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陆龟蒙这首诗篇，古往今来使上林湖与秘色瓷这二个名词紧紧地连在一起，博得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崇敬和向往。瓷器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与创造，对上林湖越窑秘色瓷的研究，首先值得赞誉的应该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默默无闻地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古代上林窑工。

    上林之名最早见于《嘉泰会稽志·典祀》，在上林仙居山梁大同元年(535)建号上林院。”从现有史料和已出土墓志铭分布范围及记载，迟至唐咸通七年(866)已经出现了上林乡。其范围大致东接鸣鹤，西达梅川，南到大山，北濒大海。由于古代上林乡一直地处慈溪余姚二县交界，所以历史沿革屡有变更，但隶属关系自唐以来大部分时间为越州所辖。按唐代陆羽《茶经》“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古代窑以州名，故称越窑。

    1987年筹建文保所开始，笔者便进驻上林湖分管此项工作，在皮到山窑址调查时，发现一件北宋青卧足残盘。该盘胎质细腻，釉色青绿，盘内划花，盘外刻字，惜铭文残缺，仅存：“上林窑(自)……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监……(交)代窑民……”器底刻有：“其灶囗……”。显然上林窑址并非指上林湖窑，其区域应该包括古代上林乡所辖的；今属匡堰镇的古代银淀湖，桥头镇的的上林湖，上岙湖，鸣鹤镇的白洋湖等周围大片窑场。确切地说：上林窑她是一处“唐宋时置官监窑”独特的庞大窑系所在。某些巨著短文，调查报告，不按客观事实，至今还称余姚上林湖，或者笼统称作慈溪窑，余姚窑，可见都有不妥之处。

    上林窑有多少窑工谁也说不清，经文物普查以来，发现古银淀湖周围有窑址34处，上林湖周围125处，上岙湖周围3处，白洋湖周围12处，以及古代上林乡外围的数十处，每处窑址中地下埋藏几条窑床未经发掘，无法考证。但从取土拣泥，园坯制钵，刻花施釉，入窑烘烧，直到包扎装运等一整套工序，可见昔日上林窑，几十里彻底不灭的滚滚窑烟，高温下洒流汗血，辛勤劳作的古代窑工，广博的生产、生活场面的无可置疑的。这一座座堆积如山的窑场遗物，便是最好的历史佐证。如果以世界之最作为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那末上林窑烧造模规之大，延续历史之长，产品质量之高，纹饰釉色之精，在古代窑址中称得上举世无双。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这片先人留下的极其珍贵的巨大文化宝库，这里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动态；可以找到中国越窑青瓷从创造、发展、繁荣、衰落的整个历史航程；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窑工用汗血智慧凝聚的艺术结晶，可以寻觅古代多少窑工的爱与恨。

    中国古陶瓷研究先躯，古窑址调查的开拓者陈万里先生，他走出书斋，奔赴野外实地考察，一改明清以来学者资料抄袭之风，为后辈古陶研究开创了风范，并结出了丰硕成果。其中在《越器图录》中指出：“本来吾人对于古代的绘画，所谓顾凯之吴道子等等仅能凭着一点文字的记载来想象，来揣测，来悬擬，而最可靠的凭据，还是从敦煌千佛洞以及新疆所出土之壁画及绢画发现以后，才能确实证明一个真的面目，现有越器上所给予吾们的，虽则是几片残余的画面，已经足够拿来证实了有唐末叶五代以迄北宋初期这一个时代里的作风。这在考古学上艺术史上该有多少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陈老先生对越器饰的考据与赞叹，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林窑工，但是，他将上林湖唐宋时期瓷片中绘画艺术与尊为画坛师祖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和被奉为中国画圣的唐代画家吴道子相提并论，足见他对古代上林窑工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已经引起了何等的重视。

    陈老先生对越器纹饰高深研究，精辟论述，无意中却将越器文字忽略了。笔者自《越器图录》一书受到启迪后，从文物普查开始，便注意对窑址中出现的文字和纹饰采集、整理、研究。仅以文字而言，涉及有：墓志、纪年、记事、记数、吉语、以及窑工姓名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字体奔放、手法自如、表现形式不拘一格，所见标本虽属上林窑场沧海一粟，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去斟酌，去审视，都将使人得益匪浅。现以窑工方面内容公布诸公参阅研究，并以窑工与贡窑和秘色瓷谈一点相关的粗浅认识，望指教。
    
    从以上三表排列整理，总共69例刻划姓名，上林湖窑67例，古银淀湖窑(雉鸡山)1例。自洋湖窑1例。显然上林湖占绝对成优势，如此悬殊，一方面笔者管理上林湖文保所得地理之便，对上林湖窑调查要远远多于其它窑场，另则银淀湖古代已废弃，早年民居在窑址建房遭叠压，破坏严重；第二，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窑址不易找到窑工刻划姓名，而只有简单的记数文字。

