子。史称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无论“事亲”，“事君”、“立身”皆以孝道为本。
高宗继位后热衷于规模宏大的法事活动。显庆元年(656)二月，为高祖之婕妤前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河东郡夫人出家爱戒。显庆元年三月，迎请御制大慈恩寺牌。显庆元年秋八月营造西明寺，近僧入寺。麟德元年(664)葬玄奘法师。唐高宗李治终开唐代诸帝崇佛的先例，佛门则因帝王的皈依而更显辉煌，儒道二教相比黯然失色，而这一切还仅仅是显庆四年奉迎佛骨的前奏和预演。
高宗之世，武德贞观年间所执行的旨在恢复生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政局的持续稳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高宗的崇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稳定的政局，升平的景象，为佛法的弘扬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气候。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悰、弘静见追入宫，谈及阿育王塔一事，引传说三十年一开示奏闻；自贞观初开启至今，期已届满，因请出之。高宗敕准前往开发，并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智悰等十月五日离京，六日逼夜到达法门寺，即入塔行道祈请。高宗继而又送绢三千匹，供造朕等身阿育王像和修补故塔用。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鉴，终获舍利，光相变现，不可常准。于是，京邑内外，道俗闻讯，接连二百里间往来相庆。显庆五年春三月，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并追京师僧人往东都入内行道，然后将佛舍利出示道俗。皇后武氏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缕究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串敕令僧道宣、智悰、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这期间，高宗与武则天赐巨资庄严法门寺宇，使法门寺一举成为京城内外最壮丽之名刹。
唐高宗迎奉佛骨，从开示看，是第二次；从奉迎论，是第一次。其特点是时间长，前后共历时四年，供养盛大。
唐高宗对法门寺佛骨的首次迎奉开大唐历史上诸帝礼佛迎奉拜谒的先例，但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唐高宗对佛教的态度和高宗时代唐代佛教及僧徒所处的实际境况。
高宗初期继续推行太宗对佛教的保护，这是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然而这种庇护和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虔教行为，却并不和他对佛教的限制和约束一致。公元655年，高宗下令佛教僧侣服从普遍的法律，公元657年高宗又提出佛教僧侣是否应承认社会上正常的等级关系，应否服从双亲及君主的问题。佛教徒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高宗仍以无服虔诚法门寺迎佛骨朝廷两种意见势力敌诚法门寺迎奉佛骨，此后高宗在争论应否尊敬皇上朝廷的基本政治问题中，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热情。并开始表现出对道教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使佛教徒及佛教受到了一次冷淡排斥的打击。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一位有建树的封建统治者。但她为登上皇帝的宝座，又不能不激烈地反对某些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佛教作为一种经过改造后的中国宗教，既有同中国传统合流的一面，也有其反传统的一面。这样，武则天同佛教就产生了割不断的机缘。她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呈阶段性的多层次的需要，决定了她崇佛礼佛的复杂性。
武则天本人信佛的同时也清醒的利用佛教，结纳奸僧，为她称谛制造舆论。即位后，大兴佛事，于空门中广开利禄之途，使唐代僧徒伪滥。然也不应否认武氏一朝佛教的正常发展。
武周时期的唐代佛教是中国佛教鼎盛阶段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的内容与形势向各个方面充分发展，几乎到达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一时名僧辈出。
长安四年(703)，武氏遣使迎法门寺佛骨，张彧《真身宝塔铭》记其事曰：“荷担于东都明堂，而陈其供焉。万乘焚香千官拜，庆云五色而张盖。施绢三千匹。”僧澈所撰《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亦谓：“天后荐之于明堂”。明堂是武氏在东都的施政中心，建筑很壮丽。长安四年是武氏掌权的最后一年，她年已八十一岁，从她过去对佛事一向不惜糜费的情况来看，这次迎佛骨的场面，决不会亚于44年前她当皇后的那一次，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武则天死，终年八十三岁，佛骨尚未奉还，仍供养于洛阳明堂。
