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古代文化是在东亚圈文化盟主中国的隋唐文化的刺激影响下创造起来的。内外东西文化交涉史的研究者已经指了这一点。丝绸之路在7—9世纪达到了高潮，当时的罗马、西亚和印度次大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种遗产，传到了世界都市长安。现在我们可以从留存的遗构，遗物等来了解这种文明在长安开花结果的姿态。西安碑林，大雁塔，小雁塔，青龙寺址以及其他遗存物即是这种文明的结晶。法门寺珍宝遗物也是唐代长安文化艺术的精华，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素材。

    我国正仓院宝物主要收藏的是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天平胜宝4年(751年，唐玄宗天宝11年)4月9日，由圣武王皇发愿，东大寺铜造卢舍那大佛开光供养。天平胜宝8年(759)4月19日圣武天皇御崩，由光明皇后向东大寺奉纳了这些宝物。当时日本天皇的日常生活品当然包括每年定例仪式所用的祭祀用具，文房用具，游戏用具，家具和日用器具，医药用品以及大佛开光法会所用的佛教法器，约达二万件。其中大半是日本制(当然有很多是由当时来到日本的雇用技师，艺术家直接制作，或由他们指导日本工人制作)，也有不少是直接从中国，西域、西亚等地输入的美术工艺品。因此，正仓院宝物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很自然的了。这些器物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装饰圆样的意匠上有其多彩多姿。这是照搬沿袭了当时唐代长安的流行式样。我们可以逐一探其源流。就金银器来说，我国正仓院宝物之中，金制品器物一件也没有被收纳，但银器，部分镀金的佐波理青铜器有着其豪华的特色。关于贵金属工艺的研究，波·捷连斯瓦特《唐代的金和银》(《远东考古博物馆年报》第29期，1957年)BO Gyllensvard，T’ang Gold andSilVer，The Museum of Far Eastsrn Antiquities Bullelin No.29，1957，Stockholin．一文曾就正仓院宝物和流行世界的唐代金银器在器物形态和装饰意匠上作了比较研究。不论是东洋还是西洋的皇帝贵族，使用金银制饮食器具，是很自然的。但是宗教法会时用来作为盛纳供物的法器而留存下来的最完整的金银器，可以说是法门寺地宝的特色。

    正仓院宝物的饮食器具属于所谓金工品一类，其例收载于正仓院事务所编《正仓院的金工》(昭和51年3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刊)一书中。其中南仓18号三足金银花盘，特别给人以豪华的印象。银制六花瓣镶边上饰以牡丹花草纹，中央镂刻大型华冠鹿图案，细部雕镂。华冠鹿在唐代隋笔集《西阳杂俎》卷16广动植物之一中有所记载：“南康记云、合蒲有鹿、额上戴科藤一枝、四条直上、各一丈”，可能是表示一种祥瑞、在唐代受人喜爱。这种情况，在正仓院宝物中的红牙拨搂尺等器物中也能见到。如四足银盘1号—3号(南仓14号)上有镶边花纹，器壁上有线刻牡丹宝相花，这同法门寺地宝中的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在意匠上非常类似。法门寺宝物在形式上来说是用于佛教法会时的法器，金银盒子，鎏金银羹、茶碾子，银匙，银火筋、银香炉等，制作技术细密巧致。装饰意匠表现精美，而我国正仓院宝物，尽管是为贵族所用，因从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出发，匙、盒子、佐波理制器具等大多显得简单素朴。正仓院银薰炉(北仓153)和铜薰炉(中仓67)同法门寺珍宝大小鎏金银香囊比较来看，在构造、意匠、纹饰方面，如果说法门寺珍宝是正仓院宝物的祖型，亦非言过其实。香炉和薰炉从佛教法器转用于日常生活器具，上述正仓院宝物中的二例，很可以说明圣武天皇光明皇后生活的奢侈。我认为法门寺珍宝的鎏金银香囊是在佛教仪礼中焚香时用的，很能体现当时的风貌。法门寺珍宝中有正仓院宝物中未见的茶道用具，这同样也可被认为是佛教仪礼中献茶用的一种器具，是研究吃茶以前茶文化史的好资料。正仓院的薰炉饰有牡丹唐草纹，并配有狮子、凤凰的游戏图案。同样法门寺珍宝中也有牡丹唐草纹，并饰有双蜂，四蜂纹团花。法门寺珍宝鎏金双狮子纹银盒中可见狮子纹，唐代的雕金工艺中表现这种受人喜爱的动物，例子有很多。