    若将刻划姓名按器物排列，可分为窑具和产品二大类，其中窑具51例，青瓷器18例。窑具作为当时窑工的生产工具，器表刻划姓名，目的是便于识别窑内不同火候之间窑工产品的不同装窑位置，因而姓名往往都刻在匣钵柱面上的一个匣钵盖外壁，此类作为判断当时窑工姓名看来问题不大。而青瓷器则是一种商品，器表刻划的姓名能否全部可称作窑工值得考虑，有可能是买方向卖方加工定烧故意刻上自己姓名，或者另有所谓。例如五代至北宋窑场常见丁字，在调查中曾见“乙、丙，是姓丁的丁，还是甲乙丙丁的丁?唐代大型残器内壁刻“擂烧”，瓷质匣钵刻“俞”及粘连产品“俞程”，五代细线划花残盘器底刻“巧手工……岁六月十九日记”此类器大致可确定窑工无疑。所以说器皿中姓名既不能绝对肯定，也不能绝对否定，此中之迷值得大家来深思来探讨。故此，要寻觅窑工、研究窑工，当前最好线索是窑具。

    将51例刻划姓名的窑具，按时代排列，汉代1例，唐代40例，五代至北宋10例。按质地排列，瓷胎31例，粗胎20例。按采集地点排列，黄蟮山窑址(编号C上Y26)9例，司角斗窑址(编号C上Y66)8例，余为后司岙、荷花心、扒脚山、茭白湾等。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1.刻划姓名者，上林湖窑场居多，尤其是黄蟮山，司角斗二处窑址更多。2.窑具居多，尤其以瓷胎匣钵居多，同样是黄蟮山，司角斗名列榜首。3.唐代居多，又是黄蟮山、司角斗二处。

    通过整理所得出的二点结论，并接合1973年上林湖村民何德招捐献的凌倜青瓷墓志罐“光启三年(887)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的记载，解答了贡窑遗址到底在那里，这个考古工作中应该解答的问题。墓志明确记载：“贡窑之北山。”很自然寻找贡窑遗址便在此墓葬的山南面。通过全面调查和分析比较后，认为司角斗，后司岙此片窑区刚好与墓志记载方位相符，其实司角斗之名当地一般合面为一统称后司岙，因为窑址规模大，遗物堆积如山，又俗称剩子山(当地匣钵称剩子)，该窑场座北朝南，山势平缓，场地开宽，东临上林湖，这段湖岸线俗名埠头，古往今来流传着上林湖青瓷通过这个埠头内销外运，贡窑充分显示着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举目环顾、狗胫山、燕子巢、皮到山、茭白湾诸大型窑场如列星座，如果说要寻找“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想必非大埠头莫属。

    贡窑，这是一个显赫而又耀眼的名词，可见她与其它窑场肯定有不同之处，瓷胎匣钵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根据调查，在上林湖沿岸所见最密集的唯有黄蟮山、司角斗二处，其它窑址虽有但少见。采用瓷胎匣钵目的，推测窑方是为了器皿与窑具内外火侯与收缩保持一致，防止变形，从而保证提高成品率和釉面光洁度，装窑时均采用一钵一器覆叠匣钵柱，并对每一个匣钵弥合之处外壁涂上一圈釉，为什么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造成匣钵之间的密封程度，使烧成时保持气氛稳定，便于有效的掌握器皿釉的成色和质量，秘色之“秘”可能源出于此，而不是以色泽为衡量标准。但是，这样做往往造成了匣钵之间粘连，窑址中不少刻弃匣钵正说明这一点，据此开窑后，有的必须敲损匣钵后才能取出成品，如此不惜工本地烧造产品，更显得贡窑秘色器之珍贵，这可能就是贡窑与一般民窑的区别所在。

    从上林窑工姓名来探索当时贡窑与非贡窑关系，窑场遗物中，刻划窑工姓名的窑具所占比例极少，而且绝大多数窑场不易发现，可见古代窑工，他们自幼随师随父学艺，住茅房，钻窑洞，顶风寒，冒烈日，俗话说：天下三件苦，打铁、做窑，磨豆腐。艰苦生活可想而知，想求学读书更是一种侈望。粗匣钵中简单而又粗犷刻划字码和符号便是最好的例证。但是黄蟮山窑址中多次出现“马、马公、马使、马公受”等刻划姓名，司角斗窑瓷业生产，确实存在着某些资金雄厚，文化素质较好，技术力量较强的窑业主。他们可能雇请工匠独户经营，或者多户搭烧，“徐庆记烧，罗业师记”似乎又可作为一种手工业主的标记来分析，窑址中同时期还可见到粗胎匣钵多件罩烧器物，说明贡窑所生产的瓷器并非全部是贡品，而是少数民窑受命烧制的一类特殊产品，尤其是“行、号”的出现，更证实贡窑不是官窑，而是技术力量较强，规模较大的特殊民窑。

