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文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名称、制作地点，时间极为清楚，因而其历史信息准确而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些用物绝大多数是用于迎佛骨仪式之中。亦如于山二郎先生在九二年法门寺佛教文化学术会上所指出的，是使用于一次宗教仪式之中。这些文物中的这一特点以捧真菩萨表现得最为集中，因而最具典型。
对于这尊鎏金银菩的认识和研究已有数篇文章发表问世。对其深刻的宗教涵义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金胎合曼、梵文种子与绘画，及其与立体造像的完美结合都突破我们原来的陈见，甚至于吴立民、韩金科先生的“唐密”说也是以此文物为可靠依据。今撰拙文，旨在小题二作，一对其造型的来源作一考察，二是对其反映的历史背景及迎佛骨进程作一考宗。
一、菩萨造型源于唐代社会生活
就唐代及其以前的佛菩萨像而言，绝大多数为立像、坐莲、骑像、狮子等像，而像捧真身菩萨这样胡跑捧物状，实属罕见，因此从宗教仪轨内部寻求根源似乎很不容易。
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可资参考。《慈恩寺题名游赏》条下云：
讌 名大相识(主司在具庆)次相识(主司在偏侍)小相识(主司有兄弟)、闻喜(敕土宴)、樱桃、月灯、牡丹、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楼宝寿亭，定水、庄严皆有之，宝寿量成佛牙，田水晶函学，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跑捧(菩萨多是僧录成首座方得捧之矣)
由此可见，观看佛牙舍利是中第举人的一种殊遇，此俗至迟始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颇众。而佛牙舍利是用银菩萨捧奉，菩萨装藏于水晶宝函之中。而轮到举人观瞻时，还需要一名高僧跪捧，且多是衔僧录或首座这样高职僧人，只有这些高职僧人方有资格捧奉。我们同时也就看到，虽然中第举人以前所从事的其他活动是带有极强的娱乐庆典性质，而观看佛牙舍利则是神圣庄严的，因为就僧录、首座这样的高职僧人在当时是很少的。
定水寺位唐城太平坊西门之北，隋开以皇十年(公元590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经为慧能禅师以安立寺，寺有王羲之题额，并为张僧繇、解倩、孙尚的画。
文中“庄严”应指“大庄空寺、长安城西南隅永阳坊东半部、隋初置宇文弼别馆于此坊。仁寿三年(公元603年)，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为庄严寺，天下伽兰之盛，莫于此，寺内有佛牙，长三寸，沙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豫章王暕白杨州持入京，隋文帝改置此寺。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新修释迦牟尼佛牙宝塔，供佛牙于其中，一时香火隆重，唐诗人宋之问诗云：“豫游多景福，梵宇日生兴。”
中举进士要看佛牙，还须办手续，每人千钱，大约是优惠价了。
从上述情况看，地宫出土捧真身菩萨的造型及其名称的直接来源是后唐人瞻礼佛舍利这样的社会生活。
二咸通迎佛骨事决于咸通十二年延庆节
李唐皇帝被视为时间和空间的最高主宰，衣食住行过程中拥有很多专有名词，其生日就之名就五花八门，懿宗皇帝的生日名称为延庆节，咸通十二年是他即位的第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也是他三十九岁生日。这一年的生日非同以往，无论是皇室朝廷还是庶民村邑还一直为一件事情牵挂着，这就是岐州重真寺无忧王真身佛舍利被重新找到，大家上上下下还一直处于兴奋不已之中。自舍利于8月发现，朝野震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30年前，真身舍利已被武宗皇帝派人毁坏，不复存在，今重现舍利是实是谣，人们莫衷一是，后来才知道，武宗所毁为仿制品影骨，真身舍利并没有离开该寺。而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传说又回荡在人们的心中，是否开启地宫迎奉佛骨成为举国上下必然面临的问题。地宫文物表明，佛教界一直持赞成推动的意见。佛骨发现于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见载于法门寺志文碑。
此后，上都大兴善寺密教高僧智慧轮率先打制了一批金银宝器奉送给寺院，用以装藏供养佛舍利，且两函分别于闰八月十日和以后的闰八月十五打制，有名文载记，可见于两函正面刻文。
继智慧轮法师以后，又一个密教高僧智英法师又打造了一幅鎏金函供奉，事在十月，有铭文：
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鎏金 银宝函前面錾文，坚行一行：
