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门寺国际佛教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何谓文化笔者曾在纷坛复杂的各种文化定义中，将其解说为：“文化乃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建构的各种方式和成果的总体”①。有人的交往实践活动，才有文化；文化因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而发展。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亦创造了人。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②，所以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既可内化为人的本质，人的任何交往实践活动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中进行，这就是说，人在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外化)，又是人自我创造的文化的内化，所以人是文化的人。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宗教意识产生于人的蒙昧时期，它是原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与自然界斗争中的观念创造物。十多万年前德国杜塞尔多夫城的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在他们所用的兽角、武器、饰品上，表明当时人已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有三具完整的头骨等，从殉葬的装饰品及撒有红色铁矿粉末来看，已有死后的信仰。如果说人类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而以铁矿的冶炼和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为文明时期的话，那么，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和山顶洞人都是蒙昧人和野蛮人；然而蒙昧人、野蛮人的宗教观念，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所制作的石器、装饰品，也是人通过劳动把主体的活动和人本身的意识、力量凝聚到对象物上，是对象化了的人的力量。这就是说，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虽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几乎与人类的石器时代的蒙昧人、野蛮人同步。
宗教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虚幻的观念掌握方式，是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和神灵世界的尊祟和信仰活动。由于原始人无力支配自然，相反受自然力量的支配：他们便把支配自身生活的自然力量人格化，作为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灵来崇拜，这便是自然崇拜。人的生活受自然力量支配，原始人认为人自身生产也受自然力的支配，一个原始人群体的存亡兴衰与人自身的繁殖有极大的关系，于是人把生殖器官当作生命繁衍的象征或神秘的支配力量之存在，便产生了生殖崇拜。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多处出土生殖崇拜的模型。由于原始人不能解释梦的现象，以及梦与现实的矛盾；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进而发展为祖先崇拜和各种图腾崇拜，他们把图腾作为自己部落祖先的动物或植物。
从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的发展，可窥见原始人宗教意识的变化。这三种崇拜的宗教文化的遗存，渗透到《连山》、《归藏》、《周易》之中③，而发展出墨家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④，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思维模式和思想结构。
从世界文化圈来看，一些学者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归因于文化的盛衰或兴亡。德国的施宾格勒(Oswald Speneler，1880—1936)把历史分为八个独立的文化。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雅典、伊斯兰、西方(浮士德文化)、墨西哥。英国的汤因比(Arna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把人类的文明史划分为二十六个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朝鲜与日本文明、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嘉丹文明、玛雅文明、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奥斯曼文明等。这些区分虽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对于世界文明影响最大、最广、最深沉、最长远的，主要可概括为四大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儒教文化，并形成四大文化圈。前三者都是纯正的宗教。儒教虽不具备宗教的形式和某些内容，如教会的组织和创世纪说等，但亦具有宗教的意识和宗教的情操。这四大教在现代社会都有其极大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可见宗教与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关系，而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为什么宗教或宗教观念会长期存在，且今后仍会存在呢?这是由于：