神龙二年(706)武三思诬称张柬之等五王谋废韦后等罪，贬于岭南，旋派人矫制杀五人，因张、崔已死，余三人被杀害，这时宫廷内部矛盾尖锐化。神龙三年(707)九月改元景龙元年，太子重俊矫制起兵，杀武三思、崇训父子，后兵败逃终南山被杀。韦后、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上官婉儿专权，朝政败坏。中宗在这种形势下，于景龙二年(708)二月十五日，“派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①为了以示虔诚，中宗和韦后等还下发入塔。1987年秋在清理塔基时发现这一收藏头发供养舍利的石匣，上有铭文曰：“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己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安、安乐二公主、郑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寺主妙藏，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
到景龙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宗还为寺塔题名：“大圣真身宝塔”，同年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杀中宗，谋效武后，宫廷斗争仍在发展，直到二年后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
这次迎奉佛指舍利，从长安四年(704)开始到景龙二年(708)还塔，跨越五年。但因中历的岁差，长安四年的除夕日为公元705年1月29日，景龙二年二月十五日为公元708年3月11日。因而实际时间三年零一个多月，并不是有人提出的四年之久。
从武则天到唐中宗，佛教得到了发展，佛教的社会地位，从唐初时的道一、儒二、佛三升格列到第一位。这一时期正处在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
武则天出身虔信佛教的家庭，在作皇后时接手对佛教的管理，一改高宗对佛教的冷淡态度，极力推崇佛教。674年，成功地废除了高宗关于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两种信仰地位平等，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权力之后立佛教为国教的第一步。
从宗法制度上讲，武周政权乱了天常；因此武则天为了对付政敌的挑战和加强统治地位，充分利用佛教，并公开宣布佛教在道教之上，以皇上身份屡次奉谒佛：史载
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释教有道法之上制》曰：“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庆数表于当今，本愿标于襄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弘五形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制颁天下，“自今已后，释教宣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
延载(694)证圣(695)间，华严宗三祖法藏于洛阳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讲到华藏海震动处时，恰好发生地震。以此事上闻武后，御笔答云：“省状具云，昨因敷演微言，弘扬秘赜，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动!披览来状，所畅兼怀，仍命史官，编于载籍。”
天册万岁元年，则天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从坑中引出，叫作“自地涌出”。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将于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坂作大像，税天下僧尼人出一钱，至长安四年十月，共募得钱十七万贯。
利用佛教加强统治是武氏政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武周时期佛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时寺宇广置，丛林如云，佛门壮观。
在武则天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其“自我实现”的不同时期里，佛教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武则天依靠佛教达到心理平衡，并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所以她事佛报恩带有必然性了。因此，武则天暮年崇佛，其动机、出发点既不是前期的祈福、求佑，也不是中期的利用，而是作为一个享尽荣华富贵的“至尊”，而同时又是被传统偏见视为“卑贱者”的女人对于佛的感激，或者说“还愿”。这就是长安四年迎奉佛骨的历史背景和武天则的心态，由此又决定了迎奉活动的规模之大和仪式之隆重。
三、唐德宗与法门寺
大唐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死，德宗李适继位，为代宗长子。德宗继位后，“初总万机，励精图治，思政若渴，亲民如伤”，革弊政，止榷沽，绝贡赋，颇有作为，致使“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并对割据之藩镇采取截抑政策，企图加强政权。然而结果是适得其反，激起藩镇之乱。