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函底錾文：
大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佛法弟子比丘智英敬造真身舍利宝函，永为供养。
事实上，以智慧轮法师和智法师为代表的高僧的这些活动，对于社会和老百姓有一种引导宣传作用，而对于皇帝则带有鼓动和怂恿的作用。
对于唐懿宗本人的这一时期的态度，我们无从考察，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唐懿宗生日这一天，长安高僧们的活动达到高潮，这可以从捧真身菩萨的铭文和莲器藻井的墨书题记看到这一点。
菩萨铭文錾刻于菩萨所捧奉的莲花内金匾之上。
捧真身菩萨发愿文：
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追捧真身菩萨，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节记。
此文物未署明打造、进奉者姓名，但我们依据《物帐碑》内容可知其为比丘澄依所进献。
莲花藻井的题记如下：
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鎏金银宝函前面錾文，竖行一行：
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函底錾文：
大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佛法弟子比丘智英敬造真身舍利宝函，永为供养。
从上述两颢可以看出，至迟到懿宗生日这一天，迎佛骨一事已被确定下来，藻井中“将迎释伽牟尼佛真身”已表明了这一点。而捧真菩萨是作为生月礼物奉送懿宗皇帝的。
另外，据《佛祖统记》载，延庆节这一天，唐懿宗在德殿内道场举行了盛大的法会活动。儒、释、道三教代表进行了高层次的辩论和道场。
《佛祖统记》云大中八年敕三教首座辩充左街僧录，僧彻充右街僧录，直到咸通十一年在庆渡延庆节的麟德殿法会上，僧彻不再任僧录。《宋高僧传·僧彻传》云：“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麟德殿召京城僧道卦内讲论，尔日稳述皇猷，辞辩济亮，帝深称许。而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可谓折衡异论者，当时号为‘法将’。帝悦，敕赐号曰‘净光大师’，咸通十一年也。续录两街僧事”。
《佛祖统记》卷四十二云
咸通十二年十一日延庆节，敕两街入麟德殿，讲论佛法，赐左街僧录清澜慧照大师，右街僧录彦楚明澈大师。
众合综合两书所载，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咸通十一年延庆节始，僧彻不再任僧录一职。但鉴于他的学问和声誉，还依旧顾问两街僧事。
《佛祖统记》未载咸通十三年有麟德殿法会活动。但我们知道，咸通时代的内道场就在此殿内，而捧真身菩萨则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延庆节确举行法事活动，且在延庆举行佛事法会似为一种定例。统记云：“十二年，上幸安国寺赐知玄国师沈香宝座。上于禁中设万僧斋，自升座为讚呗，有长眉梵僧来应供，受*(左口右宗)毕陵空而去。”(《大正藏》卷49)接下来便有接记录了咸通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事。而咸通十三年的延庆活动未载记，因此这种迹像都表明了咸通十二年延庆节将迎佛骨活动确定为此后的事大活动项目。
三法门寺的密教法缘
惠果与贞元六年的迎奉佛骨
惠果是唐代著名高僧，是密教寺院青龙寺的大和尚，在唐代密教史上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影响。《旧唐书》、《资治通鉴》和《佛祖统记》都记载了贞元六年正月诏迎法门寺释迦佛指骨，二月送归的活动(而释氏疑古录)而记为贞元四年是不正确的)。作为德宗的有名高僧，不可能不参预这一活动，背以上正史，佛教史都未明确记录这一点，但《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则记述了这一点：
“贞元五年奉敕于当寺佛殿口令僧祈两，第七夜两足，各赐绢一束，茶十串，表谢。奉于右卫(衙应为街之误)迎真身入内。
这就表明，作为密教高僧的惠果早在公元790年就已经参预主持迎奉佛骨事。
端甫法师与元和迎奉佛骨
为世界汉字书法界称道的《玄秘塔》的传主就是端甫法师。碑开门见山地指出：“玄秘塔者，大法师端甫灵骨之所归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赵氏，世为秦人。”并形容其形貌为“高颊深目，大口方口，长六尺五寸，其音如锺”，十岁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十七岁正式度为比丘，*(左上上左下豕右籴)安国寺，具威仪于西时寺照律师，禀持犯于崇福寺升律师，傅雄识大义于安国寺素法师，通涅槃大旨于福林寺崟法师。端甫成就非凡，经律论无敌于天下，囊括川注逢源，会委滔滔然，莫能济其畔牟矣，德宗皇帝常出入禁中，顺宗皇帝深仰其凤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客。“法师”符彩超迈词理乡栖，迎合上旨，天子益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大不思议事”，碑文从历史大背景记述迎佛骨事：
