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基本评价和几点启示
佛教传处中国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对它的基本评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二、开创了中华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的先河，是世界文化和宗教交流史上的盛事、幸事。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中中华文化和印度天竺文化，在超越了喜玛拉雅山的地理阻隔之后，实现的同一等级文化间的双向交流。中国从此知佛教，印度从此知周孔。在此之前的秦汉之际，虽有邦交，但没有象这次这么成系统的宗教文化交流。
二、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平添了新鲜的文化要素、内容和文化功能。在佛教文化与本土儒道文化的接触融和过程中，使中华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三、为丝绸之路的繁荣，揭开了新的一页。使经过欧亚大陆桥为纽带和通途的中西方全方位交流，起到了探索，借鉴和促进的作用。也使中国在各个方向上的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了。二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综观历史，展望未来，我认为这一文化交流的壮举，对我们的启示有以下五点：
1.它证明中外文化交流，要有一个过程，包含着许多规律。关于文化交流，除过传播学意义上的过程外，许多规律，已被古人和今人所阐发。宗教文化的传播，既有一般传播学特征，又以其鲜明的智理性，信仰性，仪轨性而独具特色。语言和文字的沟通与翻译，教义的被理解，从“异端邪说”到“坐致太平”的工具，从民间信奉到帝信国仰，都有一个过程。揭示过程中的必然联系，就是揭示规律。
2.它证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特点，使佛教文化在中国得到二度创造和发展(宗派，特别是禅宗)，得到二度传播。中国东方邻邦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华夏东土传开去的。印度许多已失传的佛教文化的东西，在中国却有幸得到了保存和收藏。
3．它证明文化交流是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为基础的。
中国汉王朝的经济发展和军事上的强大和胜利，使张骞得以通西域，班超得以守西域。河西四郡的建立，使佛文化的传播有了一个比较方便和安全的地理走廊。
4.它说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研究佛教文化的根本目的。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通过正确认识和评价佛教文化的功用和影响，评价封建社会的宗教和文化政策，从中可以找到有益的借鉴。
比如对历史上发生佛幸和法难事件，从宗教利益去评说和从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观点去评说，就会大不相同。对于“三武灭佛”，帝王的动机和社会效果，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适得其反。封建社会的宗教调控政策，从盲目的失衡到支持与限制相结合，花费了一个很大的代价。
5．它说明，科学地宣传无神论，发展新时代的佛文化学，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任务。
我们不能限于已有的“凤毛麟角”而要造成一个“异彩纷呈”的局面，让地球上的黄飘带，成为世界向善，人心向善的新的纽绳。
二、关于法门寺开放十周年的基本评价和深化研究扩大开发的几点建议：
法门寺珍宝的发现和对外开放，已走过十年了。对它的基本评价，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1.这是中国和世界宗教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盛事。它使许多学术科目的研讨和历史悬案的解谜，有了新的依据和说法。“千年的文物会说话”，“一个文物都是一本书”，法门寺珍宝对佛教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2．十年开放的成果是显著的。表现在，一是法门寺博物馆的建设与法门寺地区的开放建设，同步进行，起到了重要的文物展览宣传作用。接待了中外参观者万人次，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增进了新的交流。二是以博物馆为主办或承办者，成功地举办了多次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和相关佛文化活动，成立了法门寺学术研究机构，组建了队伍，集结了一批专著和论文集册，制订了相应的规划、绘制了发展兰图。
法门寺文化，既有宗教，又有文化，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多角度联手研究和开发的特殊对象。
我认为要搞好这一工作，必须在深化研究和扩大开放上再下功夫；我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1．是把展示大背景(屏幕)与深化小专题结合起来。
这里有个“跳出法门外，回到法门中”，“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总体把握问题