建中四年(783)，泾原军兵变，德宗仓惶出逃奉大(今陕西乾县)，朱泚乘机谋篡，李怀光又反并与朱泚和，德宗一度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及乱平，德宗还京后，忌宿将握兵太重，起用宦官分典禁兵。这样，藩镇未平，宦官又握兵权，从而酿成新的乱源。自此，唐德宗既无力削平藩镇，又招新祸，于是转而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乱上加乱，史称“贞元失驭，群盗箕踞”。此间，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罄国用不足以馈军，竭忆立未闻于破贼”，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局面，唐德宗束手无策，只得一面下诏罪己，另一面转而祈求于佛法。
然而从历史文献来看，德宗对佛教的态度并非初始就十分虔诚，史载：
大历十四年六月(德宗五月继位)规定，“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先和附马高怡给德宗献金铜像。德宗说：“有何功德?非吾所为。”退还之。
建中元年(780)七月，罢内出盂兰盆，不命僧为内道场。
这几件事说明，德宗在执政之初，由于励精图治，锐意除弊，所以并不热衷于佛法，甚至是抑制佛法的。
他没有打败藩镇的军事力量，只好从精神上想办法。贞元四年(788)唐德宗宣布：“朕以菲薄，托于王公之上，恭承天地之序，虔奉祖宗之训，遐想至理，思臻大和。”这便是说他要以“理”来求得天下的“大和”，而不再诉诸武力了。由于藩镇和中央控制的军队中都有许多信奉佛教的“胡人”。唐德宗为安定人心，不得不作出向佛教靠拢的姿态。贞元六年(790)正逢唐肃宗迎佛骨后三十年的“法定”日期，唐德宗乘机大作文章，迎奉佛骨到长安。
按照惯例开示并迎奉法门寺佛舍利入宫供养。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有记载：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
[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然而，随着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斗争的日益加强，朝官与宦官、朝官内部朋党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德宗面临推行中央控制藩镇及税法实行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困扰不已。
这次迎奉历时一月左右，一切均按常例进行，即先置宫中，然后送诣诸寺，最后复葬故地。对德宗而言似乎是循旧例，但那“倾都瞻礼，施财巨万”的场面于德宗不可能无动于衷，透过迎奉活动他看到了由先帝迎佛逐渐形成的宗教思想的巨大凝聚力。此后，他对佛教的看法开始发生了根本转变。
贞元七年(791)，即迎奉佛骨的次年七月癸酉，德宗幸章敬寺，赋诗九韵，题之寺壁。题为《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诗云：
招提迩皇邑， 复道连重城。
法筵会早秋， 驾言访禅局。
尝间大仙教， 清净宗无生。
七物非吾宝， 万行先求成。
名相既双寂， 繁华奚所荣。
金风扇微凉， 远烟凝翠晶。
松院静苔邑， 竹房深磬声。
境幽真虑恬， 道胜外物转。
意适本非说， 含毫空复情。
诗中极力推崇“大仙教”(佛教)所宣扬的清净无为，名相双寂的去欲出世思想。
此后，德宗与佛教的关系日益密切，是年，河东节度使李白良请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崇福寺讲《华严经》新疏(20卷)，德宗闻知，遣中使召入都问佛法大意。贞元十二年(796)又宣召礼迎澄观入京，请澄观于麟德殿开示《新译华严经》宗旨，德宗听了十分高兴；赞曰：“妙哉言乎，微而且显。”于是赐紫纳方袍，礼为“教授和尚”。又请澄观翻译乌茶国进奉的《华严经》后部分梵夹，始译曰：“帝亲预译场”。五月，又请澄观进京住终南山草堂寺撰《新译华严后分经疏》。贞元十五年，德宗下诏授澄观“镇国大师”尊号，进封“天下大僧录”，复又赐“清凉国师”的称号。
德宗与澄观的关系说明他对佛教态度的根本转变，同时又说明了大唐王朝迎奉舍利已非一般的法事活动，这以弘法为形式，以大唐政局为背景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思想教化运动，是大唐王朝的治政之术，虽耗费了巨次的财力和人力，但对于其安抚人心，巩固政权的作用不可低估。
四、唐懿宗与法门寺
在宪宗第五次迎奉佛骨后，佛教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武宗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似官居”政府与寺院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利害冲突越来越尖锐。会昌元年(845)下诏“废浮屠法”，焚烧红教，毁拆佛像，勒令僧尼还俗，是谓“会昌法难”。作为皇家寺院的法门寺也在劫难逃，甚至连佛祖真身也险遭厄运。
武宗崩后，皇太叔宣宗即位，再一次恢复佛法。下诏云：“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有资为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乘谬。”当时，李节在谈到倡佛政策的必要性时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悉矣，又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而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隽朗之士息心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虽从印度传入，但已在中国本土上扎根，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大影响，发挥着不容低估的作用。统治者一旦开禁，“久行其道”的中国人很快又公开信仰佛教，并使迅速恢复到了一定繁荣的程度。懿宗信佛笃诚，超越诸帝，所兴办的佛事规模最大的即咸通十四年三月的迎佛骨，《旧唐书·懿宗纪》的记载是：“四月八日(按：即佛诞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按；长安西面三门，南曰延平门，中曰金光门，北曰开远门)达安福门(按：皇城西面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与开远门东西相对)，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