“当是时，朝廷方削平区夏，缚吴斡蜀潴猪蔡荡郓，而天子端拱无争，诏和尚率缁属，迎真骨于灵山，开法场于秘殿，为人请福，亲奉香灯既而刑不残，兵不默，赤子无愁声苍海无惊浪，盖参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将欲*(左显右页)大不思义之道韩大有为之君，固必有负符玄契欤!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标表净众者凡一十年，讲涅*(左礻右上隹右下又)唯识经论，位处当仁、传授宗主，以开诱道俗者一百六十座；运三密于瑜伽，契无生于悉地。”
碑由江南西道都团練观察处置等使，朝*(左昔右殳)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休撰，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兼判院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权书并篆额。和尚开成六年(841)六月一日西向示灭，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廿八日建碑于长乐南原，谥曰大达，塔日玄秘。裴休作为一个尊崇佛法的朝官，并至相位，与当时崇佛大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对当时颇有影响，《剑析隋唐史》云说：“侫佛方面首先是裴休。”(第724页)
对于大达法师功德虽有溢美词采，但可视为信史。从此碑我们知晓(一)端甫法师确主持迎奉佛骨；(二)显密兼弘，主持内道场私殿法仪，为密教仪轨。
赞宁《宋高僧传》内容与此碑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其资料应来于此碑无疑。
悟达、僧彻与安国寺
元和元年，敕沙门端甫录左街僧事，沙门灵遂录右街僧事，又诏沙门知玄入殿问道，赐号悟达国师。(《佛祖统记》卷四十一)，可知，悟达国师亦为宪宗所亲近崇奉。
知玄，字后觉，俗姓陈，眉州洪雅人，七岁遇居邻宁夷寺法泰法师。后隋本师入神京进入四海三学这人会萃的资圣寺，于安国寺学唯识，于象耳山诵《大悲呪》，武宗皇帝近道教，下禁佛令，但玄法师却被诏，卦皇帝生日聚会，与道门论辩，大忤上旨，闻者股，左右失色，仇王良见机乃密劝页《祝尧诗》，意蛮愤微解，但并嘉其见识口辩，宣宗朝回长安宝应寺，在皇帝寿昌节上讲讚，赐紫咒裟。署为三教首座。帝以旧宅建法乾寺，诏玄居寺之玉虚界。在振兴佛教，重建寺刹之事上：玄有力焉。《高僧传》赞法师为翻译佛典显密三藏的全才翻译家，此译甚高。
又据《宗高僧传》卷三，可知，悟达国师的傅尚有满月法师，而满月为西域胡人，务在翻译传播密教瑜加法门，悟达好学，很快掌握梵文汉语：“悉昙八转，深得幽趣”，后请翻译初唐禁翻的密呪，后合作译出《金刚悉地》、《陀罗尼集》等密教典籍，可知知玄法师也是显密兼弘的大师。
《宋高僧传·僧彻》又告诉我们，僧彻则是知玄法师的真嫡学翮，亦为密教，显密两者兼弘之人。
在我们此文篇畅不长的叙话中，我们已多冶言及安国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两唐书、通鉴及段咸式《西阳杂殂》中都不约而同地讲到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法门寺真身八内供养三天后，第一个出宫后供养的寺院便是安国寺。安国寺只所以享此殊荣大约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密教因缘，二是皇家内道场，且位置。地宫均特殊。
安国寺，有时又称为大安国寺。原为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立为寺，以其本封为安国相王之号，故取此名。《南部新书》云：“长安名德多聚安国寺。”《宋高僧传》传主《正、附)共人，尽其资料所能，囊括了从东晋到北宋前期的作者认为佛学造诣深、弘法有绩、影响颇大的高僧，而在这一较长较大的历史时空中，入正传的安国寺僧人则达12人(这其中尚不包括知玄法师这样的大法师》，与大兴善寺等为入传最多的寺院，而加上其曾学习、云游驻锡的两教法师则不胜纪计，且为显密兼弘的大寺院，该寺子邻恒入肃宗内殿应奉，开元三大土之一的不宽重译密教《仁王护国》《密严》等经时，子邻等分职证义，并与良贲润文。该寺僧乘如“应左右街临坛度人，弟子千数，终西明、安国二寺上座”等等不一而足。安国寺僧才济济，法器星灿，从而也成为佛教学术之一大核心寺院。《宋高僧传西明寺圆照传》(卷十五)载