    贡窑产品的面貌如何?这在考古界也是颇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上林窑晚唐时期大部分产品，无论是胎质，造型、釉色，纹饰都非常精致，从瓷胎匣钵中粘连的单件罩烧产品与同时期粗胎钵中单件罩烧产品对比，几乎难分彼此，可见瓷胎匣钵高昂使用代价，随着聪明窑工使用经验的不断总结，逐步认识到小小瓷质垫圈同样可以起到瓷匣钵所起的各项功能。所以说瓷胎匣钵只不过是特定时间，特定窑址所反映的一种面貌，贡窑所生产的秘色瓷，概括地说，便是瓷胎匣钵中单件罩烧的优质产品。

    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碗、盘、瓶、碟等共14件瓷器，《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记之为“秘色瓷”，这对唐代青瓷制作技术、陶瓷考古断代，秘色瓷的风格特征等方面研究，提供了绝对可靠的参照物，这批稀世秘色瓷出土，国内外专家一致公认是越窑产品，作为唐代贡品，显然是贡窑产品无疑。

    1988年笔者根据上林窑工标本整理，来探索贡窑的生产关系，曾对此又作数次专题调查，在司角斗窑址瓷胎匣钵的堆积中，发现了一件大型器盖残片，该盖直径大致40厘米，高10厘米，盖面细线划花，盖内刻有“……通十三年春。按“十三年”(871)，唐代唯有懿宗李漼朝，虽时代比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秘色瓷咸通十五年早二年，但是按常规知识，从制作烧造过程到装运进贡去千里迢迢的京都长安，然后由唐懿宗赐给法门寺，二年间隔时间恰好相符。这一重大发现，对法门寺塔地宫秘色瓷与上林贡窑之间的相互印证提供了实物依据，说明法门寺千古称绝的秘色瓷出土，产地就在上林湖，使这一历史之迷得到了圆满解答。

    庞大的上林窑系，贡窑有几处?从“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一语窥探，贡窑应该同其它窑场有区别，否则青瓷墓志断然不为以此作座标，可以断定当时贡窑决不为很多，但也不至于一处，既然这处是“当保贡窑”，或者解说为当地这一保的“石贵保贡窑”，不管怎么说，上林湖出土的青瓷墓志中，陆续发现有“一渎保，山北保、使司北保……”这些保是否还存在贡窑?值得探讨。经多次专题调查和综合分析，黄蟮山窑址作为上林湖内又一处贡窑是无可非疑的，与司角斗窑相比，无论从时代、造型、胎质、釉色、纹饰、烧造、烧造工艺，以及瓷胎匣钵中众多窑工刻划姓名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二处窑是晚唐时期上林窑的杰出代表。还有古代上林乡的雉鸡山窑也是不容忽视的，此处因早年建邵岙村扰乱严重，在调查中，其南山面也有相当数量的瓷胎匣钵湮埋在地下，瓷胎匣钵器壁还发现“八半、锁记等刻划文字，以及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一模一样的葵口平底盘，且诸多产品通体内外施釉，色泽光洁滋润，质感类如碧玉，是唐人“千峰翠色”佳句的极好写照。

    马克思曾说：“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社会关系的指事物。”上林窑场遗留的大量珍贵文化遗产便是最好的实物例证，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已率先完成了陶器，原始青瓷发展到青瓷的历史过渡，从此以后，为中国制瓷文化揭开了新的一页，究其内涵蕴藏着多少窑工的智慧与毅力。例如1987年在黄蟮山东汉窑址中发现的一件器壁刻“徐师有”窑工姓名的垫座，从其刻划笔道的书法水准来看，或者根据该窑址出土的器物来看，都可以得出结论，他是一名中国古代著名工匠。近日笔者有幸见到《余姚彭桥黄氏宗谱》卷之首一段记载：“江夏宗谱跋：黄氏以汉迁越来，宗法严定荣族，撅声越东，分布越州慈水，明州上林创建事业，窑业流入东海，功名不忘先世，作为图谱以贻后人，其贤可知。时天佑(907)四年九月乏吉。”可见黄氏先祖，自汉以来便在上林创建事业，为中国的制瓷业默默无闻地辛勤劳作。延至晚唐五代，窑址中出现的“徐庆记烧，罗业师记、马公受、姚蒲奴，吴成，魏文，魏李，郑元，巧手王”等一大批优秀工匠，他们代表了上林窑的的辉煌历史，为秘色瓷的创造与发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杰出的陶瓷工艺家。而巨著《中国美术辞典》却把“监越州窑务”的督陶官赵仁济张冠李戴推崇为陶瓷家，如果上林窑工九泉有灵，岂不贻笑大方。

    人民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对古代窑工的研究，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古陶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阅《中国陶瓷史》总觉得如此资料翔实的巨著，纰漏了古代窑工为人类创郜财富，推动历史前进这一丰功伟绩，作为史籍，此中欠缺，更待补记。撰此文之目的，就是想通过《上林窑工》的研究，来研究贡窑和秘色瓷，来探讨中国瓷文化的内涵，从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想通过此文，对深受封建社会压迫的古代窑工，为人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能在历史上得到应有的评价。愿他们的不朽功勋，激励后人，名垂千秋。