十二月已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杜阳杂编》一书对此次法事记录更为详细，文曰：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得生见，殁而无恨也。”
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茸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为幡幢。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
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养僧，赐金帛各有差：仍(命)京师耆老、元和迎真身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竟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疏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噬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复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会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器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
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
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僧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与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
僖宗皇帝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三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俯首于前，呜咽流涕。
《杜阳杂编》与《旧唐书》，关于迎奉的记载完全一致，着实可信，这种宏大的场面是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前所未有的。在1987年塔基下出土的发愿匾和《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资治通鉴》等均也有记载“捧真身菩萨”手捧发愿文匾曰，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诞庆日记。
这是懿宗迎奉佛骨舍利的目的。
此次迎佛骨，自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八月应九龙山禅师益之请在法门寺“结坛于塔下”并造捧真身菩萨、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银金花锡杖等，至十四年四月八日迎入长安，到十二月僖宗诏还法门寺，是一次声势浩大，供品最多，耗费空前的迎奉，可谓集前代历次佛事侈靡之大成，禁军兵杖，香刹宝帐，无所不用其极，远非一般法事俨然国家大典。
咸通十四年迎佛盛况见于多种史籍。《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咸通)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诏供奉官李奉建、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同严香火，虔请真身。时凤翔监军使王景珣，观察判官王充成来护送。以十二月十九日自京都护送真身来本寺。以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归安于塔下之石宝。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天铢而斥映，积秘室以相鲜。仍高延鲁，内养冯全峰颁赐金钱绢等。
《资治通鉴》记云：咸通十四年春，三月癸已，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和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宝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懿宗迎佛骨的目的很明显，即为“百姓祈福”，甚至不顾臣子的劝阻，哲曰“生得见之，死而无恨”。自肃宗朝短暂“中兴”后，唐帝国衰颓之势已不可挽回，懿宗时代藩镇割据又加上宦官干政，边关亦不平静，使懿宗焦头烂额。
这次迎奉佛指舍利，既是唐代崇佛的最后一次高潮，也是法门寺佛指舍利在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面世。大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唐僖宗李儇下诏送还佛骨归法门寺地宫珍藏，随之供奉了数千惊人的金银宝物，而后立碑立帐，掩封了法门寺佛塔地宫石门，给唐代诸帝礼迎佛骨画上了一个句号。