(代宋)时遣内给事李宪诚宣勅，勾当京京城诸寺观功德使军镇大将军刘崇训宣云；“《四分律旧疏》、《新疏》宣令临坛大德如净等于安国寺律院佥定一本流行”两街临坛大德一十四人俱集安国寺，遣中官赵凤诠勅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木斋食并果实解斋粥一事，已上应副，即于安国寺供僧慧澈、如净等十四人，并一供送充九十日斋食，用茶二十五串，滕纸绝墨，充大德如净等佥定律疏用，兼问诸大德各得好在否?又勅安国寺三纲：“佥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辄不得入，违者录笔奏来云”。
此二，不仅如此，该寺政治地位高并近十六王宅。《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卷10云：
“先天之后，皇太子幼则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附范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
简言之，十六王宅属安国寺原来之东苑。寺东为十六王宅，西则为通向东宫、太极宫之望仙门。唐玄宗勅以寝殿之材建安国寺弥勒殿《佛祖统记》卷53，德、顺、宪三朝帝王亦经幸之。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1)安国寺为最抵近宫城的内道场。
2)自惠果早在公元790年(贞元六年)始，密教高僧就交任唐帝王之国师，掌秘殿法仪，主持迎佛骨仪式，这一点似与密教重形象启示、三密加持弘法手段有关。显教高也参加迎送佛骨，因要采取严密而又繁缛的密教仪轨从而使密教高僧成为迎送佛骨的主持者，前述于咸通十三年供奉舍利之宝函、菩萨反映了密教内容：智慧轮造两枚金银函，虽为素面，但“上都兴善寺阿阇梨”之称谓却明示其密教高僧，因而可以说，在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四之前，智慧轮、知英澄依等密教高僧对迎奉佛骨起了积极的宣传鼓噪作用。此外，依上述情况，我们似乎可勾勒出密教的传承血脉：
金刚智 一行 义真(青龙寺)
惠果→义操
善无畏 不空 海云(静住寺)
满月→悟达→僧彻→觉辉→光业(安国)→端甫
智慧轮→绐明(兴善寺)
名下划线者均与迎佛骨有直接关系，或参予成主持其事。在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铜锡杖上端柄上有四行四十一字铭文：
“僧弘志，僧海云，僧智省，僧义真，僧玄依，僧志坚，僧志文，沙弥愿思，弟子李甑，薛氏父王惟忠，母阿李为从实”，从而可知，作为密教道场的青龙寺，也有人参预了咸通十四年的迎佛骨。
另外，作为密教僧人的澄依和智英的寺籍现不明。
从此关系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青龙寺大和尚惠果主持了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正月到二月的迎佛骨后，从元和十四年和咸通十四年的迎佛骨承办寺院改为安国寺；分别由端甫和僧彻实际主持此活动，也就是说，在晚唐两次迎佛骨中，安国寺系中坚力量。如果此说成立，加上政治身份的不同，从而使我们知道，在晚唐中日佛教界享有崇高威信的并对咸通迎佛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兴善寺智慧轮阿阇梨未能进入《物帐碑》和《志文碑》所列的迎佛骨的僧团名单之原因。
进一步推想，作为无官衔的高僧，智慧轮作为兴善寺僧人很可能参予了此项活动。衣物帐系人善与僧觉支书。志文碑为僧彻所撰。
还有，上列表系似乎给我们又一启示，是密教第四代以后的传承关系。我们找不到满月、智慧轮与惠果之间有何关系也不知道满月和智慧轮之间有何关系。也看不出端甫的上下传承关系。如果，其间没有实际关系，我们尚可如此推想“惠果以后的密教传法是以寺为单位进行各自发展，整个密教界似乎没有了神圣独尊的领袖，只是由于僧澈一方面身在安国寺，另一方面又是内殿首座，地位和影响相对突出而已。
还有一个疑问是，满月和智慧轮是在三大士行惠果密教基础上弘法，还是从天竺另携密教新法?此尚需进一步勘证。
小 结
捧真身菩萨的造型源于晚唐实际生活，从而表明密教像佛教的其它宗派一样，也随时随地地存在着中国化过程。
法门寺的迎佛骨直接由长安内道场主持。
法门寺在晚唐迎佛骨过程中出现浓郁的密教气息，不是偶然的，而是存在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晚唐迎佛骨的主要承办单位是御用内道场安国寺，该寺僧人为主要组织者。青龙寺、兴善寺、静住寺等都有人参加。
从天元三大土特别是不空被尊为国师以来，密教僧人被赐封为国师者代不乏人，从而不断地巩固了他们在秘殿内道场僧团中的较高学术和政治地位，从而表明了密教在晚唐的繁荣，在唐宫的流行并似乎占主流地位。这是密教僧人主持迎佛骨之根本原因，另外密教重视外在直观教氏的特点和三密加持重视仪规、仪式的独特思想，也是他们得以主持唐代最大法事活动迎佛骨的技术性原因。
惠果以后，密教处于继续发展之中。密教各寺各有特色，兴善寺作为密宗根本道场，以译经显著，青龙寺以弘传密法显著，安国寺以学术研究，并向统治阶级核心人物宣传佛法为特点，而法门寺则成为舍利供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