    法门寺珍宝中有一套金银锡杖、银如意、金钵盂、银灯台、银芙蕖、银碗的法器。正仓院宝物中也有二件白铜头锡杖(南仓64)和铁锡杖(南仓64)。把两者加以比较的话，很有趣味。锡杖本来是僧侣比丘跋涉山野游化时的必需品，是用来抵防猛兽毒蛇的护身品，也是作为一种息杖，是采集植物矿物的携带品，后来成了法会仪式时以示辟邪的先导者用的法器。东大寺大佛开光供养时先导者(天皇)用的锡杖无疑是佛教仪礼时用的法器，法门寺珍宝中的锡杖也是作为辟邪守护之用而被埋入地宫的。从这一点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正仓院宝物中收藏有甲乙二件白铜柄香炉和甲乙二件赤铜柄香炉(都在南仓52)，法门寺地宫珍宝中未见有介绍香炉。柄香炉同薰炉，香囊不一样，是行道焚香时的必需品。西亚、伊朗等地的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景教、太阳神教等即很盛行焚香仪式。佛教进入中亚、渐次盛行，青铜制柄香炉可见于壁画和出土遗物，如勒柯克《中亚文化艺术史雕塑图志》(柏林，1925年，46页，图录11—14)。法门寺珍宝中有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银薰炉和鎏金鸿雁纹五环银薰炉，在形态意匠方面都很豪华精美，引人注目。前者的五足是在有角天龙的首部按上兽脚，造形奇拔，配以勾袋和组纽，装饰变化多端。正仓院宝物中有甲乙二件白石火舍和金铜火舍(中仓165)。前者白石火舍的青铜五足，为五头小狮子，呈口啄炉壁状，炉壁无饰纹，造型非常简单朴素，是焚香仪礼时从实用的角度考配而制作的。法门寺的薰炉是作为一种珍玩而被埋入地宫的。

    法门寺珍宝中有三件玻璃容器，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以前曾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工作，曾独自筹辨过《东洋古代玻璃展》，陈列了约二万件古代琉璃，将公元前二千年到十五世纪地中海到日本的各种玻璃遗物，按地区类别进行了比较研究，出版了《东洋古代玻璃特别展*(左彳中圭右见)目录1978年2月7日—3月12日》和《从东西交涉史的视点来看东洋古代玻璃》(昭和55年3月东京国立博物馆刊)二本小册子。中国古代玻璃的遗品有在洛阳金村出土的蜻蛉玉，汉代以后玉的模仿品如壁，带钩、握，蝉等很少。在日本没有隋唐时期的玻璃制品。我们只能从中国最近的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中了解一些情况。千福熹编《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刊，1986年)中载有二件带有气泡的青色玻璃盘，其中有一件底面线刻忍冬唐草纹和线带纹，中央有藏青色和白色棋盘纹饰，底衬线刻，一看便知是受伊朗隆珊朝影响的粟特人种的早期伊斯兰玻璃。描金刻花盘的中央。饰有八瓣花纹和萼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粟特人种的伊斯兰图案。其唐草纹的稚拙的运笔，带有地方制作的色彩。玻璃盘和刻纹是否是在同一时期制作的。不见实物，很难下结论。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八世纪在伊朗的乃沙不耳制作的。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广口绀白贴付文水瓶。这瓶的形状有可能是采用罗马吹口玻璃技术的伊朗萨珊朝的产品。正仓院宝物中有名的白琉璃碗(雕琢玻璃)、绀色琉璃杯等，已被证实是西亚  地区的制作品。是越过重洋传入日本的富知异国情趣的玻璃器具。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唐代的遗迹中，特别是以西安为中心的诸区域中、尚未发现与正仓院白琉璃碗同类型的完件或断片的遗物。唐代的诗人在胡姬酒肆中歌吟白琉璃碗和玉碗，无疑他们也曾手摩鉴赏过这些实物。有意思的是、韩国的新罗时代的遗迹中发现有类似形式的玻璃容器。从造形技法和成分来看，同西亚或正仓院的玻璃容器不一样，有很大可能是朝鲜半岛的制品。但玻璃原料那时已经传到朝鲜半岛是无疑的。法门寺地宫的广口琉璃瓶和正仓院宝物的绀琉璃杯有着同工异曲之妙。从壁器上贴付玻璃的技法和造形效果来看，公元4—5世纪地中海东岸的罗马，6—8世纪隆珊朝末期伊斯兰初期的伊朗高原，有可能已经开始制作这种玻璃容器了。总之，法门寺玻璃器具的起源，制作地以及传入的过程，尚有待于今后不断的研究。

    关于钴金三钴杵文阏伽水瓶，也见于正仓院宝物中。这种水瓶可能是注入阏伽水的一种法器。正仓院有三件佐波理制的这种水瓶，即有人面注口的水瓶(南藏25)，长首凤凰水瓶(南仓24)和带盖鼓腹水瓶(南仓25)，从形状，装饰意匠的豪华来看；法门寺水瓶制作精美。尤其是容器腹围三钴杵羯磨的制作技法特别引人注目。密教法具羯磨金刚，自唐代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从印度传人密教以来，成了唐代佛教的主流。这是密教呪术祈祷法会不可缺少的法器和装饰品。我国弘法大师空海于唐末804年(德宗贞元20年，桓武天皇延暦23年)入长安，就青龙寺惠果传授了密教。唐朝密教流行的盛况，*(左木右神)亮三郎《弘法大师及其时代》(昭和22年8月，创元社刊)一书中有详细论述。弘法大师请来目录中有密教美术品的项目，另外高野山金刚峰寺，京都教王护国寺有雕刻绘画和工艺品等。法门寺的阏伽水瓶，双凤文鎏金银棺内收藏的七重宝函，是代表当时密教图像和密教工艺的精髓品，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宝函的侧面有诸天部，密教菩隆像的浮雕，可为我们提供图像学的有关资料。

    我认为将有着世界性意义的法门寺地宫珍宝同正仓院宝物作比较研究，有助于更进一步地确定法门寺珍宝的学术价值。本文能作一参考资料，感到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