法门寺从太宗“钦承灵踪，宿布虔恳“到僖宗送还佛骨，历二百五十余年。由此可见，法门寺的发展与唐皇室及唐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联。法门寺佛教的存在及发展状况也是当时全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五、结 语
法门寺以在唐代名刹伽兰如林的寺院中，能成为唐代宫室以外的内道场，被唐代帝王官贵以及民众视为圣地。主要是其蕴藏着佛教的圣物一佛指舍利而闻名于世，并在长安佛教及至中国佛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有其它原因，法门寺是西周的发展强胜之地，更是儒学的发样之地，北周宇文氏称法门寺是夺取政权的风水宝地，是灵瑞之所在的地方。大凡有其政治需要目的的帝王都有求其法门寺的佛祖保佑诸事得胜的心意和举动，使法门寺成为皇室官贵重视的宝地。它所奉藏的舍利在历史上多次被帝王大规模迎奉，造成巨大的影响。
北周以降，王室显贵纷纷前来膜拜、供养。隋唐时期，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骨舍利的特殊影响，加之帝王“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政治需要及其对佛教的重视支持，使佛教急剧地兴盛起来。佛教在国内的盛行实际上又是以法门寺为起点和标志的。因为此时这里已成为皇宫之外的内道场。既是皇家祈愿、供养的场所，又是诸帝迎奉佛骨的“护国”总道场。
据载，有唐代，从唐太宗贞观五年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法门寺的舍利曾七次被皇室迎奉朝野僧俗，争相观瞻，礼教者难以计数。可以说法门寺与唐朝的兴衰相始终。自太宗诏许开掘宝塔所藏佛骨之后，迎佛骨者有高宗、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送佛骨及修寺者为中宗、代宗、僖宗，涉及到唐朝的九位皇帝，外加武则天为十帝。唐代佛教的发展，通过诸帝的迎送佛骨，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反映出来。这种大规模的迎奉活动伴随着唐朝历史的发展，暗寓着佛教从衰微走向鼎盛叹趋于冷落的发展轨迹。
封建帝王的迎奉佛骨，带有极大的物质性及世俗性，从目的上来说，是处于对佛教的利用，当然也有迷信膜拜的成份。帝王出于个人的信奉和政治的需要多次迎奉佛骨，对唐代的佛教发展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在民间和统治阶级上层所唤起的狂热的宗教情绪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影响远非帝王所能料及的。迎奉佛骨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及宗教气氛对社会民众心理的影响使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始终保持连续不断。
总之，由于唐代皇室与法门寺的重要关系，使唐代佛教的发展在帝王重视、民众心望，各族不异的气候和条件下，得到了鼎盛的发展，根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由于唐高祖李渊对法门寺的熟悉与了解，并感恩于佛祖的“灵异”，他於义宁二年登上皇位后，便将成实寺改为法门寺。法门寺从此地位显赫。特别是对以后的诸帝迎佛起到了先祖有示的作用。(二)唐太宗李世民的礼佛起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幼年因疾患而随高祖李渊法门寺求佛，蒙其佛力其患得损，对法门寺已经形成了影响，李渊的“一心供养”而得天下，更使李世民对法门寺和佛教的影响加深，所以在*(左氵右韦)川征薛举时便先去法门寺向佛祖“灵踪”致崇，并度僧80人入寺，奏任在凤泉寺做杂业的宝昌寺僧惠业为主持。这就使法门寺的特立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佛教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他登上皇位后而敕准张亮开启塔基剖示舍利，这次盛况空前的剖示舍利活动，是由俗官张亮一手承办，僧人很少露面。这就揭开了帝王重视官使礼佛的开端。(三)法门寺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支持和扶持。他们给法门寺的特殊地位，使唐代的诸帝礼佛必须去法门寺迎请。当时存有佛骨的寺院并非法门寺一处。但后世的诸帝必须遵循先祖的意愿，唯法门寺不取。唐代八帝礼佛、七迎佛骨将法门寺的寺域和佛教发展不断推向鼎盛，使法门寺人人皆知，使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极盛。应该说是法门寺发展了佛教，反过来佛教又促成了法门寺的扩展与兴盛。(四)唐代的诸帝礼佛和七迎佛骨的活动过程，谱写了佛教历史的宏伟章节极大地发展了佛教文化。供奉所需的物器，促进了与佛教有所联系的金银器，秘瓷、丝绸以及雕刻制作艺术的发展，又使佛教的文化内涵溶于物器之上，使佛教文化的发展又一次得到了扩大。特别是唐懿、僖宗设置的唐密曼荼罗，使佛教的发展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给后世留下了研究不尽的佛教文化宝库。
综上所述，是唐代皇室与法门寺的亲密关系使佛教在唐代得以极盛的发展，在唐代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帝王重视、法门寺及佛骨的瘗藏、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缺一不可。由于法门寺具有三者并存的条件，才使唐代佛教从法门寺得以弘扬和发展。以至达到了极盛。
①“白石灵帐”，1987年在地宫发现，详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