我认为首先应注意从武川文化来看后魏文化，隋唐文化对法门寺文化的影响。对法门寺文化关系和影响最大的军政集团，就是后魏和隋唐政权的创立人。这些人，是由内蒙武川同一个军事集团发展而来的。从北魏、东魏、西魏——史称后魏的鲜卑族成员看，都是镇守长城北线的内蒙武川六镇的军人。不论是拓跋氏部，还是宇文氏部，也不论是娶鲜卑女为妻的杨坚的父亲杨忠，还是李渊的祖父李虎，他们都是代北豪杰，阴山“贵种”，后来成为关陇军阀，柱国重臣。武川对这些人来说，有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文化源渊关系。从北魏到东西魏，北齐北周，一直到后来的隋唐二朝，这期间，中国的政权，主要是在它们中间分割和传递的。所以从武川发源的后魏文化，对法门寺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者。
后魏文化是理解汉唐文化的一把钥匙，是联合汉唐文化的一座桥梁。不但中华源头文化在这里得到绳继，而且佛教文化在这里也得到宏扬。特别是佛造象文化，以大同(北魏初都，又名平城)洛阳(北魏新都，东京神都)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对唐及后世佛文化的传播，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早的佛文化传播，通过西域，河西四郡经关中(含法门寺)传到洛阳。北魏文化通过南下，也以洛阳作为汉化，改革的根据地。统治者通过佛文化，实现了胡汉融合，共建文化的目的，到武则天徙居洛阳之后，在法门寺与洛阳神都之间，建立了一条特殊的佛文化联系的通道。洛阳与法门寺的关系，充分体现了皇帝佛国的关系。
所以从后魏文化和武川圣地看法门寺，从洛阳这个聚合点看法门寺，就能找到大背景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
后魏文化与中华源头文化——炎黄文化的关系。在法门寺地区也很密切。不但因为这里是炎帝故里，黄帝所都，而且据领这里的统治者，也在此宣称自己与炎黄的血缘关系。
拓跋氏部宣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鲜卑族语称(拓即土，跋即后)拓跋就是土后，拓跋宏，改姓改制，迁都，奉行既尊重黄帝文化、又尊佛教文化的政策。而宇文氏部也宣称，炎帝是自己的祖先，宇文就是天君。宇文泰，宇文觉就是在宝鸡周原一带屯田兴周的。不但自己称周公，又改朝名曰北周。炎黄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宏扬。这也说明炎黄文化包含了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各民族的文化。
隋唐文化是后魏文化的下启文化。“唐延隋促”的历史，在法门寺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法门寺塔的缘起，到地宫的最后封闭，长达1100年间的活动，基本上是在以上这些文化氛围中进行的。
其次应注意从关中三铺，右扶风(大宝鸡的大范围，来看法门寺的区位。)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放眼寻找北魏文化的摩崖文化遗踪，在武功、麟游和南北山区县寻找更多的法门寺同谱文化。即站在柳泉，观察凤尔，醴尔。并注意在关中西部的丝绸之路的北道——泾河谷道，和南道——渭河千河谷道，征集更多的北魏佛文化实物。寻找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宝鸡的结合部。
对法门寺所在地的政区县——美阳县的县史和人物的研究，也应予以加强。美阳县初设置于先秦，延伸至周魏，地灵人杰。其中协助宇文氏改制的武功苏绰和其子苏威，既是美阳县公的封爵和袭爵者，苏威还是权重一时的宇文护的女婿。法门寺的变化，在美阳县的史志和人物传记中或许能找到新的证据。
再次，应对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再下功夫。对法门寺塔的起源历史问题，要根据从闻起源说和据实起源说，深化研究，正确排列育王寺、成实寺、会昌寺、法门寺、无忧五寺，重真寺的次序，精练概括法门寺不同于其它寺的显著特色(点)，注意从皇家政治寺院，真身珍宝寺院和国家拨款重修的古今结合的窟中含宫的寺院几方面，予以归纳宣传。还要对影响法门寺的人物“二王一师傅”，进行详尽研究；从拓跋育的小冢宰大将军，淮阳王临淮王的初修宝塔、权重一时；从自称金轮王的武则天女皇对法门寺佛舍利的政治和延生需要；从发迹于法门寺的康师傅法藏，在法门寺与武则天之间的中介作用，认识法门寺研究的历史背景。同时对佛教寺庙系列制度，也应予以归类小结，比如佛舍利获取传授制度，瘗埋制度，地宫开封制度，佛舍利迎送展供献赠制度，苦行僧制度，下发供养制度，寺院经济和佛(僧)务管理制度。另外对唐代宫廷崇密与法门寺地宫出土器物图像和舍利摆布之间的关系的合理阐述，也应予以进一步加强。
2．是做好科学评价佛教文化的地位作用与评价佛教文化传播中的负面效应问题。
应该对唐代的崇奢行为及其危害性提出批评，对进步官吏的尚俭主张予以肯定。对带有野蛮性，狂热性的苦行僧制度，予以揭露。连五代时都禁绝的“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常钳之类的幻惑流俗我们今天应该予以批评。
3．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扩大开发工作。
①把专家(同仁)的高层次的提高性研究交流与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普及宣传相结合，以学者成果促开发，叫做“走出史学界，服务新时代”。
②整理好博物馆的陈列作用，使展出和科研具有特色，用科研成果指导法门寺地区的佛教文化宣传水平和开发工作，克服纯粹的教义阐释和可能产生的皈依佛门的误导。在曼茶罗地宫的解释中，应注意对四曼全义的说明，防止变成迷宫、哑宫，特别应注意从正立的世界观(哲学)去纠正倒立的世界观(宗教)的不正确之处。
③在博物馆的文物内外展经费筹创方面，也应加强探索，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