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越窑“秘色”瓷误解为五代吴越王钱氏专为烧进供奉之物，民间不得使用的说法，当在宋代。但南宋赵令时的《候鲭录》已经指出：“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种历史上的误解，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了。问题是，为什么把唐越窑称作“秘色”?是否所有越窑器都可称秘色?“秘色”两字指何而言?似乎还存在着疑问。

    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重建于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的发掘，出土了十四件瓷器，其中有一件白釉葫芦瓶、一件白釉碗、一件青釉八棱净水瓶、七件青釉碗、六件青釉盘、碟。(见《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而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则书明“……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

    实物和文字记载同时出土，这就必然促使国内、国际陶瓷学界的十分关注。

    从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釉碗、盘看，所谓“秘色”是指那种青中泛湖水绿色而言，唐许浑《晨起二首》诗中所提到的“蕲簟曙香冷，越瓯秋水澄”(全唐诗528卷)应该指的就是这种颜色。那么，越窑是否都是这种色调呢?当然不是。从传世和出土的大量实物和标本看，唐、五代的越窑器，绝大多数都是青中闪黄的“艾色”。南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得出：“越乃艾色”的结论，正是由于南宋时人所看到的绝大多数越窑器都是青中闪黄的“艾色”。而那种“秋水澄”色是极为罕见的色调。如果把“秘”字直接指认为青中闪湖水绿的色泽看待，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那么，这两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秘色”应该是指“稀见之色”。这不仅是从法门寺塔地宫的出土文字和实物所作的推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字书中，早已可找到结论。

    “秘”字，按中国古代的字书，应作“柄”的解释(见魏，张揖撰《广雅·释器》)。至于现在通行的秘密的“秘”字，正确的书写应是“祕”字。明·张自烈《正字通》说：“祕。从示从必。俗从禾，作秘·伪。”因此，现在通行的“秘”应是祕的伪体。从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也作“秘”来看，祕伪作“秘”在唐代已十分流行。

    “秘”除了作“秘密”、“封闭”的解释外，还可作“希见为奇”的解释。《文选·西京赋》有“祕舞更奏”，薛注“祕当作“希见为奇”解。这是最好的明证。

    唐代越窑瓷器，其色泽绝大多数是青中闪黄的“艾色”。而青中闪湖水绿色的秘色瓷烧制成功，应该说是越窑装烧工艺上的重大跃进。

    承朱伯谦先生提供上林湖贡窑窑址出土的唐秘色瓷标本，由张福康先生经手进行科学测定，并以之与上海博物馆提供的典型唐代越窑“艾色”玉壁底碗碎片科学测定数据进行比较：

    注：还原率(％)=FeO(％)／Fe2O3(％)X100

    从测定数据看，在胎、釉的化学组成方面，秘色瓷和艾色瓷在总体上十分相近，只是秘色瓷胎、釉的K20和Na2O含量都比较高。Fe2O3和TiO2都是变价原素，对烧成气氛和冷却过程中的二次氧化相当敏感。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秘色釉中的Fe2O3已有54％左右被原成FeO，而艾色釉只有4.5％左右，两者的还原率相差10倍之多。FeO含量高，使釉呈青绿色，FeO含量低，则使釉呈淡黄色，在积釉处可以看到釉本身的直正色泽。

    秘色釉器所以能达到严格控制还原气氛的效果，这和当时装烧方法的改进似有密切的关系。上林湖贡窑发现装烧秘色瓷所有的匣钵系采用与胎泥相同的原料制成，只是颗料较粗，在装烧时还用瓷釉封匣钵口(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第2、P477，上海古陶瓷科学研究会，1992年)。采取这种措施，可防止烧窑冷却阶段中，由于冷空气的渗入而产生二次氧化，从而防止釉色发黄。这种讲究的技术改进，恐怕是和贡瓷有密切关系。

    湖水绿色越瓷的出现，是十分珍稀的，在文人们的笔下，就用古雅的词汇“秘色”来美誉它，正好像(文选·西京赋)中，把一种少见的舞蹈美誉为“秘舞”一样。这样，文人们就逐渐的把“秘色”作为对越窑瓷的一种美称了，北宋末，徐兢奉使高丽后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他在当地见到的中国瓷器中，就有“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的记载，至于他所见的越窑器是否都是青中闪湖水绿的色泽，当然是不能妄加推测的。只是在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列作“秘色瓷”的十三件器物中，也并不全是青中闪湖水绿的色调，而却有个别青中闪黄的“艾色”器在内。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既是一种美称，就不一定能绝对化的看待它。

    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中国原始青瓷在距今三千年的商代就已烧造，而成熟青瓷的出现，也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但在唐代以前一直没有受到文人们的太大重视，直到唐初欧阳询撰《艺术类聚》的“杂器物部”所谈到的“杯”、“椀(碗)”之类的器物时，只提玉、象牙、金、银、琉璃、玛瑙、金错、车渠(一种玉石)等，就是没有提到过瓷碗、瓷杯。

    瓷器在士人间的获得青睐，很可能和中唐饮茶之风大盛有密切关系。从中唐开始，南越、北邢的瓷器备受上层社会的注目，这是由于社会对瓷器生产质量的要求，而瓷器生产在社会的要求下其质量也必然有提高。

    中国的青瓷，在古代其生产基地以今浙江地区为主。历史上青瓷的生产似乎有过几次起伏：商、西周的原始青瓷，从已发现的实物看，数量不多，但施釉、烧成的质量却很好，但到了春秋时期，数量有所增加，然而施釉、烧成都不大完善，而出现青中呈黑色斑块状。战国原始瓷的普遍特征是釉层较簿而釉色青中偏黄，这显然是控制还原气氛不佳的因素。东汉成熟青瓷出现以后，三国吴和西晋时期，以今浙江为主体的青瓷生产处于高峰时期，但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在数量上生产青瓷的窑场东、西、南、北全国各地都有出现，而质量上却没有太高水准的制品。隋及唐初，中国青瓷生产仍处于低潮时期。中唐以后，以南方的越窑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白瓷构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高潮。以越窑来说，秘色釉的出现固然是越州窑瓷器的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即使非湖水绿色的艾色釉越瓷，同样处于十分高水平的地位。那是由于在唐越窑以前，中国的青瓷在釉层上说，都偏重于光泽度，而从唐越窑开始则更着眼于釉层的玉质感。所以说，具有高度玉质感的越窑器，即使并非青中闪湖水绿的秘色，而是青中偏黄的艾色釉，同样是十分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