第一，人的终极追求、终极关怀都是为了人的自我解脱。现实世界的人整天忙忙碌碌，四处奔波，忍受各种痛苦、恐惧、紧张、诬陷、妒嫉、威胁、挫折等等，譬如佛教认为人生来就是苦，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是说人生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痛苦的过程。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人生的憎恨与喜爱，憎恨而烦恼，喜爱而悲伤。以及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这些苦汇合到一起便是五取蕴苦。佛教的人生终极关怀是以否定现实人生和世界，从人间现实世界的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追求进入永恒的、幸福的彼岸世界。即达到成佛的最高理想的“涅槃”世界。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在中国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上吸收古代巫术、鬼神信仰以及后来的方术，把掌握方术的人称为方士。汉时，方士又称道士，方术也被称为道术。并在佛教形式下，而演化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宗教⑤。道教沿着中国原始宗教的神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思路，它不是去否定现实世界和否定人生生命，想望未来世界和赞颂死亡。而是去肯定现世的现实世界和歌颂人生生命的无限。这与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为人生生命短暂，追求死后永恒的极乐世界和天国生活，大异其趣。道教以“道”为造化之本、神明之根、天地之元，有可能超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把现实世界升华为神仙世界，把现实人身羽化为神仙，以实现对于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生死的解脱。
儒教对于人生生命很重视，追求生，以生为乐，不以生为苦，与道教有共同之处。道教采取延长生命的方法，以求长生成仙为终极目的，又与儒教有别。虽儒教讲敬天、祭神如神在、畏天命、祈祷天等祖宗崇拜的信仰和宗教情感，但儒教“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怪、力、乱、神”等等，不关怀人死后的问题，也不讲死后永恒美好的、幸福完满的天国世界，亦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大异其趣、如果说这世界三大宗教，加中国道教的人生解脱学说，主要是通过外超越来实现其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的话，那么，儒教主要是通过内超越。儒教要求人生严格的心性修养，涵养须用敬，进学在于致知，如《大学》的三纲领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还有心性修养达到止于至善的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于是，儒教肯定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通过现实人内在的心性修养，而成为有高尚道德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圣人。
佛教的成佛、道教的成仙、儒教的成圣，这便是佛、道、儒三教的终极关怀和终极追求。
第二，任何宗教都要给人生指点迷津、引导出路。佛教的出世哲学、道教的延世哲学和儒教的人世哲学，给人们以下手处或着手处。然而，人虽是认识主体，但人对自我的认识就永远没有完结。譬如人生为什么哀老，为什么患不治之症，如何死亡等等。本世纪30年代有痨病(肺病)，现今有癌症、艾兹病等等。人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情感的快乐，逃避一切痛苦，希求生活幸福、长命百岁。但现实的人却往往多灾多难、多愁多病，衰老、疾病、死定是人人都不可避免的局限。生命短暂的紧迫，必定要死的恐惧，与人生生命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为了摆脱这个冲突，解除心灵的优患，或采取消极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及时行乐的纵欲念度；或采取积极的修炼，以延年益寿；或置托于方士求神仙、寻长生不老之药等等方法。从秦始皇派徐市入海求长生不老神药到汉武帝继续入海求仙药，历代帝王屡有效法，直至明世宗朱厚熜食丹药而死、道教的无形、忘形、气功、内丹、外丹、符篆，以求青春永驻、克服衰者、却病消灾、不死长生。以这种直接延续现实今生生命的方式来解决有限人生与无限天地的矛盾，使暂短的、有限的人生直接转化为永恒的、无限的人生。道教认为这就是人对自我最完满的认识。
佛教通过学习佛法。坚持修炼，建记功德，消除烦恼、染污、追求净土，以达到“涅槃”境界。涅槃境界既是对自我生命认识的完善，也表达了人们心灵深处追求全命延续、生命永恒存在和更高形态生命的强烈愿望。这种追求虽非现实今生的实现，”但却是今生的转化。今生向来生的转化，以及前生向今生的转化、虽有时间上的间断性，又有连续性。这样生命便处在前生、今生、来生的水不停息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之中。这虽不是现实人生生命的延续，但也是以永恒的，无限的人生解决暂短的、有限的人生的矛盾的一种分式，以满足人们求生的愿望。
儒教虽没有一套道教、佛教认识自我生命、抵抗衰老、疾病的修行方法。但却有一套修心养性的方法。包括主静、主敬、涵养、工夫等。以求达到自我心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教要求人的心理情感的中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渭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君子戒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其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或吾日三省吾身，……通过道德心性修养，以尽心知性知天，不仅达到对人自我的认识，而且达到对宇宙的把握。以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无限消解天与寿、有限生命与无限生命的矛盾。
儒、道、释都在人对自我认识没有究结的无限进程中，通过不同修炼方法，以求暂短、有限人生生命转化为永恒、无限的人生生命。这是三教的普遍愿望和要求。
第三，人对自我行为效果或结果的追求。人一出生，人便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处在不断的交往活动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交往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在汉语中，“活”代表生命、活力，是修饰动的。活动是人出于一定目的改造环境和改造自身以满足某种需要的过程。任何活动，包括物质活动、精神活动、政治活动等，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从事某种活动。譬如为了赚钱的目的，而从事商业活动；或为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借助于损人利己的手段，或为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惜泯灭良知，用无毒不丈夫的手段等等。然而行为的目的与从事的活动之间，或目的与手段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基至会弄巧成拙，或完全相反。于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总是渴望着在自己行为未开始活动之前，就预先知道自己行为活动结果的吉凶祸福。或者在未采取某种手段之前而能预测这种手段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特别在激烈竞争的时代，人际、社会、自然情况瞬息万变，人们所采取的手段、从事的活动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变动不居；很难预测。于是，人的行为目的与手段、活动之间便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迷雾，人们又强烈地企求解开这一层迷雾，于是卜以决疑、占筮先知等等文化现象便出现了。如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当时陈友谅号称60万大军，舟师20万，船队为数丈高的大舰，朱元璋相对势弱。刘基有预测未来的方术，他预测到东北风将起，以七只小船载芦苇并置火药于其中，募勇士冲入陈友谅以铁索相连的船队中，乘风纵火，结果陈友谅大败。这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刘基神仙方术的法力，而应归功于他气象知识的观察判断能力和统筹全局、把握战机的能力，但当时人都信其方术法力。
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人的主观愿望往往要求不衰老、不疾病、不死亡，但老、病、死又是自然规律，无可逃脱。虽儒释道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延续生命，但死是人一切局限性的归结。在这暂短的、有限的生命活动过程中，人们要求预先知道自我在什么时间、空间中有灾难、得病、死亡，怎样才能驱灾避祸，逢凶化吉。佛教讲因果报应，道教讲自然无为，儒教讲成己成物。三教虽都有各自普遍适用的逢凶化吉的原则和方法，但就某一具体人与事而言，还需要一种明确的指示，这是人心的普遍要求，于是这样的情况便出现了：宋赵匡胤、赵匡义微时，常与混沌道士饮，混沌醉言“金猴虎头四，真龙得其位”，这与赵匡胤禅位的庚申正月初四的日期相合。赵作皇帝后遍访混沌未得，十年后突然而至，赵匡胤对他说：“我久欲见汝决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年住?”混沌答道：“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赵于是“切记其语”，到了那天夜晚，亲御太清湖以望气。始时星丰月灿的晴朗夜空，赵十分喜悦，不久“阻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赵匡胤急急下阁，将晋王赵匡义延寝室，屏去左右，与之酌酒对饮，然后鼻息如雷霆，五鼓时死去⑥。果如混沌所预测。即使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时代，里根在任美国总统期间，据说亦曾求巫者预测。因此，人们对于自我行为活动后果的预测、先知，是人心灵深处较普遍存在的心现状态。人为的禁止、取缔，并不能断绝，而要很好的引导，科学地说明。
第四，人心理上的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矛盾，可以说任何人都在种种矛盾中生活，无时无刻、无处无所不无矛盾。同时宇宙万物(人亦包括其中)变化无常、运动不居。人暂短的生命，又历少年的无忧无虑、青年的奋发有为、中年的激烈竞争，老年的冷落孤独，使有限的人生形成一种精神的逼迫感、压抑感、恐惧感和孤独感，心理上的失落、失衡等。因此，人们需要在心理上、精神上寻找一个支撑点、宁静点，使思虑有所定，心理有所寄，精神有所归，灵魂有所托。这便类似于《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以求获得心理上的平衡，精神上的安慰。佛教引导人生冲决此种种逼迫感、压抑感、恐惧感、孤独感的人生情结，把人引向超越这充满矛盾的社会，超越人生，走向来世和彼岸世界。道教把人引向超越仁义、社会伦理以及种种矛盾，超越自然、社会和个人身心对自身的压制，而任其自然，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寄托。儒教以仁者爱人、成己成人、成人成物的胸怀和责任感，以治国和平天下为己任中，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寄托。儒、释、道由于人的逼迫感、压抑感、恐惧感和孤独感而产生一种依赖感；又由于人的生存意识、自尊自信而产生超越感。这种依赖感和超越感便产生了一种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而这种理想和信仰又往往反过来成为人们心理平衡、精神寄托的依据。在现代，一些人皈依某种宗教，并不一定真正相信某种神的存在，而是在上述各种感受后，寻求心理的宁静、得到精神的安慰，以至在某种宗教仪式中获得暂时的自我超越，得到精神上的休息。这便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宗教活动如此兴盛不衰的原因所在。只要社会矛盾存在，宗教活动便存在。宗教文化作为人类独特文化，亟需关注。
注 释
①参见拙著：《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9页。
②参见拙著：《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入学的省察》，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自我发现论》。
③参见拙著《周易与儒墨道》中的《周易与中国文化之根》，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27页。
④参见拙文《道墨与炎黄文化)，载《炎黄文化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⑤参见拙作《论汉魏—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和合流》，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260页。
⑥据宋人《湘山野录》、《云谷杂记》和道士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